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12 08:10
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是指自1096年至1291年，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的8次侵略性远征。十字军“Crusades”一词源自拉丁文“十字架”，参加者在衣服上缝有红色十字布条，为基督十字架之标志。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会议发表演说，以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名，宣布正式号召组织十字军远征。十字军东征前后共8次，历时近200年。参加者目的各异：西欧封建主和骑士企图掠夺新的领地和财富，意大利商人渴望控制东部地中海的商业，天主教会则力求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
第一次东征（1096-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在地中海东岸一带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及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爱德沙伯国，并建立宗教骑士团。后为夺回被塞尔柱帝国人收复的爱德沙，进行第二次东征（1147-1149年），以失败告终。1187年，埃及苏丹撒拉丁攻占耶路撒冷，引起第三次东征（1189-1192年），再次以失败告终。第四次东征（1202-1204年）原计划进攻埃及，后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怂下，转而进攻信奉基督教（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拜占庭的残余势力退据小亚细亚半岛，建尼西亚帝国。以后又进行4次东征：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第七次（1248-1254年）、第八次（1270年），均无结果。1291年十字军侵占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为穆斯林所占领，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
十字军东征给东地中海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并使西欧人民遭受重大牺牲。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行动。后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中，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张，也是十字军东征运动之延续。
11世纪，西欧社会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是封建制在各地确立下来，各地逐渐出现了一批不受王权控制的地方领主。这些领主直接任命教会的主教或修道院的院长；其领地上所建的教堂也成为了他们的私产。原本属于教会的什一税、洗礼和丧葬权也归属了领主。教职人员任命权的丧失使教会的威信大大降低；领主控制教会的经济来源造成了教会的萎缩，导致许多教会面临破产，也加剧了教会的腐败。这些最终导致了教会改革。通过改革建立的教皇政府作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它的集权以及导致的政教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耳曼王权的衰落，使该地区陷入分裂割据之中。此外，罗马教廷的扩张野心以及积极干预也造成了意大利局势的动荡不安。教皇政府的建立还打破了西欧的一元性政治模式，在世俗政府之外建立了一个并立的政治实体，呈现二元制特征。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相分离。最高统治权被一分为二，世俗权力由国王或领主掌握，精神权力由教皇控制，二者相互合作，但也相互竞争。
教会的改革始于10世纪早期，最早从修道院开始。高卢地区宝姆修道院院长博尔诺大力改革，使修道院恢复了质朴和守纪的修道精神。910年，博尔诺成功劝说威廉公爵在克鲁尼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并通过颁布宪章，肯定了该修道院不受世俗权力干扰的独立性。此外，博尔诺还使修道院直接隶属于教皇。这一系列举措使克吕尼成为此后教会改革运动的先驱。通过100多年的发展，到11世纪上半叶，克吕尼修道院已经成为了西欧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权威。它的成功模式带动了西欧各地的修道院改革。
11世纪中期，罗马出现了一批改革派教皇，教会改革开始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1049年，利奥九世出任教皇。他开创性的设置了一系列新的制度与机构，为教皇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还通过亲自出访、派遣特使等方式，加强了与其他教会的联系，开启了教皇的集权时代。利奥九世去世后，尼古拉斯二世出任教皇。他于1059年颁布了新的教皇选举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否定了世俗权力的干涉，保障了教会的独立性。此外，他还与诺曼人建立联盟，利用他们的军队抵制敌对势力，加强了教皇政府的独立性。此后的亚历山大二世教皇基本保持了这种稳健发展。1073年，格力高立七世出任教皇。他于1075年发布了著名的27条《教皇敕令》，将教权至上的理论法律化，为教皇的权威提供了法理支撑。此外，他还通过发号施令、宗教会议和派遣特使来加强对地方教会的控制。使教皇政府得以真正立足。学者刘林认为：至此，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相分离，教皇政府成为封建政府的有力制约，欧洲政治模式开始呈现二元制的特征。
从7世纪开始，阿拉伯帝国席卷北非占据西班牙，横扫叙利亚，打到伊斯坦布尔市，威胁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国家。636年，阿拉伯帝国攻陷耶路撒冷王国。但回教徒也视耶路撒冷为圣地，还能与基督徒和睦共处。1071年，塞尔柱帝国取得了曼西克特大捷后，逐渐占领了拜占庭的主要兵源地——小亚细亚半岛。1078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们抢劫基督徒的财物、祭品；借故将基督徒逮捕下狱或为奴隶，稍有反抗便加以杀害。这些事情不断由巡礼者传送至基督教世界，引发基督徒的愤慨，由此播下了十字军东征的种子。此后，东罗马帝国又遭到塞尔柱突厥人攻打。109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阿莱克西不顾之前与罗马教会的分歧，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欧各国人民纷纷相应，成为促成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西欧，基督徒对宗教的虔诚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基督教的精神已经渗透到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等领域，基督雅威在西欧基督徒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此种情形下，1095年夏，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召开了宗教会议，在会上，他利用人们赎罪的心理来鼓动那些犯罪和贫穷的基督徒踏上去耶路撒冷的征途，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他向基督徒发表了极具宗教气息的演说，其中包括“拿起武器，从异教手中夺回主的陵墓”，“你们不要留恋家园，不要牵挂家务……把那块‘流奶和蜜’的土地从邪恶民族手中夺过来，它就成为你们的产业……”等说法。乌尔班二世想通过宗教赎罪的思想和方法来鼓动那些犯罪的和贫穷的基督徒。如此，很多贫民和农奴不仅在自己的信仰上有了出路，还可以因参加东征而免除自己的欠债利息，促使了他们就像迁徙一样，踏上了东征的道路。
乌尔班二世希望通过促成十字军东征，增加教皇的权力和威信。一方面，让人们看到，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俄真正首领，而非皇帝；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使分裂超过一个世纪的东西教会复合。十字军因宗教冲突而引起，而罗马教廷对基督徒的宣传与鼓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继峰在《十字军东征原因探》一文中认为：“十字军东征与罗马教廷的鼓动密不可分。”
10世纪，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沿海和法国南部，兴起了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马赛等一批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为了打破封建主阻碍商业发展的画地为牢而进行了争取贸易自由权的斗争。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开拓国内市场，赚取了更多商业利润，这些成功的尝试为西欧、南欧的城市提供了经验。这些城市的商人从东西方贸易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他们为了打破东西方贸易中阿拉伯商人和拜占庭商人的垄断地位；为了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为了驱逐塞尔柱帝国，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自己的商站，垄断地中海贸易，积极支持十字军东征。
骑士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职业军人，是封建贵族中的低级阶层。骑士制度是一种全欧洲的机制，起源于法国的南部，之后发展到北部，并通过弗德兰、勃艮第传到德国西部。由于西欧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导致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无世袭封号、无财产和领土的由非嫡长子组成的骑士阶层。当城市兴起，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后，他们手中的钱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加的需求。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西欧封建主为了扩充自己的领土，增强经济实力，决定依靠骑士阶层，利用骑士的尚武、扩张精神来满足私欲。同时也能把无地、无产骑士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借以消除西欧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这批骑士为了到东方掠夺财物、夺取土地，积极参加十字军东征。
大量的货币地租和名目繁多的税让农民经济负担沉重，封建主之间的混战、连年灾荒及瘟疫流行更加剧了土地荒芜，这些导致农民颗粒无收，生活极其困难。他们响应罗马教廷的号召，希望到东方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参加了十字军东征。
11世纪中叶，突厥人几乎控制了整个西亚地区，建立起了几个独立的总督区，如罗姆、大马士革、摩苏尔战役、阿勒颇、安条克公国等。至11世纪90年代，突厥人发生内讧，造成地中海东岸极度混乱。此时，拜占庭帝国也在多方势力的威胁下岌岌可危。这些地区的混乱局势给罗马教廷和西方各国封建主提供了一个东侵的契机。
基督徒受到异教徒迫害的谣言传播到西欧，加剧了宗教对立情绪。基督教世界强烈渴望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宗教狂热和仇恨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支柱和宗教诉求。各种关于东方财富的谣言还加剧了西欧社会各阶层对东方土地和财富的掠夺欲望，西欧的封建势力、教会势力和商业扩张合力组成了十字军涌向东方。不仅如此，教会为东征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在这样来自教会官方的、合法化的“谣言”蛊惑下，贵族骑士深信参加十字军东征能救赎宗教罪，而对异教徒的野蛮迫害反而成为了美德与善行。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基督徒与穆斯林就发生过几次战争。包括：卡斯提尔的反摩尔人战争（1072-1099年）、诺曼人征服（1016-1090年）以及之后的“收复失地运动”。这些战争的胜利，刺激了西欧民族的好战精神和经济欲望。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教会会议，会议后发表演说，以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名，正式号召组织十字军远征。此后，由法兰西亚眠修士皮埃尔·勒莱特及日耳曼的骑士戈蒂埃带领的“农民十字军”便向耶路撒冷出发。他们很快被土耳其所击溃。
1096年，由法兰西中部、南部、诺曼底登陆和西西里岛的武士组成的正规十字军在伊斯坦布尔市会合，随后进军小亚细亚半岛。十字军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海上舰队提供补给的情况下，先在1097年攻占尼西亚城，后在1099年占领安提阿，至当年6月到达耶路撒冷。土耳其军难抵十字军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进攻，最终溃败，耶路撒冷于1099年7月15日被攻陷。同年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并将其分为耶路撒冷、的黎波里、爱德沙和安提阿四区；并创立由教师、士兵组成的军事团体组织：圣殿武士团、医院武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至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西欧胜利而告终。
十字军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其对伊斯兰教教徒的排挤和压迫，使得当地人民怨声载道；为了抵制十字军的暴行，伊斯兰教徒的反抗也从未停息，并且拜占庭也扬言要收复属于它的安提阿及以得撒等城市。由于大部分的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之后便返回欧洲，留下的骑士团难以抵抗，1144年12月，用以对抗东哈里发巴格达的爱德沙公国被土耳其军队攻陷，此事件引起了再一次的十字军东征热潮。
法王路易七世和日耳曼康拉德三世在法国教士、教皇顾问圣·伯纳德的游说下允诺御驾亲征。1147年，两军陆续开拔，经多瑙河、巴尔干半岛到达伊斯坦布尔市。两军均遭到穆斯林军队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而后，两军又将攻打的目标由爱德沙改为大马士革。但因德法军与耶路撒冷王国军不合，没有攻下大马士革。不久，康德拉三世率兵回国；而路易七世屯兵耶路撒冷一年后，于1149年回国。至此，十字军第二次东征以失败告终。
在第二次东征结束近四十年后，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萨拉丁·本于1187年亲率大军在哈廷大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面对伊斯兰教教徒的猛烈进攻，欧洲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声势浩大，由德皇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亨利二世及其子狮心理查分别率领由贵族、骑士和雇佣兵所组成的十字军进行东征，旨在收复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
腓特烈一世出发时已年近七旬，他率先出征，不幸的是在西里西亚（现土耳其南部）坠河溺亡。腓力二世和查理在热那亚会合后于1191年共同进军亚克（又作：阿克城）港（现以色列西北部）。1192年，攻陷亚克港，但因两军抢功，腓力二世率军回国，只剩查理孤军奋战。由于英军久攻耶路撒冷不下，查理与萨拉丁·本在同年9月订立合约。根据协约，萨拉丁允许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觐，并且承诺不向其征收任何的贡品，基督徒保留沿海地带，伊斯兰教徒则保留了内地。虽然由于萨拉丁·本在一年后去世，合约并未实现，但是第三次东征还是以和解告终。学者张帅认为：这一结局也反映了在文明的冲突中同样蕴含着共存与包容，这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上的。西欧人通过战争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伊斯兰文明，也看到了东方的繁荣，他们开始改变昔日盲目自大的宗教排斥情绪。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然使两大文明在较量中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但却为基督教内部的冲突埋下了祸根。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拜占庭对十字军的猜疑和不合作，甚至企图联合伊斯兰教徒打击西欧十字军，都加深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仇恨，基督教内部冲突一触即发。1202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十字军，目标还是收复圣地。但负责运输、补给的威尼斯商人出于经济目的建议十字军先攻打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基督教城札拉。该建议被十字军采纳，1202年札拉被攻占。两年后，十字军又在威尼斯的鼓动下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尽管教皇英诺森三世将十字军两次逐出教会但是又将其两次赦免。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彻底变质，成为了对名利的追求。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建立新的"拉丁王国”，以法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九世为皇帝。此次战役，很多贫穷的士兵成为巨富，威尼斯商人也因此获得丰盛的战利品并掌握整个东地中海的商业霸权。十字军更从君士坦丁堡掠取大量时的圣物。十字军和意大利商人瓜分希腊帝国，加剧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仇恨，一些小的拜占庭王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终于在1261年，拉丁王国最终被希腊人推翻。
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攻陷了同为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使拜占庭帝国陷入分裂与衰落。这一结果使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东部帝国不复存在，永远丧失了一个国际性政治大国的地位。其二，此次东征让东、西方教会彻底决裂。其三，威尼斯借此垄断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经济实力大增。其四，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趁势崛起，灭亡了拜占庭，中断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融合进程，导致了今天“巴尔干半岛发射药桶”的形成。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东征之间的13世纪初，德意志和法兰西地区出现儿童十字军。当时在法国和德国的乡村流传一种观念，说是儿童能够获得“有罪孽”的成人不能获得的神“佑”，儿童能够凭此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耶路撒冷王国。但是最后，奇迹并未出现，这些儿童十字军遭受到空前的迫害。
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其在位的最后一年召集了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决定进行第五次东征。1217年，由匈牙利王安德鲁二世和日耳曼人组成的十字军目的是征服叙利亚，但在攻打亚克城失败后又率军向位于北非的埃及进发。十字军在1219年取得了尼罗河东边的入海口杜姆亚特（又作：达米埃塔）后，遭到了埃及人的激烈抵抗，后经过多次战斗始终无法战胜埃及军队，不得不于1221年与之签订了为期8年的休战协议。十字军从埃及撤出，杜姆亚特得以重新归入埃及版图。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1228年，由日耳曼腓特烈大帝率领的十字军深入巴勒斯坦，与埃及阿尤布王朝统治者卡米勒订立“十年休战条约”，以和平方式收回耶路撒冷王国、伯利恒、拿撒勒等基督教圣地。腓特烈大帝也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并于1229年在教皇出兵的逼迫下不得已回师欧洲。
1244年，埃及重新派兵占领了耶路撒冷，“十年休战条约”仅存的硕果也凋零了。学者周庆喜认为：这次东征体现出在这一时期教权和世俗政权的争斗中，教权依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直到宗教改革后才发生变化。
德皇腓特烈二世回师欧洲后，教皇英诺森四世为了压制他，在1245年里昂的宗教会议上鼓吹十字军，然而这一举动却被此时野心勃勃向东地中海扩张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利用。
1248年，路易九世亲率十字军从法国南部出发，开始第七次东征。次年再次攻占尼罗河口的达米埃塔港，路易九世拒绝用耶路撒冷来交换的建议。但在1250年攻击开罗的战斗中，路易九世被俘，后被赎回。从此他便打消攻打埃及回教王国的计划，只在亚克港以巡礼者的身份驻留，并对朝圣者提供便利，及维持法兰克人在巴勒斯坦沿岸的控制。第七次东征以失败而告终。
上次攻打埃及失利的法王路易九世于二十年后发动了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此次还有西西里王国国王查理参与。1270年，十字军攻占北非的突尼斯港并进行基督教移民，但由于军中发生瘟疫，路易九世客死北非。后来西西里王查理与突尼斯讲和，约定突尼斯城每年向西西里王国进贡，第八次东征结束。1289年，回教徒攻占的黎波里，又在公元1291年攻下亚克城，也画下基督徒东征回教徒的句点，历时共约196年（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最终结束。
大事年表参考自《十字军运动》及《十字军东征》。
纵观十字军东征的历程，学者刘增泉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有：其一，十字军以宗教之名出征，实际是为了掠夺他人土地和财产，基督教的“谎言”逐渐被民众所看清，造成基督徒的梦想破灭，十字军少了基督徒的热情支持。其二，十字军缺乏统一的指挥，领导者没有良好的军事管理，导致十字军既不能奋勇抗敌又不能同心协力。其三，身在异乡的十字军在思想和生活习惯上被当地人同化，降低了开始时同仇敌忾的警觉。其四，十字军内部分裂敌对，甚至出现与伊斯兰教教徒合作打击另一派的事情。
随着十字军东征真正动机的日益显著，使得教皇地位下降。从东方回来的基督徒传播他们的所见所闻，让人们了解伊斯兰教并非野蛮民族，且与他们交易有利于己，也降低了基督徒对宗教的信任度。很多人由于对宗教的热情，将自己的领地捐给教会；一些诸侯、骑士为了筹措军费，将自己的封土卖给教会，使各教会的财产无限增多。萨拉丁税和天主教赦罪卷也渐渐演变成敛财的工具。
十字军东征后，西欧人不仅学习了阿拉伯商人的商业技术；还直接沟通了东西方贸易，加速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十字军东征促使意大利城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兴起，并掌握地中海的控制权。后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张，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
西方社会对于东方货物的需求，使得转运东方货物至欧洲，以及将西方物品推销至东方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支票、信用状、提货单、股份公司组织等进步的商业交易，以及银行金融系统随之活络，直接引导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方向。十字军东征使东西方贸易扩大，大大加快了西欧的商业货币经济的复兴和迅速发展，使西欧率先跨入了资本主义行列。
十字军东征改变了西欧的阶级格局，消耗了多余的骑士和贵族；资产阶级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逐渐兴起。罗马教会利用一次次的东征，抬高自己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东征号召使教皇权势凸显；教皇英诺森三世强调神权的至高无上，并发动第四次东征；拉丁帝国的建立使教权在地中海地区至高无上。十字军东征同样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政治格局。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开始崛起并壮大，同时西欧内政的复杂化也促使其将国家建设提上日程，而阿拉伯地区变得越发衰弱。东征对于拜占庭帝国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拥有强大军事实力、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繁盛的文化和附属的经济拜占庭帝国只得从东部地区不断退缩至小亚细亚地带。
十字军东征对东方文化构成了极大的摧残，但也在客观上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对西欧社会均有不小的影响。十字军东征吸收了拜占庭与阿拉伯文化，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欧人学习了希腊语言文学、学术思想。阿拉伯的医学、数学、天文知识，也传入西方。一些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印染、中国的发射药制造、拜占庭的玻璃制造等方法技术也借此传到西方。
阿拉伯文化被十字军带到西欧后，西欧开始提倡科学知识的进步要求，于是，逐渐出现了近代大学。十二世纪初，意大利创办了波隆亚法律学校，1158年，该学校发展为波隆亚大学，这是欧洲最早的近代大学。此外，还有法国在1180年创办的巴黎大学和英国分别在1167年、1209年（一说为1208年）创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阿拉伯人从9世纪起，开始对古希腊的经典进行大规模翻译。十字军东征之前，古希腊的经典在欧洲大都已经失传。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通过阿拉伯的译本得以了解先人的思想。之后的许多学者恢复先人的文化和艺术，文艺复兴运动便由此兴起。
十字军东征给穆斯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灾难性群体记忆。东征结束后，阿拉伯民族开始变得过度敏感，处处防人，容忍度差，这种保守的态度随着现代世界的演变更趋严重，穆斯林自觉是被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的。
关于儿童十字军是否只有孩子的问题。史学家米科利对此说法质疑，他认为虽然有许多孩子参加了这场运动，但是同时也有许多成年人、已婚者参加。之所以人们误以为此运动只有“儿童”参加，是因为中世纪的史学家将这次运动的参与者称为“pueri”（拉丁语），而中世纪时“pueritia”是指人的7-14岁的少年阶段，所以后世一些史家才会将参与者定义为儿童，并代代相传。
20世纪之前，儿童十字军事件被神话化。到了20世纪，该事件逐渐恢复到客观与真实的状态。如美国史学家芒罗和汉勃利分别发表的文章《儿童十字军》梳理了史料，纠正了之前的过度神话化。着重分析运动成因方面的著作有加里·迪克森的论文集《中世纪西方的宗教狂热——复兴、十字军、圣徒》，作者更倾向相信宗教本身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于女性参与东征是否合法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由于乌尔班二世明确禁止女性参加东征，故在东征初期，很多随军女性受到惩处。但由于家庭的责任、债务的原因，以及避免单身男子产生通奸、乱伦等问题，教会容忍了女性的随军。到12世纪晚期，女性随军东征的合法性最终被法律确定下来。学者布拉德利在其所著在《必要而被鄙视的：第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女性形象，1905到1148年》中认为宣传东征的人利用女性的美貌和气质来支持和延续战争，在舆论上起到巨大的导向作用；当女性在家庭中成为有话语权的母亲或妻子后，就能对十字军攻占穆斯林城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布伦戴奇在其专著《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性和基督社会》中分析了人们对女性态度的转变。对于女性在东征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世俗和教会文献中记载，女性在随军队伍中充当营妓、妓女。部分学者认为女性还充当了士兵的角色。持这种观点的有学者梅埃尔和尼科尔森，他们都认为有些女性是“圣战”的直接参与者。
中国学者更关注十字军女性的活动背景和行为。如徐家玲所著的《拜占庭文明》和陈志强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都详细阐述了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和基本过程，为研究随军女性提供了基本的背景知识。硕士论文《中世纪西欧贵族妇女婚姻状况考察》和《12-13世纪西欧贵族妇女地位初探》则论证了女性从依附地位转变为家园守护者和管理者的过程。
美国经济史学家J·W·汤普逊评价十字军东征：“从经济社会史的观点看来，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行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张，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
英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年）评价十字军东征：“他们当中只有少数是好人，大量的是些邪恶之徒；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既非高尚之人，亦非邪恶之徒。”
苏联历史学家扎波罗夫评价十字军东征：“事实上十字军运动消耗了欧洲人民的极大力量：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战争死人几百万，且不说耗费于进行十字军东征或落入贪婪的罗马教廷手中的无数财务。几次十字军东征只在西方人民群众中留下可悲可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