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年1月24日-1786年8月17日），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第三位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史称腓特烈二世（又译：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作曲家。

腓特烈大帝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王室，从小就试图摆脱他的独裁父亲。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欧洲著名的军队统帅之一。他一生征战无数，战功显赫。他曾两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通过与奥地利、波兰等国的战争使普鲁士亦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之一。

腓特烈大帝热爱吹奏长笛，并致力于研究艺术和法国文学，还与伏尔泰建立了长期但波折的友谊。他是欧洲开明专制和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促进了宗教宽容、经济改革。他信奉“强权即公理”，在其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712年1月24日，腓特烈出生于普鲁士王室。是第二代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第四个孩子，因两个长兄夭折 , 另一个是三岁的姐姐 , 他便成了长子。出生时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快结束。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地处内陆，土壤贫瘠，资源匮乏，四周强敌环伺，普鲁士历代国王不得不如履薄冰，在夹缝中求生存。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期望腓特烈爱兵习武，长大后能够建功立业。但小腓特烈受母后索菲·多罗特娅和法国教师的影响，酷爱文学、音乐和哲学。父亲对此十分不满，因此他常常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习法国文学和绘画音乐。1730年，腓特烈长成了一个英俊倜傥的青年。他制定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计划，想要逃离但却未能成功，他的挚友卡特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处决，这在腓特烈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腓特烈开始选择隐忍，屈从于父亲的权威。1733年，在亲奥势力的压力下，老国王指令腓特烈迎娶了一位奥地利王室之女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夫妻两人毫无感情可言，常年分居，未诞下子女，仅在一些节庆场合共同出现。腓特烈曾经感叹道：“我那时活得像一面镜子，无力遵从自然的吩咐，只能反射出周围的事物。”

铁血统帅

1740年5月，老国王去世，腓特烈继承普鲁士王国王位，即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登基后，即着手采取扩张领土，积极发动并参与战争。在登基之初的1740年12月，腓特烈二世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以女性不得继承王位为由，突然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悍然进军奥地利的经济重镇西里西亚（今波兰境内），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2年6月，奥普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奥地利的特蕾莎女王作出妥协，同意割让西里西亚给普鲁士，腓特烈首战告捷。奥普两国停战后，奥地利特蕾莎女王一直伺机报复，她在后来展开外交攻势。腓特烈二世于1756年8月再次不宣而战，突然入侵奥地利的盟友萨克森公国（今德国东部），七年战争拉开了序幕。1763年，奥地利被迫再次和普鲁士王国签订停战协议，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七年战争至此结束。1772年，和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公国趁波兰内政危机之时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得西普鲁士。在这些战争中，腓特烈数次亲身领军，在几次战役中尽显了他的军事才华。普鲁士亦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之一。1785年，组建由15个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诸侯联盟。

第一公仆

战后的普鲁士满目疮，在1756年期间，普鲁士曾陷入饥荒。腓特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他扶持工作、稳定农业、扩大贸易、改革财政，普鲁士王国国力大为提升。在发展经历的同时，腓特烈通过进行法律、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的发展。他曾对他的人民说：“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他积极发展本国制造业，兴修水利并扩大耕地面积，调整和改革财政政策，普及义务教育，使普鲁士在短短二十年内一扫颓风，在群雄争霸的年代异军突起。1785年7月，腓特烈二世组织起诸侯联盟，加入该盟的共有15个德意志邦国。

人物逝世

腓特烈与妻子常年分居，一直独自生活，相依为伴的只有一条格雷伊猎犬。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的长椅上与世长辞，享年74岁。他去世时孤独一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如哲学家般活着，也如哲学家般死去，不要华丽，也不要喧闹。”由于身后无子，由侄子继承，就是腓特烈·威廉二世。

施政举措

政治

开明专制

腓特烈二世自幼年始接受法国式教育，在启蒙思想的浸润下，执政后他展现出的宽容形象。首先是宗教的宽容，在登基的前一年，就写下了《反思罗马帝国的衰落》，认为东罗马的湮灭应归咎于宗教冲突；其次是言论宽松，尽管国王要求 “服从”，但很谨慎，也不敢随意让媒体“闭嘴”。他对君主的道德品行要求很高，认为君主的职责是为臣民服务，包括“维护法律，保障正义，全力抵制道德败坏，捍卫国家安全，认真督促土地开发，为人民供应充足的食物，鼓励企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等。腓特烈接受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思想，在当王储时，就已经与他父亲所代表的“君权神授”的绝对国家观决裂，取而代之的是开明专制为特征的国家一君主二元统治。在《政府形式》的开篇中，他称“公民同意将权利赋予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由他为他们提供服务 ”。君主不再是“国家的化身 ”，而是“国家制度 ”的一部分，是国家首脑或 “国家第一公仆”，并应以其忠诚、智慧和无私建立一个“完全的福利国家”。他还加强政府机构的制度性建设，1748年5月20日颁布了《政府条例》，被视为普鲁士王国行政史上最具独特性的文件。同时，他建立品行表 ”和 “业绩考评 ”制，推行监察制度，制约官员行为。除了遵守官僚体制的规则，他并不完全否定等级议会的重要性。这便是腓特烈二世推行的“开明专制”政体。

司法清明

君主对权力的约束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为建立和巩固新政体，腓特烈大帝下令编国家基本法，为普鲁士留下了一个成文的法律体系——《普鲁士国家法典》。 1749年，腓特烈二世模仿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写下《论法的理性》。同年，普鲁士王国颁布《行政条例》，明确划分行政与司法的界限，腓特烈二世表示不再以行政插手司法程序。1752年，腓特烈二世在《政治遗嘱》中将司法问题置于国家财务、军务和政务之首。他致力司法改革，建立了新的法律秩序，基本消除了“以司法名义做各种坏事”的法律腐败现象。当然，在 “开明专制 ”时期，国王对司法的理解并未脱离专制国家的范畴，行政仍然优先于司法。但这也至少释放出普鲁士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强烈信号。

“官房学”

在践行“开明专制”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普鲁士王国专制政体诉诸于一套政府管理学说——“官房学”。它以政治学为基础，还包含了经济学和财政学。它关注国家和人的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是重视国家土地开发；其次是通过农业耕种、林业保护、矿藏开采等活动来提高生产水平，同时推进制造业和手工业发展和贸易、商品流通；第三是对公民的道德进行治理；最后则是国家安全以及治安法的制定和实施。“官房学”在1750年后的腓特烈二世时期得到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家经济的繁荣。l740—1786年，普鲁士王国王室年度财政收入从700万增加到2300万塔勒，财政节余也从1000万增加到5400万。

军事

腓特烈大帝即位后，励精图治，采取新式募兵制度，建立了常备雇佣军。他将财政收入的4/5用于军费，在军队建设上用严格的训练方法和严厉的棍棒纪律，建立起当时欧洲最好的军队，是“欧洲模范的军队”。特别是骑兵部队，被恩格斯称之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腓特烈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统帅之一。在其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王国的国力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他一生征战无数，战功显赫，其在位时期的普鲁士是德意志诸邦国中领土最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强军改革

突出军事，强化军队”是腓特烈二世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

一是征兵。为征到足够兵员，普鲁士募兵官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普鲁士之外的德意志其他各邦，这种征兵方式加强了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系，很多有雄心有抱负的外邦青年被吸引到普鲁士军队，其中就包括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一代名将。

二是严训。腓特烈二世把“严明军纪”上升到了“军魂”的高度，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积极培养军官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对士兵的训练更是异常严格，皮鞭加棍棒的野蛮军法充斥整个军队。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并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普军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普鲁士王国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三是精械。腓特烈二世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自给，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1741年，他开始着手发展军事工业，政府予以免税并给予补贴。在官方扶持下，普鲁士很快就摆脱了武器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生产数量和武器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

四是创新。技术方面，提高了滑膛枪射击速度；战术方面，结合武器性能对步兵作战编队进行了相应调整，发明了斜行战斗序列；协同作战方面，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将骑兵的高度机动与炮兵的强大火力完美结合在一起；军制改革方面，设立了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军事传统方面，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

五是补给。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补给的传统模式，采用新型严密高效、机动灵活的后勤保障体系，为频繁的王朝战争提供强有力的物资支持。具体做法是：单兵携带可供自身消耗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本部8天的面包定量，最高一级的军补给车队则为全军携带一个月的食品供应量，在柏林等交通枢纽设置仓库预先将储存大量战备物资备用。

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是指从1756年到1763年，英国、普鲁士王国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和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各大国卷入的最后一次欧洲大战。在此之前的1740年至1748年，腓特烈二世率军两次击发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奥地利控制的富饶的西里西来，使普鲁士的疆域和人口一举增加了30%。腓特烈二世也因此在国内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此后，两国为争夺德意志和中欧霸权，斗争不断。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战争遍及欧洲、北美、印度和海上，欧洲是陆战的主战场，主要是反普同盟与普鲁士王国交战。

1756年8月月28日，早已做好精心准备的腓特烈二世亲率10万大军，对普鲁士南部的萨克森公国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了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七年战争”由此爆发。1757年4月，腓特烈二世再次挥军南下，进军波希米亚，围困了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但奥地利军队毫不示弱。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也向普鲁士边境大力推进。腓特烈二世面对数量占优势的对手，放弃了波希米亚，调头迎击法军，而俄罗斯军队趁机攻入示普鲁士，瑞典军队在普属波美拉尼亚登陆，奥军也追击进入西里西亚，形成对普鲁士的围困。11月5日，腓特烈二世在四面受敌的情形下，在罗斯巴赫战役中孤注一掷，在他的骑兵司令官冯·赛德雷茨的帮助下，仅用90分钟就击败法军，以损失500人的代价，消灭法军7000余人，又乘胜追击把法军赶出了边界。随后，腓特烈二世调遣4万精兵急行军进入西里西亚，在12月5日的洛伊滕战役中大败奥军，以损失6500人的代价，歼灭奥军27000人，显示了腓特烈二世良好的军事才能。

1758年，奥法俄同盟发动军队近32万人，相当于普军的两倍，但因为行动缺乏统一和配合，未能发挥优势，给普军创造了集结兵力，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单独作战的条件。在屈斯特林城附近的措恩多夫村，普军与俄军展开了一场血战，双方损失惨重，俄军被迫撤退。此时的普军将士越战越勇，腓特烈名声大振。然而1759年，成了这场战争的转折年，俄奥联军吸取教训，协同作战，会师法兰克福，直逼将士首府柏林城。8月21日，普军与俄奥联军在库纳斯多夫展开了七年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俄奥联军以两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使普军的五万人马死伤近半，从此实力大降。

到了1760年，连年征战的普鲁士王国国库空虚，开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又逢俄、奥、法三面夹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还一度攻占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军力不足的腓特烈二世只剩下招架之功，陷入苦撑危局的窘境。1761年，笼罩在普鲁士上空的阴云仍未散去，普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没有丝毫改变，俄奥联军不仅攻占了南西里西亚等大片领土，并且经过长期围困，终于攻克了科尔贝格，使柏林再次告急。与此同时，普鲁士的主要盟友英国发生了意外的政坛变故，中断了对普鲁士的财政援助，普鲁士军队几乎陷入了绝境。正当腓特烈二世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挽救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命运。1762年1月5日，沙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病逝，她的外甥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即位。从小在德国长大的彼得，对普鲁士王国有着故国之情，对腓特烈二世更是推崇倍至，他登基后立即宣布退出战争，把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全部归还给普鲁士，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想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瑞典，也因此退出战争，与普鲁士签订了和约，普鲁士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被后人称为勃兰堡王室的奇迹。1763年2月10日，英国与法国在巴黎签订停战和约。2月15日，以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和萨克森公国为另一方，正式签署了《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十八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以经历了七年激烈、曲折、复杂的角逐之后就这样宣告了结束。

七年战争虽然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负，但是胜利的天平显然是倾向于英普同盟一方的。根据和约，普鲁士王国巩固了对西里西亚的领有权，从而身于欧洲大国之列，为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迈出了第一步，成为普鲁士走向强盛的转折点。七年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骑马凯旋柏林，标志着普鲁士作为新的欧洲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然而战争的胜利，无法弥补50万普鲁士人被杀戮，几千幢房屋被摧毁，大片领土被敌军劫掠蹂躏而留下的创伤。而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采用的穷兵武式的战争策略，对未来德意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瓜分波兰

波兰的地理位置，西为普鲁士，东为俄罗斯，南为奥地利。当普鲁士王国开始崛起，波兰便成了其东向扩张的障碍。1772年，在腓特烈二世的倡导下，波兰被第一次瓜分。其中，俄国分到了62%，约46万平方公里；普鲁士分到了20%，约14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分到了18%，约12万平方公里。普鲁士领土等到较大的扩张。自此，他开始自称为腓特烈大帝。1785年，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了诸侯联盟，使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变化，对欧洲形势也发生影响，普奥对峙的两元主义渐成定局，再由奥地利主宰德意志统一遂成为不可能。

经济

腓特烈二世以重商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固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容克贵族的利益，但符合普鲁士王国当时的国情，为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扶持工业

腓特烈二世继位时，普鲁士的工业十分落后。他认为工业发展看作是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的基础，并立志发展本国制造业。

一是强化中央对经济的统一领导，优化国家经济管理部门。腓特烈二世继位时，主管国内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是总理衙门，这是一个建立于1723年的全能型政府机构，由政府大臣和枢密院顾问组成，以地域行使职责，按照对各省的管理分成几个部门，总理衙门对国王负责并提供建议。这样的机构设置存在两个突出的弊端，一是王国事务难以形成一个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有效整体，二是不利于中央对各经济部门实行专业化管理和领导。因此，腓特烈二世进行了诸多的机构改革，旨在建立一些新的职能型政府部门，以代替全能型的总理衙门，加强对部门经济的领导。1740年，排特烈二世建立了工商业部，负责整个王国的工商业发展事宜；1746年，排特烈二世设立了军事管理部 , 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筹划军队的粮食、服装、马匹和饲料等；1750年削弱了总署对铸币厂的领导权，规定新任命的铸币厂总督只接受国王的指令，只对国王负责；1751年，他在埃姆登成立了“亚洲公司”，专门发展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17 66年成立了财政关税部，将税收办法由原来的以省为基础征收间接税改为全国统一征收关税和消费税；1768年，建立了矿业冶金部，并选拔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担任该部的领导工作；1777年，建立林业部 , 陆续成立了烟草管理总局、咖啡、盐业专卖署等机构，并组建了一支查堵走私和侵犯专营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到其统治结束时，基本上在中央建立健全了政府经济部门，扭转了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为迅速准确贯彻其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

二是采取不同政策促进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西里西亚自然资源丰富 , 地理位置优越，且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膝特烈二世对这个新占领地采取了鼓励、扶持其工业发展的政策。首先，通过立法扩大国家对西里西亚矿藏资源的所有权。1756年，腓持烈二世颁布了“矿业法”，规定王室应获得该地矿石产量的十分之一，改变了西里西亚地主们拥有领地范国矿藏全部所有权的历史惯例，为国家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西里西亚的旷藏资源提供了法律支持。其次，发展以国有性质为主的企业。1753年至1754年，为解决马拉帕涅和克雷兹堡新建的三座鼓风炉的人力不足问题，政府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曼斯菲尔德、勃兰登堡、萨克森的技术工人和矿工移居西里西亚，包括不承担各种义务、低税率、疾病工资、住房津帖、免服兵役等。七年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他又制定了新矿业法，规定国家有将某一地区指定为王室矿业特许租借地的权利，私人开采者只有在取得王室特许后才能开采矿石。

三是积极促进纺织业的发展。为了改变普鲁士以出口谷物和原料为主的国际贸易模式，腓特烈二世继位不久，就颁布了严格禁止出口毛皮、羊毛和纱锭，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的禁令，违者处以死刑。为解决资金问题，他设立了“丝织业基金”，由纺织业负责人管理且不受财政局控制，并由国家信贷机构提供10万塔勒的初始基金，还通过王家赐予和成立抵押银行贷款形式，向纺织业主提供资助，此外，政府还每月向丝织业提供津帖，即使在经费困乏的七年战争期间，他还给制丝业业主提供5万塔勒的资助。为了解决织工短缺问题，他采取向外国企业家和技工提供机器、津贴、年金和减免税额等特权，吸引他们来柏林工作，在七年战争期间，每年用于引进外国熟练工匠的费用仍达3000塔勒。普鲁士王国的纺织业在腓特烈二世的各种保护、扶植政策中迅速发展，据海茨贝格1785年的统计，普鲁士毛纺织品年出口值达400万塔勒。仅西里西亚的亚麻出口值就由1748年的350万塔勒增加到1790年的590万塔勒。

四是扶持新兴产业，促进制陶业、制糖业、刃具业发展。制陶业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在普鲁士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腓特烈二世把它作为一项创汇行业 , 希望以此取得贸易顺差。在他的筹措和组织下 , 1751年柏林开办了第一家陶瓷作坊 , 但因技术问题和经营不善 , 不久就关闭了。 1763年商业危机时期 ,腓特烈二世23万塔勒买下了企业家戈茨科斯库在柏林的制陶作坊到他的统治结束时 , 柏林王家陶瓷厂已拥有500名工人 , 年产值200万塔勒。

40年代的普鲁士 , 几乎没有制糖业 , 所需蔗糖完全靠从汉堡进口。为了发展自己的制搪业，腓特烈二世亲自拨款，提供土地，支持斯普利格波于1749年建立了第一家制糖厂。从 50 年代到70年代 , 政府先后在柏林、西普鲁士建起了十几家糖厂。腓特烈二世把外国精糖的进口税提高到百分之十二，以引导国民购买国产糖，保护国内市场。1784 年，从事制糖业的工人有200多人，年产值近30万塔勒，不仅满足了本国市场需求，还部分出口到其他国家。

普鲁士王国的刃具业，也是在排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兴建和发展起来的。他继位不久，就颁布了一项指令，在诺伊施塔特— 埃伯斯瓦尔德建立刃具工业 , 以摆脱连小刀、剪子也要靠进口的落后局面，他从图林根州等地聘请了200多名技术工人，在创办初期采用分散、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促进刃具业尽快成型。随着产业的发展，为了稳定市场秩序，腓特烈二世把分散的作坊联合成立了颇具规模的刃具工厂，并给予多方面扶持：国家冶铁厂和林场保证按时供应刃具厂所霜要的金属和木材；禁止进口刃具；给予刃具厂销售产品的专卖权；减免所有销往国外刃具的出口税。在政府的支持和管理者的苦心经营下，到60年代，刃具业呈现一派兴旺繁荣景象。

稳定农业

腓特烈二世曾说： “农业在各种技艺中为第一重要。没有它就没有商人、诗人和哲学客。只有农业，才是大地创造的真正财富。”他把发展农业作为他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建立立经济稳定的农民阶层。在这方面，他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由“保护”农民向“解放”农奴发展。腓特烈二世继续奉行其前辈试图禁止领主驱赶和虐待农民的政策。1750年，因认为六年监禁太过温和，他命令重新审判盖特伯爵夫人虐待女奴案。他从波美拉尼亚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减轻农民劳役，将每周六天的劳役减少为三天。1763年，他颁布法令，取消波美拉尼亚农奴依附关系。1771年11月8日，他下令废除普鲁士王国的所有人身依附和奴役状态。1777年，他宣布农奴使用土地权可以世代相传。尽管这些政策遭到了贵族领主的强硬反对，但其政策的制定和在一定程度与范围的贯彻执行，对农奴制度进行了冲击，奠定了19世纪斯太阳——哈登堡及以后一些政治家解放农奴政策的基调。2.扩大生产者队伍。腓特烈二世鼓励、吸引外国人移居普鲁士，并以减免赋税、免服兵役等措施优待移民。在他统治期内，用在移民身上的直接费用达2500万塔勒，共新建了539座农民村落，有42万个农户移居普鲁士王国。这些移民给普鲁士带来了大量实物和先进的技艺。

二是扩大耕地面积。为满足生产发展及人口增长对粮食和其它农业品的需求，腓特烈二世鼓励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18世纪50年代，政府推进实施工程师冯·哈莱姆制定的一项大规模改造沼泽地计划，并为此动用了军队。1753年，排干沼泽地15000公顷，有6000余人迁居到这片新的肥沃土地。腓特烈二世因对奥德河流域的治理得到了22.5方公顷土地，并在此建立起12000个小农家庭。对此，腓特烈感叹自己不费一枪一弹就“赢得了一个省”。

三是向地主和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用贷款。为了帮助地主和农民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腓特烈二世采纳了柏林商人布雷的建议，分别在西里西亚、马尔克、勃兰登堡州和波美拉尼亚建立了三家农业贷款银行。这些银行通过发行抵押债券，向大地产所有者提供大量资金。西里西亚的农业贷款银行第一发行债券就达2000万塔勒，其中腓特烈二世提供了20万塔勒。这些钱被用来实施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以及作为农业生产资金，对普鲁士王国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是鼓励学习外国先进耕作技术。腓特烈二世十分注意英国和荷兰农业生产方法的成就。他支持翻译出版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有关农业方面的著作，聘请英籍经济学家来普鲁士工作，派遣国有土地承租人的子孙们去英国学习农业生产方式。腓特烈二世重视改善牲畜品种和质量。他引进西班牙美利奴的细毛羊，鼓励农民在冬季圈养羊。在他统治期内，牲畜数量迅速增加，仅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州两地，就有羊3.5万只。为了提高国产烟草质量，节省国家在购买美洲烟草上的开支，腓特烈二世于1780年责成化学家阿卡德研究改进烟草种植问题。当阿卡德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时，腓特烈二世赐给他500塔勒，表彰他在改进烟草种植方面做出的贡献。

扩大贸易

腓特烈二世即位时，普鲁士王国还不是德国的主要经济区，其国内外贸易都很不发达。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努力扶植农工业发展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国内外贸易。

首先，多途径争得更多的市场。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发动或参与了四次对外战争。通过战争，普鲁士领土由分散到集中并不断扩大，中欧的贸易路线发生变化，普鲁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1769年至1770年，腓特烈二世借口保护其领地免遭瘟疫威胁，强行占领了西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和涅兹地区。1772年，兼并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省。他又几次重划疆界，巧取了但泽附近和涅兹河流域的一些村庄。腓特烈二世还控制了梅梅尔和马格德堡之间的所有领地。这些领地不仅使普鲁士王国每年有170万塔勒的收入，而且其原属波兰的经济贸易特权也转归普鲁士所有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786年普鲁士之地位，是在牺牲周边国家，尤其是波兰、奥地利、萨克森的利益基础上取得的。

其次，为发展贸易创造运输条件。改善交通状况，是腓特烈二世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一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开凿运河，建设港口、码头，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沟通奥得河和哈威尔河的芬诺运河重建工程于1746年竣工，1757年，连接易北河和哈威尔河的普劳恩运河开通。通过这条水路，把易北河与奥得河连接起来，方便了北海和波罗的海许多港口城市同柏林、马格德堡、布累斯劳及法兰克福等内陆商业中心的贸易联系和货物运输。1757年底，连接奥得河与维斯瓦河的布罗姆贝格运河建成，吸引了波罗的海的对普贸易；与此同时，整治鲁尔河的工程大规模展开，以便马尔克县的煤和金属制品顺利地运往莱茵河地区。

再次，成立海外贸易公司。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普鲁士王国获得了西普鲁士省，控制了维斯瓦河下游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掌握这一地区贸易的主要是但泽商人。为了尽可能利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所获得的经济优势，腓特烈二世除了继续采用政治、军事等压力迫使波兰和格但斯克当局就范外，还于1772年10月在马林温德成立了海外贸易公司，以便从但泽商人手中夺取这一地区的贸易特权。该公司拥有在普鲁士东部省份经营盐业进口贸易的特许权；所有沿维斯瓦河下游运输的石腊，必须全部卖给该公司；他有权在斯德丁和其他普鲁士王国的波罗的海港口获得地皮和建造仓库。当美国宣布独立时，腓特烈二世承认了美国政府，并于1785年同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改革财政

1768年，普鲁士的财政收人为1380万塔勒，随着政府支出的日益增加，原有的货币政策、税收体制和管理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政府需要了。因此，七年战争以后，腓特烈二世围绕迅速治愈战争创伤，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主题，多方调整和改革财政政策。

第一项财政政策是紧缩通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改善经济环境。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认识到，普鲁士王国的重建工作，不能再靠通货膨胀的政策，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是普鲁士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因此，他于1763年5月颁布铸币法，规定了各种不足值货币同战前币值兑换的比率，收回了一些不足值货币；1764年3月，他又颁布新的铸币法，规定以1：19.75的比率铸造的塔勒价值，比战前的币值低40 %，这实际回到了战前1马克纯银铸币14塔勒的标准。这项政策为使国家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金融体制。

第二项财政政策是实行烟草、咖啡和盐业专卖，以此增加财政收入。腓特烈二世于1766年7月成立了烟草管理总局。该局拥有进口、加工、销售烟草的绝对权力，并建立了一支查堵走私和其他违反专业权行为的防卫力量。他在1776年宣布，烟草专卖每年可带来100万塔勒的收入。到腓特烈二世统治结束时，这项收入高达128.6万塔勒。烟草专卖的成功，使腓特烈二世于1776年和1781年分别实行盐和咖啡专卖。腓特烈二世要求居民每年至少买一配克盐。还规定了农民为其牛羊等牲畜购买盐的数量。1778年至1779年的统计表明，盐业专卖所得收入计130 万塔勒。咖啡专卖的进口业务由海外贸易公司控制，每一个省都成立了一个咖啡栈。为了防止走私，政府采取了不得人心的手段，即缉私员不仅可以在城门口，而且可以在街道上把行人拦住检查，居民的住房可随意闯入，强行搜查。

第三项财政政策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管理。腓特烈二世在1776年建立了财政关税部，把以省为基础征收间接税的工作，改为全国统一征收关税和消费税，朝着统一普鲁士王国财政管理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腓特烈二世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储备黄金，以备战争之需。他建立了一些常设性库存，如波茨坦的“王家库存”，用于西里西亚防守的“西里西亚珍宝库”，用于易北河流域驻军的“马格德堡粮草基金”等。到1786年腓特烈统治结束时，仅“王家国库”中的战争储备金额就达5000万塔勒。从流通中抽出大量货币储存起来，作为战争基金，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闲置起来，不能用于正常的经济发展，对普鲁士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宗教

在18世纪中叶以前，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普鲁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哲学界中，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哲学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740年，具有宽容精神和启蒙思想的腓特烈二世在继承普鲁士王位后，对宗教采取了宽容态度。立即召回了沃尔夫，请他重新主持哈勒大学的哲学讲座，这一职位一直持续到1754年沃尔夫去世时为止。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它的公民会有相同的宗教思想，宽容也是国家幸福的源泉，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人们平静安康，而有宗教迫害的地方，则会引发血腥的、长久的、毁灭性的内战。在登基的前一年，他任亲王时就写下了《反思罗马帝国的衰落》，认为东罗马的湮灭应归咎于宗教冲突。

文化

腓特烈大帝从小受到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的调教，对法兰西的诗歌、音乐、哲学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自由精神深为倾倒，虽然他一生中不断地同法国打仗，但是他对法国的思想家们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赞赏法国思想家培尔的怀疑主义，正是受到培尔的宗教宽容思想的影响，他才解除了虔敬派神学家和其父腓特烈一世对沃尔夫的诬陷和迫害，重新将沃尔夫请回了哈勒大学。1750年，腓特烈大帝邀请法国启蒙运动精神领袖伏尔泰访问了柏林并在那里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另一位遭到法国当局迫害的启蒙思想家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也在柏林受到了腓特烈大帝的优待。腓特烈大帝始终对这些法国思想家们怀着一种既敬又怕的矛盾心理，给予优待却又不让他们与德国知识份子接触，但是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来访在客观上推进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腓特烈大帝一直是艺术爱好者和赞助人，他喜欢听歌剧，亲自过问了柏林国立歌剧院的修建工作，还督促建造了皇家图书馆（今德国国家图书馆）、圣海德薇格教堂和亨利亲王宫（今柏林洪堡大学），当然还有在波茨坦的著名的无忧宫。就在这座宫殿里，腓特烈大帝和乐队一起演奏，由宫廷画家门泽尔执笔，画下了那幅著名的《无忧宫的长笛音乐会》。

腓特烈大帝还热爱遥远东方中原地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开创德中交流的首航。1752年，腓特烈大帝骑马从柏林赶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埃姆登港口，为第一艘德国驶往中国的船“普鲁士国王号”首航送行。

教育

腓特烈登基后，将其父开创的义务教育制度发展完善，并重新设立了普鲁士科学院。1763年8月，下令起草下令起草《乡村学校规程》，规定5至13岁的儿童必须接受教育，这使普鲁士王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1765年，又发布了《西里西亚学校法》。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学校。这些法令为普鲁士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及建立国家学校制度打下基础。

普奥“七年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首次提出要在和平年代对参谋人员进行正规培训。1736年，第一所参谋学院在普鲁士创立。但由于该校过分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忽视参谋实际能力的培养，声望较低，严格说来，还只是参谋学院的雏形。

轶事典故

两次逃跑

腓特烈大帝的一生曾有两次逃跑。第一次是1730年7、8月间，自幼受母后和法国教师的影响而酷爱文学、音乐和哲学的腓特烈王储，因经常受到崇尚武德的父亲的训斥和惩罚，而利用随父王出巡之机密谋逃往英国未果，被判处死刑，幸得瑞典等国国王说情他幸免一死，被改判军事监禁。第二次逃跑发生在1741年4月10日他首次统军与奥地利为争夺西里西亚而进行的莫尔维茨会战，因为数质量均居劣势的普鲁士王国骑兵很快被奥地利骑兵逐出战场，普步兵在失出骑兵配合后失败在即，初上战场的腓特烈也有些慌乱，他接受了将军们的劝告，骑马逃至距战场30英里的一座小镇。老元帅施威林在关键时刻夺过近卫第一营军旗，带着冲入敌阵，普军才转败为胜。黄昏时分，腓特烈重新返回了战场。后来他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行军事改革，积累经验，成为了一位名垂历史的军事统帅。

引进土豆

1756年，普鲁士陷入饥荒。腓特烈听说南美洲有种叫土豆的作物营养丰富且易于种植，于是决定在全国推广土豆种植。然而保守的普鲁士王国农民一开始并不支持。他们认为土豆长于地下，通达鬼神，不宜食用。腓特烈想出了个妙计。他派人开采了一片土地种植土豆，土豆开花结果后又大张旗鼓地派重兵把守，夜晚再将部队撤回。这一招果然奏效。好奇的农民趁夜深人静时纷纷去挖土豆，就这样土豆的种植得到了普及，普鲁士人安然度过荒年。

与磨坊主为邻

腓特烈入住无忧宫后，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原因是无忧宫旁一座磨坊工作时的吱吱嘎嘎声打扰了国王的宁静，国王召见了磨坊主，要把磨坊买下来，磨坊主却宁死不卖。腓特烈被磨坊主的真挚和无畏打动，下令不得为难这个磨坊主，并且与这个磨坊主保持着和平的邻里关系。因为这个物权保护的故事，在他的晚年，波茨坦的乡亲们亲切的称呼他为“老弗里茨”。据说，后来磨坊主的子孙因为经济困难打算出卖磨坊，而腓特烈的继任者或继任者的继任者甚至出錢资助磨坊主，以保护这座神圣的文化丰碑。

家族成员

评价

德国出版的一些有关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书籍，如G·霍尔姆斯滕的《腓特烈二世》、M·弗罗伊思德的《德国史1492—1815》、M·里沃雷的《腓特烈大帝及其时代等》，这些书的作者都认为，这位被称为“王位上的哲学家”的国王，对普鲁士王国科学、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重建柏林科学院、重新作用被驱逐出境的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发展教育事业等。肯定了腓特烈在恢复和发展普鲁士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如开凿运河、修筑公路、开发奥得河、涅茨河沼泽地，担保向荒芜的或未开垦的地区移民，使当时数十万游民在普鲁士定居下来等。腓特烈始终重视并亲自过问法律改革，派精干的法学家以二十余年时间制定了《国家公法》，该法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法律相比更为进步。另外，腓特烈在国内对少数天主教采取的守寡大度政策也颇得人心。

德国文化史学家杜兰特评价腓特烈二世：这个国王有能力统治一个国家，敢于对抗教会，能草拟一幢建筑物图，速写人物肖像，写一般的诗和优秀的历史文章，赢得反对半个欧洲的战争，创作音乐，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和吹奏横笛。

崔健主编《西方帝王简说》：即使忽略他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和他对立法所做的贡献，单凭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就足以使他在历史上占一席位。在西方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腓特烈在历代名将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亚历山大、凯撒、汉尼拔、拿破仑·波拿巴这四大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