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5:06
重庆大轰炸，是指1938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为了对进行政治诱降而集中陆海军主要航空兵力，对陪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长时间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没有击垮中国人民的意志，行动以失败告终。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扩大蓄谋已久的。随着天津市、上海市等地相继陷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在旦夕。迫于形势，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开宣言，决定迁驻重庆市。重庆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了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实现灭亡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从1938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持续时长达6年零10个月的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分三个阶段进行。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为日军试探性轰炸阶段，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和试探性进攻，了解重庆的地理环境和防空力量。1939年5月至1941年8月，为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制造了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1941年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等。1941年9月至1944年12月，为日军零星轰炸阶段。此时期因日本忙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机只是零星几次轰炸重庆市，至1943年8月最后一次空袭重庆城区、1944年12月最后一次轰炸重庆周边的梁山、万州区为止，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结束。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记载，在大轰炸中，重庆市民被炸死炸伤近3万人，毁损房屋3万余栋，其他财产损毁不计其数。重庆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灾难。
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各界人士参与反轰炸斗争。中国空军尽管力量弱小，但他们依然坚持作战，对日机空袭进行了顽强抵抗。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和1940年先后击落日机72架。地面的高炮部队和照测部队也坚守阵地，对日机形成威胁。重庆防空当局和广大市民积极投入大规模的防空工程建设，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事总容量达46.17万人。广大防护团员和空袭服务队员积极参加抢险救灾、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重庆大轰炸虽然给重庆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对重庆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重庆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军事方面，也制约了日本的军事目标，推动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妄图速战速决，一举亡华。但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守及中国军民顽强抗日的情形下，日军3个月亡华的梦想很快破灭。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困难。到1938年底，日军在中国投入的总兵力已达100万，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人数达44.7万多人，兵力不足问题日益突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剧增，极大地加重了日本国内人民的负担，致使日本民众反战情绪不断增长。国际上，苏联与中国缔结军事航空协定，直接、间接地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由于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威胁他们的在华利益，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迫使日本断绝了同国联各机构保持的合作关系，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状态。
中原地区方面，上海市、南京、武汉市相继失守后，中国军队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成长。在正面战场，中国仍有100多万正规军驻扎于鄂、皖、豫、赣的主要战区，对侵入华北地区、华中地区的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还拥有很大的兵力和日军对抗。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
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国内的财政困难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华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日本军方也认为：“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日本随时可能“陷人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1938年10月以后，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随着侵华方针的变化，日本对华战略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移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辅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迫使其放弃抗战，对日妥协。对重庆的大轰炸，即为实行这一战略调整的具体落实行动。
1937年10月29日，在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提出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0月30日，国民政府确定了迁至重庆的具体事宜，并于31日就此发表宣言并致电前线将士：“政府决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向中外各国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新址（现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地）正式办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于12月7日开始办公。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迁到了重庆市。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也相继迁抵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重庆被正式定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指挥对日作战的重要基地，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对支撑中国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随着重庆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重庆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由此也成为了侵华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
为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通过威胁与引诱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日方认为通过空军不断消耗中国兵力，挫败中国军队士气，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1938年10月底，日本大本营就对中国内地进行战略轰炸问题与华中派遣军进行了讨论，决定把航空部队作战方针由以前的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为主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要地为主，“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同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最高指示“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华中地区派遣军负责华中、华北地区的制空进攻战，“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由陆海军紧密配合完成。同一天，日本大本营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布了“大陆指第345号”作战命令，宣称航空进攻作战的目标是“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歼灭中国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规定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协定还规定了各自的具体任务，陆军航空部队在华北、华中地区进行政略战略轰炸，海军航空队担任对华中、华南的政略战略轰炸，重庆市所在的四川省划入华中地区，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共同进行政略战略轰炸的重点地域。
为了实施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地区的战略轰炸计划，日军占领武汉市后，迅速将陆海军航空部队集中到武汉，进行了7个星期的远距离航空攻击战训练，重点加强了轰炸、射击、航行、夜航以及密集编队等训练。同时，加紧建设轰炸基地。将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为大机场，利用三年时间不断完善，建成定期轰炸重庆的武汉“W基地”。该基地可停降200多架飞机，是日军航空部队轰炸重庆市的主要基地。此外还确定了运城市、彰德、仓头也作为战略轰炸机的出击基地。此外，还派出侦察中队对重庆等地进行空中侦察，积累轰炸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庆地区的气象特点，根据中午气象较稳定的情况，确定轰炸重庆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时左右。
1938年12月9日，航空兵团在接到华中派遣军关于轰炸重庆等后方城市的指示后，预计在12月24日以后，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为使航空进攻作战达到目的，日军侵华总司令部集中了几乎全部侵华空军力量。作出兵力部署如下：在华陆军第59飞行战队，编制战斗机20架；第12飞行战队，编制战斗机15架；航空兵团第1飞行团，编制侦察机18架、战斗机12架、重战略轰炸机45架；第3飞行团，编制侦察机9架、战斗机24架、轻轰炸机45架，共计飞机188架。海军协同轰炸派出第1、第2联合航空队和第3航空战队，其中舰载机54架、舰载强击机24架、舰载轰炸机12架、中攻机（陆上轰炸机）50架、水上侦察机24架，共164架。陆海军航空部队共352架飞机。
1938年10月以前，日军还没有占领武汉市，日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市地区主要是一些侦察的袭扰，而在占领武汉之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内地航空进攻作战的准备。这一阶段的轰炸特点首先表现为侦察为主，轰炸为辅。在1938年的历次袭扰和轰炸中，除了12月26日的轰炸外，其余历次均带有侦察的性质，尽管每次袭扰日机都带有炸弹。并在重庆市区、巴县和梁山、万县等地进行了轰炸，但都属于小规模试探性之轰炸。其次，这一阶段轰炸以空军基地为轰炸目标。为了在轰炸之初削弱中国后方空军的抵抗力量，日军不断对保卫重庆市的空军基地进行侦察和轰炸，梁山机场和广阳坝机场成为日机侦察和轰炸的重要目标，分别被轰炸了4次。
进入1939年后，日军航空部队在1月份对重庆进行了3次轰炸，但因天气影响，又暂时放弃。5月份以后，随着浓雾消失，日军整合其在华陆海军航空力量，对重庆开始了残暴的无差别轰炸。
1月15日，日军第12、60、98战队29架日机空袭重庆市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府路以及曾家岩、学田湾、中四路、三门洞街及江北青草坪、刘家台、溉澜溪、陈家桥、人和镇等地遭受轰炸。四川省政府统计，日机27架投弹9枚，造成34人死亡、55人受伤。但据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日机投弹共69枚，造成人员死亡119人、伤166名，损毁房屋38栋54间。中国空军在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坠于南岸大兴场牛耳沱。此次空袭是日机轰炸重庆市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的开始，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
1939年5月3日，重庆多雾的季节刚一过去，日机在暂停了三个多月后突然猛烈轰炸重庆。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方调查为36架）中型攻击机从汉口起飞，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午后1时许日机突破阻击，飞抵重庆，侵入市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市区陷入硝烟火海之中。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造成社会恐慌为目的。鉴于重庆市房屋建筑多是竹木结构，日机携带了大量燃烧弹，这是日机首次使用燃烧弹轰炸重庆。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绝大多数投在重庆老城区下半城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集的地段，以朝天门一陕西街—望龙门一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中弹地点达36处，下半城有19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41条街道被炸起火。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和新丰街一带几乎全被炸毁，银行金融业集中的陕西街被炸得断墙残壁，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燃烧弹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园两侧的41条街道烧成一片火海。此次轰炸共造成人员伤亡1023人，其中死亡673人、重伤350人。炸、焚毁房屋846栋222间，直接损失达国币42万余元。
5月4日下午6时，日本第一航空部队27架战略轰炸机再次轰炸重庆主城都市区，此次轰炸目标转移到重庆老城区上半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轰炸又达1个多小时，共投弹126枚，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又有36处地方中弹，有38条街道被炸，都邮街、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尽毁。轰炸造成人员伤亡5291人，其中死亡3318人、重伤1973人，炸、焚毁房屋2840栋963间。日机仍采取了5月3日的轰炸方法，先投炸弹将建筑物炸毁，再投下燃烧弹纵起大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很快蔓延开来，市区大片地方很快被火焰覆盖，大火燃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该区商业集中，物资损失严重，仅都邮街一带被烧毁的绸缎布庄就达15家，16余万匹绸缎化为青烟，全市37家私营银行、钱庄中的14家被烧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没。
驻重庆市的英法德领事馆也遭到袭击。英国大使馆、领事馆和法国领事馆直接中弹，1名外国人、20名中国人被炸死。苍坪街美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公劝会、圣社交会教堂、安息会教堂等被大火烧毁。从南京逃亡到重庆的施庚培先生一家老小18人被炸死；国泰电影院中弹，200多名观众死的死，伤的伤。本次轰炸是日机在对重庆长达数年空袭轰炸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
1940年，日本极力“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以图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为配合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日军继续加强对中国腹地，尤其是重庆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轰炸。5月13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并把这次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其作战方针：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作战，对中国抗战后方进行航空作战。首先打击中国的航空势力，其次摧毁重要设施。作战时间预定从5月中旬起，共约3个月，2个时期。第一期主要是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是对成都市方面作战。攻击目标为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航空势力及军事、政治重要设施。实施“101号作战”的飞机以汉口、孝感市、运城市为起飞基地。日本政府及军方都把“101号作战”视为结束中国战争的锦囊妙计，因而给予高度重视。为保证计划取得成功，海军在“协定”规定的基础上多派出了48架中型强击机，并把原中型攻击机21型换成发动机功率更大、火力更强的23型，使战略轰炸机的作战高度从原来的5500米提高到7000米，大大减少了被中国高射炮击中的危险。
1940年，日军自4月中旬开始对重庆市的轰炸，并首先集中轰炸白市驿、广阳坝、梁山（今梁平）等几个重要的机场设施，试图完全摧毁中国空军对日军飞机的阻击能力。5月18日，日军开始实施“101号作战”计划。这一天凌晨6时，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白市驿、梁山和重庆主城都市区。此后4天仍连续出动飞机，猛烈轰炸白市驿、广阳坝、梁山等地，致使机场设施被破坏，多架飞机被炸毁，多人伤亡和许多房屋被毁。5月26日，轰炸重点转向重庆市区和郊区的兵工厂。5月26日至30日，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连续5天对重庆市区及北碚区、沙坪坝区、涪陵区、广阳坝、合川区等地进行残酷的轰炸。
6月，日本陆军第3飞行团参加空袭，增强了日军的空袭力量。6月6日、10日至12日、16日至17日、19日至20日、24日至29日，日军多日出动100架以上飞机对重庆主城都市区及附近进行轰炸，使许多地方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白市驿机场在17日的空袭中被全部炸毁，不能使用；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文化机关亦多次被炸；一些外国大使馆和通讯社也未能幸免日机的轰炸；地处江北的金陵兵工厂更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7月、8月，日军继续以大量的军力对重庆市及周围地区进行轰炸，且范围更广、力度更大。除重庆市区外，日军的轰炸还涉及周边各县。尤其是8月19日、20日两天，日军共出动289架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重庆遭受的损害异常惨重。这两天，日军投下大量燃烧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使市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9月，因日本为准备进攻印度支那，将第三飞行师团调往华南，下令结束对中国内地的攻击。历时112天的“101号作战”于9月4日结束。在112天的“101号作战”实施过程中，日军对重庆市和四川省内地的空袭共达72次。“101号作战”结束后，日机还对重庆进行了10余次中等规模的袭击，直到10月底，该年的轰炸才告结束。
关于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及导致的损失，余凡、陈建林根据原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资料、当时的报刊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公布的有关资料综合计算为：全年共空袭80次，计4722架次，投弹10587枚，死亡人数4149人，伤5411人，毁房6952幢。另据《重庆市防空志》统计，1940年日机空袭重庆（含对空监视地区）80次，出动飞机191批4727架次，投弹9553枚，其中爆炸弹8190枚、燃烧弹1363枚，人员伤亡9643人，其中死亡4232人，重伤5411人，损毁房屋6955栋22192间。
1941年7月中旬，日军再次部署了对中国大后方的大规模轰炸——“102号作战”。这个计划决定分三期向中国内地发动空中作战：第一期（8月上旬），连续攻击中近距离城市及交通要点；第二期（8月中及下旬），连续攻击内地机场及盐场；第三期（9月上旬及中旬），连续攻击重庆市。在“102号作战”计划发布之前，从5月至7月，日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已连续对重庆进行了20多次空袭，自7月中旬“102号作战”计划后，第11航空舰队（最新式的陆上攻击机约180架）加入对重庆的攻击。1941年8月，由于与美英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决定对英美一战，为备战太平洋战争，故提前结束了“102号作战”，将第11航空舰队主力撤回国内。
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5月到9月，共持续了5个月。5月以前，日机仅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骚扰性空袭。进入5月，日军开始实施轰炸计划，空袭日益密集，并一直持续到8月底。5月3日、10日、16日，日军以每天出动30-60架飞机的中等规模对重庆主城都市区、郊区进行轰炸。此后半月日军未予出动。到6月1日和2日，日军又以少量飞机对重庆市市区进行轰炸。6月5日晚，日机24架分三批偷袭重庆市，导致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此后，从6月7日至7月30日，日军或某一日或连续几日对重庆进行了19次空袭，市区大量房屋被炸或被焚毁，一些外国大使馆和一些新闻机构先后被炸。8月8日至14日，日军的轰炸达到高潮，连续7天7夜以每次间隔约6小时对重庆进行疲劳式轰炸。其间，日机在市内各处投下大批爆炸弹和燃烧弹，许多街道、商店、民房被焚毁，全城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亦遭到轰炸，就连坐落在日军划定的所谓安全区的一些外国使馆也未能逃脱日机的轰炸。9月以后，因日本为准备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纷纷调走，对大后方的战略空袭告一段落。
1941年日机对重庆市的轰炸，根据余凡、陈建林的统计，共81次，计3495架次，投弹8893枚，炸死2448人，炸伤4448人，毁房5793幢。《重庆市防空志》的这一统计数字是：轰炸共计72次、165批3218架次，投弹5880枚，其中爆炸弹5005枚、燃烧弹875枚，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41人，损毁房屋5668栋，10876间。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许，24架日机分3批夜袭重庆，重庆上空拉响空袭警报。市民们为躲避轰炸，纷纷向防空洞转移。市中心的大隧道成为许多市民的唯一去处。但当天进入隧道躲避轰炸的人比以往增加了许多，隧道里十分拥挤，已大大超过了它的正常容量。轰炸即将开始，防护人员为了保证安全，关闭了隧道口的木栅门，禁止人员出入。空袭过程长达5小时9分，随着时间的流逝，隧道里的一些人开始感到呼吸有些困难，浑身不适。有点人因窒息不断地往隧道口挤，而隧道口的人则不时地往隧道里退，于是隧道内的秩序在内外的相互推挤中陷入一片混乱。随着隧道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黑暗中的人们越来越躁动不安，在人群的互相推挤中，在接近隧道口的地方出现了人堆人、人踩人的严重情况，许多人在隧道内被窒息、挤压或踩踏而死。
有关人员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加之日机一直未停止轰炸，空袭警报迟迟不能解除，故未采取断然措施，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晚11点后，日机离去，警报解除，有关方面才开始着手营救，但为时已晚，大批人已经死去。大隧道惨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纷纷要求查明真象，惩办责任人，妥善处理善后，改进防空设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了挽回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不得不将大批军队和物资调往南方，“重庆作战”被迫取消。日机对重庆市的轰炸也接近尾声。1942年，只有日军侦察机数次窜入重庆及周边地区上空窥视，但未在重庆进行投弹。
1943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空军为了配合地面战争，又对重庆恢复了空袭。此时日本受太平洋和东南亚战线的牵制，能够用于重庆空袭的力量有限，加之美国空军陆续进驻四川省，日机已失去了空中优势，故入渝空袭次数不多，两年共14次；同时规模也比较小，两年共出动飞机约575架次，有时一次仅有1架。在此期间，日机空袭重庆主城都市区仅有1次，发生在1943年8月23日，其余多是偷袭梁山等地机场，以减轻侵华日军受到的空中打击。1943年8月23日，日机54架分两批空袭四川，其中一批27架于上午10时左右轰炸重庆市近郊小龙坎街道、盘溪、石门、玉带山、马王场、黄泥湾、陈家坪、烟灯山、家湾、联芳桥等地。共投弹151枚，炸毁房屋99间，炸死21人，重伤18人。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1944年12月19日，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梁山、万州区、开州区后，日机再也没有飞临重庆地区上空逞凶，日军对重庆持续共6年零10月之久的空袭，以失败而告终。
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统计，大轰炸期间重庆人员伤亡以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为主，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近七年时间里，由于日机轰炸造成的重庆监视区直接伤亡32829人。其中死亡16376人，其中男3453人，女1425人，儿童408人，性别不明者11090人；受伤（包括轻、重伤）16453人，其中男3527人，女1321人，儿童190人，性别不明者11415人。人员伤亡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型城市。重庆渝中、南岸区、江北、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主城六区死亡9300人，受伤7782人，失踪140人，共计17222人，伤亡人口占全市伤亡总人数的52.03%。据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接死亡6333人，受伤31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由于日机轰炸，房屋或防空洞倒塌致使的人员伤亡；因躲避轰炸或在轰炸后救护产生的伤亡；因修建防空洞、机场、公路等军事设施而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外，大轰炸期间，重庆市有灾民共计172786人，包括因日机轰炸重庆造成、因战争逃难到重庆及因自然灾害、瘟疫而带来的灾民。其中，以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灾民为主。
抗战期间重庆社会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大类，主要涉及工矿业、农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资源、公共事业等领域。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社会财产损失共计80866358066法币、15826747银元、4900白银、203562618.38美元、2290英磅，折合1937年价值为8371079774.73法币、15826747银元、4900白银、203562618.38美金、2290英磅。
由于受到日机轰炸，大部分居民疲于奔命，难以将财产损失情况报送辖区政府，具有档案记载的居民财产损失申报人，主要是机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如警察局、防空司令部、救护委员会、工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列为社会财产损失，特别是在1939年大轰炸早期。因此，居民财产损失与社会财产损失相比较，数据相对较少，共计损失法币5990640127.72元、755银元，折合1937年价值为法币1511486915.86元、755银元。
居民财产损失以房屋、服饰、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粮食、禽畜、土地、树木为主。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是房屋被炸毁、烧毁和倒塌造成的损失。重庆以及整个四川地区，大部分房屋为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抗战期间，城区人口密集，居住地集中。由于日机在轰炸中一般先投放炸弹，再投放燃烧弹，房屋不被炸毁也会被烧毁，因此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房屋损失最为突出。根据1945年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统计，重庆城区1938年到1941年因日机轰炸损毁房屋11814栋、21295间，价值68075888元。
1937年9月1日，经军委会重庆行营决定，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兼任司令，市长李宏馄兼任副司令，第21军航空副司令蒋逵兼任参谋长。司令部内设4科，分管积极防空、防空情报、消极防空和财务等4方面的工作。另专设一情报所和宣传委员会，分别负责敌机情报的搜集、发放警报和防空宜传工作。此届防空司令部属地方性质，隶属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科长以上官员均为兼任，对空监视范围也仅限于重庆市区周围。重庆防空司令部自建立后，经多次改组，内部机构和实际业务逐步完善，在指挥和协调重庆的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防护团于1936年10月成立，由市长李宏兼任团长，警察局长王资军兼任副团长，市府秘书长兼任总干事。防护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平时由市政府指导协助当地治安机关，办理水灾、火灾等防护工作；战时则在防空司令部直接指挥下，负责执行消极防空的具体任务。重庆市防护团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和最庞杂的防护、救护组织。广大防护团员抢险救灾、救死扶伤，担任了消极防空的主要具体工作。
防护团的业务主要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务、配给等10项，并按照这10项业务设立10个大队。防护团成立时只有6个区团，到1940年已发展到17个区团和416个分团。为加强反轰炸防护力量，重庆市防护团还配备有消防、救护、工务、防护4个直属大队。消防大队包括市政府所属消防总队和人民团体的消防联合会，救护大队由全市医护人员组成，工务大队由水电、交通工人组成，防护大队则是经过防空、防毒专业训练的紧急突击抢险队伍。防护团队伍，最多时达2万人。
1939年1月，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灾民救济和抚恤问题十分紧迫。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机关正式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赈委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兼任办事处主任委员，刘峙、洪兰友、贺国光兼任副主任委员，办事处下设总务、救护、调查、医疗、抚恤、稽核等6组，主要负责处理轰炸善后事宜，所需费用由赈委会拨款解决。1940年初，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更名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下设空袭服务总队。1941年2月，在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消防组、医护组、管制处、赈济组、工务组、稽核组、会计室、医护委员会和江北、南岸区、白市驿、北暗4个办事处。大隧道窒息惨案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再次改组，许世英、谷正纲分任正、副委员长，直隶行政院、军委会，下设秘书处、督导处、调查处，办理陪都空袭救护事宜。
1939年1月15日，日机集结36架飞机分两批轰炸重庆市区，守卫重庆的12架战机在地面防空部队配合下升空迎击，日机4架中弹，其中1架坠毁于南岸大兴场牛耳沱。这是中国空军保卫重庆市的首次空战。在重庆空战中，尽管中国空军力量弱小，处于被动状态，但他们对日机空袭进行了顽强抵抗。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和1940年先后击落日机72架。
1940年8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参加重庆防空，迫使日军不得不派出大量驱逐机护航，并投入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9月13日的璧山空战，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34架战机与日机顽强战斗，取得击落敌机6架、击伤多架的重大战果。但由于中国空军飞机性能落后，遭受了空战以来最大的损失，被敌击毁飞机13架，伤11架，伤亡将士18人。璧山空战以后，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9月以后，日本为准备进攻南洋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从中国调离部分飞机。到1942年，中国空军力量大大加强，新增飞机275架，而日军在华飞机仅保留270架左右，中国空军开始在空战中逐步取得主动地位。当年，只有少数日机侵扰重庆市，一遇中国空军拦截，便仓促而逃。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高炮精锐部队全部用于保卫重庆。部署于重庆的高炮部队主要有炮兵41团和45团的9个连队，以及兵工署第20、第21和第24厂的警卫队，分别驻防于佛图关、遗爱祠、磁器口古镇、陈家湾、小龙坎街道、海棠溪烟雨小学、南岸小屋基、野猫溪、铜元局、江北万峰寺、江北簸箕石、花墩桥等高炮阵地。主要武器有7.5卜福斯高射炮、2.5哈克斯机关炮、3.7高射机关炮、1.27维克斯机关炮等30余门，总兵力1748人。重庆卫戍总部炮兵45团团长辛文锐任高射兵器指挥官。高炮阵地平时炮身隐蔽，当日机临近时，即从各方面加以射击。高炮部队一方面可以予日机以有力打击（从1938年-1941年共击落击伤日机100余架）；另一方面可使日机不敢低飞，影响其投弹准确性，从而达到减少市民伤亡和损失的目的。
重庆市市郊设有高炮阵地的地方，大都于附近配设照测阵地。照测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照空灯和听音器。照空灯虽不能直接射击日机，仍对日机构成很大威胁。特别是在日机夜袭时，由于实行灯火管制，空中和地面一片漆黑，各处的照空灯在夜空中搜寻，一旦发现目标，便从四面八方把日机群照得全身透白发亮，机上的飞行员也被照得两眼发花，不辨东西南北，又怕成为中国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靶子，惊恐万状，只好盲目投弹后仓皇逃走。驻守重庆的照测部队主要是防空学校照测二队、三队、五队和六队所属的16个分队，分别驻守在重庆市区、南岸区、江北区、白市驿区和广阳坝区的近20个照测阵地，总兵力约680人。
抗战伊始，中国国民党军政当局和重庆地方政府即开始筹划修筑防空工程的工作。1938年，重庆市开始成为日机轰炸的首要目标，防空洞壕的建设开始全面启动。7月2日，防空隧道的勘测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其干线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全长预计3722米。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防空当局和广大市民更加认识到防空洞壕在对付日机轰炸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防空洞建设。这一工作采取官办和民办两种方式。官办就是由政府当局于人口众多、机关稠密之地开凿公共防空洞，并加快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民办就是广泛发动市民自己筹款，自己开洞，自己避难。为此，市防空当局与市政府联合成立了扩大建筑防空洞运动委员会，大力宣传开挖防空洞的意义，还负责动员社会名流、工商界人士的捐款工作和防空洞址的勘定工程及设计指导。据1939年防空司令部统计，重庆市各种防空平洞、隧道计143个，只能容纳7.3万余人。1940年春，广大市民响应防空当局号召，开展扩大防空洞运动，防空洞容量成倍增长。截止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事总容量达46.17万人，其中公共防空工事容量12.51万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33.66万人。而当时全市实有人口为68.79万人，防空洞壕总容量已基本能满足市民要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人口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一般市民与政府当局均已意识到重庆市地位的升高与人口的密集，必然招来日机的轰炸，故从1938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1939年1月16日，日机第一次大规模轰炸重庆。次日，重庆市政府召集各界人士商讨疏散宣传办法，敦促有关机关制印劝告市民疏散书和标语口号。2月2日，重庆市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组织市民疏散工作。3月1日，重庆市社会局发布《告公众书》,宣布3月10日前为自动疏散，3月11日起实行强迫疏散。“济南惨案”“五·四”大轰炸后，政府当局视疏散市民为首要，在三天之内疏散了25万余人。为了顺利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当局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1940年，重庆当局先后制定了《疏散任务实施办法》《疏散渝市人口交通工具统制办法》《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励贷款办法》《渝市人口疏散计划》等一系列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还成立了重庆市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统一在疏散区建筑民房和店铺，以满足响应疏散的市民和商家的生活需要。在日机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人口的疏散不仅避免了因人口过度密集而造成的更大伤亡，也扩大了重庆主城都市区范围，促进了重庆城市建设规模的发展扩大。
重庆市空袭抢险救灾和救济服务的主要队伍是由广大市民组成的防护团和空袭服务总队。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广大防护团员和空袭服务队员积极参加抢险救灾、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当时，重庆市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日机轰炸使市区变成一片火海。而重庆当时的消防设备又十分简陋，消防器材也十分缺乏，全市最初只有六七辆消防车。因此，重庆市的消防救灾工作主要依靠人力，组成了一支8000余人的消防队伍。
在救死扶伤工作中，医护委员会在城区和郊外设立了14个重伤医院，提供了2230张病床。还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救护队伍，平时巡回诊疗，一遇日机轰炸，即带用具赶赴被炸灾区抢救，对轻者进行包扎，对重伤者在处理后用担架送到附近的重伤医院。此外，还在一些重要地点设立治疗所，为受伤市民按日换药，免费诊治。据不完全统计，医护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四个月内，救护重伤轻伤难民5633人，其中入院治疗1780人，治愈出院1447人，死亡230人，裹伤3853人。同时，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也纷纷组织救护队参加救护工作。中央大学组织的师生救护队，多次携带药品、担架前往灾区抢救民众。国际友人和宗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救死扶伤的工作。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加拿大教会联合英、美、丹麦等国籍在渝国际友人，成立国际服务组挺身而出担负直接救护工作，亲自拉洋车运送重伤者，并在医院执行包扎。
反空袭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扶持和监督。为了向人们传授防空知识，增强防空意识，重庆市文化界、新闻界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被炸的新闻机构把印制设备搬入防空洞，在洞内印刷报刊，坚持照常出版发行。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市民、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工商界人士纷纷捐款集资，并积极开展各种义卖活动。在渝金融界各银行宣布“坚决留在市区”，不向日军飞机屈服。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在警报还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加紧抢修水电设施，以保证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广大工厂随炸随修，在硝烟弥漫中坚持生产。如1941年8月，重庆裕华纱厂被炸，损失更为惨重，但全厂职工没有屈服，不到两个月时间又恢复了生产。兵工企业也坚持生产枪炮弹药，支援前线抗战，有的建在隐蔽区和疏散区，有的迁入山洞、隧道。
在日军对重庆轰炸的6年度时间里，重庆社会及人民遭受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日军在轰炸中使用了大量燃烧弹，致使重庆市区大火漫延，被轰炸处房屋被毁，居民区、商业区变成一片废墟，数千乃至上万人家破人亡，带来许多的战争孤儿。据1940年2月统计，孤儿的人数就达2万人左右。长期的日机轰炸加剧了重庆市经济的恶化。囤积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工业生产因此而物资供给困难，许多生产企业停工、减产；普通民众因物价上涨而购买力下降，生活极其困难，整个社会秩序也日趋混乱，给重庆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后果。
但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击垮中国人民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轰炸中，重庆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支援抗战。仅在日机轰炸最猛烈的1940年和1941年，四川和重庆的征兵人数就达61万多人。同一时期，重庆市各界还两度掀起捐粮热潮，各县献谷均在数千石以上。日军轰炸过后，重庆人民写出“在废墟上创造新中国”的大幅标语。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同时，重庆政府也重申了其抗战决心，日本的政治诱降计划落空。
日军对重庆大轰炸的目的就是摧毁国民政府抗战的意志，促进中国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进而实施其“北进”计划。但是，连续三年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由于重庆市军民坚持不懈的反轰炸斗争，以及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因受中国的牵制，日本被迫放弃北上进犯苏联的计划。此外，日军对重庆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尤其是日本“误炸”的经常性出现，直接造成美英各国利益的损害，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诸国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日本对重庆实施“102号作战”后，美英等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1941年7月2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批准以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同年8月1日，美国禁止航空汽油输出日本，同时，由克莱尔·李·陈纳德任指挥官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这支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12月20日正式升空作战，在半年之内共歼灭日军飞机近300架，给侵华日军造成了有效的空中威慑。
1940年初，驻华记者蒂尔曼·窦丁在《纽约时报》上对重庆大轰炸评价道：“这场战争至少已造成三百万士兵和平民的丧生，还有三千五百万中国人无家可归”，“中国的首都被迫向内陆移动一千三百英里，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和供应线都被切断了”，“中国所有未被占领的城市都在日本战略轰炸机的射程之中”，“相比之下，日本却没有失去一寸土地，没有遭到侵略，更没有遭受轰炸”。
1939年5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谴责了日机屠杀平民的行为，社论说：“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之中，大部分是由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此所仅见。”
1939年5月9日，宋美龄女士向大洋洲发表广播讲话，她说：“……以轰炸来大规模屠杀无辜贫民，真是这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最可怕的发明。”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对日机轰炸重庆市评价道：“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重庆大轰炸遗址位于渝中区解放碑八一路与磁器街交汇路口，又名“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六五隧道惨案旧址”。该防空隧道始建于1938年底，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的大隧道，最多能容纳5000人左右掩避。2000年3月，市人民防空办将原址修复。2014年，国务院将“重庆大轰炸遗址”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该遗址由群雕、展厅和防空洞构成，展厅分为序厅、空中屠杀、“六五”惨案、愈炸愈强、时空记忆和后记六个部分，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诠释了重庆市人民“愈炸愈强”的抗战精神。
佛图关白骨塔是为重庆大轰炸期间不幸遇难的平民修建的纪念塔。据有关专家考证，佛图关白骨塔下主要埋葬的是“六·五隧道惨案”的遇难者，而江北区黑石山埋葬的大多是“五三·五四大轰炸”的遇难者。大轰炸结束后，埋葬于佛图关荒坡上的尸骨被收纳后集体下葬于鹅岭佛图关至大坪九坑子一带约3公里的山坡上，并在下葬处建立了12座方尖碑形制的纪念塔。因遇难者尸骨不全，姓名不详，故这12座塔被统称为“白骨塔”。后因年代久远，12座白骨塔仅保留下2座，其中一座仅为半座残塔。2007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作为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重要史证的佛图关白骨塔，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2019年，渝中区政府拨出专款，启动佛图关白骨塔维修工程。2020年，佛图关白骨塔修缮工程完成。
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牺牲的消防人员而建立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持续遭受日机大轰炸，81名消防人员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社会各界自发修建了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并于1947年8月19日正式落成。该纪念碑位于重庆市中央公园（现渝中区人民公园），坐北向南，碑座右面为重庆消防烈士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