更新时间：2024-09-20 22:03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作家阿摩司·奥兹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首次出版于2002年。小说中奥兹通过描写父母、祖父母两代人的经历，重建了祖辈的东欧世界，对已经逝去的东欧犹太世界吟诵了一曲挽歌。同时，他在审视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进程时，把一向在以色列生活与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边缘化身份凸显出来，并展示了在以色列这个移民国家中西方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拓荒者与幸存者、本土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不同身份认同，在个人命运与集体身份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
《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年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最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Prof. Gershon Shaked）讲过，奥兹(Prof. Amos Oz) 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语，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奥兹《我的米海尔》（译林出版社，1998）和《黑匣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H. Plaks）称这些挑战正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最好考验，也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我慢慢地感受到奥兹，一位十多年前便已经相识、并在同一个系工作四年、曾抽出多少个清晨课前一小时帮我解决《黑匣子》中翻译难点的师长，慢慢向我走来，通过我，向他所向往的中国大陆的读者倾诉心声。感谢奥兹在我翻译此书时的鼓励与帮助：慷慨地允许我随时参考他和剑桥大学德朗士教授（Prof. Nicolas de Langer）密切合作翻译而就的英文译本（Chatto \u0026 Windus, 2004），并把一份近半尺厚的希伯来语复印书稿赠送给我（在此之前笔者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一本希伯来文原版《爱与黑暗的故事》，Keter，2002），上面有他给英译者的眉批手迹，包括难点解释、翻译建议与删节提示，而我在翻译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复印读本。，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书中原始注文一一予以标示，未加标示者均为译注。译文与注文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妥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并海涵。此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对书中所涉猎的文学作品一并参考了相关中文译本，谨向相关作者与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初和奥兹谈起接受译林出版社邀请决定翻译奥兹时，奥兹曾经许下一个美好的承诺：“等《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际，我将赴中国和你一起庆祝。”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外文所的邀请，奥兹终于在2007年8月踏上他所向往的中国大地。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在这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中，奥兹先生不仅写了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百年历史，而且始终把这个家庭——犹太民族社会的细胞——置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产生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惊人效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显示了奥兹先生作为小说家的卓越才华，也为世界文学的同行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光辉样本。奥兹先生不仅仅是个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社会问题专家，尽管他没有刻意地表现小说之外的才华，但这部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语言科学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学养和眼光。译林出版社与外文所在涵芬楼主办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首发式，多家媒体竞相采访，一时间文坛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奥兹热。
大凡优秀的作品，均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七八年过去了，中国读者对奥兹的这种热诚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退，他们不间断地发表对《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看法与评论，对译文予以多方鼓励与建议，并以各种方式呼唤这部巨著的再版。作为译者和希伯来文学研究者，我深为广大读者的热诚感动。在2014年新版《爱与黑暗的故事》即将付梓之际，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读者厚爱，感谢译林出版社的旧友新知多年来执著地坚持在华语世界推介奥兹所付出的所有心血与努力，再次希望我与译林出版社和奥兹的书缘能够继续下去。
钟志清 2013年岁末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坐下来读我的书。
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我写《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
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没有找到谜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读者，若是你希望在读过五百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罪，那么最好去读别的书。
有些人撰写回忆录或自传为自己开脱，证明自己的敌人有罪；或者证明作家本人一贯正确，其反对派永远错误；或证明作家是一个出色的人，倘若他并不出色，便会归咎于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厌的双亲，那么无人可以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痕迹，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丝毫也找不到。我写书并非是跟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我来告诉你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写书并非是跟父母告别。相反，当我觉得看见父母仿佛看见子女，看见祖父母仿佛看见孙儿孙女时，我才开始写。确实，在家庭悲剧发生之际，我父母比我现在的两个女儿还要年轻。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写这部书，怀着怜悯、幽默、哀伤、讽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写此书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前耶路撒冷王国的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卡尔·马克思和阿图尔·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
不，《爱与黑暗的故事》既非回忆录，又非传记，它是一个故事。比如，当我写父母，写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当然不能以研究为依据进行写作。我只能问询我的基因和染色体：亲爱的基因，请把死者的秘密告诉我。基因向我讲述了一切，事无巨细—毕竟我的基因与他们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20 世纪30 年代来到以色列。《爱与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情形，同当时统治那片土地的英国人、同后来试图毁灭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抗争。它并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说，而是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侮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单恋欧洲，或单恋东方，单恋《圣经》时代的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或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黑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后是我们，犹太人。
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我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我母亲讲四到五种语言，但他们非常严格，只教我希伯来语。在20 世纪40 年代，他们不想让我懂任何欧洲语言。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
整个童年，父母都在告诉我，我们的耶路撒冷王国成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将会来临，不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真正城市”是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甚至特拉维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说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式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
我将告诉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我们有许多东西要探讨，我们确实有许多东西需要争论。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更新我们和欧洲谈话的那一刻已经来临—并非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谈论现在与未来，也应该深入谈论过去，但有个严格条件：我们始终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
我非常高兴能把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尽一点绵薄之力。
译序
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出版于2002 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德朗士教授的英文译本在2004 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 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文化奖”，于2007 年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最近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这部五百多页的长篇小说把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重思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涂满“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时，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就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这种移居与迁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上认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受到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德国人—尽管有阿道夫·希特勒—比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更有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有文化，而英国人在他们心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王国，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哭墙赫然、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出现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经历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 ）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于做作家和学者的梦幻，去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儿辈的肩头。
儿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迪了他丰富的文学想象；父亲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因为“我”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父亲本人通晓十几种语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 ）。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被认作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ghetto) 即隔离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从以色列还没有正式建国之时便对新犹太国的国民提出了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以色列建国后，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化、历史现象，而且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作第三圣殿—以色列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罗斯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样子形成强烈反差。并且，他们应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失为粗鲁，在战场上则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熔炉理念要求青年一代不仅热爱自己的故乡，还要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足踏大地。他们即使讲授《圣经》，也不是传授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中某些章节里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不畏强暴的品德。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崇的现在，便奇异般地结合起来了。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史”。
《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教育之家，那里也讲授《圣经》，但把它当成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许多经历流亡的旧式犹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学者、成为家族中第二个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父亲，把这种教育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危险，他决定把儿子送到一所宗教学校。他相信，把儿子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孩子即使在那里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前一种教育，则会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兹。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不断。借用美国学者吉姆拉斯—劳赫的观点，以色列犹太人具有深深的负疚感：为在两千年流亡和大屠杀时期听任自己遭受苦难负疚；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旧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负疚；为将穆斯林村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负疚。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展开，只想举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时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如同父亲；另一次是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的的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可能使后者终身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来教育模式也在倡导培养新人和土地的联系，对通过在田野里劳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奖励与表彰，那么令中国读者熟知的基布兹则成为新人与土地之间的桥梁之一。早在20 世纪60 到80 年代，奥兹的基布兹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等）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坚定不移，往往把给大地带来生命当作信仰，甚至反对年轻人追求学术，不鼓励他们读大学。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洲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适。奥兹的父亲虽然不反对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他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对基布兹及新型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把新移民统统送到那里，彻底治愈大流散与受迫害情结，通过在田间劳作，铸造新希伯来人，然而却因自己“对阳光过敏”、妻子“对野生植物过敏”，永远地离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旧式犹太人，也在考验着新希伯来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他柔肠百转，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地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奥兹的母亲在他12岁那年自杀，这件事对奥兹的心理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奥兹对母亲范尼娅所作的详尽描写。《爱与黑暗的故事》完成于2002年并出版。
阿摩司
主人公阿摩司出生在巴勒斯坦，属于“本土以色列人”（ The Sabra ）。确切地说，“本土以色列人”指的是出生在巴勒斯坦或自幼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代表着一种虚构的霸权身份，反映出欧洲犹太复国主义奠基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集体期待。犹太复国主义教育理念希望新移民与流散地的家庭断绝联系，希望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语言、记忆与文化。在这方面，小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例证。小主人公自幼在家中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是欧洲教育，他并不否认犹太人的过去，而是对其全部拥抱，甚至自喻：我身在东方，我心却在遥远的西方。但他在学校接受的则是浸润着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堪称“犹太复国主义培养出来的温顺成果”。
范尼娅
阿摩司的母亲。范尼娅婚前就读于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曾经也有过某种包法利夫人式的幻想。但是，一旦正式进入婚姻生活，每一个犹太女性就只能成为一只挂在客厅里的笼中鸟，她们的世界里只有家庭、丈夫和孩子。“我妈妈过着孤独的生活，多数时间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除了她的朋友，也曾经在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读过的莉兰卡、伊斯塔卡和范妮娅·魏茨曼，妈妈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任何意义和情趣……”家庭中，她是失语的；城市里，她没有更多的朋友；记忆中，只有死亡的消息；看到的，也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战争。生活的阴沉和忧郁最终使范尼娅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疼——忧郁症。“要是父亲关掉了所有的灯，她则害怕黑暗；要是他不关走廊里的灯，则更加剧了她的偏头疼。显然他快半夜了才回来，情绪高涨，但羞愧难当，发现她依旧醒着坐在椅子里，干枯的眼睛凝视着黑暗的窗户。”偏头疼造成了她的严重失眠，丈夫的出轨无疑加剧了这种痛苦，希望与爱情就此破灭。
在我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正在成熟中的少女。
——阿摩司·奥兹
不可磨灭的记忆——那刻骨铭心的悲悼。
——《纽约时报书评》
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奥兹已经证明了他是我们最精妙的作家之一。
他以无止境的深刻和宽广，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场景，并且避免教条式答案的诱惑，使他那些问题的范围无限深远。
——《华盛顿邮报》
用希伯来语作为光辉的工具，为文学艺术、为准确地揭露我们时代最全球性的紧迫现实问题做出了贡献。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授奖词
阿摩司·奥兹，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王国。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台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着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并获多项重大文学奖，包括“费米娜奖”“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和2007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奥兹不仅是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
我认为《爱与黑暗的故事》具有《圣经》般的宽容与诚实，这是奥兹先生一个人的“圣经”，但我希望它能成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圣经”。因为，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自己的灵魂的秘密。
——莫言
这部小说精妙之处在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被无限深远地没有答案地展现，唯有巨大到无言的悲怆和沉思。
——池莉
我要把《爱与黑暗的故事》拍成电影。母亲自杀，奥兹花了很长时间去构想种种情境，探问这件事为什么发生，这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
——娜塔莉•波特曼
我自己也记不得我给多少朋友推荐过奥兹了，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林出版社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译介了奥兹。
——毕飞宇
奥兹先生用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深重却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 阎连科
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作家，我推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阿摩司•奥兹。
—— 池莉
他的每部小说里都在讲述爱——这种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实际上越来越稀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空气，是如何被我们每个人渴望，如何被我们每个人所梦寐以求。
—— 邱华栋
2016年4月17日下午，好莱坞巨星、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娜塔莉·波特曼在开幕当日以导演身份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她携处女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亮相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现场。这是本届北京展映最受瞩目的一场放映活动，开票当日，仅十秒钟票券便已悉数售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