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29 10:41
阮籍（公元210年—公元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魏晋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
阮籍生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时值司马氏与曹氏相互争权力。阮籍为了避祸，不问世事，亦拒绝在朝廷出任官职。他将纵酒佯狂作为自己的明哲保身之术。
正始年末（公元249年），曹氏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司马氏伺则机反攻，发动“高平陵之变”，沉重打击了曹氏集团，并对其党羽进行了血腥镇压。阮籍虽然免于灾祸，却被迫出任太傅司马懿的从事中郎。阮籍因为对政治采取回避态度，在在嘉平年间，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位士人于并居、共游于南阳市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部地区），史称“竹林七贤”。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氏废齐王曹芳，立曹髦曹髦为帝。阮籍受到司马氏的拉拢，被封为关内侯，后调任散骑常侍。正元三年（公元256年），阮籍为了摆脱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权之争，请求出任步兵校尉。因为他担任此职最长，后世也称之为“阮步兵”。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阮籍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不得已写下《为郑冲劝晋王笺》，劝进司马昭即位；同年冬天，阮籍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是魏晋时期与嵇康齐名的名士，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崇奉老庄，精通玄学，曾作《通老论》《达庄论》等文，流传后世的有《大人先生传》等名篇传世。阮籍还以五言诗驰名于世，代表作有《咏怀诗》八十二首。阮籍的诗作风格浑朴，多用安东·比兴，著有《阮步兵集》传世，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后世评论家对阮籍生前的诗作普遍予以高度评价，但对其个人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同时代的嵇康对阮籍的人格很是赞赏但北宋叶梦得、明初刘履等人认为阮籍晚年党附司马氏作的《劝进晋王笺》，仍是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阮籍是陈留尉氏（今开封市）人。他的父亲阮瑀是东汉末年曹操帐下的丞相，也是“建安七子”之一，闻名于当世。阮籍三岁丧父，早年与寡母相依为命，其文思早熟，八岁已能属文。
阮籍年少时期就酷爱读书，曾立志以儒家思想，建立一番功业。他有诗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同时，阮籍又行为轻薄，善于弦歌，其诗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阮籍虽然性格不羁，但是从不将喜怒之情在脸上表露。他常常连续数月闭门不出，在家里读书，有时又外出登高，在山林江河之间流连忘返。阮籍博览群书，喜欢研读《庄子》《老子》。此外，阮籍喜好饮酒，常常长啸，且擅长弹琴。每到得知之时，常常就飘然忘我，全然不顾世俗的礼节。当时许多人都说阮籍癫狂，族兄阮文业却对阮籍赞许有加，认为他的才华在自己之上。因此，世人转而也去称颂阮籍的奇特。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阮籍曾经追随自己的叔父到东郡（今濮阳市西南）。兖州刺史王昶请求阮籍与他见面，但是阮籍见了对方却不发一言，王昶因此认为阮籍其人难以揣摩。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曹叡曹病逝，八岁的曹芳继位，由宗室曹爽与老臣司马懿共同辅政。曹氏与司马氏为了争权，形成两大集团，相互倾轧。在这种波云诡谲的政治环境下，阮籍对少年时代的求官明志，实践儒家政治理想已不抱希望。他对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请他做官，都婉转地表示拒绝。正始前期，何晏、王弼援道入儒，主张“名教”与“自然”结合，掀起一阵研究玄学的风气。隐居乡里的阮籍也追随这一思潮的发展，写下了自己的玄学作品《通易论》和《通老论》。
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在政治上倾向于司马氏的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名出众，便准备征辟他担任自己的属官。阮籍听说后，写了一封《奏记》，自称才疏学浅、德行粗陋，婉言谢绝了，并亲自将这封《奏记》送到洛阳市外的都亭。蒋济原本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经到了都亭，便误以为《奏记》中的推辞不过是阮籍自谦的话。蒋济于是高兴地派人前去迎接，没想到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大怒，乡人纷纷前去劝告阮籍，阮籍这才勉强就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托病返乡了。之后，阮籍还接受诏命做过尚书郎，但是没过多久还是再次称病辞官。大将军曹爽辅佐朝政时，曾将阮籍召为参军，但是阮籍一直称病不仕，隐居于乡间，并在这一年开始写作《达庄论》。
正始年末（公元249年），曹氏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大将军曹爽专擅朝政，排斥司马氏。司马氏伺则机反攻，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曹爽，给予了曹氏集团沉重的打击，并基本上控制政局，并对曹氏党羽进行了血腥镇压。阮籍因为没有依附曹爽，政治倾向不明显而免于灾祸，但却不得不应召做了太傅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阮籍早年虽有匡扶社稷，拯救世人的志向，但他知道在魏晋两朝交替的乱世，天下名士没有几个能够保全自己。于是索性不问世事，对政治采取回避态度，并在嘉平年间，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位士人于并居于南阳市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部地区），时常约定相聚，一同饮酒、清谈，进行思想辩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阮籍的思想成熟多在此时，他的代表性著作也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司马师在司马懿死后，继任父职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阮籍在竹林七贤中声望很高，加上他曾经拒绝曹爽征辟一事，司马师对他有意拉拢。阮籍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只能出仕成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氏废齐王曹芳，立曹髦曹髦为帝。此后司马师为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后调任散骑常侍。但是阮籍在政治上对司马氏一直抱着消极的态度。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在讨伐母毌丘俭、文钦时，突发目病，在同年二月还都许昌市后病死。此后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期间，阮籍提出自己喜爱东平郡（今山东地区）的风俗地里，希望能调到那里任职。司马昭也应允，而后拜他为东平县相。阮籍到任之后便拆毁了衙府和居所之间的屏障，让内外一望可见。同时，阮籍还精简了当地的法令。但是仅仅过去十天后，阮籍就回乡了。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市后，又继续担任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正元三年（公元256年），阮籍为了摆脱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权之争，借兵营擅长酿酒之名，请求出任步兵校尉。但是上任之后，阮籍只是弃事务于不顾，经常游乐于大将军的府内，醉心于朝堂宴会。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起初想让自己的儿子司马炎与阮籍联姻，结为亲家。阮籍却为此连续饮酒，大醉六十日，司马昭因为始终没有开口的机会，只能作罢。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也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公卿们都上表劝进，由于阮籍文采斐然，司空郑冲就让阮籍写劝进文。阮籍不得已，只能在催促之下，于酒后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因文章一蹴而就，文辞清丽豪壮，为当时人们所赞赏。景元四年(263)冬天，阮籍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主张“贵无论”，他认为“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阮籍的这种思想脱胎于老子的“无为而治”，认为天下之乱都始于“有”，只有“无”才能令天下安。
嵇阮玄学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阮籍以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阮籍认为自然是万物之本，遵循自然规律是天地和人之本性。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违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会造成混乱。
阮籍的音乐思想强调一个“和”字。阮籍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他视自然之乐为达至神人和谐的手段。在《礼记》等典籍中，音乐是等级和礼仪的体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的音乐有严格限制，不能越，否则就是犯上，就是越礼。但在阮籍看来，音乐的功能就是“和”，通过“和”来感动人心，所谓“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
由于在玄学中倡导庄学，阮籍他的文学思想也受其影响，形成了“放达玄远”的风格特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咏怀诗》等作品中，都在驳斥君子与礼法，主张个人精神自由的解脱。而事实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手段和形式，帮助阮籍在思想上达到超脱的境界。阮籍文赋博采先人所长，将战国文论之逻辑、楚辞的骋驰文意、庄子的诙谐寓理、汉赋的词藻堆砌揉合在一起，通过诗文抒发内心在时代压抑下的愤懑，达到切中实质又不露痕迹的目的，实现内心的超然。
阮籍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整理成集。《隋书·经籍志》称南梁有《阮籍集》十三卷、录一卷，至隋只著录为十卷，唐宋时仅存五卷。《阮籍集》随朝代更迭，陆续散佚。明人辑有《阮籍集》《阮步兵集》《阮嗣宗集》，各自收录有阮籍的辞赋、论、奏记、书、笺、赞、、帖、吊、文，总计20篇。阮籍另有四言《咏怀诗》3首，五言《咏怀诗》82首流传于世。另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二载，阮籍尚有《宜阳记》一文，不过全文不存，仅存“金山之竹，堪为笙管”2句。近人编注的阮籍著作有：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志钧等校点的《阮籍集》；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这些新版本较全面地收录了流传于世的阮籍的作品。
由于阮籍生在一个文人动辄得咎的乱世，他虽然试图通过诗作表达内心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恨，但是碍于政治压力，只能将这些情感以隐秘的语句表达出来。因此，阮籍的《咏怀诗》常见的创作手法有譬喻、比兴、借古讽今、象征等。比如《咏怀诗》其十一就是一首典型的讽喻诗。阮籍就写“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借古讽今，用楚人楚事抨击了当时团寻欢逐乐、不计后患的最高统治集，并以“黄雀”这一典实，指出他们必将灭亡的下场；在《咏怀诗》其四十五中，阮籍又例举了六种花草藤木，以比兴的手法讽刺了当时朝廷“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用人取向。这种创作手法也决定了其浑厚古朴，放达旷远的诗风。
阮籍处在一个社会风气开放，但是统治者又在思想上禁文人的矛盾时代，所以他往往只能借助诗作抒发他对这种矛盾生活的苦闷。因此反对礼法与崇尚自由，也成了阮籍咏怀诗的两大中心思想。《咏怀诗》其五十四就是一首典型的感遇诗。阮籍在诗中表达了自己正试图以精神上的驰想去消除现实烦恼的困扰，这也是他倡导的精神自由之体现。而在《咏怀诗》其六十七中，阮籍又借古讽今，揭露了混迹在官场上的伪善的礼法之士。其诗曰：“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芬。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表达了阮籍对官场上阳一套、阴一套，扭捏丑态的厌恶以及与礼法之士势不两立的决心。
阮籍作为魏晋玄学家中旷达派的代表，有别于何晏、王弼等玄论派。阮籍不只着眼于对玄学概念的逻辑分析与哲学体系构建，而注重一种超脱的生活方式，表现为由玄学理论到行为实践的外化。可以说，阮籍玄学思想的直接表现不是理论，而是一种饮酒放纵、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阮籍这种虚无的生活情趣和行为在两晋一代的士大夫阶层间掀起了一阵社会风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问仕事，嗜酒成风等。这股风气一直从魏晋之世到南北朝，一直延续了数百年，后来逐渐转化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生活的映现形式。
阮籍的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咏怀诗》的发展与创新上。阮籍是自建安以来创作五言诗的第一位多产作家，一生为后世留下了82首咏怀诗。与此同时，他也是建安以来，让五言诗脱离民歌臼的一个关键人物。在阮籍之前，建安诗人的共同特征是受汉乐府的影响，或多或少都进行乐府创作。阮籍则不依附他人，纯粹以自身的孤独感、结合时代精神，开拓了咏怀诗的格局与诗风。他把五言《咏怀诗》与整个时代的氛围、个人的遭际、哲学流变与艺术的魅力融为一体，将五言诗的创作推到了一个高峰。后世诗人包括郭璞、陶渊明、王绩、陈子昂、李白等都受到了阮籍诗风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评价阮籍从不论人之过，自己每次向他学习，但都不如他。
东晋大臣王忱认为阮籍胸中始终郁积着对司马氏的愤懑不平之气，却无以宣泄，只好借酒浇愁。
北宋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表示，阮籍应命为公卿作“劝进表”是没有骨气的行为。如果在嵇康之前就这么干，阮籍就是竹林七贤之耻，该当以死谢罪。
北宋诗人谢逸认为阮籍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抱负，只是生不逢时。他认为阮籍爱憎分明，只是从不做公开的表达；阮籍看似对世事置身事外，给人的印象冷漠，实际上却有非常人能比的丰富感情。至于以酒自保，更是彰显了他与众不同的智慧。
元末明初文人刘履在《风雅翼》中则对阮籍其人表达了惋惜。他认为阮籍是迫于淫威而写下劝进文，不能以死抗争，以至晚节不保。
明末清初史学家姜宸英则认为，阮籍因为受到司马氏的庇护，为其写了劝进之文，而嵇康则因为司马氏的疑心被诛杀。阮籍因为不遵循礼法，名誉败坏，被那些拥礼法之人所厌恶，而嵇康一辈子都没有言行上的过失。因此虽然阮籍与嵇康齐名，但他事实上远不如嵇康。
清朝文学评论家潘德舆认为阮籍党附司马氏作《劝进晋王笺》，乃是“小人”，其诗乃“小人之诗”，不足为道。
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在《诗品》评价阮籍的诗可以陶冶人的心性，发散人的思维，言辞优雅而意蕴深远。阮籍抒发的都是内心深处的感慨，只是碍于政局险恶不能直言，所以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他诗中深远的情怀和旨意。
唐朝学者李善在《文选》评注中表示，阮籍生于一个士人常因评论政事而遭到迫害的混乱朝代，因此他纵有忧国忧民的感慨，想要针砭时弊，也只能以晦涩的文字去表达，故而后世之人很难从中窥见他真实的感情。
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表示，黄初年间之后，惟有阮籍的咏怀诗在精神上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表示，阮籍诗中大量的比兴、寄托常常使人不知因何而起，找不出头绪。而阮籍内心虽然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外在始终表现宁静。这种内外冲突造就的宁静，也增添了阮籍诗旷远幽深的意味。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起初想让自己的儿子司马炎与阮籍联姻，结为亲家。阮籍却为此连续饮酒，大醉六十日，司马昭因为始终没有开口的机会，只能作罢。钟会数次假借向阮籍咨询时事的名义，企图抓住阮籍的口实陷害于他，但是阮籍因为每次都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得以幸免。
阮籍会用黑眼珠或眼白看人，看到拘泥于礼俗的人，他用白眼对待。阮籍的母亲去世时，嵇喜前来吊唁，阮籍翻白眼怒视，嵇喜很不高兴地走了。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便带酒挟琴来访，阮籍十分高兴，才露出黑眼珠来。因此，尊崇礼法的人都憎恨阮籍如同仇敌。
阮籍曾在苏门山遇见隐士孙登。他和孙登商讨古代开天辟地之理和修身养性练气之术，孙登一概不应答。阮籍于是对着他长啸。过了好一会儿，高人终于开口，笑称其可以再来一次。阮籍又啸了一次。待到意兴阑珊，阮籍下山，途中他听到山顶上众音齐鸣，好像几部器乐合奏，阮籍回头一看，发现正是孙登在长啸。
阮籍的嫂子有一次要回娘家省亲，阮籍与她道别，却被人指责男女授受不亲。阮籍不以为意，称礼法束缚不住他这样的人。阮籍邻居家的女主人长得很美，是卖酒的。阮籍与安丰侯王戎常到她那里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主妇身边。她的丈夫起初怀疑阮籍，就探查他，结果发现他一直没有其他的意图。
阮籍为母亲服丧时，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称晋文王司马昭以孝治天下，阮籍的行为有伤风化，奏请司马昭将其流放，司马昭却认为阮籍哀伤疲惫，应该体谅，况且有病而喝酒吃肉，没什么不合乎丧礼的。阮籍在一旁则吃喝不停，神色不变。一户军人家中有个才貌俱全的女子，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并不认识这个女子的父兄，却为她前去哭灵，尽了哀悼才回去。阮籍时常随意驾车独行。他不喜欢顺着道路走，往往是驾车到了车子都难以通过的地方，没有路了，才痛哭而归。
魏朝封司马昭为晋公，备好了九锡之礼，司马昭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朝中的高级文武官员去他的府邸敦促他执行皇帝的命令，司空郑冲派人找阮籍写劝进文。阮籍当时在袁准家，宿醉未醒，被人扶起来，在木札上写了草稿，一处都没改，就抄好交给了来人。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神笔”。
阮籍啸台位于尉氏县东部东湖东侧，原高十五丈，阔二丈，上有屋三楹，是阮籍抒发胸中郁闷长啸之处。啸台建于何时无考，《尉氏县志》载有唐代诗人包融《咏啸台》诗：“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至今清风来，时时动林树。逝者昔已远，升攀想遗促。静然荒榛间，久之若有悟。灵光未歇灭，千载知仰慕。”阮籍的特立独行为历代文人推重，苏轼等名人曾亲自登啸台赋诗。阮籍啸台在历史上曾于明嘉靖十四年、清乾隆十四年和公元1915年多次重修。如今已被列为“尉氏八景”之一。
阮籍墓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小陈乡阮庄村。该墓建于曹魏时期，墓冢近长方形，长约19米，宽约10米，高约2.8米。墓前有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墓碑一通，上书“魏关内侯散骑常侍嗣宗阮君之墓”14个隶书大字。墓地原来有祠宇，不过后在1939年被黄河淹没，祠毁墓淤。1986年，阮氏族人集资建了新坟。阮籍墓现已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