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4 14:20
赵贞吉（1508年—1576年），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赵贞吉幼年因早慧而闻名四里，尤其爱好钻研王学。嘉靖七年（1528年）赵贞吉中举。嘉靖十四年（1535年），赵贞吉再中进士，被嘉靖帝亲自任命为庶吉士，后又出任翰林编修一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赵贞吉出教司礼监，同修《会典》，充会试同考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军队威逼北京，勒令明王朝开辟通贡贸易。赵贞吉坚决反对，此举得到了嘉靖帝的赞赏，因此升任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并委派他去犒劳军队。但却因此得罪了内阁首辅严嵩，受其陷害，赵贞吉被贬为荔波县典史，后微升为徽州通判、南京吏部主事。嘉靖四十（1561年），赵贞吉任户部右侍郎，都给事中张益受严嵩指使，挑拨赵贞吉渎职而被免职。
隆庆初年，赵贞吉得以起复，任礼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诸事务。因善讲学得隆庆帝器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隆庆三年（1569年）秋，赵贞吉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在参劾总督陈其学瞒报军情一事上，得隆庆帝偏袒，加官为太子太保。高拱二进内阁后，二人多次因政见不同发生冲突，并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隆庆四年（1570年），隆庆帝诏令整肃言官，二人再度相互攻讦，高拱率先唆使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上疏，劾斥赵贞吉徇私舞弊，赵贞吉上疏辩解并第三次提及致仕，隆庆帝恩准。同年，赵贞吉致仕，彻底排挤出了朝堂。致仕后的赵贞吉立力于著书讲学。万历四年（1576年），赵贞吉逝世，享年69岁。朱翊钧听闻其逝世的消息后，为之辍朝一日，并追赠他为少保，追谥“文肃少宗伯”。
赵贞吉能在纷乱时局里冷静审视国情时势，务实地作出利国利民的精准决断。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孙把汉阿吉部率众降明，此事在明廷引起激烈争论，赵贞吉力议主和，接受归降，此议后来于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史称“隆庆和议”，换来了明朝与蒙古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互市，赵贞吉首赞之功，不可不提。除政治上的作为外，赵贞吉在诗文与心学研究上也有颇有成绩，与杨慎、任瀚、熊过三人合称为“西蜀四大文学家”，今人辑有《赵贞吉诗文集注》。明朝政治改革家杨廷和评价他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明朝思想家李贽认为赵贞吉是真正的圣人。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则认为赵贞吉刚忠英伟，称其气貌，有孔融和苏轼的风格，身肩天下大任而百折不回。
赵贞吉出生于诗书仕宦之家，祖父赵文杰曾是成化年间的举人，初任武功（今武功县）训导，后任云梦县（今湖北云梦县）知县；父亲赵在万历五年（1577年）被追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赵贞吉自幼聪慧，年少时便因知识广博、融通而扬名四野，尤其喜欢王守仁的学说。赵贞吉喜欢四处游访，所去之处以庙宇居多，借寻游探索孔孟微言，参究三教宗旨，还因此自号为洞巾道人。
嘉靖七年（1528年），21岁的赵贞吉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之后他拜访了前大学士杨廷和，杨廷和对其寄予重望，甚至说自己的儿子（杨慎）不如他。嘉靖十四年（1535年），赵贞吉中进士，朱厚熜亲自任命其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一职。
当时，嘉靖帝喜欢“修仙”，并任用方术之士担任朝廷官员，于是赵贞吉上书《乞求真儒疏》，批评嘉靖荒于政务，沉迷方士，劝皇帝多任用贤达之士。因此惹恼了嘉靖帝，赵贞吉不得不请假回乡“休养”避祸。
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年34岁的赵贞吉重新回到朝堂，升任中允，掌管国子监司业的事务。年底，赵贞吉奉使去往兰州市。赵贞吉在为官的同时，也潜心治学，著有《大洲杂录》《克己铭》等文章，还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与人同修《会典》，后出任会试同考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兵南下，进逼北京，要求明朝开辟通贡贸易，嘉靖帝召集群臣讨论应对之策，在场的官员无人敢应声，除了赵贞吉。他当着皇帝的面，义正辞严地坚决反对和蒙古缔结和约，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而且会让蒙古得寸进尺。在谈到应对之策时，赵贞吉建议嘉靖皇帝即刻颁发罪己诏，激励将帅、广开言路，重赏有功之臣，减轻对战败将领的惩罚。赵贞吉的直言不讳得到嘉靖皇帝的赞许，因此升任为左谕德兼御史，带着五万两白银去军营褒奖有功将士，传达皇帝的旨意，并在前线督战。
尽管赵贞吉得到嘉靖帝的表扬，但他的口利直言却引起了内阁首辅严嵩的不满。赵贞吉前往严嵩处征询意见时被拒之门外，赵贞吉怒斥守门人，又被恰好前来拜访严嵩的赵文华斥责了一顿。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严嵩得知情况后暗中命人不给赵贞吉监督作战的权力，又不派给他一兵一卒。无奈之下，赵贞吉只能单骑出城犒劳将士。回城复命时，严嵩又压下赵贞吉写的应敌方案和增加督战权力的请求，嘉靖帝看了赵贞吉的奏疏后，认为他好大喜功，只讲述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而丝毫不汇报前线军情和应敌措施，因此嘉靖帝令人逮捕了赵贞吉，打入诏狱，廷杖四十后，贬为荔波（今贵州荔波县）典史。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贬三年赵贞吉重返仕途，任徽州通判。之后几年，赵贞吉官运亨通，年年晋升，从南京吏部文选司事主事、清吏司主事、著郎中，到光寺少卿、南右通政。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赵贞吉任南光䘵寺卿，但因父亲去世，他离开京城回乡丁忧。
服丧期满，赵贞吉被召回京，就任户部右侍郎。上任月余，朝廷要派遣大臣前往蓟州督办军饷、操练军队，时任大学士的严嵩打算派赵贞吉去。赵贞吉不同意，认为既然督办京运和督办民运都有专人负责，增设官职只是增加朝廷的负担；其次，户部侍郎也无法负责军队练兵的事宜。赵贞吉的直接拒绝令严嵩很不满意。之后，吏部在未经严嵩同意之下，又任用了仓场侍郎林应亮，这让严嵩怒上加怒，私下让都给事中张益弹劾林应亮。张益在上书中提到，督办粮饷是户部的专门职责，既然没人同意右侍郎赵贞吉和左侍郎刘大宾督办粮饷，说明他们的工作不称职，应该予以免职。于是，仅做了一个月的户部右侍郎，赵贞吉即被免职。
被免职的赵贞吉带着妻子和妾室四处寻亲访友，还曾在桂湖讲学，听他讲学的人很多。讲学之余，赵贞吉与高公韶、刘养直等友人饮酒作诗，并写下《正学书社记》《赠侍御王安峰序》等诗文著作。
隆庆元年（1567年），新帝即位后，赵贞吉再度起复，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管詹事府事务，后又兼任国子监祭酒一职。
此时，赵贞吉还在太学为太学生们讲授《尚书》中的《大禹谟》，他结合王阳明心学义理，阐发有旨，音畅仪端，让隆庆帝很满意，遂任命他为自己的日讲官。一年后，赵贞吉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本已动身，但穆宗怀念他的讲学，又将他召回京城继续给自己讲课。
隆庆三年（1569年），赵贞吉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协管詹事府事。贞吉上朝谢恩，奏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的政治报负。不久，蒙古国武装部队突袭大同市，大同总兵官赵失职，总督陈其学为掩盖部下过错，反而向朝廷报捷，被御史燕如宦揭发。赵贞吉认为谎报军情应重罚，兵部尚书霍冀则只主张将陈其学贬官。二人争执不下，赵贞吉于是上书，请求辞职。朱载坖没有同意，反而更加欣赏他的公正不阿、严肃法纪的精神，将其加封为太子太保。
后来，给事中杨弹劾霍冀贪婪、无能，奏请削去霍冀官职，隆庆帝没有采纳。霍冀得知后，认为给事中杨镕是赵贞吉的同乡，认定是赵贞吉在背后撺掇此事，于是上疏弹劾赵贞吉，历数赵贞吉的“罪状”。赵贞吉非常气愤，再次请求辞职，隆庆帝为挽留他，免去了霍冀的官职。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二次入阁，兼管吏部。为平衡权力，隆庆帝任命赵贞吉兼管都察院。入阁不久，在应如何拟票处理有关《嘉靖遗诏》的遗留问题上，赵贞吉和高拱在阁内几起当面冲突，赵贞吉挺身保护与之关系匪浅的徐阶，为二人的矛盾爆发埋下了起点。不久，赵贞吉与高拱又为应如何判处已故后军左都督、掌锦衣卫事陆炳的罪行的问题发生分歧，此事更是激化了二人之间的深仇，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随后，赵贞吉在一篇名为《三几九弊三势疏》中，对内阁票拟是否能完整准确反映皇帝意旨、是否有徇私作弊之处，提出质疑，促使二人矛盾进一步激化。
隆庆四年（1570年），御史叶梦雄上疏惹恼了朱载坖，隆庆帝决心借考察名义以整肃给事中、御史。最初，赵贞吉反对对敢言直谏之士进行强制的压抑和打击，但高拱却倾向于行考察，隆庆帝同样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高拱利用这个机会，肆意打压赵贞吉提拔重用的言官；赵贞吉以牙还牙，把高拱提拔的官员也列入降职的名单中。高拱又唆使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率先上疏，劾斥赵贞吉有私心，徇私舞弊，赵贞吉为此上疏自辩，疏中反击高拱做事横行霸道，破坏选拔制度，并且第三次提出辞职。这一次，朱载坖同意了他的致仕要求，赵贞吉被高拱彻底排挤出了朝堂。
致仕后的赵贞吉回到老家，晚年的几年时间里，致力于讲学、结交文友、游历和著书立说上。
他先后创办狮山山房和玉屏书院两所学校，钻研心学、释学，游历了内江市境内的主要寺庙，留下许多诗文题刻。在回家途中，途经留坝县时，写下了《怀山词》；杨廷和逝世四十五年时，他又撰写了《杨文忠公墓祠碑记》；万历三年（1575年），赵贞吉“摭秦汉而下并三教遗言”，开始撰写《经世通》和《出世通》两本著作，前者反映儒学，后者阐述佛教和道教学说，试图将两派教义合为一体。但直至去世，这部著作仍未完成。
万历四年（1576年），赵贞吉逝世，享年69岁。赵贞吉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翊钧为之辍朝一日，谕祭褒扬，追赠少保，追谥“文肃少宗伯”。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率兵南下，兵临北京城下，谩书求贡，严重危及明王朝，史称“庚戌之变”。廷议中，赵贞吉力主积极抗战，以为“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不惜冒犯世宗、严嵩等，提出了四条切实可行能立竿见影的对策，即“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世宗闻言，“立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奉敕宣谕诸军。给白金五万两，听随宜劳赏”。但严嵩“不令督战，以轻其权，且不与一卒护行”。赵氏与弟孤身“驰入诸将营，散金犒士，宣谕德意”。回朝后，因严嵩中伤，帝大怒，“下之诏狱，杖于廷，荔波县典史”，由此开始了十一年的京外漂泊生涯。赵氏慷慨赴国难，却被廷杖贬谪，时论仍赞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杨慎赞以“庙堂终用平戒策”。嘉靖四十年（1561年），赵被召回，任户部右侍郎；又因反对严嵩遣臣督饷练兵被罢官。
隆庆初，起礼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学时，赵讲《大禹谟》称旨，命充日讲官。隆庆三年（1569年），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后加太子太保。当时内阁阁员依次是：大学士李春芳与陈以勤、赵贞吉、张居正、高拱五人。赵氏仕途臻于巅峰。
隆庆四年（1570年），因与权臣高拱矛盾日深，退休回乡。万历四年（1576年）卒，享年六十九，谥文肃。《明史》本传评其“好刚使气，动与物”，此论不甚公允。
政治上，赵贞吉一生心系社稷、苍生，济世利物，勇于担当，不畏权贵，有凛凛正气；生活上也“瓢陋巷，不声色，绝贿贪”。
赵贞吉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为君之法、为臣之道、治民之术、守边之兵和教育之方等方面。
在为君之法上，赵贞吉提出君主想要保宏业于万世，要紧处在于对运势—握机—建志—赴时的掌控，这是保万世基业的关键；具体的做法则是要效法先祖恭敬俭约，把天命与民心等同、应修仁义之德以奉“天”，同时也要教化百姓应以仁义为主，刑法为辅。而一个朝代要绵延永续，关键在于继之者能保持，所以，要重视对继位者的教育。除此之外，任用贤人，分散重臣权力，相互制衡，以免结党营私祸乱朝政。
在对朝臣的管理上，赵贞吉提出用聘征的方法，选拔国家真正需要的、博闻、有谋略、善治国的人才。赵贞吉还以知行为标准，对大臣进行了分类，把他们分为任事之臣与论事之臣；以是否怀有惕励之心和寡过之念作为标准，又分为具臣、肆臣。任事之官指一般的处理政务官，议论之臣即言者，专事议论的官员。“具臣”是奉行法规忠于职守，但是不能够进贤、退不肖，“肆臣”则是朝堂上滥竽充数的臣。无论具臣还是肆臣，君主对其都要有警惕之心。
在治民之术上，赵贞吉提出了重农安民的思想与养民的政策。主张在革弊由渐、行法以严的政策指导下归田于民，同时要以六府、三事、九叙、九歌之法养民，应将人君爱民之心渗透到科条禁令之中，使爱民的心施之于政并且能够泽及于民，对百姓有所裨益。
在兵事上，赵贞吉提出将之有威胜过爱，提倡分营统兵之法，强调与国家军事密切相关的马政，希望能以强兵之策而守边胜敌，使百姓安居乐业。
在教育上，赵贞吉认为要改变“人心郁而不彰，人欲横流而不可禁止”的社会乱象，在教育上要勇于探索，不要被旧说、浅见所束缚，并勉励学生要专心致志，谨慎、警惕自身的习惯。
作为儒学思想核心的“仁”，赵贞吉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要做到“仁”，不能仅看其博施济众的功效，关键是要先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心，既是强调要有至公无私的仁者之心。赵贞吉同样继承了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认为要克己就必须做到无己，无己之后才能看到“真己”，这才能真正达到“仁”的境界。
儒学思想同样强调“中”，赵贞吉认为的“中”一是以命训中，一是以性训中。将“中”落实到行动中，则是要执中以立性命，然后与自然界合而为一，参与其中的发展和调节，不可逆势而为。为臣而言，“中”不是一味的逢迎上位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是要“不失臣度、不屈臣节、不废臣职”。
首先，与世人避讳佛教的态度相反，赵贞吉对佛学“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他还认为参禅的最终目的不是出世，而是经世，参禅是为了充分了解世间规律，掌握世间经济大业。而要真正做到禅修的最高境，赵贞吉提出两点，一是超越各种分别和对立，才能客观公正地用心去感应外物，体悟万物一体；二是要随顺觉性，即是将体会到的运用于实践。
关于三教思想，赵贞吉认为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是相通的。他还将对三教的展望整理成了七幅图：混元图、出庚图、浴魄图、伊字三点图、卍字轮相图、太极图、河图，其中，出庚图和欲魄图主要表现的是道家的思想，伊字三点图和卍字轮相图主要表现的是佛教的思想；太极图和河图乃是“儒家之秘典也”。赵贞吉形容七图关系说，“一以摄六而无余，六以显一而无尽。泯一之六者，未始有物之先也。了六之一者，万行图备之后也。儒者见之曰儒，仙者见之曰仙，佛者见之曰佛”。
在心性思想上，赵贞吉将二者等同起来，与前人的理论有了天壤之别；在心性关系上，赵贞吉也否定了前人关于性即理、穷理尽性的论断，认为穷理与尽性是一体的，人们不需要穷尽万物之理，尽万物之性，而只要回复到原本之性就可以了。
赵贞吉之前，前人崇尚天理观，认为理是万物的根本，具有道德属性，不可抗，也不可违逆，遵守社会政治规矩便是合乎“天理”，而性只是理在人行为上的表现。赵贞吉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天理观是存天理灭人欲，完全否定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赵贞吉将性分为天命之性和人为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即是指良知，它是不假人为的，是自然的。赵贞吉所提倡的良知不可灭、不可息、不可损、不可加，更不会受习识、习气所束缚，始终处于一种“明”和“贞”的状态，并以先天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中，是每个人所共同拥有的，具有本源性。赵贞吉还认为天命本然的良知是至善无恶的，而人之所以性恶，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主张“其习于善而日进乎高明，习于恶而日流乎汙下者”。
在对心的划分上，真心、习心的划分是赵贞吉心性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赵贞吉认为遮蔽本体（即真心）的是习心，习心的对立面是真心，具有至善的品性，人性恶的来源在于习心。这与性的理论阐述是统一的。赵贞吉还指出因为习气而生出的诸多弊端，为学五蔽最为明显：其一，为学不应该只以圣人和贤者的只言片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而没有经过真心的考量；其二，产生“虚恍意见”的原因也在于不能辨识真心，而有后天经验的阻碍；其三，为学不应该只着眼于外在的典籍；其四，为学不应该好动或只好静，只好静会流于没有真心的指导，只好动会流于“逐物”；其五，为学不应该追求外在名声，而不以追求真心的昭露为目的。
在赵贞吉的为学五蔽论中谈及真心的时候，还涉及到“欲望”。他对明确指出欲望（也可理解为习心）是对真心的遮蔽，应该通过去蔽的方法让良知得以呈露。
赵贞吉以其诗文与任翰、杨慎、熊过一起并列为“蜀四大家”。其诗文题材广泛，既有为国为民的诗文，又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还有赠别诗、游历诗、应和诗等。
赵贞吉的诗文文辞气势雄伟，联想丰富，又兼有精神领域的影子。如《王乔洞》《宿苏长公洗墨池亭作》中，“柯烂人归古木寒，岩灵壑野云团。骑来黄鹤丹砂顶，飞去青天白玉棺。流水调中春欲半，洞箫声里夜将阑。思轻尘骨超千劫，愿遇金童捧一丸”。又如《临洮院后半壁古城歌》，“君不见秦城万里如游龙，首接洮河尾辽海。三堵龙头势隐辚，至今不共山河改”，整诗气势不凡，有豪情万丈之感。
赵贞吉的诗歌中，常用古代的实例来阐明道理，发人深省。他曾以汉文翁治蜀的故事，提醒重视对地方人才的培养和督导；也曾在给朱载坖的讲章中多次以三代和唐宋的用人治国之事，说明考核臣下、及时赏罚的必要性；也曾以李世民用李勣守边说明知人还要久任之；又以赵匡胤答永宁公主之问劝解为国者要为天下人守财。
赵贞吉的诗歌，尤其是七言诗，押韵自然，朗朗上口。如《送张少渠给舍赴莱守任》一诗，“一麾何事海东行，万里三山蜃气平。宦处聚仙应肯度，水中成市不须惊。向来忧国青衫泪，此去全身皂帽情。安得同心常不别，夕阳空立石头城”。全诗以“痕”押韵，表达凄凉时又彰显和谐自然，读起来流畅通达，毫无雕琢的痕迹。
赵贞吉的诗营造的意境大都高远奇特，令人遐想不尽，意境也极富独特性。如《眉山歌》的开篇：“白帝昔察鸿檬匠，铸错江山排周象。赤髓溶成巴字流，青棱幻出蛾眉状……”开篇以神话传说将人带进诗文的场景之中，自然地引人于高远的意境之中，鲜明地突出了眉山雄伟的气势。
赵贞吉在文辞上还善于运用层层推导的方法。如《与谷近沧中丞书》《资县新修正学书社记》等政论诗文中，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由大及小、由远及近，达到了较好的说理效果。
赵贞吉的文学作品大都见录于现存的《赵文肃公文集》内。当代学者官长驰根据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内江四祠刻本为底本，并以多种地方志为参校本，对《赵文肃公文集》作了重新的整理和笺注，于1999年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共计二十三卷，收录赵贞吉文章266篇，其中章奏19篇、讲章79篇、送序19篇、书序9篇、寿序11篇、记传14篇、哀祭16篇、碑志14篇、书启81篇、箴铭3篇、赋1篇，涉及内容包括学术研究、政治思想、道德境界等方面。
除此之外，后世补辑的还有《赵太史诗钞》六卷、《文钞》十卷、《经义进讲录》一卷、《述疑作》二通等。《赵太史诗钞》按内容分为《馆中稿》一卷、《行役稿》三卷、《留都稿》一卷及《家居稿》一卷。《经义进讲录》是赵贞吉任日讲官所进讲的内容，部分收录于《赵文肃公文集》中。《经世通》和《出世通》分别为二门八部和二门四部，共计1200余卷，但因赵贞吉离世而仅有内外篇的序文。
明朝思想家李贽对赵贞吉的思想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并将他视为心学的一代真儒；明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归入泰州学派，并认为其师承泰州学派王艮的弟子徐樾；明代文人袁宏道、王锬在论述王学的传承时，都将赵贞吉划分入了王艮所传承的泰州市一脉系谱下。但这一论断近年来不断受到质疑。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荒木见悟在《赵贞吉的思想》一文中指出，赵贞吉在与徐的通信中，称谓语气像是对待同辈友人，而非师长；当代哲学专家吴震也主张二人是同辈关系而非师生关系，也既是赵贞吉不属于泰州学派。当代学者刘琳娜同样认为，赵贞吉只是与泰州学派思想交流频繁，在某些学术观点上有一致性，但赵贞吉的心性研究有明显的佛教牲，这是泰州学派所欠缺的，这是明显的分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师承和地域来判定赵贞吉是否属于泰州学派。赵贞吉墓位于市中区四合乡三山村12组碑亭湾，于2008年8月中旬被发现。
在《明史·赵贞吉传》中记载赵贞吉卒于万历十年，陈支平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对此记载提出质疑，陈支平认为赵贞吉卒于万历四年三月十五日。其论据一：一贯治学严谨的黄宗袭在《明儒学案》中记载赵贞吉“万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赠少保，谥文肃。”论据二：对赵贞吉非常推崇的李贽在《续藏书》卷十二《内阁辅臣传》记载：“少保赵文肃公，丙子（万历四年）三月，春秋六十九。”论据三：傅维鳞的《明书》卷一百十五记载：“赵贞吉……万历四年丙子三月卒，年六十九。”以上三书的成书年代都早于《明史》，其记载应更为准确。论据四：从赵贞吉的著作《赵文肃公文集》卷五有一诗“春日病起遣兴贻马宜泉”中注云：“丙子二月作，绝笔也。”另《赵文肃公文集》卷八《文钞》载赵贞吉隆庆四年“乞假疏”云：“臣年六十有三，余生无几。”隆庆四年赵贞吉既为六十三岁，而据《续藏书》《明书》和《明儒学案》诸书的记载赵贞吉有年六十九，那么赵贞吉六十九岁这一年也恰好是万历四年。陈先生还认为《明神宗实录》和《国榷》之所以把赵贞吉去世时间记载为万历四年十二月而不是三月，是因为这两部书所记载的是赵贞吉死讯传到京都后皇帝赐与谥号的时间，因此这两书的记载与《续藏书》明儒学案》的记载并不矛盾。
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杨廷和评价赵贞吉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
明朝学者胡直评价赵贞吉刚忠英伟，入仕为官即身忧天下，尽管遭受了许多挫折也毫不动摇。赵贞吉的学问博大精深，可与天地精神往来。
明朝文人何良俊认为赵贞吉秉心持正，刚直有口，敢于直言，不能藏垢。
明朝思想家李贽认为赵贞吉是真圣人。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认为赵贞吉负气自高，但在倾轧的权势之下，即使虚以委蛇，也很难保全自己。
明代思想家孙应鳌评价赵贞吉在人品和学问方面可作学习的榜样，是真正的大儒。
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则评价赵贞吉刚忠英伟，称其气貌。谈论学问时，有孔融和苏轼的风格，身肩天下大任，百折不回。
清朝诗人陈田评价赵贞吉的诗歌豪曲快字，不能以门派将其定义。
当代学者官长驰指出赵贞吉是明代四川的文化名人，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与杨慎、任翰、熊敦朴（熊过）合称“蜀中四大家”。
当代学者陈若愚《赵贞吉文章评述》则将赵贞吉定位为“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
赵贞吉墓位于市中区四合乡三山村十二组碑亭湾，于2008年8月中旬被发现。经发掘勘测，墓葬为典型明代形制风格石室墓。
赵贞吉入仕后曾三次回乡，在内江市留下诸多遗迹，如狮山学房、玉屏书院（又称玉溪山庄）、大洲坝等地。此外内江市中区翔龙山、三堆山、内江圣水寺，东兴区般若寺、报恩寺、诸古寺、高峰山以及重龙山等地，有赵贞吉摩崖题刻若干。其中以市中区翔龙山张大千补书、赵贞吉题诗碑最为珍贵，圣水寺山门的“大国名蓝”亦为赵贞吉题、赵朴初书为圣水寺镇寺之宝。在法门寺有大洲诗刻，为赵贞吉所作。
《名山藏·卷八十》
《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泰州学案二》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