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31
风雅颂是《诗经》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
《风》诗主要表现了下层民众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雅》诗的内容主要有政治讽喻诗、周族史诗、婚姻爱情诗、农事诗、宴饮诗、颂德诗、贵族怨愤诗、反映民生疾苦诗等。《颂》诗大体上是宗教祭祀的乐诗歌，旨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风》诗最突出的特是灵动多变，随物赋形，千姿百态。《雅》诗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是典雅。《颂》诗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是庄严厚重。此外，《诗经》中的审美对象大多具有活泼的生命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崇拜意识。孔颖达的“三体三用”说，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不同的体裁和风貌，“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使《诗经》学认识论获得重要发展。
风雅颂概念来源于“六诗”和“六义”。“六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六义”则最早见之于《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本义是乐调；雅，是正的意思，即朝廷正乐；颂，是用于聂氏宗祠祭祀的舞曲。
《风》诗主要表现了下层民众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雅》诗的内容主要有政治讽喻诗、周族史诗、婚姻爱情诗、农事诗、宴饮诗、颂德诗、贵族怨愤诗、反映民生疾苦诗等。《颂》诗大体上是宗教祭祀的乐诗歌，旨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风》包括《周南》《召南》《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国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国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160篇。
《周南》《召南》为《诗经》一书开头两章。其中《周南》11篇，《召南》14篇，《周南》《召南》合计共25篇。二南产生的年代为西周末、东周初，为周代东迁后的诗，主要产生在南方。《关雎》为《周南》第一篇，也为《诗经》起首第一篇。二南诗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劳动、恋爱等生活，还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风俗与观念。
《邶风》《鄘风》《卫风》是古时卫地所产生的诗歌。其大致在今天的磁县、东明县、濮阳市、安阳市等一带。春秋时代，卫国君昏庸无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邶风》《风》《卫风》的诗歌多有着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
《王风》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它的产生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孟州市、沁阳市等一带地方。“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所以称为“王风”。《郑风》为郑国地区所产生的诗歌，大致出于今天的在陕西西安附近。从时间来看，当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共21篇。《郑风》的思想较为开放，男女之间有在溱等地游春的习俗，所以爱情诗居多。所以《论语》记载到“郑风淫”。《国风·齐风》共有11篇，是产生于齐国的诗歌，在今天的山东省北部和中部，产生年代大致为春秋时期。《齐风》多反映当时社会现象，恋爱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
《魏风》一共7篇，是产生于魏国的诗歌，为春秋初期作品。魏国所在地大致为今天的芮城县东北地区一代。这里自然气候干燥，土地贫瘠，人民生活相比其他国家比较贫穷，诗歌多是讽刺、揭露、发泄心中不满，战斗性较强。《唐风》就是晋风，是产生于晋国的诗风。因为唐地有晋水，所以后来国号改称为晋。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市一带地方，即翼城县、曲沃县、新绛县、闻喜县等地区。晋国国家多内乱，战事频繁，所以诗歌上就具有颓废、求助的情绪。《秦风》共10篇，是产生于秦国的诗歌。位于今陕西省地区及甘肃省东部，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时期。古时秦地尚武，民风剽悍，故尚武精神也体现在《秦风》中。
《陈风》一共10篇，为东周时期陈国的诗歌。陈地在今河南省淮阳、柘城县及安徽省县一带。《陈风》多半是关于恋爱婚姻的诗，这和该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风俗有密切关系。《桧风》数量仅有4篇。桧地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地区，这四篇诗歌创作于东周初年郑武公灭桧之后，是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国风·曹风》数量仅有4篇。《曹风》是春秋时期产生于曹国的诗歌。曹在春秋时为小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定陶区西北一带。四篇诗歌反映了当时民众思治的思想，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进行了讽刺。《豳风》一共7篇。《豳风》7篇诗歌全部产生于西周，可以说是《国风》中最早的诗歌。豳地在今陕西栒邑、彬州市一带地方，周平王东迁时，豳地归为秦所有。豳地重视农业，农业发达，所以《豳风》7篇多带有务农的地方色彩。
雅诗为二雅，分别为《大雅》《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二雅共计105篇。
《大雅》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是适应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的需要而产生的。有的记述了周祖先的重要史迹和武功，有的宣扬神权君叔，有的含有教训规速之意，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多是王室贵族之作。《生民》通过赞扬周文王后稷生来即懂耕种的奇异才能和他对农业的突出贡献，真实再现了早期周人的宗教礼俗、思想意识、农业生产等完整的生活世界。
《小雅》多为西周末年作品，少数为东周作品，是在西周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大量怨刺之作，突出地反映了周室的危机和社会矛盾，作者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人物。但也有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现代研究者中有的认为出自民间。《小雅》中最晚的诗当是截止到东周姬宜臼初年，即公元前770年左右。6篇“笙诗”为《南》《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称为“笙诗”是由于它们在表演之时以笙为演奏工具。而笙诗的亡佚时间则在战国末期到秦朝。
《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一共有40篇。
《周颂》有31篇，其产生与周初礼乐文明有关。因其是周代祭祀时所使用的礼诗，所以长久以来被视为“正经”，其产生年代为西周公国初年。其在内容上既有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农事诗等。主要是为了配合礼乐强化仪式，整合社会。
《商颂》有5篇，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认为其为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据江林昌教授考证，《商颂》应出于商朝统治者之手。主要是颂扬商朝祖先的祭祀歌辞。这5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是商朝后期作品。
《鲁颂》有4篇，分别为《泮水》《闷宫》《有驱》《驹》。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内容上都是颂美鲁僖公。
关于风雅颂的分类方式，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方式。
《诗序》认为是按诗的体裁和内容划分，《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用于讽刺、教化的作品；《雅》是谈“王政”的作品，政事有大小，故又分《大雅》《小雅》；《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作品。
如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如宋代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清人惠周惕在其《诗说》中说：“风、雅、颂以音别也。”
今人多认同按音乐分这一观点。郑樵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例如《郑风》就是郑国的乐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雅诗秦地的乐调。惠周惕认为大、小雅就像后代音乐的大吕、小吕，是乐调的区别。“颂”是古代的“容”字，意为表演，颂不但配合乐器，用皇家声调歌唱，还是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
此外，在“六诗”“六义”的分类问题上，唐孔颖达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比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后人普遍认同此说法，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从诗体角度来看，《风》就像自然界中的风，是空气的流动。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灵动多变，随物赋形，千姿百态。《雅》亦如字，其突出的美学特征就是典雅。《颂》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就是庄严厚重。此外，《诗经》中的审美对象大多具有活泼的生命色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崇拜意识。
鲜活的生命色彩首先表现为对人的顽强生命力的敬仰和尊崇。《大雅·生民》是一首叙述周人始祖后稷传说的史诗。诗中写到后稷生下来以后，“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该诗讲述的是在各种各样的艰苦环境下，后稷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周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光彩照人的外表，是周人对强大生命力的另一种理解。《诗经》中多处写到周代贵族的光辉形象。《周颂·丝衣》是周王举行养老之礼时所唱的乐歌。诗中写到周王穿着鲜艳又洁净的丝质祭服，戴着圆顶的弁帽，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诗经》中所塑造的其他贵族形象也都神采奕奕。《诗经》中所描写的贵族妇女大多丰满、高大，有着强健的体魄。如《卫风·硕人》描写和夸赞了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美丽华贵的形象。诗中写到：“硕人其颀，衣锦裘衣。”意思是身材丰满高大的庄姜，里面穿着锦制的华丽礼服，外面穿着用细麻布做的罩衣。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
《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对草木之美进行了描述。如《秦风·蒹葭》、《王风·葛蕞》、《卫风·兰》、《小雅·杖杜》等，直接以草木之名作为篇名。草木之美是周代贵族诗人眼中典型的审美对象。健壮、饱满的生命力之美还集中表现在描写动物的诗句中。如《诗经》中写到的马，几乎都是肥大、健壮的。《小雅·北山》所描述的战马“四牡彭彭”，突出强调的是战马的强壮有力。《秦风·驷铁》呈现出铁黑色的健壮有力的马跑在去打猎的路上的形象。
审视和关注生命力之美还表现为对生命动态过程的关注。《小雅·绵蛮》的起兴事物是黄鸟。诗中的黄鸟不是静止不动的、没有生命力的鸟，而是鸣叫着，飞到丘阿上的鸟儿。《大雅·卷阿》写奋飞的凤凰忽然停下来聚在一起，然后鸣叫着飞向天空。《大雅·鹭》以野鸭和鸥鸟起兴，写它们在水里嬉戏，在沙滩上晒太阳的不同情态。诗中展示的都是充满生机的动态美。就算写瓜，《诗经》也要写出瓜不断生长的态势。
先秦至西汉，“诗六义”萌芽，《周易》《诗经》《周官》等先秦典籍初步涉及“六诗”的概念，西汉在先秦研究“六诗”的基础上提出“六义”的概念。《毛诗序》首次对风雅颂作具体的解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颂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毛诗训传》直接表明兴，有首创之功。
东汉时期，“诗六义”的研究进一步发展。郑玄认为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也是诗体。就时间而言，这六种诗体显生发的时间先后上是有不同的：最早发生的是风，它是“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与比兴相比，发生的要早一点；比、兴是同时发生的，以善恶美刺分，即“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与颂是跟风进行比较的，晚于风。郑玄还提出了“正变美刺”的观点。
魏晋至隋唐代，对"诗六义"进行解读的，主要有孔颖达、成伯玙。孔颖达明确提出"三体三用"之说，将"诗六义"分为两部分，是对郑玄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孔颖达将风雅颂解为诗体，将赋比兴解为三用，把赋比兴当作诗歌的三种创作方法或三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只限于用来解说《诗经》。他还提出比、兴皆用美刺善恶的观点，是对郑玄比、兴概念的纠正。成伯玙主要按照自己的理解说诗，提出"三体三情"之说，由"三体三用”演变为"三体三情"，对"诗六义"的理解略有创新。
宋代时期是“诗六义”研究的高潮。欧阳修、王安石等继续以政教比附“诗六义”；程颐提出诗兼六义的观点，认为"诗六义"都是写法。朱熹提出三经三维说，即“风者，民俗歌谣之诗；雅者，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者比此物也。”其也将"诗六义"分两个部分，与孔颖达相同，但实质已发生变化。朱熹把风雅颂作为诗体，将赋比兴不仅视为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更进一步认为是三种修辞格。郑樵、程大昌等也认同该观点。王质认为"诗六义"就是六种诗体。严粲、章如愚等主张以语言风格释风、雅、颂。这些都丰富了"诗六义"的理论。
元、明时期，“诗六义”缓慢发展。刘玉汝云认为比、兴之别还在于比是以彼物状此物，兴却能以此事兴此事。姚舜牧云：”尝读三经三纬之说，窃有疑焉。"他对朱熹的标注发出质疑，但对朱熹"诗六义"的定义并无异议。此外有一些经学家宗于汉学。如何楷、朱谋丰、杨慎等都认为"诗六义"与政教有关。"诗六义"也有新的论断。李先芳认为风、雅、颂的区别是来源不同，出处不同。郝敬云："凡诗未有离兴者。兴者，诗之情。情动于中，发于言为赋。赋者，事之上辞。辞不欲显，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朱朝瑛认为"古者作诗有赋有比、兴，而用诗亦有赋有比、兴"。用诗亦有赋有比、兴的观点，这些是对"诗六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清代学者既有对汉学的反思，也有对宋学的反思。对汉代“诗六义”的总结，陈启源认为风、雅、颂主于《大序》。方苞云："风言上之教化动于民者；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对以声歌释风、雅、颂的总结，惠周惕认为"风、雅、颂以音别也"，顾镇、毛奇龄、黄中松等认同该观点。对以语言风格释风、雅、颂的总结，方玉润认为风体的特点是"轻扬和婉，微讽诵速"，雅体“整肃而显明，昌大而畅达"，颂体是"其词则简，其义味则隽永而不尽"。这些观点是对"诗六义"的总结。有的对"诗六义"的新探究，如惠周惕提出“兴兼比、赋”的观点，戴震提出"比通赋与兴"的观点等。这些观点是对"诗六义"的创新。
风雅颂.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202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