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4 12:08
《黄帝书》为道家黄老学派典籍的总称，黄老学派为道家黄帝之言与老学的合称。在春秋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到了汉末魏晋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西楚与南齐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道应训》、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小行星7854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刘启之母窦皇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刘彻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黄与老不是联合使用的，典籍皆以黄帝命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学宫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社会主义。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高目的性、操作性。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道家典籍中，有一类以黄帝故事为形式的书， “黄帝书和《 老子》 不同，它不是一种书，而是一类书。这类书的共同点是以黄帝故事为形式。它对後世的医学、道教内外丹术影响很大。当时的人为什麼这麼注重养生？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关，也和当时的知识背景有关。我们常常谈到《 老子》 中的养生之说、杨朱学说、稷下学宫道家的精气说、 《 庄子》 、黄帝书，它们彼此之间的纵向联系，对它们的历时关系做出说明。其实它们横向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忽视。横向之间，存在著共同的知识背景，那就是数术方技之下的人道观念，对自己身体的注意。首先是天、地、人是个同心圆，有著共同的圆心，它们之间是平行的比拟关系。《 淮南子·精神》 把对人的物理特徵的描述与天地的存在特点联系起来 ① ，很好地说明了天、地、人之间的存在关系。所以治身与治国是一致的。如《 庄子·在宥》 中包含的依托於广成子和黄帝的对话，就是有关养生的类似记载，又如《 庄子·刻意》 载：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性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⑤ ； 《 淮南子·精神》 载： “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申，浴，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 ”⑥ 後者当是本前者而言，讲的是导引在养生中的作用。
在先秦秦汉， 《 老子》的传授有两套传授系统，即“刑名法术系统和养生神仙系统”③。之所以有这两种系统，一是当时作者创作时候的知识背景如此，二是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与之相同，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也是我们已经论述的黄帝书两大主题— — —社会主义和技术发明的具体细化的体现。这两种系统的具体代表，前者是《 韩非子》 的《 解老》 、 《 喻老》 ，以及黄帝书中的刑名法术之说；後者的代表是河上公、严子陵、张道陵一派的解释系统。王明曾认为，自汉初到三国，老学凡有三变：西汉初年主治国经世，东汉中至东汉末主治身养性，三国流行虚无自然之玄论 ①。这是对老学线性发展过程的评论，李零认为“其实我们倒不如把这三变看作老学固有内涵的展开过程，只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②。这个评价从老学的最初背景入手，讨论它内涵的变化问题，角度与王明不同。
从黄帝书的主体性质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献，但它代表了道家学说思想的下行方向，侧重於对现实生活（治国用兵）的思考，从而与刑名法术之学有了结合，体现了道家学说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 老子》 一书本身也有这样的与刑名法术学说结合的内容。比如它强调权术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等等，这些都为刑名法术之学者所喜。因此对《 老子》 的解读，仅仅从哲理角度来讲还是不够的，还要从它内容本身带给其他子书的影响入手，看看它当时现实实际价值指向。
其次，养生神仙系统中的黄老思想是先秦当时的知识背景的反映，这也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结合的一个点。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方式— — —依托，又加上古人书名往往以人名代替，所以即便真有黄帝这个人，但也不必依黄帝所处年代，固定认为《 汉书·艺文志》 中的黄帝书一定在《 老子》 之前。
“黄老”并称，一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知识背景的相同。我们如今谈论“黄老”思想，要注意把数术方技之“黄”中的内容，与《 老子》 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 初学记》卷二二引《 黄帝出军诀》 讲到立五色牙旗之说， “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东，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黄牙旗引往中，此其义也” ；又曰：“始立牙之日，喜气来应，旗幡指敌，或从风来，此大胜之徵。 ”② 《 太平御览》 卷三三九引《 兵书》 载“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侯也” ， “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东，赤南，白西，黑北，中黄是也”③。这个是五色配五位的例子。《 老子》 一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记载，如《 老子》 五十章载：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五十五章载：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虺蛇不蛰，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④ 何炳棣认为这是滥觞於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避兵术”了 ⑤ ，另外，比如《 老子》 六十一章载：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⑥ 这是借用方技知识中的男女交合的房中术来谈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强调处於下、守静的牝的重要性。张家山汉简《 引书》 载： “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橐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⑦ 此处所言，借用《 老子》 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说法 ⑧。前已说到，行气导引代表的方技知识是黄帝书的一个关注点，正是此点上，它与《 老子》 有了“接驳”。此外， 《 黄帝内经》 一书中也多有方技养生的思想，它在养生术语的描述上、表达内容上与《 老子》 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亦可参看。
黄帝书就知识系统而言，与《 老子》 的结合紧密一些，著眼於自己身体思考的时候更多，侧重於自身内部世界。而後世的河上公《 章句》 、严君平《 指归》 和张道陵《 想尔注》 就是从这个知识系统对《 老子》 进行的解读。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黄帝书在道家文献中的位置。谈这个问题，其实也和前面的那个问题分不开。黄帝书的两大层面上的内容，使得它在道家文献中成为联系其他子书的中介。这种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知识结构上而言，反映了当时知识系统的分类。如果套用前面所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知识分层而言，刑名法术系统代表的是大传统，养生神仙代表的是小传统。黄帝书通过当时知识分层中的大传统，与其他子书有一定的联系，扩大了自身的知识边界；通过小传统，把当时的知识背景凸显出来，也联系了其他知识门派，或以此也让我们注意到其他子书背後这个背景的存在。所以共时时空下的黄帝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在道家文献中的存在，突破了传统以来道家文献的单一认识。
第二，就其目的指向上而言，黄老思想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刑名法术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道为刑名法术势产生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它们彼此之间的往复，又使得人主通过刑名法术的把握，完成了向道的回归。养生神仙系统关注的则是个人存在，它的理想存在状态，以道存在状态— — —因循无为、守静冲虚为标准。在这两点上，它与儒家要求的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状态不一样，儒家是以礼乐伦理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统治的手段，强调个人道德操守基础之上的完善人格培养。因此，在这两点上，两家实现的目的和手段，差别很大。
当今就道家这两个承传系统的差异来看，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体现了先秦秦汉共时时空中，知识结构中的不同分层而已。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治身与治国背後的逻辑是一致的， 《 淮南子·泰族》 载：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 ”①养神、养化为上，养形、正法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现特点为宗旨，清静无为，克己去智，逻辑的起点一致。刑名法术系统与养生神仙系统，就目的指向上而言，一治国，一治身，二者呈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归，所以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
黄帝书的出现以及它的意义如下：第一，是道家学说发展的自我调整的结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术在现实中运用的关心。而就道家文献自身体系中，黄帝书的存在而言，它为我们探讨与老子的关系，提供了不同於从哲理角度探讨《 老子》 的其他思路；第二，这种道家学说的自我调整，与先秦整个学术背景是相应的。《 庄子·天下》 载：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 诗》 、 《 书》 、 《 礼》 、 《 乐》 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① 《 庄子》 这裏点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史、经、子的产生问题。就存在的层次而言，是早期的王官之学到後期的诸子之学的变迁。而就诸子之学自身而言，儒墨是显学，然後是其他诸子的渐次兴起和发展。黄帝书的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互动，它是先秦诸子学说交流过程中，兼收并蓄的结果。反映了先秦诸子在游学风气中，学术交流过程中，学说不专主一端，而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另外，即便是黄帝书的兼收并蓄，但由於相同知识背景不同的层面上的知识存在，它与其他诸子结合的层面也不一样，黄帝书与兵家的联系，与黄帝书与法家、名家的联系就不同。第三，又由於不同学说各自存在的独立性，尽管是频繁的交流，但不以抹杀一定学说的主体性为界限，所以又都有鲜明的学说特徵。金受申在《 稷下派之研究》 一书中认为稷下学派固然有“名法” 、 “道法转关”的趋势，但他们仍然应属於道家 ②。这种定性的原因就在於，它虽然在方法上撮名法而行，像儒墨那样积极用世，但要达到的目的效果，仍以道家的要求为标准。
从以上道及黄帝书的出现及意义的论述来看，基本上也就是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所谈有关内容；同时，他的这个结论也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黄老的思想内容。他认为道家：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③ 就用世目的上，受儒墨积极用世的影响；在用世的方法上，受名法影响很大，强调君臣关系，刑名之重要；在用世的效果上，则又体现了对道存在状态及运行规律的自觉靠近。以上是对黄老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的说明。而“大道之要”云云，则可以说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思想的另一层面上的内容的思考。另外，东汉王充《 论衡·自然》 连载： “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於为而物自化，无意於生而物自成。 ”① 则更多的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学说性质的界定。
现存黄帝书《金人铭》与《老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明何孟春就指出这种对应，前辈学者如黄方刚、武内义雄、郑良树等也都有论说。比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老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老子》：“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后之。”《金人铭》：“执雌持下，人莫逾之。”《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金人铭》：“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金人铭》：“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郑良树先生指出《老子》在孔子前成书并采用了《金人铭》，《金人铭》在孔子以后严重散亡窜乱。
《金人铭》是迄今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证据一，根据刘向《说苑》和《孔子家语》，《金人铭》是孔子之周观于太庙从金人背上抄录下来的。《金人铭》作为文献的出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不出于简帛竹书，而是铭刻在铜人背上，不存在后人涂改和增删的可能性，比之载于简帛竹书的文献，是最为可靠的。从这一点来说，所有上古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比《金人铭》更为可靠。《金人铭》作为孔子亲自抄录的文献，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载体、内容均十分明确，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极端重要的文献。孔子删《尚书》，《虞书》、《夏书》怎么来的我们不清楚，但《金人铭》怎么来的非常清楚，所以《金人铭》作为上古文献，比《虞书》、《夏书》还要可靠。这一点是古代所有的文献不能相比的。
证据二，《老子》一书多处摘引《金人铭》言论，老子并视《金人铭》作者为其“教父”（帛书本为“学父”），《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强梁者不得其死”为《金人铭》之言。从《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几乎整个《老子》一书都是在阐述和演绎《金人铭》的思想。
根据证据一和证据二，《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文献，证据确凿，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证据三，《逸周书》是重要的西周文献，其《和寤解》载：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贿无成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秦武王所言“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证据四，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的记载，武王从上古《丹书》中摘引作为席之铭的“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作为楹之铭的“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均系《金人铭》之言。据楹之铭所载，“毋曰胡残”、“毋曰胡害”、“毋曰胡伤”，和孔子所录“勿谓何伤”、“勿谓何害”、“勿谓何残”内容一致，但用词更为古老，《丹书》所载当系《金人铭》古本。
证据五，《六韬·守土》载：周文王问姜子牙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为人所害不径于世。”
贾谊《治安策》载：“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是知姜子牙所引皆黄帝言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从商末太公与姬发多次征引《金人铭》言论来看，《金人铭》在先周时期就已存在，《金人铭》亦是明确早于武王与太公的先周文献。
证据六，虽然我们不知道周太庙之金朝立于何时，但它远远要早于老子和孔子是明确的。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认为，《孔子家语》金人铭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这个中国最古之铜像曰“古之慎言人也”，《金人铭》对这个最古之铜像而言都是远古时代的言论，《金人铭》之古老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当前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第二，文献论证。
证据一，《太公金匮》明指《金人铭》系黄帝之作。《太公金匮》载：姬发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姜子牙曰：“黄帝云：‘馀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朝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唐马总《意林》卷一）
《庄子。徐无鬼》载：“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则以《金版》、《六韬》，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女商是魏击宰臣。魏文侯三十八年(前387年)，文侯卒，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次年为魏武侯元年)。魏武侯在位16年，于姬喜五年 (前371年)卒，系战国初期。女商在战国初期将《诗》《书》《礼》《乐》与《金版》《六韬》相提并论，说明《金版》《六韬》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主要经典。《金版》即《太公金匮》，所谓太公金匮，就是铭刻于金版的太公言论。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严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撰曰：“《金版》、《六》皆《周书》篇名。”《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姜子牙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市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也即指太公之书。”(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周书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书·艺文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姜子牙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曹操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刘彻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姜子牙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六韬》。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篇》、《吕氏春秋》、《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文献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全书》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孔子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城遗址，归与姜子牙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姜子牙，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六韬》。”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姜子牙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周文王、秦武王问，姜子牙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市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托文王、姬发与太公问答，太公姜子牙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六韬》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 黄帝四经》，为中国战国时代的哲理典籍，文体押韵，久已失佚，1973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共有4篇：〈 十六经〉、〈 经法〉、〈 道原〉和〈 称〉，内容互异，并非成于一手。《黄帝四经》讲述人君治国之道，记述了战国时的一些格言和黄帝传说，哲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了墨家和法家，采纳天人感应之说，强调统治者要依循大自然之道，否则招致灾祸，书中亦有道家以弱胜强的理论。《黄帝四经》今有多个英语、法语或日语的译本，广受学术界研究。而《黄帝四经》、《黄帝内经》仅仅是其中之一二，怎么能仅仅根据她们就可轻易判定“黄老学派”的性质呢? 在没有发现“黄老学派”的全部著作，至少是其主要著作之前，也不宜对“黄老学派”加以全面评价，不可以因为《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就把整个黄老学派的内涵定为道法、道医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