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48
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开始。这是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主力，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解放西南四省的战役。第二野战军一部从湖南省进入贵州省，15日解放贵阳。第二、四野战军各一部由湖南常德、湖北宜昌西进，30日解放重庆。
此时，敌胡宗南部正由陕、甘南部向成都市方向撤退。为了把敌人歼灭于成都地区，第二野战军分由贵阳、重庆市迅速抢占乐山市、邛崃市、大邑县等地，完全截断敌军向西南逃跑的通路。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路穷追逃敌，直逼成都，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完成对成都敌人的包围。
12月9日，云南省、西康省的国民党军先后宣布起义，两省和平解放。被围在成都之敌，除一部分在突围中被歼外，其余宣布起义或投降。12月27日解放成都。全战役历时57天，共歼国民党军9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省、贵州省、云南、西康四省。
1949年11月至12月，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对西南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今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数省内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不断被歼灭，主力丧失尽，残存的全部兵力仅剩150万人。这些部队纷纷溃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以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条件可资利用。秦岭、大巴山脉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的围屏，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他的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他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四川省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贵军阀，负隅顽抗。
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市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市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9月11日，又进一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基于这样的方针，对第二野战军的行动又先后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州市就势于10月出广东省，尔后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兜击云南省，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市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挺进宜宾市（即宜宾）、泸州市、重庆之线，直出贵州省，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市地区，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这就是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建设西南，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全军立即转入了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川门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主力（除第四兵团）的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区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市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陈地区。尔后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贺龙部队逐次解决全州问题。具体行动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第三兵团以车运由浦口区经徐州市、郑州市到武汉市，再徒步至常德市、江陵、枝江市地区集结就补，第五兵团由上饶市车运到樟树，再徒步经长沙市至邵阳市、武冈市、湘潭线集结就补。其次，第三兵团攻取遵义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线，第五兵团攻取贵阳。最后，第三兵团直出泸县、江津区，第五兵团直出宜宾、纳溪区，顺势迂回重庆市，控制川东，完成南面兜击的任务。
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开始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开进。第三、五兵团按预定路线，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急驰集结地域。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四兵团，也于9月下旬由赣西向赣粤边挺进，执行广东省作战任务。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向全国大陆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第二天，他们赶到徐州市，登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西进列车的指挥车厢，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10月23日，他们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第三、五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目标。
为了阻止解放军入川，国民党军以主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市、川北一带，对北面作重点防备。另以中国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23个军约30万人布防巴东县一带，其中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8个军约10万人，控制于巴东、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之线，作为西南防守的前进阵地。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3个军约4万人，控制巫山县、巫溪县及万州区、忠县之线，屏障川东北。其余兵力则散布于川滇黔各地。
解放军方面认为，敌人的这种配置，是解放军佯攻秦岭、威逼大巴山脉的结果。第二野战军开进之初，第十八兵团曾对秦岭之敌发动攻势，牢牢吸住了胡宗南集团。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北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积极佯动，造成通过大巴山进击四川省的声势。致使蒋介石发生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入川的主攻方面在川北，这里有中原进川的传统要道，交通和补给都方便。在川黔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更不会冒腹背受制的危险。因此，他制定了上述以秦岭为主、巴东为辅的防御部署，并抽调东线的罗广文兵团北移，加强川北防线。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以第二野战军的行动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命令野战军领导机关率第三兵团经津浦、陇海铁路公开乘火车西进。行至郑州市，他特意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而部队则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同时令第五兵团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行衡（阳）宝（庆）、广东战役的机会，就势隐蔽地到达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集结。这样，一方面是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势吞两广；一方面是第二野战军潜形匿迹，迂回西南。进至武汉市，刘伯承曾高兴地对部属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
10月间，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已胜利结束了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分别歼灭桂系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和粤军余汉谋大部，正乘胜挺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直捣桂系的巢穴。第四野战军分派部分兵力加入川黔方面的行动。
11月1日，进军川黔的作战发起。刘伯承、邓小平在北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地区，协同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所组成的右集团，会歼宋希濂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在南路以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实行大迂回，直入贵州省，夺取贵阳、遵义市，进击宜宾、纳溪、泸州，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由于第二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完全出敌意外，敌川黔防线很快被突破。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不至10天即挺进到贵州境内，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主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也在宋希濂集团的两翼突破，跨越武陵山，深入到秀山、酉阳一线。国民党军在慌乱中急忙调整部署，黔境之敌拟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挡解放军西进；东援的罗广文兵团和西撤的宋希濂集团拟会合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地区，依托乌江，进行顽抗。
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南路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加速迂回行动，在占领贵州省后，休息时间不得超过3天，即应继续挺进。并强调指出：“当前战役的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4个军、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省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他们虑及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于大山险峰之间，特意嘱告：“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4钱油盐和1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同时电令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排除万难，加速猛进。还号召所属各部，充分运用渡江追击作战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巩固部队，团结人民，利用旧乡保人员，求得进军的顺利。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各路部队克服了天候、地理和敌人破坏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有的部队甚至日夜兼程近200里。11月15日，南路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解放了贵阳、思南县等地。16日，北路左集团解放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直逼乌江东岸。19日，北路右集团将西逃之敌宋希濂所部第十四兵团，一举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
此时，坐镇重庆市的中国国民党军政首脑蒋介石察觉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铁路迂回重庆、成都市的企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令第20、第15兵团在南川区及其以东地区布防，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集团南撤。基于这种情况，刘伯承、毛泽东令第5兵团主力和第10军迅速经黔西市北向泸州市、宜宾前进，令第3兵团和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等部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围歼国民党军第15、第20兵团。遵此，第3、第5兵团主力以迅猛动作对国民党军实施迂回包围，1949年11月28日，第3兵团主力和第47军将国民党军第20、第15兵团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参见南川县北战役)，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前来增援之国民党军第1军一部。29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往成都市，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市。1949年12月8日，第3、第5兵团主力和第47、第50军等部分别进至内江市、铜梁区、广安市、万县、自贡市、荣县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向黔、滇之主要退路已被切断。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11月21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
12月9日，国民党军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通电起义。
12月10日，蒋介石等人逃往台湾。11日，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分别由川东、川南西进，至20日进至遂宁市、眉山市、丹陵、邛崃市、大邑县一线，完全切断了川境国民党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等部在秦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胡宗南集团南撤后，第18兵团在贺龙、周士第的率领下，于1949年12月3日兵分三路日夜兼程，追击南下，于27日进抵江油市、绵阳市、巴中市一线。至此，聚集成都市及其周围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国民党军数十万人被全部包围(参见成都战役)。
12月26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被围之国民党军第7、第15、第16、第20兵团宣布起义。由崇州市、新津区分两路突围之国民党军第5兵团除一部逃往西昌市外，其余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歼灭在邛崃市、大邑县一线。
12月27日，国民党军第18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
12月31日，毛泽东发布了《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新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同时提出要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
刘伯承号召驻西南全体部队说：艰巨的任务正安排在我们面前，9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部队急需改造，7000万的群众尚待发动，土地改革必须在明冬后春完成。而当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急不待缓的征粮工作，都有待于军队为主去参加完成。当我们战败了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后，彻底消灭封建的战略任务已经放在我们当前的日程上了。
西南战役共经历了57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川、康、滇、黔全部或大部，以及湘、鄂、陕、甘等省最后的50余座城市。此战，是一个战略决策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策略，奇正并用，主攻部队在广西战役的掩护下，行动迅速，一举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起到了奇兵作用。位于川陕的第18兵团积极行动，采取先慢后快的方针，先巧妙佯攻，但却攻而不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主攻部队将国民党军的路切断后，即采取穷追猛的的战术追歼逃军，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作战中，解放军还把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有效的政治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加速了战役的进程。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人，其中国民党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70万余人(俘敌196100人，毙伤8830人，起义401660人，投诚95640人)，地方游杂武装20多万人，解放西南数省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盘踞西南地区、伺机卷土重来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