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3 14:20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ocijalistička Federativna Republika Jugoslavija，马其顿语：Социјалистичка Федеративна Република Југославија，斯洛文尼亚语：Socialistična Federativna Republika Jugoslavija），是1945年至1992年存在于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为贝尔格莱德。为多民族国家，政府奉行联邦制，由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一党执政。由于该国承袭有着“第一南斯拉夫”之称的南斯拉夫王国，因此另有别名“第二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941年4月，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南斯拉夫之战。南斯拉夫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43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在联邦制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南斯拉夫．1945年5月，南斯拉夫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同时也取得了南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45年11月11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南共为首的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同年11月29日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分裂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后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和波黑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经济与社会概况复杂多样。经济方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劳务合作、生产合同和共同投资生产等多种合作形式，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工业方面也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和大型联合企业使得工业得到发展。社会方面，民族、语言和宗教极为复杂，包括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等主体民族，拥有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及多种语言；存在一定历史矛盾，进而产生文化中央集权主义与文化分离主义的冲突，并导致全国文化的分裂。教育方面，自1947年以来，文盲率大幅下降，中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生活水平方面，政治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如5天工作制和自由出国旅游等。文化方面，19世纪早期形成了民族文化团体“玛蒂察”，社会主义时期文化水平大幅提升，艺术博物馆、戏剧节等成为文化名片，涌现了许多优秀文学家和诗人，媒体产业也展现了南斯拉夫文化的多样化和国际影响力。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南部斯拉夫人跨越多瑙河定居巴尔干半岛，形成了25个部落联盟，并与土著部落融合，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国家。9世纪，南斯拉夫王国境内出现了中世纪小国，接受基督教，并吸收了罗马和拜占庭的文化传统。
14至15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并统治了巴尔干半岛长达五个世纪。18世纪起，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巴尔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逐渐摆脱奥斯曼的奴役。
1878年的《柏林条约》瓜分了巴尔干半岛，改变了巴尔干国家间及列强在巴尔干的力量对比，使奥地利势力增强，最终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的火药桶”。20世纪初，局势依然复杂，部分领土仍受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观点，强调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战争，主张联邦共和国联盟。之后，塞尔维亚王国人口增加、领土扩大，军事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关于建立某种南斯拉夫国家的热情重新燃起。并且南部斯拉夫人开始把建国愿望寄托给塞尔维亚人。
1914年一战爆发，巴尔干地区国家加入协约国作战。1917年通过的《科孚宣言》呼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建国。1918年，塞尔维亚军队与协约国军队彻底击败保加利亚军队，贝尔格莱德解放，帝国主义国家奴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结束。
1918年夏天，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士兵和农民联合起来反抗奥匈帝国，成立了“绿军”。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资产阶级政党集会，商讨建立民族自决问题，并建立了临时政府。10月29日，克罗地亚脱离奥匈帝国，建立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家。11月，塞尔维亚政府、萨格勒布中央国民委员会和南部斯拉夫委员会达成协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家。12月1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式成立。
1918年至1941年间，南斯拉夫政府更迭频繁，共计39次。大约有40个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活动，但都是保皇派。王国初期，南斯拉夫有9个较大的主要政党，分别是：塞尔维亚激进党、独立民主党、民主党、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斯洛文尼亚天主教人民党、波黑穆斯林党、塞尔维亚农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其中，塞尔维亚激进党是最大的政党，该党领袖尼科拉·帕希奇主张强调中央集权制。而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以斯捷潘·拉迪奇为首，反对中央集权制，主张分权，希望克罗地亚成为一个共和国并加入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度。斯洛文尼亚天主教人民党以及其他一些政党也反对建立单一民族政府的做法。
而在1920年的制宪议会选举中，亲塞尔维亚势力大获全胜，中央集权制思想占据优势。
在19世纪90年代至1918年期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逐渐形成并开展了广泛的活动。1920年，该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党。1920年底，王国政府禁止共产党活动，共产党进入地下活动时期。
1921年，南斯拉夫王国通过了《圣维多夫丹宪法》，宣布王国为世袭的君主立宪政体。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对此不满。1928年，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遇刺身亡，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激化。
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发动政变，实行独裁统治。全国分为9个巴昂辖区，以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1931年，国王颁布新宪法，恢复国民议会，但国王的权力依然有增无减。最终在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在法国马赛被刺杀，随后其10岁的儿子彼得二世继位，并成立了一个由8人组成的摄政委员会辅佐政权。彼得二世的叔父帕夫莱亲王（Pavle Karađorđević）被任命为最高摄政王，拥有实际权力。
1934年，约瑟普·铁托（Ј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获释，并于1936年底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书记，1937年成为党的总书记。铁托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尽快迁回国内，与群众共同经历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不盲目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禁止党内派系活动；党的活动经费不应依赖共产国际的资助，而应在国内筹集。随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莫斯科迁回国内，并立即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1938年底，纳粹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侵略。南斯拉夫王国宣布“中立”。1939年，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面临侵略威胁。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年3月26日，南斯拉夫王国加入轴心国的消息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各大城市的工厂和学校爆发大规模示威，反对政府的卖国行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此时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反战行动，揭露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英美也向南斯拉夫王国发出警告。3月27日凌晨，南斯拉夫发生军事政变，首相和外交部长被捕，摄政王帕夫莱亲王被放逐。政变后，彼得二世国王宣誓就位，成立新政府。而对于南斯拉夫王国的政变，希特勒发布了入侵南斯拉夫之战的“第25号指令”。4月6日，德国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轰炸，4月13日首都被占领，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撤离，全国陷入混乱。西莫维奇政府企图逃往国外，4月14日，军队发布了无条件不抵抗的命令，次日，国王彼得二世逃往希腊。4月17日，南斯拉夫与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投降后的南斯拉夫国家惨遭肢解，马其顿和科索沃地区被保加利亚占领，斯洛文尼亚被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瓜分，黑山则变成了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德意还在南斯拉夫建立了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
而南斯拉夫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及各族人民群众，早在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时期就对王国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不满，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而在南斯拉夫沦陷后，当占领者和南奸卖国贼到处实行大屠杀和大恐怖的时候，他们也将希望寄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身上，期待南共来领导他们赶走敌人，解放祖国。在他们的支持下，1941年夏天，在原南斯拉夫王国崩溃和沦陷后不足三个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就作出了武装起义的决定，打响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
而之后，南共领导人约瑟普·铁托也领导着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轴心国在1941年至1944年间进行了持久的武装游击斗争。
1943年11月29日，铁托于亚伊采的会议上宣布将游击活动中建立的政治领导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立为临时政府，并否定了流亡的王室政府，并在会议中决定国家将采取联邦制。
1944年6月16日，铁托与王室代表、前克罗地亚省省长伊万·舒巴希奇达成了《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将双方政府合并。1943年意大利投降，1944年苏联击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苏联红军开始支援南斯拉夫游击队。1945年初，苏军猛攻南斯拉夫的德军，德国战败，撤离南斯拉夫王国。
战争胜利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与流亡的南斯拉夫王国王室政府组成了联合政府，并在1945年3月7日成立了南斯拉夫民主联邦。1945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民主联邦进行了全国普选，南共为首的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并于1945年11月29日宣布废黜君主制度，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拉丁字母：Federativna Narodna Republika Jugoslavija，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西里尔字母：Федеративна Народна Република Југославија，斯洛文尼亚语：Federativna ljudska republika Jugoslavija）。
南斯拉夫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一手抓政权建设，另一手抓经济建设，其注意力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并在该时期学习苏联模式，全面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和有组织的五年计划。
1945年下半年起，新南斯拉夫开始改革货币制度，取缔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活动，取消了农民欠国家的债务，特别是通过了土地改革和实施农垦法；1946年12月5日，颁布了关于私人经济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最终使得南斯拉夫42个经济部门的所有较大的企业、70%的地方工业，以及全部银行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和90%的零售商业都收归国有。
在土地关系上，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根据1945年8月23日颁布的《土地改革和农垦法》没收地主土地、取消农民外债，同时在保留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化的农民合作社。而到了1953年5月27日则通过《全民所有制农业用地基金和分土地给农业组织法》正式在全南斯拉夫范围广泛建立了社会所有制农场。
到了1947年，南斯拉夫工农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于是从1946年下半年起，南共中央和南联邦政府便开始以苏联五年计划为蓝本，着手制订五年计划草案。
1947年4月28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1947-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但由于该计划对农业、轻工业的投入较弱，又加之外部关系上与苏联交恶导致南斯拉夫国防投入增加，最后导致了南斯拉夫一五计划未能按期完成。
在1945年-1949年，南斯拉夫恢复国民经济和初步开展计划经济建设的初期，国家集权的管理体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国家机关权力的增大，有些部门的管理人员滋长了官僚主义，甚至滥用权力，专断横行，使一些工人重新陷于无权的地位，同时中央集权过多，也不利于调动各共和国和各地方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战后的南斯拉夫国外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苏东国家的围攻，使得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陷入困境；而国内又有沉重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历史旧账，再加上1950年南斯拉夫又遭到严重旱灾，导致一些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因此不满情绪增长。
1950年的南斯拉夫面临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需要努力探索有别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这时刻，南斯拉夫共产党及时研究和总结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和经验，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改革国家集权的管理体制，放弃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发展制度，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将生产单位（即企业）的管理权让给该企业的职工，并让该企业职工集体拥有该企业，职工通过选举工人委员会的方式来对企业进行管理。
1945年8月25日，南斯拉夫民主联邦颁布了结社法，为旧政党恢复活动和成立新政党提供了法律基础。法律允许各共和国和自治区以及全联邦境内都可以成立政党和公民团体，但必须得到国家机关的批准。
根据该法律，包括南斯拉夫共和民主党、人民激进党、民主党、南斯拉夫社会党、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民农民党、统一农业工人党、独立民主党、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在内的一批南斯拉夫王国时期政党开始恢复活动。其中有两个党还参加了人民阵线组织。但是各资产阶级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要么销声匿迹，要么与德意法西斯主义占领当局合作，反对反法西斯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只有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领导人民解放战争，所以二战后，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可以公开活动，但它们在南斯拉夫社会中已经丧失了威信和影响。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民主联邦于1946年6月2日又对结社法进行了补充修订。新的法律事实上已经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只能建立各种公民团体和协会，标志着南斯拉夫的多党制开始向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一党制转变。
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带领南斯拉夫人民赢得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及实力，顺利取得南斯拉夫联邦的领导权，并将其改造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11月2日至7日，南共在萨格勒布召开了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南共六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工人自治条件下党的作用和任务。约瑟普·铁托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和南共的组织发展状况。大会确认了工人自治制度，并高度评价了自治的积极意义，认为它对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将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大会也指出了自治道路上的障碍，如官僚主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残余等。
在这次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通过了新章程。新章程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和不设候补中央委员，强调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将党中央政治局改名为执行委员会，约瑟普·铁托重新当选为总书记。
南共六大的召开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转折性事件，促进了南斯拉夫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但同时，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概念，强调将南共联盟的“领导作用”改成“引导作用”，这一概念在实践中遭到误解，导致南共的作用受到削弱，其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所抬头。
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继续发展，它从最初的“工厂交给工人管理”，逐步扩展到其他企业和非经济领域；也就是工人自治越出工厂、企业的范围，延伸到整个社会。1955年，工人自治制度已扩展到铁路运输、邮电、广播电视和银行等部门。工人自治在向社会自治过渡。
1963年，随着南斯拉夫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南斯拉夫国名也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更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也进入到了社会自治时期（1963-1970）。
1964年12月7-13日，南共盟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南共盟八大讨论了社会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非国家集权化问题，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得到大会的承认。
1965年7月24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正式通过在全国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决议和法律。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自治计划商品经济。
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联合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课税率为35%。同时，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行这一鼓励外资的法令，有利于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资金和技术吸收到南斯拉夫经济中来，使南斯拉夫经济更容易立足于世界市场。
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开始向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讯器材、水力发电等工业部门，以及旅馆和旅游等行业投资。
在政治领域，从南共盟八大后，南斯拉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非国家主义”，即减少国家的干预控制；“非政治化”，即减少对经济事务的控制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党政干部政策，具体包括了“轮换制”“非职业化”“职务单一化”和改善南共盟的人员构成四项主要措施。
1965年改革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经济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得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高度重视。
但与此同时，1965年的改革也促导致了物价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许多南斯拉夫王国公司由于运营效率低下而倒闭；许多人虽然有工作，但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失业的大量南斯拉夫工人在西方国家寻找工作，但依然无法改善南斯拉夫经济形势所面临的问题，进而导致了其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
阶级矛盾的爆发主要凸显于南斯拉夫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示威行动——南斯拉夫学生示威事件。
爆发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国内社会发展所遇到僵化及官僚主义等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停滞，使得南斯拉夫的学生群体开始逐步“左派”激进化。这其中，学生和地方武装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1966年12月的贝尔格莱德。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许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人民同情并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同年秋天，学生会组织了一系列起诉活动，最终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想知道为什么南共盟一边谴责美帝国主义入侵越南，一边与美国政府和社会开展各种合作。1966年12月23日，一群学生试图到达美国文化中心和美国大使馆，警察使用武力阻止他们这样做，继而导致了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大学大楼周围的冲突升级。在左派学生的倡议下，贝尔格莱德大学更名为“卡尔马克思红色大学”，学生间流传着“打倒红色资产阶级”“我们出口人像冷冻牛肉一样！”的口号，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从“释放所有被拘留者”“解雇贝尔格莱德警察局长”到“言论自由”和引入“最低个人收入（工资）标准”。
示威以南斯拉夫政府的妥协而结束，被拘留者被释放，也引入了最低个人收入（工资）标准；但贝尔格莱德警察局长并未被解雇。
民族矛盾的爆发主要凸显于克罗地亚之春事件（Хрватско пролеħе）。发生于1967至1971年，主要是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克共盟）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共盟）发生政治冲突，克共盟向南共盟及南联邦政府要求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由来已久，它反映在克罗地亚社会各阶层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共盟领导层，主要由克罗地亚知识界发起和领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罗地亚共和国反复强调，它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语言文化。克共盟不愿承认有一个统一的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组织，而主张南共联盟也应该“联邦化”，不要干预各共和国和各共和国共盟的内部事务。
1967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发表《克罗地亚语言文字地位宣言》，主张克罗地亚语是独立的语言，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方言，引发塞族作家的反对。
1969年，文化机构“克罗地亚之母”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表，要求保护和弘扬克罗地亚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象征，得到克共盟改革派的支持。
1970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1963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削弱了南联邦政府的权力，反而因为克共盟提出了更多的分权要求，加剧了各共和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克罗地亚之春的最终结果，是约瑟普·铁托在卡拉索雷沃会议上批评克共盟领导层的民族主义倾向，迫使达布舍维奇-库采尔、特里帕洛等克共盟改革派辞职并开除数万名克共盟改革派党员，同时禁止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和组织。
但与之相对，南共盟在1974年宪法中进一步的推动了“联邦化”进程，扩大共和国的权力，使各共和国的权限和独立性得以无限膨胀，南联邦中央实际上仅剩下外交和国防权力。这部宪法规定共和国具有国家性，规定在联邦议会中讨论涉及南斯拉夫利益的问题时，只要有一个共和国的代表投反对票，决议就不能通过。宪法同时还提高了自治省的地位，基本上与共和国平起平坐。为而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埋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之春也对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影响深远。塞尔维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改革派都在1972年结束前遭镇压，南共盟用更加中庸、顺从的政治家取而代之。南斯拉夫彻底解体的概念也在克罗地亚之春期间成为一个实际威胁。同时对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清洗导致许多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远离政坛，此后十余年看着南斯拉夫逐渐走向解体。
南斯拉夫于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受到的冲击，并开展了以1974年宪法为代表的相应改革之后，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也发展到了第三时期，即联合劳动自治时期（1971-1991）。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过从1947-1974年20多年的努力，南斯拉夫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约10%，工业总产值比1939年增加了14倍，是1946年的17.5倍。国内生产总值从1947-1973年增长了5倍，人均收入增加了3.7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1967-1977年吸引的外国投资达到3.25亿美元，大部分是美国公司的投资。
同样，这期间农业生产也实现了翻番。从1946-1974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4%。农用拖拉机增加了30倍，从1951年的6266台增加到1974年的195125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明显减少，从1931年占全国人口的3/4，降低到1971年的占38%。
1976年7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1976-1980年的社会发展计划，重点在于改变经济结构的失调，进一步发展能源、原料和农业。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南斯拉夫成为了一个具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工业农业国家，尽管GDP、工业和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1978年的南共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约瑟普·铁托强调了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显著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就业人数增加了近85万人，购买力提高了近1/4。
到1980年，南斯拉夫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居世界第35位。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已普及到千家万户。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南斯拉夫的大众消费品，私人小汽车、电视机和洗衣机的拥有率也显著增加。
1980年5月4日，约瑟普·铁托逝世，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许多南斯拉夫社会潜在的问题和民族矛盾立即暴露出来，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了适应铁托去世后的新形势，采取措施以继续坚持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铁托逝世后，南共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改革措施。首先，他们决定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定期轮换制。在铁托逝世的当天，联邦主席团会议决定由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Лазар Колишевски）接任联邦主席团主席，并确定联邦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次序轮流履行一年一期的主席团主席的职务。随后，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改为主席团主席，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人加上军队1人共9人组成，一年轮换一次。联邦主席团也由9人组成，按字母顺序“轮流执政”。
轮换制改革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根据198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联邦的议会主席、副主席和各议院主席也实行一年任期制，而南斯拉夫各级权力机关和社会政治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实行一年任期制，少数共和国实行两年或四年任期制。此外，新的干部政策规定各级负责干部一般都不能超过60岁，联邦政府部长往往在50岁左右，共和国政府部长通常40多岁，30多岁的领导干部在许多企业和经济单位也较为常见。轮换制是改革干部制度和实行干部政策民主化的重要步骤，强调共同负责的集体领导，有利于避免官僚主义和权力的垄断，防止领导职务的私有化和终身化。
约瑟普·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和南共联盟面临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及其伴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这种制度也导致了联邦职权的过度分散和各共和国权力的增大，从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埋下了一些矛盾。其中，南斯拉夫联邦统一的经济市场遭到了分割。铁托刚逝世，这些问题便成为了南斯拉夫联邦和南共联盟的重要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联邦议会于1980年6月19日讨论了稳定经济和贯彻代表团制问题，公开承认了国家经济的困境和各种弊病，并批评了挥霍浪费社会资金的现象。
9月29日，南共联盟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稳定经济问题，指出了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如投资过多、市场紊乱、债务严重、对进口的依赖等，并强调了稳定经济的紧迫性。全会还提到了贿赂和贪污的频繁出现，以及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经济困难煽动对自治制度的不满。全会认为，稳定经济是南斯拉夫联邦和南共盟的最紧迫任务，强调了不能恢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并警告说，如果不尽快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后果。
在此次中央全会基础上，1982年6月26日至29日，南共联盟举行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自约瑟普·铁托等领导人去世后的首次大会。共有1721名代表出席，此时的南共盟已达到历史上的人数最高峰，共有211万盟员。这次大会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召开，代表们深入、坦诚地讨论了稳定经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等中心议题，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代表们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批评，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们认为，30多年来实行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了这一制度是符合国情的，但也指出，自治制度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需要不断完善，国家还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困难。
大会代表们深入分析了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包括世界能源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发展速度失控、过分依赖外国技术等。针对上述情况，代表们在大会上对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和稳定经济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任务。南共盟十二大认为，国家经济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生了危机，而是这个制度贯彻得不够理想。大会还对日益抬头的各种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势力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强调了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稳定经济的方针。
南共盟十二大后，南斯拉夫联邦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稳定和发展经济，联邦议会通过了几十项法令和法规，包括增加生产和扩大出口，降低生产指数和压缩投资的措施，以及厉行节约和冻结物价的措施。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将稳定经济作为长期战略任务纳入1981-1985年中期发展计划，体现了稳定经济的精神。
1981年3月1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1981-1985年社会发展计划，规定了各项增长率和目标，突出了增加粮食生产和发展能源的特点。整个投资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社会生产增长的速度，资金将用来优先发展本国的能源。1981年6月，联邦组成了联邦社会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进行全面分析，并制定了《经济稳定长期纲领》。1982年4月，联邦议会通过并公布了纲领的基本出发点，规定了进行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1983年7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经济稳定长期纲领》。纲领分三个阶段实施，包括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不良经济倾向的阶段，完善经济体制和改革经济结构的阶段，以及使整个经济跟上科技进步步伐的阶段。纲领提出了实现“深刻的变化”的目标，强调了自力更生，特别是发展能源工业，控制高消费，健全经济环境，并对通货膨胀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经济稳定长期纲领》还专门论述了发展“小经济”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小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纲领的实施方向包括生产更多的小商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要，用少量投资增加就业，提供各种劳务服务。纲领还宣布取消某些不合理的行政限制，简化报批手续，以促进小经济的发展。
1986年6月，南共盟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将克服经济危机和开辟国家经济发展前景作为中心议题。大会总结了南斯拉夫联邦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确定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任务，决心沿着约瑟普·铁托开辟的道路前进。在过去的4年时间内，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全会和经济部门的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联邦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理论界和南共盟领导人在党内外对国家和党的工作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1984年，联邦政府起草了名为《对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运行情况的批判性分析》文件，全面分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指出多中心和“多元化国家主义”给联邦造成严重后果。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维多耶·扎尔科维奇（Видоје Жарковић）指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坚决铲除“多元化国家主义”等问题。
到8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联邦的经济形势已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在经历80年代初的停滞后已开始回升，1984年和1985年的GDP分别增长2%，能源和出口商品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上升。1984年，南斯拉夫成功举办了萨拉热窝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了十三大前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他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摸索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展的规律。
但在积极的变化之下，南斯拉夫经济实际已经处于危机之中。70年代的南斯拉夫大量举债，80年代外债已接近200亿-22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贷款，使南斯拉夫以新债还旧债。20世纪80年代起，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在日益加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连年升高，人民的实际收入在不断减少。
经济困难引起各族人民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到1989年6月，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物价飞涨，出口停顿，贷款利率达到23.4%，企业因税率过高纷纷倒闭。全国失业人数突破了100万。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降低。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尤为严重。
经济较为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剪刀差已经非常明显。这种经济上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1989年12月，货币的面值已经不适应市场价格飞涨，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政府制订了新的稳定经济计划，冻结了物价，实行部分商品凭票供应，限制出国旅游等措施。
1988年10月，南共联盟中央十八中全会对1974年联邦宪法过分强调分权带来的弊端进行了专门讨论，并责成联邦议会颁布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加强了联邦的集中管理权。但是，这种变动为时已晚。1988年南共联盟还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通过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南共联盟改革三个改革方案。然而，没有等到改革方案的实施，一场席卷其他东欧国家的多党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拉开了南斯拉夫民族冲突和经济崩溃的序幕，南斯拉夫联邦在“独立”狂潮中开始解体。
19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波及到南斯拉夫，导致南共对民众失去了凝聚力。1989年，南共宣布放弃一党专政，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共政党开始出现，民族矛盾激化。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Слободан Милошевић）成为塞族领导人，强硬主张重新建立强力政府，收回权力，引发与其他共和国的冲突。
1989年1月，黑山共和国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对塞尔维亚在联邦的强硬政策表示不满。米洛舍维奇借口“人民的不满”迫使黑山党政主要领导集体辞职，并扶持自己的亲信上台。同年，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决定退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在斯洛文尼亚实行政治多元化。
1990年1月，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召开非常代表大会，预计将通过“放弃一党专政”的宣言，但会议演变成塞尔维亚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代表之间的辩论。同年，克罗地亚新任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发表声明，表示南斯拉夫必须改变国家结构，否则克罗地亚将独立。
到了此时，南斯拉夫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已经分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要求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力图维持统一，马其顿和波黑处于观望之中。1990年12月，斯洛文尼亚举办全民公投，94.6％赞成独立，克罗地亚也在积极准备脱离联邦。
南斯拉夫联邦政府警告将动用武力干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行动，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扬言不再与两国谈判，一旦南斯拉夫分裂，将不再尊重边界。在协商谈判之余，克国境内的塞克两族军队、警察与平民已出现了数次流血冲突，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同时宣布独立，引发了南斯拉夫内战的导火线。斯洛文尼亚迅速占领了海关与通道，破坏了联邦军设备，而南斯拉夫联邦则宣称这是非法的独立行动，并派兵进入斯洛文尼亚。全欧洲正处于政治改革时期，南斯拉夫的动乱被欧共体视为地区安全的障碍，因此出面积极调停，最终双方签订停火协定，“十日战争”结束，斯洛文尼亚获得实质独立地位。
与斯洛文尼亚的情况不同，克罗地亚的独立进程更为复杂和血腥。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对克罗地亚的独立毫无妥协，双方关系极为紧张。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宣布建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引发了“克罗地亚独立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沦为一场残酷的夺取领土和“净化民族”的战争，最终由克罗地亚获得胜利并独立。
1991年9月8日，马其顿方面也展开独立行动，举行了独立公投，95％的投票人赞成独立，成为罕见的和平独立国家。
1991年12月1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五国宣布“南斯拉夫联邦已不复存在”。1992年2月15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邦政府宣布塞尔维亚与黑山两个共和国合并为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但因内战中负有重大责任，未被联合国接受其继承地位。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分裂和内战的爆发，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担忧未来缺乏制衡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势力，也走上了脱离联邦之路。1991年10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会通过了主权宣言，暗示将会独立，引发塞尔维亚人的抗议。1992年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举行了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自南斯拉夫独立。穆克两族大多投票支持独立，而塞族则抵制这次公投。3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4月，“波黑战争”爆发，波黑境内的塞族自行成立了“塞族共和国”，自前者独立出来，与联邦军对抗穆克两族。波斯尼亚战争除了涉及民族与宗教因素外，战争背后还存在着大国间的角力，美国、俄罗斯与英法德三国欧洲代表各自支持三族阵营，所提出的和平计划皆有所偏袒而不被全体所接受，故一直到1995年10月战争才结束。最终，交战各方在1995年12月14日于巴黎签订《岱顿协定》，协议确认波黑维持独立，由占有49%的塞族共和国与51%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两个政治实体所组成。
波黑战争结束后隔年，塞尔维亚的自治省科索沃也开始了独立运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也以武力镇压，引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干涉，“科索沃战争”爆发。最终南军放弃其军事行动，科索沃被转交给北约管辖。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下台，由温和派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Војислав Коштуница）接任南联盟总统，南联盟与欧洲和北约关系开始好转。
随着时间过去，南联盟中黑山与塞尔维亚之间不平等的问题逐渐符上台面，导致黑山的分离主义，为加以安抚，南联盟于2003年舍弃原名，改作“塞尔维亚和黑山”。然而2006年黑山县依然举办了独立公投，独立派以些微差距获胜，黑山因而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
两年后，科索沃亦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则表示永远不会认同科索沃独立，宣布未来将以谈判的方式加以推翻，绝不会施以军事行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旗是蓝白红三色带组成，中间加上一个黄色边框的红星。1848年，蓝白红三色旗在布拉格举办的泛斯拉夫大会上被确立为泛斯拉夫旗帜，1918-1941年的南斯拉夫王国即使用三色旗作为国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共产党政府在三色旗的基础上加上一颗黄色边框的红星，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旗。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徽中间是六个火把靠在一起燃烧，代表六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外部被一圈麦穗包围，顶部为一颗红星，底部是蓝色的绶带。1963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后，即采用该国徽。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歌为《嘿！斯拉夫人》（Hej, Slováci），创作于1834年，这首歌被创作后不久便成为泛斯拉夫运动的主题歌，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歌。
南斯拉夫联邦大部分领土承袭南斯拉夫王国，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上，为该区最大的国家，北与奥地利、匈牙利相邻，东与保加利亚、西北与意大利接壤，西部面临亚得里亚海，南方与阿尔巴尼亚以及希腊相接，国界长为2,969公里、面积为255,804平方公里，首都设为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王国国内北部为多瑙河平原，主要河流为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蒂萨河与摩拉瓦河，土壤肥沃。中南部则主要为山地，有迪纳拉山脉、巴尔干山脉、罗多彼山脉等。南斯拉夫境内主要为地中海气候和大陆性气候，地中海气候主要分布于西部平原，大陆性气候则分布于山区。1963年，南斯拉夫境内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发生了里氏6.9级地震，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
国家结构上，鉴于南斯拉夫为多民族国家，约瑟普·铁托将国家设为联邦制，由六个共和国、一个自治省和一个自治区所组成，分别为：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波黑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维持各共和国的均势，铁托修正以往南斯拉夫王国时代占有大量领土的塞尔维亚，将其共和国领土额外再规划由少数马扎尔人居住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与有少数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科索沃自治区”（后于1963年将其升格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社会主义自治省”，1974年时又改为“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下为各共和国基本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斯拉夫的人口约为1500万，据1989年的统计，南斯拉夫联邦共有2369万人，人口年增长率约为0.95%。和二战刚结束后相比，人口平均寿命上升了35岁。根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81年的调查，男性平均寿命为67.7岁，女性为73.2岁，出生率为1.51%、死亡率为0.96%二战结束时，南斯拉夫国内部分反对共产主义及二战中与轴心国合作的人选择移民外国，或被驱逐出境。20世纪7、80年代，由于经济因素，以及西欧劳动力市场短缺，大量南斯拉夫人移民到国外务工。
1974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各民族自愿联合的联邦制国家，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利和自治基础上的国家。
南斯拉夫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联邦人民议会，拥有立法和行政权，分为联邦院和民族院两院，并设置主席团。联邦院代表由普选产生，民族院代表由各共和国、自治区与自治省选出，议员任期四年。主席团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主席团负责在联邦人民议会休会时行使权力，并掌握司法审查和人事任命权。南斯拉夫内阁各部分为联邦部和共和部，联邦部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事物，共和部则负责各共和国的事务。此外，南斯拉夫还根据具体事务设置一些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等。
约瑟普·铁托在世时担任南斯拉夫总统，其去世后南共联盟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定期轮换制。联邦主席团行使国家集体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的职能，联邦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次序轮流履行一年一期的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一共颁布过四份宪法，分别为1946年宪法、1953年宪法、1963年宪法及1974年宪法。
1946年1月31日，南斯拉夫颁布了人民民主时期的第一部宪法，名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革命的成果。这部宪法基于民主和联邦原则，规定了新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关系，并描绘了国家的发展前景。它强调了联邦制、民主集中制、选举权、男女平等、信仰和宗教自由等原则，并特别强调了各民族的自决权，包括自愿参加或退出联邦的权利。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受保护的私有制，并允许国有化某些经济部门或企业。
1946年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联邦院和民族院组成，设立主席团作为集体领导机构。
在民族关系上，1946年宪法强调了“兄弟情谊和团结”的精神，提出了各民族之间的“四个平等”原则，并承认了五个主要民族，保障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还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地区确认为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并警觉地处理了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宪法地位问题。
这部宪法在政治上粉碎了国王复辟的阴谋，建立了共和国，避免了国内战争的危险，在经济上剥夺了占领者及其帮凶的财产，采取了早期的国有化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南斯拉夫从一个半殖民地式的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后续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13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颁布了人民民主时期的第二部宪法，名为《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权力机关的基础的基本法》。这部宪法反映了工人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确认了社会主义自治原则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并扩大了工人自治的范围。
宪法确立了工人自治原则，并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原则、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社会自治、人民权利平等、执行权的地方分权、社会和政治制度统一等为宪法原则。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宪法添加了“国家的消亡”这个主题，强调了各共和国的消亡，并取消了各共和国脱离联邦的权力。它还改组了联邦议会的两院制，任命铁托为全国总统，并建立了新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以削减各共和国的权力。
总的来说，1953年宪法以宪法形式确认了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并强调了“三化”——“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和“民主化”过程，体现了南斯拉夫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通过强调工人自治和“国家的消亡”，它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标志着国家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1963年4月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并正式公布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被称为“社会主义宪法”或“自治宪章”。这部宪法标志着南斯拉夫全面实施社会主义自治原则，以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强调了劳动人民自治、自由联合劳动、社会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并明确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新宪法赋予了市镇、共和国经济中的自治机构更大的权力，并承认和保护了农业中的私有制。联邦议会被设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机关，由5个院组成，联邦的权力被削弱以有利于各共和国和自治地区。宪法还规定了联邦总统和总理的职能分开，限制了各级领导干部的连任制，并特别强调了约瑟普·铁托的地位。
此外，新宪法还设立了宪法法院，以维护宪制和法制，并规定了公民不仅有选举权还有撤换官员的权利。这部宪法体现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为政治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反映了南斯拉夫在工人自治向社会自治的过程中的深刻变革。
当然，任何一部宪法也只具备相对的稳定性。1963年宪法通过后，它的某些条款又成为南斯拉夫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963-1965年，南斯拉夫在分配方面和经济体制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宪法制度又需要进一步完善。鉴于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和发展，在1967年、1968年和1971年对1963年宪法提出三次修改，并通过了42项宪法修正案。
这些宪法修正案进一步确认了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为新宪法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4年2月21日，南斯拉夫第四部宪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宪法规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各民族自愿联合的联邦国家，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利和自治基础上的国家；它不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在国内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
首先，这部宪法明确了南斯拉夫是各民族自愿联合的联邦国家，强调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利和自治。它包括了联合劳动、社会契约、自治协议等全面社会自治的原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自治为基础的宪法。
其次，宪法对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联邦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政治决策中心，由两院组成，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享有平等的代表权。联邦主席团作为国家的集体元首，负责在国内外代表国家，统帅武装力量等。联邦执行委员会则作为执行机关，行使联邦政府的职能。
第三，新宪法对所有制进行了再次强调，明确了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存在，并对私有财产的范围做了限定。
第四，宪法还首次将南共联盟和军队的地位与作用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强调了军队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第五，宪法还对各共和国的自治权进行了明确规定，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领土疆界、国徽和国旗，享有制定自己的法律、计划和预算的权利。这一点也导致了各共和国的权限和独立性得以无限膨胀，联邦大权全部下放，实际上仅剩下外交和国防权力。
最后，新宪法的出台在南斯拉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因获得更大的权力而高兴，但塞尔维亚却感到不公平，与其下属的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省的关系变得复杂。这一现象影响了塞尔维亚和联邦的关系和稳定，刺激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出现，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埋下了隐患。
总体来说，1974年的南斯拉夫宪法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它不仅在国际上展示了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在国内推动了政治体系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然而，它也暴露了南斯拉夫联邦体系的一些内在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解体。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联邦制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又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南共盟，Савез комуниста Jугославиjе, СКJ）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在1920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1952年改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成立到南斯拉夫王国倒台时期；第二阶段是1941-1945年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即南斯拉夫联邦时期。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建国初期，与中国一样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分成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南斯拉夫加入了后者，并仿造苏联社会建立法律与经济体制，铁托本人也忠于莫斯科，视西方国家为主要敌人，还曾数次击落美国飞机。
然而由于苏联持续以各种手段榨取南斯拉夫的资源、控制其经济与干涉外交、斯大林无法忍受铁托的自主性，且苏联未考量南斯拉夫复杂的背景、仅以其自身经验而强加不合理的政策于后者。苏联还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为红军解放的成果，无视南斯拉夫游击队长达四年抗战的牺牲，以其“解放者”身份傲视南斯拉夫人。斯大林还暗中安插忠于莫斯科而非铁托的间谍，使后者深感不被信任，最终转化为对苏联的反感，走上自主的路线。
而当南斯拉夫打算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之时，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寻找自己道路的努力看成一种背叛，而不是创新和贡献。
所以南苏两国关系自1948年起急速恶化，首先是2月10日斯大林强逼南斯拉夫代表，该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先过问苏联的意见；接着于2月底无预警地中断两国间的贸易条约；三月，苏联撤回其于南斯拉夫的顾问团，双方也开始论战、彼此攻讦、南斯拉夫批评俄国军官道德水准不如英军、苏方则称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们具有“托派”色彩，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6月28日，斯大林设置用于控制东欧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情报局发表声明，指责铁托的错误政治路线，并将南斯拉夫自共产党情报局开除，欲掀起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哄、令铁托失势，但因为该日是历史上南斯拉夫抵御外敌统治的一个纪念性日子，反而使南斯拉夫群众更加抵制苏联的沙文主义威胁。铁托接着在7月21日发表演说，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反击和公布南苏两国的往返信件，虽然苏联召集了其他东方集团国家予以责备，但最终铁托胜利，其立场稳固，并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广泛支持，更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拥护。
从此，苏联开始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压力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这一举措不仅针对南斯拉夫，同时苏联也对其他不按苏联模式、坚持走民族道路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压力，将他们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约瑟普·铁托分子”等罪名进行清洗。这一做法完全阻塞了东欧各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的途径。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的条件。赫鲁晓夫采取了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同年6月，苏联提议与南斯拉夫互换大使，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的做法。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分别于8月和9月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政府建议与社会主义邻国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停止边界冲突并恢复经济关系。
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真正转折发生在1955年。5月26日至6月2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与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乌云密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希望双方消除前嫌，排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切障碍”。在会谈过程中，双方交换了意见，并全面研究了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的问题。6月6日公布的《贝尔格莱德宣言》称：“会谈在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
《贝尔格莱德宣言》标志着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宣言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双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创造正常的谈判局面，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相互尊重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宣言的精神是平等和尊重各自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国际关系中不同地位的原则。南斯拉夫一贯捍卫其自己决定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权利，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被宣布解散。1956年6月1日至23日，约瑟普·铁托率领南斯拉夫王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10年后铁托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访问结束时，签订了关于南共联盟和苏联共产党关系的《莫斯科宣言》。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南斯拉夫与苏联两国两党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南斯拉夫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恢复了多方面的合作。
这之后虽然因为苏共“老子党”的作风而使得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的南苏关系再次受到了一定打击，但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将南斯拉夫与苏联并列称为“修正主义政权”，以及与南斯拉夫处于敌对关系的阿尔巴尼亚在恩维尔·霍查领导下支持中国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再度得到短暂的修复。
但在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感受到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决定全民动员进行防御。从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两国关系又冷却了几年。
此后的南苏关系便维持在合作共赢的阶段。1971年9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表示要改善和加强两国关系。1973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南斯拉夫，承诺给南斯拉夫4500万美元贷款，帮助修建一座钢铁厂。当年11月，约瑟普·铁托总统访问莫斯科，苏联决定向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再提供5.4亿美元贷款以发展南斯拉夫的出口贸易。南斯拉夫与苏联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对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1976年11月，勃列日涅夫再次访问贝尔格莱德时称，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在过去5年内贸易额翻了一番，达到60亿美元。1977年8月铁托总统访问苏联时认为，两国关系在各方面已获得全面健康发展。苏方正式承认不结盟运动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约瑟普·铁托总统最后一次到苏联访问是在1979年5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双方在“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铁托总统一方面严厉批评了阿富汗战争的行动，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保持警惕；另一方面重申了南斯拉夫的不结盟立场，希望今后南斯拉夫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要受到双方所存在分歧的影响。可以说，南斯拉夫在对苏关系中，既捍卫了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又避免了国家遭受苏联入侵的危险。
早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中，南共政权和英美盟军之间的纠纷已经酝酿。1945年5月2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突破德军的防线，解放的里雅斯特后，他们和盟军的新西兰部队共同占领该市。但6月中旬，在西方盟军强烈要求撤出的里雅斯特的压力下，新南斯拉夫的军队被迫撤出该市，这就是所谓“的里雅斯特问题”。
而根据1947年2月10日的南意和约，南斯拉夫收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意大利占领的部分领土，如里耶卡、扎达尔、拉斯托夫等地，但的里雅斯特城等地区仍归意大利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在国际社会裁决下被暂时划为自由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监督的中立区和非军事区。这个面积为700多平方千米的自由区被分为A、B两区，其中A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城及其以西的地带，由英美军队共管；B区位于A区以南，由南斯拉夫王国军队控制，且绝大多数居民是南斯拉夫人。
1948年8月20日，英、美、法三国不顾南斯拉夫的反对，单方面发表了三国宣言，支持意大利对A、B两区的主权要求。对此，南斯拉夫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抗议，并建议就的里雅斯特问题举行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之间的谈判。
1946年，几个新的因素使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恶化达到沸点。1946年12月5日，南斯拉夫关于私人经济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触及到了在南美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在战时处于德意控制下，战后被美国人收购，主要目的是南斯拉夫国家银行468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因为早在在1941年，这些黄金储备就已经被运到纽约妥善保管。
这时，南斯拉夫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它既要顶住来自西方大国的种种压力和威胁，又要面对来自东方盟友的挑衅和攻击。
南苏交恶后，西欧和美国决定利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矛盾，给予南斯拉夫援助。1948年7月，美国宣布解冻南斯拉夫在纽约的黄金，并在1949年初放宽对南斯拉夫的出口审批程序。同年9月，美国制定了对南斯拉夫的专门政策，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到1950年春，这种银行贷款总额已达到4000万美元。这些看似普通的交易实则是“政治贷款”。1950年底，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给国会写信，要求以立法形式向南斯拉夫提供紧急援助。
整个1951年，南斯拉夫因中断与苏联和东欧的经贸联系及自然灾害，面临经济困难和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1951年1月，南斯拉夫派将军访美，希望美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3月，美国答应赠送南斯拉夫1600万美元的过时武器装备。5月，南斯拉夫与美国签订军事协定，获得坦克和战斗机。紧接着，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也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协定。
整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给予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贷款和援助数额巨大，到1960年总额超过了20亿美元。这些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南斯拉夫的饥荒，增加了外贸出口，减少了财政赤字，促进了经济发展，南斯拉夫建立了重工业，工业生产增加了两倍，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此外，从1955-1964年，南斯拉夫以优惠价格购买了670万吨美国小麦。在外贸方面，西方国家也打破禁令，纷纷从南斯拉夫进口农产品和工业品，例如，到1962年，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额占到了19%。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南苏关系的改善，南斯拉夫开始购买苏联武器，并开始在很多国际问题的立场上接近苏联观点。美国国会因怀疑南斯拉夫的中立国地位，决定停止援助南斯拉夫，并提高了进口南斯拉夫商品的关税。这时南斯拉夫与美国关系比50年代稍有降温，而南斯拉夫与苏东集团的关系却在升温。
1968年，由于南斯拉夫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站在后者一边，支持不结盟国家，曾使南斯拉夫、美国两国关系又一度紧张，但此后便恢复到正常的发展伙伴轨道上。1970年秋，尼克松总统成为访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第二年，铁托总统访问美国，对修复和发展南美两国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铁托总统在同美方会谈中要求美国增加贷款和扩大双方的贸易额。美国同意增加对南斯拉夫的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承认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当时是想利用南斯拉夫在不结盟国家中的主导作用，牵制不发达国家的反美情绪，也为了防止南斯拉夫进一步靠近苏联、华沙条约和“经互会”。
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问南斯拉夫，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修补因南斯拉夫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的反美立场而造成的裂痕。福特重申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保证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向南斯拉夫提供新的贷款和恢复两国的军事合作。1980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南斯拉夫时表示，美国尊重南斯拉夫的独立、不结盟和领土完整。美国之所以愿意同南斯拉夫保持良好关系，是因为南斯拉夫对美国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它的不结盟的独立政策可以“在巴尔干地区、地中海和欧洲发挥稳定与和平作用”。所以，美国也是南斯拉夫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并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系列文化、科技以及军事合作协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中关系的变化受制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948年南苏冲突后，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自治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苏联定义为“离经叛道”，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苏联保持一致，因此“离经叛道”的南斯拉夫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被视为在复辟资本主义。中方搁置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建交请求。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南苏关系逐渐缓和，中国也才在1955年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告诉南代表团，中方当年批评铁托是有“苦衷”的，因为中方需要听斯大林的话，同时当着南共代表团的面承认了中方过去批评铁托的不妥之处，为南中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的隔阂一笔勾销，也并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认可了南斯拉夫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与苏联在如何评价斯大林、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逐渐发生分歧。苏联开始走上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而中国认为这是在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由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并没有急于同苏联撕破脸，而是首先指向了早在苏联之前就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南斯拉夫，指“南”骂“苏”。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明确提出“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为批判南斯拉夫路线寻找合理依据。
随后，南中关系不断恶化。1962年7月23日，铁托透露了南斯拉夫经济困难的情况，《人民日报》便在7月29日发表题名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文章，公开批判南斯拉夫的“反马克思主义”。1963年9月，中共“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再次直接指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封公开信中，中共不仅否定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还将南斯拉夫视为帝国主义的奴仆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急先锋。最终南中关系进入冰封期，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成为南中关系破冰的契机。双方都担忧苏联的武装侵略，中国公开谴责苏联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南斯拉夫的注意。 毛泽东判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可能成为中国的间接同盟，因为它同样担忧苏联的入侵。随后，中国停止了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批评，并在报刊上减少反对南斯拉夫的言论。中方还发起了与南驻华使馆的接触，表达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满，并希望发展与南斯拉夫的双边贸易。南政府随后决定恢复两国贸易谈判并寻求关系正常化，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的建议。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标志着双方关系回归正轨，其中中国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并表示要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内政。
虽然南中双方在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仍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存疑，但双方通过试探性接触增进了解。关键的一步是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底计划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在1971年与南驻华大使馆进行了交流，推动了南中关系的向好。在1971年至1972年的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南斯拉夫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包括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等。南方认识到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尊重南斯拉夫的地位。1971年6月，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访华，双方讨论了不同的国际问题，强调了合作关系的稳定性。1973年，中国积极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南斯拉夫政府表示欢迎，并确立了与中国深入交往的目标。
南中关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事件是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率领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率团访华。1974年底，余湛率团抵达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展开会谈，主要以政治磋商为主，谈论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余湛重申中方立场，表示要支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反苏斗争，加强政治、经济、体育和文化上的合作。余湛和南外长米罗什·米尼奇交流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表示支持南斯拉夫王国不结盟运动。米尼奇特别介绍了不结盟国家的情况，并表示支持中国深化与第三世界的交往。南斯拉夫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寻求新的双边合作。
米尼奇在与余湛的谈话中表达的是南方对于中国发展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关系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南方认识到南中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立场并无根本分歧，甚至认为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可以进一步提升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影响力。1975年10月6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访华。比耶迪奇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见，并收到了毛主席对铁托的称赞。比耶迪奇指出，南中关系正在稳步前进，表达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浓厚兴趣。
1976年，中国政坛连续多次震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华国锋和叶剑英果断出击，铲除“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南斯拉夫关注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表示乐见中国的变革，理解和支持中国领导人推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希望继续与中国深化外交关系。中国政局的变化确实给南中关系带来了新的气象。1977年4月，铁托表达了访华的意愿，中方决定邀请铁托访华。5月24日，华国锋致电铁托祝贺他85岁寿辰的同时，邀请他访问中国。
铁托访华符合毛泽东生前执行的“一条线”战略，也符合新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更开放理解。6月1日，铁托访华的时间定于8月下旬到9月初，将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应邀访华，受到华国锋、邓小平及李先念的热烈欢迎。此次访问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对双边关系意义深远，标志着南中两国、两党正式突破了历史羁绊。
铁托访华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1978年3月，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率领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并提出正式恢复南中两党关系。耿的谈话解放了思想，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前“修正主义党”中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党。1978年8月初到8月14日，华国锋正式访问南斯拉夫，受到隆重接待，双方正式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双方在机械设备进口、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和技术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在其中部分领域（比如旅游）给中方提供创造就业机会的经验；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早先建设自制计划商品经济的经验也被中方吸取，为改革开放充实了理论上的基础。此后，双方合作全面开花。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不仅加深了南中两国的友谊和合作，还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得到了世界大国的高度评价。
从1953年到1955年，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三国签订了4个条约，成立了史称“巴尔干联盟”或“巴尔干公约”的地区组织。该联盟的宗旨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巴尔干地区合作，以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实现自由、独立和一体化。在美苏冷战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南斯拉夫面临来自意大利的军事威胁，因此寻求希腊和土耳其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已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1953年2月28日，三国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签订了《安卡拉条约》，旨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有效期为5年。
1954年8月9日，三国在南斯拉夫的布列德签订了为期20年的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其中包括“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侵略被视为对所有缔约国侵略”的条款。1955年3月2日，三国在安卡拉签订了成立协商议会条约。这三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合作为东西方和平共处树立了榜样。然而，这一合作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围绕塞浦路斯独立问题的争论，国际环境和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的缓和，以及苏联和美国等国的外交干预。
南斯拉夫意识到，通过加入巴尔干公约，已成为东西方的缓冲地带，并间接进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势力范围。铁托担心继续发展《巴尔干公约》可能使南斯拉夫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开始探索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随着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和筹建不结盟运动，巴尔干公约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虽未宣布解散，却无声无息地停止了活动。到1961年时，因南斯拉夫已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所以它不可能再留在《巴尔干公约》里面。
南斯拉夫对内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众所周知，南斯拉夫是不结盟思想的诞生地，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在整个南斯拉夫联邦时期，它一贯坚持独立、自主、非集团的不结盟政策，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团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早在1956年7月，铁托总统、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上会晤，三国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集团政策，同时对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在和平、进步和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持相同观点。最后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布里俄尼声明》，肯定了1955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精神，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1961年6月，在开罗召开了不结盟国家筹备会议，提出参加不结盟会议国家的条件。
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宣告不结盟运动正式诞生。这次会议有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8个国家参加，它们拥有8亿人口，其领土面积达到3300万平方千米。在这次大会上，铁托在发言中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帮助不发达国家，它们“如果把花在军备上的资金的1/10用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那就能满足这些国家非常迅速发展的需要”。
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把不结盟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处理同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坚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独立、自主和平等、和平共处和积极合作的原则；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坚持反对集团划分，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以及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与统治和霸权主义；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南斯拉夫一向重视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和行动一致。它积极参加不结盟国家的重大会议和活动，并为贯彻执行历次不结盟运动会议的决议和精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由于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很多，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产生一些分歧、争端甚至冲突。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大国的干涉，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之间出现了较为尖锐的矛盾。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认为，不结盟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冲突应该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在它的倡议下，在1968年召开了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后，1970年在卢萨卡举行第三次不结盟首脑会议时，有6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自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第四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之后，特别是1976年在科伦坡举行第五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和1979年在哈瓦那召开第六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之后，不结盟国家已发展到95个。不结盟运动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独立的力量，在保持世界均势和反对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维护民族独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3年，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出席的成员国有101个，它们代表占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占3/4的联合国成员国。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是与它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它在发展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分不开的。它为贯彻和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进步的世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南斯拉夫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既为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南斯拉夫争取了合作的伙伴，又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与美苏的关系。
南斯拉夫在坚持不结盟的同时，在国际上开展全方位外交，对各种危机和热点问题，对危害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独立发展的重大事件，都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始终把睦邻政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同一时期，南斯拉夫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顺利。这期间，唯独南斯拉夫联邦与欧洲共同体保持着全面的合作关系。截至1985年，南斯拉夫同世界上13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世界上140多个国家有经济联系，与8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为南斯拉夫人民军与边防军两大部门，另外还有国安局指挥的民防队，于战时可转调人力至南国武装力量。南斯拉夫人民军下有陆军、海军与空军三军种，曾为欧洲第四大的军队、欧洲各国陆军第三大规模的陆军常备兵力。1952年，人民军成长至50万人，国防开支占22％国民生产总值，尽管因为经济因素其比率之后有所下降，但就当时的世界标准来看仍是相当高。
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前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其第一支正规部队为1941年12月21日建立的“第一无产者旅”。二战结束后，1945年，南斯拉夫以战时的人民解放军为基础建立国家军队“南斯拉夫军”。之后1951年12月建军十周年时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军”。
南斯拉夫人民军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全盛时期曾经为欧洲第四大作战部队。
为了机动性及管理方便，军队部属分为贝尔格莱德军区、萨格勒布军区、斯科普里军区、斯普利特海军区四大军区；
南斯拉夫人民军的18万部队中，有超过10万属于志愿军。另外还设立了“边防军”做为辅助部队。1969年起，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政治工作由南斯拉夫人民军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负责。
1968年，有鉴于华沙公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在联邦组成的各共和国及自治省建立了边防军，做为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辅助单位。1974年起，边防军部队直接听命于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及自治省，并且与联邦的人民军平等。南斯拉夫瓦解的过程当中，各共和国的军队便是基于原先的边防军部队组成。
南斯拉夫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几乎停留在个体劳动生产的基础上，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截至1968年，南斯拉夫原来的农民劳动合作社几乎荡然无存。但除农场和农工综合体外，南斯拉夫的合作制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1）劳务合作。由社会所有制农业组织向个体农民提供机器、化肥、良种及其他技术帮助，或代他们耕地、播种、收割运输等。：
（2）生产合同。双方签订生产合同，由社会所有制农业组织对个体农民提供贷款，以用于购买再生产物资，如化肥、种子等，个体农民按合同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年终按规定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交付产品。：
（3）共同投资、共同生产。按各方投入的生产费用共同进行收入分配，这是一种较高级的合作形式。据称，上述形式能给双方带来经济效益，并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个体生产的社会化。
随着二十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苏东各国出现农工联合企业，南斯拉夫也开始建立这种大型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农工联合企业是60年代在农场的基础上和按社会自治原则发展起来的，它拥有大量的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采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农工联合企业发展较快，小的农工联合企业一般占地面积为0.5万—1万公顷，大型农业联合企业则在3万公顷以上。它们联合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等过程，形成为农工商一体化整体。
因此，这些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种植业方面，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79年，南斯拉夫共有2000个农场和农工联合企业，其职工人数占全国农业劳动力的5%，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左右，总产值占全国农业社会总值的27%。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6.5%，玉米产量占16.6%，甜菜产量占75.5%。它们提供的商品农产品占全国商品农产品的一半，其中小麦占60%-70%、商品肉猪占40%、禽类占80%以上。
1949年年12月23日，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经济委员会和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联合签署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及其活动的指示》，并于同年12月31日在斯普利特水泥厂成立了全南斯拉夫第一个由13名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开始对工人自治进行试点。而1950年6月27日公布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即通常所说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法》或《南斯拉夫基本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该法对工人自治概念做了如下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商业、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他国营经济企业，成为全民的财产，将由劳动集体代表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的范围内，按照法律和其他法规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管理。”约瑟普·铁托在议会通过该法时强调：“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用抄袭任何刻板公式，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遵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思想来走自己的道路。”
在南斯拉夫，工人对企业的自治管理是通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来进行的。工人委员会由工人以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会选出。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实行任期制，并可以罢免。委员均不脱产，不付报酬。企业的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法》的诞生，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开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工人委员会实现非官僚主义化；管理、政治和文化非集中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民主化。
“三化”的基本思想，便是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地参加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管理。因此，南斯拉夫从其1963年宪法开始，进一步扩大工人的自治范围，加深自治程度，使工人自治发展为社会自治。
以下是几家在南斯拉夫联邦社会效益较好的知名大型联合企业：
这些企业代表了南斯拉夫联邦在电子、石油、汽车、矿业和林业等领域的主要工业实力，展示了该国的工业多样性。
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的铁路网即形成。据1986年统计，南斯拉夫铁路运营里程总长为9246公里，其中复线908公里，电气化铁路3531公里。其中东西向的铁路干线为贝尔格莱德至卢布尔雅那铁路，通过该铁路可达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苏联诸国。南北向的铁路干线有四条，分别是从贝尔格莱德经尼什至保加利亚、土耳其，经斯科普里至希腊；从贝尔格莱德至巴尔港，经巴尔从亚得里亚海通往世界各国；从文科夫戚经萨拉热窝至卡德尔耶沃（普洛切港）。从南斯拉夫最大的工业城市萨格勒布到海港城市斯普利特。
南斯拉夫的公路网四通八达，总长104891公里，45%为现代化公路。其中14700公里为联邦道路，32055公里为省道，这两类公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管理及提供资金；还有59056公里为地方道路，由市镇管理并提供资金。
南斯拉夫的航空事业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大幅扩张。1964年，南斯拉夫有七个国际机场。直到1970年底，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有14个现代化机场。1988年时全国一共有184座机场，1989年国内外航线共有291条。在南斯拉夫国内的航空公司中最大的是国营航空公司——南斯拉夫航空公司（后改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南斯拉夫航空公司在1980年代中期的年乘客量达到了500万，运营了80条航线。
南斯拉夫王国的内河航运主要为九大港口，其中里耶卡、斯普利特、巴尔、 和普洛切是最重要的，其余还有24个小港口。1988年南斯拉夫全年海运总量为3410万吨。
南斯拉夫的民族、语言及宗教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下是其五个显著特点的总结：
第一，南斯拉夫的民族众多。根据1991年的统计，南斯拉夫联邦共有2235万人，分布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和黑山等地。1971年的南斯拉夫宪法将全国民族分为“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有5个主体民族，分别为加盟共和国的主要民族，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非主体民族则为其他所有民族的统称。1973年，穆斯林被政府承认为第6个主体民族。还有一种“南斯拉夫人”，他们自称属于南斯拉夫，而非任一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了民族概念。
第二，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人数占据绝对优势。尽管塞尔维亚族人数最多，但也未超过全国人口的40%。从1948年到1991年的43年里，人数较多的几个民族的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只有阿尔巴尼亚族和波黑族人数有较大的增长。
第三，民族混居情况复杂。在整个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相对多些，但在某些地区他们属于少数民族。例如，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尔维亚族作为主体民族，其人数也不超过共和国人口总数的70%。同样，在塞尔维亚也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
第四，文化宗教差异大。南斯拉夫王国各民族长期处于不同的国家统治下，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都属于不同的文明范畴，存在明显的差别。南斯拉夫境内通行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四种语言。西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东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信奉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中部地区的波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第五，历史积怨甚深。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既是世纪宿怨，又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表现在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涉及各共和国同联邦之间、各共和国之间、共和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内部、南斯拉夫同邻国之间的关系。
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民族结构的复杂性，也为其后的内战和解体埋下了伏笔。
南斯拉夫联邦的文化教育早在1947年至1951年的“一五”计划期间便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时10岁以上居民的文盲率仍占25.4%。1980年全国实行8年制义务教育，全国有小学1.3万多所，中学有98.5万名学生，高等院校和科系231个。从1945年到1980年，共培养81.6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11,300人获得了博士学位。
1979年，用于教育的费用占GDP的3.9%。全国7-15岁儿童都免费入学，1953年的入学率为71%，1981年达到97%。1974年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开始进行改革，实行专业性较强的定向教育。1980年前后，接受新型中等教育的学生有56.8万人。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高等教育也发展迅速，1977-1978学年度，全国有18所大学，195个系，5个大学级学院，136所二年制学院，共有在校生42.4万多人。南斯拉夫还十分重视职工的业余教育，建立了人民大学和工人大学，198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年有人民大学184所、工人大学130所。
南斯拉夫政治开放、经济发展、文化多样化，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南斯拉夫人从60年代初起就可以自由地出国旅游，西方国家大都取消了对南斯拉夫公民的签证。这在东欧集团也是独一无二的。全体南斯拉夫公民都享有社会保障。南斯拉夫是在东欧国家中最早普遍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每年有带工资的休假期。所以，每年都有几十万南斯拉夫人出国旅游。
南斯拉夫联邦宪法中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卫生保健和健康保险，并于1960年制定了卫生法规，涉及传染病控制、环境保护、药品政策等方面。各共和国也都有各自的卫生立法，各不相同。在卫生机构上，联邦政府下设联邦卫生部、联邦卫生计划研究院、联邦公共卫生研究院等，各共和国也都设有公共卫生研究院。在地方上设有卫生中心、卫生之家、卫生站等卫生组织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南斯拉夫也有卫生保险制度，保险金为居民收入的20%，政府也视情况予以补贴。
南斯拉夫联邦是巴尔干半岛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缩影，被视为东西方文化的“聚宝盆”。南斯拉夫处于欧亚的十字路口，早在古代，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和其他文明就处于共存状态。不同民族的居民在南斯拉夫地区共居，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文化。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联邦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政党（南共联盟）和一支统一的军队。但是，它又是一个拥有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5个主体民族以及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它有两种文字：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四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西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受到西方的影响，信奉罗马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东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则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而中部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除受到上述两种宗教影响外，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南斯拉夫政府承认和尊重这些差别，重视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联邦宪法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各联邦单位都用各自的语言出版日报和周报，创办各民族语言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在各少数民族学校中可使用该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
前南斯拉夫王国处于奥斯曼文化和奥匈文化的影响下，它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区域。首先，它属于东部文化区，这是拜占庭帝国继承希腊文化、吸收亚洲文化因素后发展的罗马文化，并传播东正教的结果。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位于这个文化区域。同时，南斯拉夫王国也属于亚得里亚海文化，特别是在曾被威尼斯统治长达400年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受到罗马、威尼斯和意大利文化的影响。
南斯拉夫境内还有中欧文化区，其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曾是奥地利和奥匈帝国的统治范围，受到这些国家的文化影响。这些文化现象在南斯拉夫王国境内都有明显的表现。此外，南斯拉夫王国还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被称为巴尔干山地文化区，主要存在于波黑的崇山峻岭之间。这一区域的特点是封闭僵化，直到20世纪仍保留着宗法制度的残余。它处于东部文化和西部文化之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而在1945年，新南斯拉夫诞生后，南斯拉夫在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同时，号召尊重和保留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南斯拉夫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马其顿文化和黑山文化与塞尔维亚文化、克罗地亚文化和斯洛文尼亚文化一样，是平等的。60年代起，又承认穆斯林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同时，南斯拉夫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受到重视和保护。为了改变不发达地区文化科学技术的封闭落后状态，南斯拉夫政府专门制订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如决定以GDP的0.93%作为无偿补助经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科学教育文卫建设。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自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同宗教一样，当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加剧的时候，文化问题也凸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社会的多元文化呈现为两大趋势：
一是以塞尔维亚为代表，主张一种统一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共性），而忽视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个性）。这实际上是塞尔维亚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存在的文化；
二是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代表，强调每种文化的特性，而贬低能使整个南斯拉夫不同文化接近和统一的民族文化。这种思想和文化理念得到了马其顿、伏伊伏丁那、科索沃等地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本民族文化的作用，而不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
南斯拉夫史学界称这两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矛盾是精神领域两种民族矛盾的体现，即“文化中央集权主义“和“文化分离主义”。两种趋势的危害是一样的，即不利于各民族之间、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文化交流，阻碍了全南斯拉夫各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以“克罗地亚之春”事件为代表，南斯拉夫多元文化出现问题冲突后，围绕联邦的文化政策、使用哪种语言文字、宗教的作用、教育体制，甚至艺术创作和表演形式等都展开了争论。南斯拉夫的“教权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使过去较为和谐的宗教与文化同社会对立，而与各种民族主义同流合污，致使南斯拉夫多元文化出现停滞和分裂，最终导致联邦国家共同体走向衰败和消亡。
在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里，由于不存在公认的“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民族”和“南斯拉夫文化”以及对这三者的认同感，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常常提出诸如语言、文字、文化的独特性等问题，向联邦发难。可以说，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扭曲了的文化认同因素也是南斯拉夫联邦崩溃的原因之一。
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团体，被称为“玛蒂察”。这些文化团体在19世纪早期在南斯拉夫境内形成，最早的是1826年在布达佩斯建立的塞尔维亚玛蒂察。随后，在1842年成立了克罗地亚玛蒂察，并在1864年在卢布尔雅那创立了斯洛文尼亚玛蒂察等。这些文化团体对于唤醒民族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一直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来，“玛蒂察”文化团体也被称为“文化协会”或“学会”。
在社会主义联邦时期，南斯拉夫文化和艺术得到了显著提升。贝尔格莱德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早在1950年就举办了凡·高和毕加索的抽象派画展，1965年当代艺术博物馆落成，与纽约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媲美。贝尔格莱德国际戏剧节也吸引了全球优秀戏剧剧目。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剧院不仅创作了丰富多样的南斯拉夫本土作品，还演出了世界古典名剧如贝尔托·布莱希特、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作品。
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南斯拉夫的文化普及和信息交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国立图书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都有大型的人民图书馆，1980年全国共有约2100个国立图书馆和近万个其他类型的图书馆，藏书达到约7600万册，每年接待读者超过210万人次。据1979年统计，全国有387个各类博物馆，包括综合性、社会历史、经济技术、自然和艺术博物馆，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超过1100万人次。
20世纪南斯拉夫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点，也是新老流派冲突的时期。其受到法国和德国文学的影响，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其中，塞尔维亚人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1892-1975年）和克罗地亚人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Miroslav Krleža，1893-1981年）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伊沃·安德里奇家乡的德里纳河、架设在河上的大石桥以及古城和传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1918年，他以《南方文学》为基地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诗和文学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里奇在贝尔格莱德隐居，拒绝与法西斯主义合作，专注于文学创作，写下了《特拉夫尼克记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女士》等长篇小说。
1956年，安德里奇访问中国，参加了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并撰写了《鲁迅故居访问记》等文章。1961年，他的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巴尔干国家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文学家。安德里奇于1975年去世后，南斯拉夫国家为他建立了几座纪念博物馆，并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是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1926年，他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俄国游记》，热情赞美苏联的文化，同时对斯大林的某些僵化观点持有批评态度。克尔莱扎主办了《火焰》《文学共和国》《今日》等文学刊物，其中讨论了包括美学和哲学在内的一些现实问题。1941年，他开始从事戏剧创作，经历了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倾向到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创作了60部作品。
他的小说作品主要包括《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在记忆的边缘》《克罗地亚战神》等。他的剧本《格列姆巴伊老爷们》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斯拉夫戏剧创作的高峰。1945年，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担任南斯拉夫百科全书主编和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副院长等职务。他的幻想剧作《阿雷特伊》在1960年南斯拉夫戏剧节上获得一等奖。剧本《在兵营里》（又名《加利齐亚》）在1965年的诺维萨德戏剧节上获得演出奖。克尔莱扎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南斯拉夫的图书出版事业实行自治制度，资金自筹，自负盈亏，图书由出版社自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国共有150余家出版社，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教育出版社、光明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等。每年出版图书1万种，8,000万册。全国共有书店1,100多家，并在贝尔格莱德设有南斯拉夫图书进出口公司。南斯拉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个早在1960年就取消了新闻检查的国家，出版法相对自由，只对某些敏感的公开出版物进行审查。
据1981年的统计，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共有各类报纸3,000多种，总发行量约为10亿份。报纸种类繁多，包括日报、周报、半月刊、月刊等。影响最大的是日报和晚报，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有《战斗报》和《政治报》，平均日发行量达到30万份。晚报中最受欢迎的是贝尔格莱德的《新闻晚报》和萨格勒布的《晚报》，1981年它们的发行量分别达到34.8万份和29.9万份。体育报纸也受到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喜爱。
1981年共有各类杂志约1,400种，总发行量达到2.2亿份，包括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南斯拉夫还拥有全国唯一的一家通讯社，简称新南斯拉夫通讯社，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国家只提供部分经费。南通社除向国内外发播大量消息外，还为转播不结盟国家通讯社的新闻提供了翻译力量和广播设备，展示了南斯拉夫新闻出版业的多样化和国际影响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的广播事业迅速发展，它的新闻、广播和电视已经走在苏联东欧集团的前列。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有广播电台16个，1976年有广播电台189个，1979年为190个，发射功率增加25倍。1980年广播电台增加到191个，1983年有广播电台200个。电台广播的节目从1976年的317千小时增加到1983年的388千小时，其中音乐节目为240千小时。1947年平均每70个人拥有1台收音机，而到1965年平均每10个人有1台收音机。
1983年，南斯拉夫有电视发射台8个，播放节目近2000小时。1960年全国只拥有3万台电视机，而1964年突破了44万台。或者说，1960年每618人才拥有1台电视机，而到1976年平均每6.2人就有1台电视机。1983年每千人拥有175台电视机，这个数字已接近奥地利的水平。电视节目除新闻和文化频道外，增加了娱乐、歌舞节目。60年代中期起，南斯拉夫政府还允许老百姓收看意大利和奥地利的电视节目，这在东欧国家一般是遭到禁止的。广播电视的逐步普及，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
1945年起，南斯拉夫先后成立了南斯拉夫国家电影制片厂。此后，陆续建立了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斯科普里、铁托格勒等电影制片厂。南斯拉夫人民军成立了“旗帜”电影中心。1977年，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省也建立了电影制片厂。1957年拍摄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齐拉神父和斯皮拉神父》，并在同年的普拉电影节上获奖。据有关资料统计，1947-1989年，南斯拉夫共摄制了800多部故事片和6500多部纪录片。自20世纪60年代起，南斯拉夫的电影公司一直保持每年平均制作约30部电影的水准。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影片的出口量非常大，1951至1982年，出口的故事片多达4905部、纪录片10508部。克罗地亚导演的动画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如60年代的《游戏》《代用品》获得“奥斯卡”奖。1972年起，萨格勒布开始举办世界优秀动画片电影节。南斯拉夫的电影作品还非常关注民族解放战争、讴歌人民群众在这场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产生了一批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作品，如《永世生存的民族》（1947年）《大的和小的》《苏捷斯卡战役》《桥》（1969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2年）等。自1954年起，南斯拉夫还经常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电影节，影片在电影节上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展示了南斯拉夫电影产业的多样化和国际影响力。
而其中，曾风靡中国的南斯拉夫电影《桥》（1969年）的拍摄地及背景所在地——塔拉河谷大桥位于黑山北部，横跨欧洲最深的塔拉河大峡谷，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全长366米。它初建于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后于1946年重建并保留。1980年，大桥所在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南斯拉夫的体育事业非常兴盛，足球、篮球、体操等项目都有较高的水平。南斯拉夫在奥运会上一共获得过23块金牌、27块银牌和25块铜牌，其中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南斯拉夫获得奖牌最多的一次。同年冬天，在萨拉热窝举行了冬奥会，这也使得南斯拉夫成为继苏联后第二个承办奥运会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