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58
葛量洪爵士， GCMG（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译葛亮洪，英国殖民地官员，早年曾于香港辅政司署供职，及后历任百慕大与牙买加两地的辅政司、尼日利亚的布政司，以及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等职，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是除麦理浩勋爵外，任职时间最长的港督。
在港督任内，葛量洪爵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击败中国国民党，并于1949年建立了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人口、社会和经济各方面都出现既深且广的转变，而国、共两党在香港的冲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加上香港战后百废待兴，社会基建受到严重破坏，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对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不过，在他的带领下，港府作出多项重大措施，成功使香港成功克服重重困难，并且建构出香港在战后的基本格局，渐渐从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
葛量洪爵士是历史上声望最高的香港总督之一，受惠于他种种的施政，不少港人曾认为他是最理想的港督。直到步入1970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历过“麦理浩时代”后，麦理浩勋爵才取而代之，成为港人印象最深刻的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发行自己的回忆录，在书中，他对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权以及香港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其中，他认为不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掌政，中国终有一日都会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于英国大伦敦瑟比顿（Surbiton）的奇彭纳姆（Chippenham）。父亲名费德里克·戴克斯？威廉（Frederick William Grantham），任职执业大律师；母亲则名叫亚历山德拉·斯坦？埃塞雷德？马力欧？西尔维？埃米莉？冯?赫德（Alexandra Reid Ethelred Marie Sylvie Emillie von Herder）。葛量洪早年入读威灵顿公学，其后入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在1917年编入第18营皇家轻骑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大战完结后，葛量洪升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其后以文学硕士资格毕业。
葛量洪的父亲在一次大战期间被杀，结果母亲在战后再婚，嫁给来自挪威的蒙特将军（General Munthe）。蒙特将军曾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所以葛量洪的母亲在再婚后随丈夫迁居北京，而葛量洪本人则获英国殖民地办公室聘请，派往香港辅政司署，并于1922年12月乘船抵港。
虽然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但他只逗留了数天，就被送到内地学习中国方言。自1923年至1925年间，葛量洪都是在广州市和澳门两地学习广东话，虽然他最终通过了所有测试，但整体上他仍是学不成。在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亲和后父，并游历了紫禁城和颐和园各名胜，此外，他还学习了官话。在1925年返港后，葛量洪才正式开始在香港辅政司署的职务。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间，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担任特别助理辅政司，但就曾经放了两次长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个月假回英国读法律，而第二次则是于1934年获送到帝国国防学院进修。在1934年的时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国内院的执业律师资格，而适值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后曾一度被借调任初级裁判官。虽然葛量洪对法律十分有兴趣，但认为自己天资有限，所有借调18个月后就返回辅政司署。
由于在辅政司署多年都没有晋升的机会，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时候向殖民地办公室申请调职，最终更得到批准。葛量洪在1935年10月离开香港，至1935年12月抵达百慕大出任辅政司。尽管他获升为辅政司，但他的薪金却只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担任百慕大辅政司；至1938年，他被调到牙买加任同职。在牙买加期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葛量洪曾参与和美国的合作，让美国海军动用牙买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国政府就转赠50部旧型潜水艇以作回报。未几，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获调到西非尼日利亚出任布政司，当时的尼日利亚是盟军的重要据点，除了有两个派往缅甸的师在当地受训外，尼日利亚也是棕榈油和橡胶一类军需品的主要供应地。葛量洪在尼日利亚接待过途经那里的政要，而他亦曾参与过盟军在西非举行的连串军事会议。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战尾声的时候，被擢升为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其中西太平洋高级专员一职曾一度于二战期间搁置。虽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辅政司和布政司的时候，就曾多次署任总督，不过斐济总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总督职级职位。在任内，葛量洪着手于重建战后斐济，除修复在战时被破坏的基建外，他又设法恢复当地经济，另外，他亦积极推动成立各种机构，谋求国际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发展和福利事业。葛量洪曾到访过南太平洋诸岛，体察民情，此外他亦吕振羽汤加女王等地方领导人物会面。
在1947年，葛量洪再获调任，到香港出任总督。葛量洪于1947年7月25日抵达启德机场，随后乘船到皇后码头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济任辅政司的列，也随葛量洪调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供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曾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到重光以后，全港有近四份之三的房屋因遭破坏而不宜人居。尽管港府在战后己立即着手于重建，但正如上文所说，大量的难民涌入，对香港的住房构成极大的压力。由于港府一向奉行自由贸易，为免干预市场而没有任何公型房屋计划，加上港府预期难民在适当的日子便会返回内地，所以就容许难民在城市边缘和山边建造屋。这类任意兴建的寮屋，一般只用火水罐拆出的铁皮或木版搭建，面积极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几人，此外，这类寮屋一般更缺乏干净水源，而且卫生情况也十分恶劣，火灾等意外更时有发生。在1953年12月25日圣诞节，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事件中虽然只有三人丧生，但大火一夜间就使约50,000人无家可归。这次大火除了使葛量洪真正意识到难民不是短暂居留外，也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房屋政策出现了根本的改变。
大火发生后，葛量洪决定立时兴建一批楼高两层的徙置大厦。而整个清理灾场、修筑道路以及兴建第一批徙置大厦的工程，前后仅用了7个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于短时间内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设委员会和徙置事务处，专门负责兴建徙置区，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早期的徙置区，每区大约容纳60,000人，每座徙置大厦则可住2,000人，平均每5个人居住在一个面积为120平方呎的住宅单位。尽管这些徙置区的生活质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内里有商店、学校、诊所和小区中心等配套设备，所以环境事实上要比寮屋区好得多。由于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须要在十分有限的财政能力下，设法取得庞大的资金兴建徙置区。葛量洪曾经就此事呼吁外界伸出援手，结果英国、美国和联合国均曾拨出专款以助建造徙置区。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区计划后，香港政府就负起了建造公型房屋的责任，时至今日，港府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业主。另外，继他以后，港府又推出了多项房屋政策，当中计有「政府廉租屋计划」，以至于后来的「十年建屋计划」等等。
同样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少的校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遭到破坏，这使葛量洪上任时，香港出现校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葛量洪上任后就着手兴建大量的中学和小学，但由于这都是较长远的计划，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决定学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尽量让大部份的适龄学童接受教育。此外，在何明华会督的配合下，工人学校亦相继出现。不过，为免共产党渗透学校，使学校变成「反殖」温床，葛量洪对学校作出严密的监控，除了由有关部门审视课程外，家长会有时也要向教育部门作出汇报，此外，港府更曾关闭一些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学校。但是在整体上，共产党仍然暗地里活跃于部份的学校。
另一方面，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加，教师的需求亦日益增大。可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仅有的罗富国教育学院却未能满足需求，结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设了葛量洪教育学院。葛量洪曾对于新的集美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
至于在大学教育方面，香港当时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在战时也受到洗劫，大学建筑物除受到严重破坏外，在日据时期亦一直停课，到1947年才重新复课。尽管大学在重光后一遍荒凉，但是复原的速度却十分之快。在葛量洪任内，香港大学得到何东爵士捐出港元100万元，用于兴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拨出400万港元专门用于重建大学；此外港府又将每年的经常性拨款调高至150万元。在1953年，葛量洪从英国邀来的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和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为香港大学发表一项报告，对大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报告发表后，遂成为港大在战后的重要发展蓝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获港大取录的预科毕业生，通常都会选择到内地的大学继续升学。不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造法却日益罕见；相反，不少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学者，则开办不少私人专上院校（如新集团亚书院等）。可是，这些院校均不是大学，没有资格颁授学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设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课语言的大学的呼声亦渐渐浮现。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洋行主席约翰？凯瑟克（Keswick）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讨香港设立一所香港中文大学的可能性。然而，香香港大学学担心自己的地位将受动摇，所以对建议大力反对，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时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专上院校始终也没有达至共识。
葛量洪本人事实上是赞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学的，理由是他担心共产党会自行在香港设立一所可与港大分庭抗礼的大学。在他卸任后，有关建立中文大学的建议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实，最终在1963年正式成立。
在昔日，港府通常都会把痳疯病病人和部份的精神病病人送到广东省的教会医院接受治疗，费用均由港府支付，不过这种造法在1949年内地易帜后就中止了。为了协助这类病人，葛量洪吕振羽国际麻疯救济会合作，于1951年在喜灵洲设立喜灵洲麻疯病院，该院可收容达500名痳疯病病人。另外，他又致力扩充照顾精神病病人的服务，更动工兴建新的精神病院。除此之外，葛量洪任内兴建和扩建的医院还包括律敦治疗养院、葛量洪医院和广华医院等。
在1949年前后，涌港的难民中曾包括有数百位内地的西医。但由于内地西医的资格不获港府承认，所以这班医生只可获政府雇用，而不可以私人执业。在葛量洪的协助下，港府为这群医生提供了特别的考试，以选出具水平的医生，好让他们在港行医。
除了房屋、教育和医疗外，葛量洪还推动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战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当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扩建机场。这两项计划其实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构思中，不过都是在他任内落实的。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过动工兴建大榄涌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费了1,000万英镑，储水量高达45亿加仑。然而，水塘建成后，香港食水仍然不足，这使葛量洪卸任后，港府又兴建了一个更大的水塘，而且还开始向大陆购买东江水。
至于机场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国际机场，但当他得悉飞机将来升降须要越过中国领空后，担心飞机有被击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头，改为扩建启德机场。启德机场的扩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议把原有跑道增长至2,194米。有关工程要到他卸任后，即1958年9月才告竣工，自此以后，基本上任何飞机都可以在启德机场升降。
早在1930年代以后，随着大英帝国国力的消减、平等和自决理念的流行，以及一众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女王陛下政府已意识到是时候要下放权力让殖民地发展民主，再让他们自主独立。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过，亦正式弱化了共主与自治领的关系，成为殖民地步向独立的先声。可是，好景不常，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到让殖民地独立的计划被中断，英国为了保持实力来对付轴心国，结果搁置了殖民地的民主进程。
一直到战后，殖民地独立的诉求重新涌现，英国亦着手让殖民地独立。当中，印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地就纷纷在战后宣布了独立。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一员，女王陛下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让香港走同样的道路的。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复任后，就大胆推出了后世通称的「杨慕琦计划」，建议港府下放权力，设立一个大致上由民选产生的市议会，企图由此培育民主，长远使香港具备独立的条件。
不过，计划推出后，由于社会各界始终未能达至共识，因此终杨慕琦犹他爵士队一任，计划始终没有落实。而在葛量洪接任后，他更与杨慕琦爵士持相左的意见。葛量洪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问题「不在于自治或独立」，而是在于「与中国的关系」，其它殖民地适用的方法也并不代表在香港同样适用；他又认为香港的前途属于「外交层面」，多于「殖民地层面」，因此葛量洪对「杨慕琦计划」一直持保留的态度。
另一方面，葛量洪认为由于新界是租借的土地，无论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因此他更断然认为，「香港要么是英国的殖民地，要么是中国广东省的一部份」，并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独立。至于在民主的意识上，葛量洪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要的，只是「稳定的环境」，「合宜的税率」和「公正的司法」，认为香港人只重工作和赚钱，而且不会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专家」治理香港更显合适。
葛量洪原本对「杨慕琦计划」计划已不太支持，而国共内战的爆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成为了「杨慕琦计划」流产的致命一击。由于上述的事件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以及使香港陷于不明朗的前景，葛量洪更惶恐「杨慕琦计划」所构思的民主选举会被共产党控制，成为宣传「反帝反殖」的工具，加上他一直不相信港人会忠于英国，所以葛量洪后来甚而认为计划最终只会让香港人以投票的方法结束英国的管治，然后「投回祖国的怀抱」。
葛量洪的看法颇得当时两局议员和商界的认同，当时两局议员认定方案「是一个太危险的做法」，而怡和洋行更有大班担心设立市议会会摊分政府权力，导致政府架床迭屋。在这种的背景下，葛量洪曾在休假时到伦敦向女王陛下政府提议搁置计划。英国行政机构方面最初反对葛量洪的意见，而且更已经通过了「杨慕琦计划」的最后草案，但经过葛量洪的多番游说后，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弃政改。在1952年10月，英政府于下议院以「时机不合」为理由，正式宣布放弃「杨慕琦计划」，计划遂随即为港府所搁置。自此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再没有重大的政制改革，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英展开香港的前途谈判，港府才另推「代议政制改革」。
虽说「杨慕琦计划」被葛量洪否决，但他在任内仍进行一定幅度的改革。首先，他增加了行政局与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人数。杨慕琦爵士在1946年复任的时候，行政局分别有7名官守与4名非官守议员；而立法局则分别有9名官守与7名非官守议员。到1948年，葛量洪则把行政局调整为官守与非官守议员各占6人，而在1951年，他又把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人数由7人加至8人；与此同时，他亦增加了华人在两局内的比重，以便反映华人的诉求。
其次，葛量洪在1952年于市政局重设了2个在战后被废除的民选议席，至1953年，民选议席进一步被加至4席。到1956年，市政局共有议席32个，当中16个是非官守议席，其中的一半，即8席由民选产生。尽管市政局逐步设立了民选议席，但由于选民数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极为有限。
最后，葛量洪继承自杨慕琦爵士以来所推行的公务员「本地化」，开始招聘华人到政府出任高级职务。而以往由洋人担任的职位，现在只要有合适的华人，就会以华人出任该职。到1951年的时候，港府已经有10.75%的政务官及专业级别职位由华人出任。
在国民政府仍然执政的时候，葛量洪曾经常访问广州市和南京等内地城市，而且还在1948年9月的时候与妻子一同重游北京，当时葛量洪的继父已经去世，而他的母亲则回到英国度过晚年。但在1949年中共立国后，这些访问内地的活动却中止了。在1955年年底，由于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将届满，他们夫妇俩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到访一次北京。
在得到中共和女王陛下政府的批准下，葛量洪遂与妻子以私人性质的身份，经广州前往北京。在北京，葛量洪除到访清华大学与北京的各大名胜外，还见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为免引起不快，葛量洪尽量避谈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对香港前途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但是他们两人仍然在澳门应否举办开埠400周年庆典一事出现分歧。葛量洪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应大肆庆祝，一天的活动就已经足够，但周恩来的态度却更为强硬，认为澳门不应作任何庆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动。几经讨论，周恩来最后表示容许澳门政府就开埠400周年举行简单仪式，但两人的会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阴影。
葛量洪返回香港后，他将周恩来的立场告知澳门总督，事后澳门政府即取消了庆典活动，而计划发行的纪念邮票与兴建中的纪念碑亦全部撤回。此外，从北京归来后，女王陛下政府通知葛量洪将获第3度续任，因此他返港后继续出任香港总督，至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蒋介石有意邀他访台，而且还派专机接送，但由于葛量洪担心这会引起轩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请。
葛量洪前后当了10年半，是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港督。他卸任后，港督一职由柏立基爵士接替。
返英后，葛量洪退居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Piccadilly）90号的住宅。晚年的葛量洪仍然关心香港的福利事务，而且常在不同场合发言和撰文，支持香港。另外，他亦曾于1965年发行了自传。葛量洪最后于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终年79岁。
普遍认为，葛量洪是香港殖民地历史上最杰出的香港总督之一。尽管在任内经历了种种挑战，但他最后都能顺应外在困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在的剧变，将挑战一一迎刃而解，而且还使促使香港从转口港过渡成更发达的制造业中心，为香港日后经济的急速发展立下极重要之基石。此外，香港政府不少的基本政策，例如房屋、医疗和边防等等都曾在葛量洪任内进行革新，这除了使香港更快从战争复原过来以外，不少政策（如公营房屋政策）更为历届港府所奉行不误。因此，在葛量洪卸任之时，他的官声很好，很多人更认为他是理想香港总督的模范。而不少学者亦指葛量洪是战后香港最主要的「建筑师」之一，而他的施政更为香港立下了决定性的贡献。
另一方面，葛量洪对中共所采取的务实态度，促使英国在1949年以后得以继续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中国大陆也同样停止鼓动国内民众发起收回香港的风潮。经过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国大陆更暂时放弃向英方谈论香港前途问题，这结果为香港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香港经济能够在战后稳步发展。可是，葛量洪任内搁置「杨慕琦计划」，并限制香港进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于是一直至1980年代以前，历届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这遂成为香港人政治意识薄弱的一大原因。
在他身故后，香港立法局曾特别于1979年10月11日的会议上为他默哀一分钟，而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更认为葛量洪「是伟大的管治者、拥有伟大的人格，和最伟大的港督」。
在1925年，葛量洪于游历北京的时候结识了来自旧金山的女子慕莲（Maurine Samson），两人结识后不久，即决定结婚，婚礼在1925年10月28日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并且由时任辅政司施勋爵士为新娘送驾。但有趣的是，由于施勋爵士在等待新娘梳理时睡着了，结果最后迟了出发，还使婚礼仪式延迟举行。此外，葛量洪与妻子葛慕莲成婚后还曾租用了时任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的游艇，到长洲渡蜜月。
葛量洪与葛慕莲在婚后依然恩爱如昔，葛量洪亦曾自言，自己最快乐的回忆，莫过于「妻子在夏夜的月光滋润下，在港督府后花园中踱步」。葛量洪与葛慕莲长相厮守，一直到她在1970年去世为止。在1972年，葛量洪复另与玛格丽特？艾琳？拉姆利夫人（Mrs Margaret Eileen Lumley，c.1921年—）结婚，拉姆利夫人是谷物商人查尔斯?S?赖特（Charles S. Wright）的女儿。在葛量洪逝世前生病的日子，他都是由拉姆利夫人所照顾的。
葛量洪在两段婚姻中都没生有任何孩子，他死后，其遗产在1979年2月9日进行估值，所得结果为320,097英镑。
葛量洪是少数发行回忆录的香港总督。在1965年3月，他委托了香港大学出版社发行回忆录，书名为《Via Ports -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该书以英文写成，共205页，只发行了1,500本，并由国泰出版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印刷。葛量洪的回忆录除了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公职生涯外，也仔细写下自己对中国和香港的看法。另外，他亦对英国殖民地办公室作了率直不讳的评价。
此书发行多年后，至1980年代香港展开前途谈判时，始再为人所注视。在1984年9月，此书被曾景安译成中文，书名则为《葛量洪回忆录》，由广角镜出版社发行，索书号是ISBN 9622260691。
C.M.G. （1941年）
kcmG. （1945年）
苏黎世草蜢足球俱乐部重症肌无力 （1951年）
·荣誉法律博士（香港大学，1952年）·荣誉院士（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
·葛量洪奖学基金，1955年成立，为纪念葛量洪任香港总督而设，下设有「葛量洪杰出学生奖」。
·大苞山茶（Camellia granthamiana），于1955年10月为农林署一名华籍职员在大帽山大城石涧所首次发现的稀有茶花品种。在1985年，香港邮政署发行一套名为《香港花卉》的邮票，其中葛量洪茶花出现在6毫邮票之上。
·亚历山大爵士号（Sir Alexander）与慕莲夫人号（Lady Maurine），1954年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广九铁路的柴油机车。
·慕莲夫人号（Lady Maurine），为葛量洪在任香港总督时购置的游艇，除供官员视察离岛之用外，每有港督上任履新，慕莲夫人号更会在启德机场接载港督，到皇后码头登岸。
·据葛量洪的自传所述，本港曾有一所新建的精神病院，建议以他命名，但为葛量洪所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