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0:26
以中东为起点，拜访16个国家。讲述时代变迁中的人生故事，品味变革的滋味，记录他们的愤怒与骄傲，泪水与血水。
资深国际记者十年后重返中东，以世界的眼睛回望故园。
本书2016年在台湾上市，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度好书。梁文道、刘瑜、《东方历史评论》等合力推荐。内地版本增加50幅图片，全彩印刷，真实还原这个时代所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
周轶君为国内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窗户，她作为华人新闻界中第一线国际经验最丰富的记者，带来最真实的中东与世界。作者既有专业的记者视角，也有细腻的女性视角，细读中东的过去与现在，以及世界上其他充满变革的地区，
作者遍访16个国家，与135位人物交谈，写出一百多篇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由独裁者与小市民、军人与信徒、男人与女人述说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变革之中个人的喜怒哀乐。
虽写的是中东与西欧国家，但对于作者而言，也在寻找自身问题的解答。体察不同生活、制度，均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心系的那片故园。后记中提到“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
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尔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委内瑞拉的阴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国女王存废等全球重大变革事件在书中一一展现。身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周轶君由中东落笔，荡至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她冒着性骚扰、歧视、甚至汽车炸弹的危险，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了普遍描绘。她以客观、真实、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拉开时间的距离，每一瓢变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她的国际新闻分析、随笔常见于FT中文网、腾讯大家、《周末画报》等。
2005年出版《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最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
傅月庵╱资深编辑人：
一般新闻写作为了保持“客观理性”，从而极力避免“主观感性”，周轶君却能合得恰到好处，文章因此更加吸睛，读者更多了一种“同情的理解”。
《东方历史评论》：
周轶君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国际观察者，因为她超越部落狭隘思维的全球眼光，对理念和事实、历史和当下的无限好奇，也有不为炮弹所扰的冷静理性，和与之共存的人道悲悯。如果没有一批周轶君这样，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和理解他族之能力的作者，中国就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大国。她清晰地讲述了中国与看似遥远的中东之间紧密而隐秘的关系，丰富密集的观察、阅读和极简的写作使她的书坚实而迷人。”
前言
01 土耳其：善治经济的政府
03 伊拉克：不安的现代化
04 埃及：三年之后
0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06 叙利亚：解严之门
07 巴林：贫穷的富国
09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10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11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12 德国：重返正常
13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爱殿下
14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范
15 英国：革命的起点
后 记
德国：重返正常
东西相遇
形状如玩具的特拉贝特（Trabant）车，列成一排，等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旅”。
这种猫腰缩头才能坐进去的小车，全身塑料，只有两缸，曾经是民主德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从订购到取货最长要等上16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特拉贝特车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民主德国人的大宗商品，20 年间，渐渐变成收藏品。眼前这些残存的特拉贝特，多数保持军绿色，也有些换上了戏谑的豹纹。
“你去后面那辆大车办签证！”柏林新闻官克里斯蒂· 坦兹勒（Christian Tensher）指着我说。
“签证？”
“哈哈，别太认真了！”说着，他塞过来一个苏式军用袋，里面是两瓶Wostok ，以苏联火箭命名的饮料。
一辆运兵车被改装成了媒体登记处。车厢里挂满苏制军服。几个越南记者兴奋地试戴皮帽。坦兹勒递过来一张做旧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通行证”，声称持有人可以去往林东部地区。“拍照！”记者们手持一纸签证合影，坦兹勒给予鬼脸配合。
“纪念柏林墙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齐聚，媒体云集。新闻中心为外国记者准备的特拉贝特车队，令记者本身成为路上风景，不断有行人举起相机，还招来了警车。“谁超速了？”坦兹勒通过无线电，向每一辆最高时速60 公里的特拉贝特喊话，“啊，原来是有比我们更重要的车队要通过！”
20 年后，同样是寒冷潮湿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闹。俄罗斯套娃、翻毛帽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制服，都是最热门的纪念品，镰刀斧头旗在地摊上飞舞。
空气中是香肠和热红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两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乐是英国红星凯蒂·玛露（Katie Melua）、美国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滚着时装、润肤露，还有纸巾广告。“这些歌曲不过是娱乐，跟纪念活动没什么关系。”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规划局的一个朋友走过这里，她告诉我，柏林政府快破产了，无力单独承办国际盛事，必须抓到一切广告和赞助。
“嘿嘿！签证呢？”特拉贝特塑料车盖忽然被人猛敲。一身军绿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宽皮带，掂着警棍，气氛陡然惊恐：“这里是查理检查站！”
瞬间，全车都明白了，这是表演。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来点特别照顾。”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机摄像机包围中，他不介意加演。“我们得走了，赶时间。”领队催促着，假警察不再开玩笑，逐一盖戳了事。
围墙存在的28 年间，10 万人尝试各种办法越界。其中1 万人逃脱，201 人遭射杀。查理检查站作为景点保留了下来。两边大街上，美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画像仍高高地对峙着。
一条窄窄的铜线镶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边界，1961—1989。”抬脚，就跨过。一切既轻又薄，好像20 年前发生的东与西的分割与合并，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玩笑。
苏珊娜·哈更独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节日的勃兰登堡门”。“当时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东京，在国有企业工作，国家信任我们，是少数可以出国的人……”她劝说丈夫从东京逃去德国。但丈夫不愿意，命运的争执以离婚收场。苏珊娜·克拉腾带女儿潜回联邦德国。刚开始躲在远郊，不敢住柏林市。
离婚后3 年，柏林墙倒塌，前夫已经在日本另组家庭。23 年来，苏珊娜没有再婚，仍冠着夫姓。她说：“如果预知会发生什么，也许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日渐偏西，红色天光，像一块巨大的纱巾温柔包裹着柏林。勃兰登堡门的灯忽然亮了，顶上女神驾驭马车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气，金光四射。马首永远朝东，指向俄罗斯或者苏联，因为柏林被认为是西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地上的妇人，在节日的广场，慨叹东西分割的荒谬。苏珊娜的面孔圆润红亮，现着饱满的倔强。忽然，3 个年轻人手拉手蹦跳着，走过我们身边。头上套着纸盒，醉汉一般绕出弧线。他们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伤的徒劳。
两德统一后，苏珊娜立即搬回市区，“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现在在（没有了边界的）柏林西部地区教授德语，女儿在林东部地区学校教书。苏珊娜常向女儿提起，还是东边的教育质量高。“芬兰的学生水平全欧洲第一，因为他们拷贝了过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方法。”苏珊娜这样认为。当年执意逃脱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紧的认同。我问她心里是不是仍然刻着“东德国”的分界。“两边的差距在缩小。”她笑笑，“统一当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国人安格拉·默克尔当了总理！”
“谁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一天，23 岁的戴维·吉尔从柏林西部地区去外地开会。身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来被排斥在“体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远不可能有晋升的机会。
他父亲是当地教会负责人。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基督教势力是最大的反对派，从事地下抗争。统一之后，德国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国政治家，正是来自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党派。
“晚上听说墙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凿开的洞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里的戴维，蓝色眼睛放出光亮。身边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儿要回家了。她们刚从美国回来，我妻子是美国人……”23 岁的时候，戴维还没见过美国人。围墙倒下后，他去了美国念书，现在是一名律师。戴维仍带着东边人的一丝拘谨，温和亲切。女儿踩着单脚踏车离去，响亮地讲着英语。
20 年后，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是一张历史的碎片，随风飘荡。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触动一段错综曲折的人生。
广场角落里，一个戎装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盖帽，双目炯炯，颈上挂着勋章。一个头发稀疏、上了年纪的人在旁边抽烟。他在推销这个青年军官的自传，英文注明写着“Gerhart Schirmer”，“二战”时期战功显赫的德军中校，遭英国人活捉，送到苏联军中关押了10 年。他称，苏联人强迫他和其他几个人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装毒气室，伪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现场。战后，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负罪感比海深，这本自传成了禁书。
自行车边的人猛抽着烟，虽然海报是英文写的，他却无法与我交谈。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么关系。也许这个故事太过敏感无从核实，自行车前少有人问津。但是无论如何，它忽然让我想到，在柏林，纠结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冷战。阿道夫·希特勒刚刚退出舞台，铁幕就已降下，那些年里，德国人连幕间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东，还是西？”走在柏林，我总是问，这里曾经是柏林西部地区还是林东部地区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条街道——马克思大街（当时叫“斯大林大街”）笔直宽阔，列宁广场（现在改名为“联合国广场”），两边是一望无际、一模一样的公寓楼和毫无差别的窗户，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对一个初来此地的匆匆过客，东西差异并不明显。看到一家法国餐馆“庆祝开业25 周年”的横幅，我想这该是西柏林。博物馆云集之处，必定是东柏林。“因为占领区是美国人划的，他们对历史古迹不感兴趣！”有人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干道“林登（菩提）树下”，苏联的印记只剩了俄罗斯航空公司标志上的镰刀。
然而，东德国的融合绝非无缝。上海市作家陈丹燕曾经描写特拉贝特汽车行驶在联邦德国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后面跟着的汽车鸣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最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联邦德国牌照的车唰唰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140 迈的速度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虽然它们如愿自由行驶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或者汉堡市，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
边界初开，东西柏林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 年后，林东部地区渐渐变为高档住宅区，柏林西部地区则因为房租低廉，成为整个欧洲年轻艺术家的天堂。东柏林咖啡馆的早餐以丰盛和漫长著称，这里无人早起，半数人口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提供不了太多税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债，靠借贷发展。柏林墙倒下之初，世界为之兴奋，跨国企业摩拳擦掌，但是这里不具备商业城市的氛围，15 年后，索尼影视娱乐中心（索尼 Center）黯然出售。西门子股份公司盘算了很久，终于也没有来。
失业率成了东西德国人互相指责的理由。德国人抱怨民主德国人抢走工作，民主德国人抱怨资本主义打碎铁饭碗，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连德国的中东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东欧移民过来抢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墙倒塌后20 年，东西德国人的差异还是在缩小。”住在林东部地区的贡特拉·扬森到柏林西部地区探望女儿，我们在一家餐厅邻桌，攀谈起来。1990 年，他尝试在东柏林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他还是认同国家统一是积极的一步。女儿雷娜特·赛博尔德·扬森生在联邦德国，留学美国主修音乐，现在和大多数艺术青年一样，居住东柏林。
“那么，你现在是东柏林人了？”我问。
“不！”雷娜特几乎要把嘴里的意大利菜吐出来，“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联邦德国人，永远联邦德国人）！我不过是住在东边。”
她又重重摇头，说“Ossi”（民主德国人）和“Wessi”举止思维差异很大，不是同一种人。
“怎么不同？”
“怎么说呢，就是东边和西边，资本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东边的人不会独立思考，懒惰，还有些粗鲁……不过，我不是没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朋友啦，年轻人也在变，变得像我们……”
陈丹燕继续写道：
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
走出中东.豆瓣.2017-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