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3 16:14
《传习录》，明代心学家王守仁的语录及部分书信汇编而成的哲学专著。由其弟子、门人辑录王守仁平日对话、语录和书信等编撰。
《传习录》共分为三卷，包含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王守仁思想和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由徐曰仁、陆澄和薛侃所记，经过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辑录的是王阳明的亲笔书信，是他晚年的著述，经钱德洪改为问答体。下卷是多个门人所记，由钱德洪编定，记载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
《传习录》一书蕴含着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教育的民主化与普及化，不仅在当时具有破除教育弊端的实际作用，而且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新兴市民社会反专制的新要求，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传习录》传入日本后，王守仁的思想为日本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传习录》是王守仁的弟子们记录老师的学术讲话以及论学书信的集子。《传习录》题名的原意来自于曾子说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就是老师传授下来的知识。“习”，就是熟习传下来的知识。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中国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后世称作阳明先生。王守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的明代中叶以后，当时的社会矛盾处于尖锐激烈状态：一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以刘六、刘七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政权；二是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中央权贵相互倾轧、派系斗争不断，地方藩镇发生武装叛乱；三是边塞危机日趋严重，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北方的女真族（后金）不断侵扰南下，直接威胁明王朝的疆域和国家政权安全。
针对明王朝的内忧外患，王守仁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痛革弊源”，消除内患，方可排除外忧。因此，王守仁要求皇帝“改弦更张”，实施社会改良。在学术思想上，王守仁为了挽救明王朝“沉积瘘”之“事势”，以求“起死回生”之效，创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
王守仁出身官宦人家，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以学圣贤为第一等事。但在学习朱熹学说观竹“格物”后因不得其理而改从词章之学。王守仁从34岁时开始收徒讲学，但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至生存环境恶劣的贵州龙场，王守仁超脱荣辱得失，静悟人生真谛。这段经历被称作“龙场悟道”，成为王守仁摆脱程朱理学，自创心学的关键所在。
王守仁从34岁起开始教育活动，一直到57岁病逝，讲学时间长达23年。王守仁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为乡里办社学，颁布教规，给农民及其子弟讲课，发展初等教育；自创濂溪书院，主讲与阳明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发展高等教育；在书院教学活动中，开展学术讨论会（“讲会”），共同研究学问，砥砺品性，施展才华。王守仁讲学生动活泼，没有教条主义气息。但王守仁没有著书，他的弟子记录他的言论，选摘他的论学书札汇编成《传习录》，成为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传习录》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是由王守仁的弟子、妹夫徐曰仁主持编写，之后由门人薛侃承续而成《传习录上》，共129条，以《传习录》为名刊刻于赣州市。此后，门人南大吉辑录王阳明9篇《论学书》为下卷刊刻与绍兴市并以《传习录》出版。公元1556年以后，钱德红对多次对《传习录》进行重编、调整、增删。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由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谢廷杰刊刻，《传习录》基本定型。
《传习录》共分为3卷。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二月，王守仁的第一位学生也是他的妹夫徐曰仁抄录王守仁的语录，记载郑一初、顾应祥、黄绾三人辩论阳明学的情形。但徐爱英年早逝，没有完成记录。同期，王守仁的学生陆澄保存有孟媛、马明衡、王嘉秀、冀元亨、徐爱、薛侃等同门求学的情形记录；薛侃记载有同门蔡宗兖、徐爱、杨骥、马明衡等十六人的问学情形。薛侃在协助王守仁剿匪之余，将其和徐爱、陆澄三人的语录合并为《传习录》，于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八月在赣州市刊印，供后人世代传习，成为今本《传习录》的上卷。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10月，陕西临渭区的南大吉利用其担任绍兴市知府的便利条件，增订刻印《传习录》二册本。上册内容是薛侃在赣州刻印的《传习录》，由其弟南逢集重新校对。下册选编王守仁与徐守诚、罗钦顺、周冲、陆澄、欧阳德、聂豹等人论良知学的书信8篇书信，涉及陈九川、邹守益等弟子。书信共分为两卷，同样由南逢集校对。新版《传习录》下册的两卷就是后来通行本的中卷。
从老师的书信中摘取相关内容编入语录之中，内容上是创新，但在体例上不够严谨。当时南大吉版《传习录》属于应时而出，且带有自身的情感性，客观上起到了推动阳明致学的传播。
南大吉版《传习录》刊印后，阳明语录得到大规模的传播。王守仁的亲传弟子浙江余姚人钱德洪不断与同门增订精编王守仁语录，多次主编《传习录》，形成多个版本。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至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钱德洪又吸收同门曾才汉《遗言录》所收录的王守仁语录，进行精选和整理，在湖北蕲州、浙江杭州天真书院等地刻印《传习续录》，集中体现王守仁晚期的讲学思想，形成今本通行的《传习录》下卷。
《传习录》共分为3卷，收录了王守仁思想成熟期的论述，囊括了心性之辫，知行关系，良知说等心学重要论题，完整记录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是研究王守仁思想的重要材料。
《传习录》上卷共有语录129条，其中徐爱录14条，陆澄录80条，薛侃录35条。其中徐爱所录的14条涉及阳明心学的一些重要学说，被称为《传习录》中的经典。上卷在刊刻时，王守仁还在世，经过王守仁本人的审阅。
上卷的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大学》与亲民。大学问就是“明明德”“亲民”，就是把做人的道理学明白；二是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行，知是无用的，不知，就没有行的开始；三是天理良心。就是要在具体事上学存天理，尽人性，在具体事上明明德，致良知，讲良心；四是修养在磨镜上用功。镜子越磨越明，天理良知就 更明。要在磨心镜上下功夫，不要在照别人上做功夫；五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每人之心所及之物，均需以天理制约，凡能用天理制约心理所及之物，则万物皆在心中，心外无物。
中卷有《钱德洪序》。共收录王守仁8篇论学的书信，包括《答顾东桥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一）》《答陆原静书（二）》《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一）》《答聂文蔚（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等。这些书信都是出自王守仁亲笔，是他晚年的著书。直接反映了王守仁对知行观、良知、致良知等观点的阐述，也有对当时学者批判、责难的回应和反驳等。
中卷的主要内容有7个方面：一是知行之本体。真知必然行，真行自然知；二是修养要因人而异，皆须务本。休养者不同，基础、程度不同，要区别对待。修养的根本在意念上，平常讲良心，修道在日常；三是学者当立志不移；四是性、气之论。人要是无气也就没有人性了。气是物质层面的，修养要落在实处，事上看，事上磨；五是道不离众与智慧行道。道不能离开民众，在致良知的前提下，要讲智慧，善于保护自己；六是属意聂豹、文蔚为传道之士。七是论儿童教育。
《传习录》下卷主要是王守仁的遗嘱和语录，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记载了他提出的著名的“四句教”，以及王守仁与弟子、门人关于心学的几次著名讨论，包括天泉证道、严滩问答等。
下卷的主要内容有6个方面：一是身心之论。装满了思想和人性的体魄叫身，身和思想都是心在主宰，意是心之发动，物和身、心、意、知都是一体的；二是致良知之诀窍。以自己一点点的良知作为自己行事，衡量是非的标杆；三是实事求是才是道；四是学问生死与良知。单修良知不问前程；五是圣人不拘死格；六是天理良知是安身立命之根本。
王守仁在继承梦珂的“良知”学说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由“理学”而转入“心学”，发展了“心学”体系，成为中原地区古代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传习录》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直接围绕着心物关系、心理关系问题展开。一是从身心关系入手，夸大“心”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传习录》（下）中，王守仁认为，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心与身、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同时他又认为，在身心关系中还有谁主宰谁的问题，“心者，身之主宰。”王守仁 认为，“心”不仅是感觉器官能够视听言动的根据，也规定了感觉器官视听言动的方向，使之符合封建等级秩序和伦理纲常。王守仁指出，“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心”是“良知”。而“良知”就是先验的道德原则，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自然知恻隐”（《传习录》上）。所以，“心”在认识活动中起着主宰作用，是最真实、最本质的存在。
王守仁在夸大“心”的作用的基础上，把主体之外的实物说成是主体之“心”的产物。在《传习录》中，王守仁认为心产生知觉、意识，知觉和意识又产生各种事物，“天地万物”都是“心”的派生物。在《答顾东桥书》中进一步认为各种事物都没有客观存在性，不能离开“心”而独立存在。他在《传习录》（上）书中的结论是“无心外之物”。在心、理关系方面，王守仁认为，主体之外不存在客观的“物理”，“在物之理”产生于“在己之心”，离开了“良知”也就没有“物理”。认为一切事物、法则乃至道德原则都是“心”的产物。
关于认识的对象，王守仁认为，认识的对象就是“理”，“理”在“心”中而不在“心”外。在《传习录》中，王守仁认为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不能认识“理”，他主张把朱熹客观化的“理”回复到主体的“心”中，认为“心即理”，“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说，认识的对象“天理”就是认识的主体“良知”，“良知”的推广就是“致知”，事物各得其理即“格物”，“合心与理而为一。”
关于认识的过程，在《传习录》的《答欧阳崇一》中，王守仁认为，“良知”的作用是理性思维，对见闻中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选择辨别，同时又认为“良知之外别无知”，将感性认识排斥在认识过程之外。他认为认识过程只是先验认识能力和神秘自省和先验道德原则的自我扩充，从而达到“致良知”，完成“致知格物”。
关于认识的标准，王守仁在《传习录》中把认识标准设置于主体之内。他认为，“良知”不仅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而且也是认识标准。人们应当从伦理标准出发，判断认识是否正确，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封建伦理观。
王守仁在“致良知”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的知行观，作为“致良知”的重要手段。在《传习录》中，王守仁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识是道德实践的指导和出发点，实践是道德认识的实现和归宿点。由此出发，王守仁模糊了知与行两者之间的差别性，并得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结论。知和行都成了主观上的东西，在“心”之中得到了统一。
王守仁在《传习录》的《答陆原静书》中认为，对于“不善之念”，必须“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要在最初发动时便彻底清除掉。这是道德实践中“破心中贼”最有效的手段。对于克服“不善之念”的方法，王守仁认为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去欲存理，“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从而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传习录》是王守仁弟子记录其言论和选摘论学书札而形成的，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王守仁说：“良知即是天理”，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是 不学自能，不教自会的生理本能。但“良知”也有致命的缺点，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容易被物欲所蒙蔽，所以要“明人伦”“学以去其昏蔽”。他认为，道德观念是存在于人心的，只不过由于被物欲蒙蔽而不能表现出来。需要通过教育把它们加以恢复、扩充和发扬光大，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关于教育的内容，王守仁认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六经”。“六经”是宇宙间永恒而普遍的真理，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理一样，根源在于人的本心。经书中的义理能帮助人们明了心中之常道。同时，王守仁还认为写字、弹琴、吟诗、习射、习礼等是研习六经的基础，对陶冶本心很有价值。
王守仁主张读书时要在自己本心上下功夫，勤于思考，注重思维的意义、新思想的价值。王守仁认为学者治学不应一味在书本上死抠硬缠，不能只迷信书本，不注意个人的思考和创造。王守仁鼓励学生在研习“六经”的同时，突破“六经”的束缚，注意对自己本心的挖掘和体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学术主张。
王守仁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实践的出发点是“知行合一”说。王守仁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道德是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的开始和出发点，道德行为或者道德实践是道德认识的最终结果和归宿。“知”与“行”是相互制约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王守仁从“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教育方法：一是防患未然，道德教育应该以预防为主；二是事上磨练，良好的道德品质必须在“事上磨练”获得，道德教育的过程离不开道德实践；三是省察克治，道德修养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自觉地克制各种不正当的愿望；四是立志为本，“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王守仁同时强调“立志贵专一”。
《传习录》最初成书只是在王门学者中传颂，在文本固化的过程中，早期版本虽然更贴近阳明学原貌，但内容并不全面，一直到钱德洪开始辑录阳明文献才改善这一状况。《传习录》最初流传的版本是徐曰仁辑录的王守仁日常讲授内容，编订为《传习录》一卷。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八月，徐爱、陆澄、薛侃将各自所编较的王阳明语录合编为一册三卷本，在江西赣州市刻印成书，形成现在的通行本《传习录》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南大吉任绍兴市知府，令其弟难逢吉在绍兴增编王阳明与同门弟子论学的书信，刊印成为通行本《传习录》的上卷和中卷。南大吉首刻本出现后，王阳明的弟子、门人不断重刻，使其更趋完善。
嘉靖早期与中期《传习录》刻本的字体、字形从歪歪斜斜的仿宋字体逐渐变为端正标准的宋体字，刊刻技术在不断改进和优化，行数的增加更方便阅读，字体已经接近现代电脑技术形态上的宋体字。
明朝时期，王守仁的讲学活动及学说思想吸引大批门人聚集，有的长期跟随，有的书信来往，有的经常拜。王守仁的弟子分布很广，在其弟子、后学们的努力下，出现刊刻传播《传习录》的盛况：南大吉在浙江省刻印，邹守益在安徽刻印，曾才汉在湖北省刻印，聂豹在福建省刻印，孙应奎在衡湘书院刻印。除了正式刻印外，民间也盛行私人抄书活动，抄本和刻本同时在民间传播。王守仁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改良的方式在推动书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传习录》及其学术思想的传播。
王守仁的《传习录》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在朝为官的同僚，或公开支持，或邀请讲学，或利用职务之便刊刻《传习录》，为《传习录》的传播提供支持。《传习录》传达出来的学术思想实现了儒家学说的下移，在学术纷争的背景下，学者们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形成传播链条，增强了《传习录》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
16世纪初，阳明学传入日本，形成极具所在地区文化特色的域外学派，对日本的影响尤为深远。1698年，日本学者三轮执斋对《传习录》进行标注和解释。在政治上，阳明学的传入正好与日本明治维新等政治变革产生共鸣，推动了日本政治和社会的革新。从日本正德二年（公元1712年）始，日本出现大量关于《传习录》的刻本，主要有京尹筱山源1712年编的《传习录》三卷，三轮执斋于1712年编的《标注传习录》三卷，1830年刊行的佐藤一斋撰写的《传习录栏外书》三卷三册。日本近代哲学家高濑武次郎(公元1869年—1950年)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经纶、执斋熏化，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相近，《传习录》一问世，阳明学首先传入朝鲜、日本等东亚世界。《传习录》在朝鲜的传播，是从批判阳明学的书籍在朝鲜传播而传播的。首先在朝鲜流行的是辩斥王守仁的李滉所作的《传习录论辩》和后来韩南塘的《王阳明集辩》，通过强调本国阳明学的主体地位，质疑外来阳明学的合理性，而有选择、有步骤、有计划的过程中逐渐朝鲜化。
1916年，美国传教士、哲学与心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古里奇·亨克（Frederick·G·Henke）以《王阳明的哲学》（The 哲学 of Wang Yang-ming）为名完成《传习录》的首次英译并刊印发行，使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完整地进入西方。三、四十年代，法国博士王昌祉（Wang Tch’ ang-tche）出版法文著作《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是第一部研究王阳明的西文专著。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国际上对阳明思想的研究更注重中西哲学间的对话，阳明学逐步进入西方思想世界的中心。1972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纪念王守仁诞辰500周年及王阳明思想国际研讨会。八十年代以后，国际上有关阳明学的学术专著有美国学者沃伦·弗里西纳的《知行合一：关于一种抽象的知识理论》，瑞士汉学家耿宁的专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大卫·巴拓识的专著《不知之知抑或“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等。
对《传习录》本身内容的研究主要涉及哲学思想、文学意义、教育观念等方面。
着眼阳明学说脉络研究的，有刘晓民的《儒佛道三教融合视域下的＜传习录＞思想研究》，揭示三教融合对于阳明思想形成的重要性。贺志韧的《王阳明对＜中庸＞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传习录＞为例的考察》，研究表示王阳明在继承《中庸》章句、概念原有内容的基础上，为他的“心”学思想提供理论工具；关注阳明学说交流活动，有贺志韧的《根据＜传习录＞卷上部分探讨王阳明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思想》，着重研究传统思想流派与阳明学的互动；有关注阳明学说创新的，有崔海东的《传习录\u003c传习录\u003e解\u003c孟子\u003e“尽心”三节辫误》，认为王守仁反对朱熹的三节义理，却又沿袭朱子的理路。刘荣的《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u003c传习录\u003e为中心》，认为王守仁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是革命性的。郭美华《致良知与性善—阳明\u003c传习录\u003e对孟子道德哲学的变化》，认为王守仁的《传习录》是对孟子学说的阐发和深化；有从哲学广角阐释阳明学说的，有崔琦琳的《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内涵和意义—读\u003c传习录\u003e所思》，探讨王守仁“心”学的学术、道德、政治、人文四个向度的价值和意义。肖明华的《王阳明\u003c传习录\u003e精英主义入学实现探究》，认为王守仁“心”学对犬儒主义有一定的补救效果。
《传习录》中王守仁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畿、王民、李贽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的历史名人。明代思想家、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评价王守仁学说认为：“当士人梏与训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说，一时心目俱醒，恍然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国学读书指南》里推荐并介绍《传习录》一书：《传习录》，王守仁语，徐曰仁、钱德洪等记。读此可知王学梗概。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中国现代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在他编辑的《传习录》序言里评价《传习录》：“这部《传习录》，是王守仁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无疑地，是了解王学最切要的材料。在守仁的全部著作里，《传习录》只占六分之一，其外他的诗文案，也灌注着他的学说的精神，而且更寄托着他处事立功的实迹。然而《传习录》却完全是哲学的，思想的，所以说它最切要。”
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评价王守仁及《传习录》指出：“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
1、谦虚其心，宏大其量。
2、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3、人胸中各有各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4、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5、人需在事上磨，方可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6、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
7、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8、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翼翼亹亹，自然不息，便也是学。
9、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10、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动画片：《传奇少年王阳明》，讲述王守仁的少年传奇。王守仁5岁才开口说话，在私塾学习期间，立志想做圣人，习读兵书，射箭舞剑。15岁时到关外考察，写了一份有关治理边关的奏折，受到父亲的驳斥。王守仁在家乡“格”了七昼夜的竹子却一无所获，最终走上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
电影：《王阳明》，38集电视连续剧，讲述王守仁的故事。王守仁因仗义执言，被贬至贵州龙场镇。王守仁发现一个山洞后起名阳明洞，成为其传道讲学之所，并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知行合一”之所得。谪戍期满后任江西省庐陵知县期间，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王守仁改革兵制，平息民变。回乡守制期间，王守仁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流传久远。
中国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王阳明》：致敬500年前的王阳明（王守仁）。他是书生，却领兵上阵，平叛安邦；他是儒学大家，却言必称新；他十二岁入塾读书，十五岁就向皇帝献策。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和观众一起拜会被称为“圣人”的明代大儒、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