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3 22:38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是道教的重要典籍，为东汉末太平道(早期道教组织)所传奉并视作天书。由于该书规定了青首丹目的装帧形式，因此又有“青道”“青书”等别称。该经追求协和安平、讲述天生地养的常道，所以有“洞极天地阴阳之经”“洞极之经”“大乐之经”等名称。该书问世于东汉末，成书时间和作者不详。据《后汉书》记载，刘保时期，琅玡人宫崇曾向朝廷进献其师于吉（又作“干吉”）得到的《太平清领书》，刘志延熹九年(166)，儒生襄楷再次进献此书。学界通常认为，《太平清领书》即今《太平经》，非一人一代所成，于吉和宫崇可能参与了《太平清领书》的编写。关于于吉和宫崇的记载较少，于吉是会各种方术、传播道书的道士，在三国时期孙吴地区信徒极多，后为孙策所杀。宫崇，相传是修成地仙的道士，著有两百余卷道书。
该书在东汉末年，国家动荡不安的背景下问世。当时的东汉社会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苦难中的百姓多求助于宗教。《太平经》应运而生，书中用宗教思维去认知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提出了大量的政治观念，将天下太平作为理想追求，代表下层民众反对统治者恃强凌弱，主张自食其力，周穷救急等理念。《太平经》假托神人（或称天师）与六方真人问答，以二者对话和问答为体，宣讲原始道教教义方术。该书内容庞杂，大抵以奉天法道、顺应阴阳五行为宗旨，广述治世之道以及长寿成仙、治病养生、通神占验之术，其中包含元气、阴阳、承负、财富均平、学道修仙以求长生等思想。
原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共一百七十卷。现今《道藏》保留了《太平经》残卷五十七卷。另有唐末道士闾丘方远节录的《太平经钞》十卷，敦煌遗书《太平经目录》一卷。1960年，当代学者王明据有关资料进行整理、辑校和补遗，撰成《太平经合校》一书，大体恢复了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经》原貌。《太平经》中关于政治的内容较多，问世不久，便为张角等太平道团所利用，参与政治活动，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太平经》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真正映现出道教特质与特色的第一部原始经典，为道教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后世道教各派教义，多受此书影响。如南北朝隋唐上清派道士周智响、闾丘方远等人均传习此书。专注于《太平经》研究的当代学者杨寄林，汉语语言学学界泰斗向熹等人对《太平经》的学术价值、思想价值都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对道教和整个中华文化都有重要意义的书。
原文解释书名为“太者，大也，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意思是，帝王要如天之大，似地之平，守行并绝对顺适天生地养的常道，达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极度协和安平的状态。《太平经》即是讲述其中道理的书，因此取名为“太平经”。因书中内容玄奥，多有涉及政治，此书又有“洞极天地阴阳之经”“洞极之经”“大乐之经”或“皇天洞极政事之文”“大洞极天之政事”“天之洞极正道”“止奸伪兴天地道之书”等别称。由于该书装帧具有固定特征，此书还有“太平清领书”“青道”“青箓书”等别称。
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较少明言，并无确切答案。学界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于吉和宫崇，此种说法直接来源于《后汉书·襄楷传》里于吉获神书、宫崇献书的情节。神书即《太平清领书》，与后人所称《太平经》均指同一部书，按照《后汉书·襄楷传》的说法，与此书的创作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即于吉和宫崇。《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卷浩大，而于吉获书于泉水上的记载显然过于神异，因此有《太平清领书》的作者和编者是于吉和宫崇的说法。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临沂市人（今山东胶南县人），生卒年不详。于吉生平多载于《后汉书·江表传》，大意是于吉经常往来于吴郡、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一带）等地，用符水给当地百姓治病，百姓都很信奉他。某一天，孙策与手下将领聚会，于吉拄杖而行，跟在后面的百姓排成了长队，孙策手下的将领们也都去迎接拜见，孙策大怒，下令抓捕于吉，孙策的母亲听说后过来求情，说于吉也曾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孙策回说于吉妖术狂妄，能蛊惑人心，聚会上的将领看见他，不再顾及君臣之礼，舍弃我却去拜见他，不可不杀，诸位将领再次联名求情，孙策不理，将于吉诛杀，悬首弃市。宫崇：关于宫崇其人， 文献所载更少，只有《神仙传》卷七提及他极有文才，著道书两百多卷，服云母、修成地仙之道。
第二种说法是帛和，以《太平经复文序》和王松年《仙苑编珠》为理论依据。《太平经复文序》所描述的情况是：《太平经》由所谓“后圣太平君”所作，后传至“上相青童军”，再传“上宰西城王君”，再传帛和，再传于吉。据此，抛开道家传说神仙人物，帛和也很早参与创作《太平经》。唐朝王松年《仙苑编珠》云：“于吉，北海人也。患癞疮数年，白药不愈。见市中有卖药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书二卷。谓曰，此书不但愈疾，当得长生。吉受之，乃太平经也。行之疾愈。乃于上虞钓台乡高峰之上，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这一段文字记录更明确指出于吉《太平经》源于帛和，帛和最早创作了《太平经》，该书由于吉扩写至一百七十卷。
帛和：《神仙传》卷七“帛和”条记载，帛和，字仲理，师从董先生，学习断毂术。帛和拜访西城山东师范大学王君，受他劝告留在石洞中参学石壁上的文字，进而学道。《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道部引《真人传》曰：“马鸣生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帛，名和，字君贤。为县吏捕贼所伤，遇太真元君，与药即愈，随至太山石室中。”可见，在于吉之前，的确有帛和其人，并且都从师学道，但其人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仅限于上述两条。
第三种看法是《太平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以当代学者王明、杨寄林、卿希泰等人为代表，这种说法较为主流。王明的表述为：“太平经卷九十八《男女反形诀》说：‘天师前所赐予愚生本文。’《太平经复文序》说，于吉初受太平本文，因易为百七十卷。《仙苑编珠》说，帛和授以素书二卷，于吉受之，乃《太平经》也，后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所谓‘素书’、‘本文’，虽则含有神书传受的玄谈，然而这的确透露了《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东西两汉的著述，一书多至一百七十卷的，实在太少见了。所以我相信《太平经》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扩增，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不能简单地说这书就是于吉、宫崇或帛和个人所著作。”这种说法是综合了《后汉书·襄楷传》《太平经复文序》《仙苑编珠》与《太平经》所得出的推断性结论。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太平经》实际创制时间已经无法确考。学者的不同见解都有一定的依据，而仅凭现存史料又都无法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争议的源头实质上是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有不同的记载和陈述。按照葛洪《神仙传》的说法，《太平经》出于西汉元帝之时，宋朝贾善翔的《犹龙传》、谢守灏的《混元圣记》、元朝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亦言于吉受《太平经》于西汉时期。如果以这些文献为主要依据，可以推论出此书成书于西汉，如《太平经注译》的编译者罗炽等人即持此说。
牟子的《理惑论》提供了《太平经》创制于东汉末年的依据。《后汉书·襄楷传》以及《三国志》，记载《太平清领书》问世于东汉末，成书时间必然要早于该书的问世时间，宫崇于刘保时期(无确定时间记载)献书，因此《太平清领书》成书时间要早于献书。当代学者王明据此推论，《太平经》应编撰于公元二世纪前期—后汉刘祜、顺帝之际，这一说法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主流的看法，现在刊行的多种道教史和思想史大体都持此说，如李养正在《道教概说》里即沿用东汉末年的说法。
东汉刘肇、安帝、顺帝、刘志时期（89-167），为政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严刑酷法，地方官吏贪残专恣，不奉法令。官府财政困窘，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导致“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死者相枕”、“民相食”、“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出自《后汉书》)等一系列悲惨景象。西羌入侵汉朝，导致了“扫涤井、凉，内犯司隶，东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出自《潜夫论·劝将》)的现象。在国家内部危机无法调和，而外来侵略势力大肆破坏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结构已经濒临崩溃。
面对空前严峻的社会危机，下层百姓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只好将个体的生命存在指向神道信仰，希望天神能帮助自己实现安稳平和的“太平”理想。此时的儒学已异化为纯粹的制度控制，是当权者剥削下层人民的工具，不能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下层百姓提供精神信仰和灵魂慰藉。因此，如何挽救社会危机，成为了下层百姓、知识分子都必须有所回应的课题。方士和道流，作为知识层的一分子，出于安抚群众、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追求，同样著书立说，《太平经》应运而生。不久道教最早的实体组织—五斗米道和张角组建的太平道也以贫民庇护所的面貌先后出现。
西汉建立之初，崇黄老而兼用诸子。黄老之学作为“秦汉新道家”，在道论、无为论和对百家之学的问题上都对自身学派的思想体系做出了较大调整，从而表现出于与原始道家不同的特点。黄老之学的盛行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影响。自刘彻独尊儒术后，黄老之学沿着三个路向继续演进：一是沿着学术的方向发展，如成书于西汉中期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二是与医学相结合，如黄老之学中的阴阳、气化等思想。三是沿着往道教发展的方向，将先秦道家和黄老之学的神秘主义、追求长生不死等思想，与道教教义相结合，形成神秘主义的宗教理论。西汉成、哀至东汉桓、刘宏时期，民间和上层社会流行谶纬文化，道家黄老思想进一步呈现神秘化、宗教化的趋势。刘志于延熹九年（166）亲自在京师濯龙宫祠祭祀老子，更显示出神化老子、推崇修道益寿的倾向。思想文化政策的演变，导致神学说教愈益盛行，方士和道流势力也随之壮大，为《太平经》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除了黄老思想外，源自先秦的九流十家、数术、方技以及两汉的经学，为方士和道流建立太平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例如，谶纬学中的内学、阴阳五行说中的五德终始论和大九州说、《管子》的气论、儒家的仁论和忠孝伦理观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灾异说、墨家的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某些主张、杂家的刑德论、民间流行的鬼神思想和巫术占卜遗法、星占家的天文学、律历家的历数说、医家的人体构造论和养生论以及针灸术、药物学与房中术等思想，都被《太平经》援引和使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沿用或改造。
汉代曾流传三种《太平经》，一是西汉刘骜时甘忠可所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二是东汉顺帝时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三是东汉顺帝时于吉在曲阳泉（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境内）水上所得的《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该版本今已不存。《汉书·李寻传》记载，西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齐人甘忠可撰就《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托名“赤精子”制作符谶，宣扬汉当火德，须应天改制，化解灾异，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和帝王长寿。甘忠可后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关入监狱，病死牢中。西汉哀帝即位后，由司隶校尉解光将甘氏之书奏呈给朝廷。甘氏子弟夏贺良等人向刘欣提出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等建议，理由是顺应天道则有善政，和气可立致；不顺则生灾害，皇帝绝嗣。哀帝接受甘氏弟子夏贺良等人的重新受命说，布告天下，改建平二年(前5)为太初元年，刻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夏贺良不久就因“乱朝政”的罪名被处死。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自此开始流通。根据《汉书·李寻传》与《后汉书·襄楷传》的记载来看，从甘忠可、夏贺良、李寻到于吉、宫崇、襄楷，他们所倡导的都是阴阳五行、历象、推测灾异以及所谓兴国广嗣之术是一脉相通的，足见他们所信奉的“道”是相同的，且《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流通地点接近于吉、帛和、宫崇等人的生活地，当代学者李养正据此认为，《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是《太平经》的起源，其残本或思想流通至东汉，经后人补充而成《太平清领书》。
《太平清领书》：根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于吉偶尔得到《太平清领书》，他的徒弟宫崇于顺帝时期将此书献给朝廷，儒生襄楷在刘志延熹九年(166)再献此书，该书共一百七十卷。学界主流的看法是，此书即为现今仍可见的《太平经》。据《太平经·己部·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和《太平经·庚部·不忘诫长得福诀》所述，本经的完本成书年代为汉延熹八年(165)。既非一时之作，又非一人之作，前后历时一百八十年，出自众手而成。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于吉已近百岁，在孙吴传布《太平经》并创立“干君道”。魏晋时尊奉地仙帛和为教祖的帛家道活动于北方中原和江浙一带，亦致力于《太平经》的承传。由此，该书得以广泛流传。学界有种观念是，《太平经》直接等同于《太平清领书》，二者同书不同名(“清领”是《太平经》装帧特点)，《太平洞极经》则是张陵据《太平经》编而来(“洞玄”是《太平经》内容特点)。中国学者汤用彤、傅勤家、王明、陈撄宁、熊德基、喻松青、卿希泰以及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大渊忍尔等均持此种看法，这种看法虽是主流，却因《太平清领书》失传而不能直接定论。
《太平洞极经》：南朝孟安排的《道教义枢》记载，刘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五斗米道（正一派）的创立者张道陵奉持《太平洞极之经》，卷数为一百四十四卷。关于《太平洞极经》的记载较少，此书通常被视为一百七十卷本的《太平经》尚且处于编撰过程当中的未定本，后失传。学界有一种说法是，《太平经》既是《太平清领书》也是《太平洞极经》。《太平清领书》与《太平洞极经》则是一书二名，因版本不同而致卷数有异。陈撄宁、汤一介等均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流传下来的《太平经》是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和张陵的《太平洞极经》的混合物，如武国忠等人即持这种观点。
《太平经》以《神书青下丹目决》为题，宣称书中要使用青首丹目。青首，即在月白色帛上特用青绢包头，借青色代表流布于东方和春季的少阳木行之气，昭示其道主生且有仁爱之心。丹目，即专用红色书写标题，凭红色代表弥漫于南方和夏季的太阳火行之气和外苍内赤的皇天正色，彰显其道主养而不欲伤害。因为这一规定和装帧形式，该书有“清领书”“青领道”“青道”“青箓书”等别称。
《太平经》专篇《经文部数所应诀》申说理据，即：天数“从天下地八方，十而备”，十乃“二干（天干）之始，五行之本”，故分全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而“一以成十（十乘十）”，得数为“百”，百已满数，与春响百日、万物俱生相吻合；北斗星斗柄每年由东向西依次旋转，指向与春、夏相对应的位居前列的东、南空间坐标方位，为“建”位，即万物处于天生地养的阶段。斗柄所指同时便以对冲之势构成斗魁所系，系于同秋、冬相对应的位居后列的西、北空间坐标方位，是为“破”位，即万物处于成熟和枯死的阶段。其间“阴阳建破，以七往来”，即斗柄依次旋转七位恰恰成为“建”、“破”在全年内交替循环的分界线，第七位又适值申位和农历七月，形成夏秋之交或者说生养与杀藏的临界点。所以，以“七”乘以天数“十”，再同一百相加，故定全经为一百七十卷。
大都采用问答体、对话体，即天师答六方真人所问这一形式，也有直述体或韵语。有俚辞俗语、谶言，又引自然界、社会与日常生活中的事象作譬喻，此外还夹杂着格言内容。《太平经》首创复文，总计四篇，共二千一百三十三个。复文，即符箓秘文，又称“天书累积之字”，均用两个以上的隶书汉字重叠而成，似篆非篆，是非字的符号，但文字形迹依稀仍可辨认。
《太平经》以甲乙丙丁为序列分成十个章节，全书内容庞杂，涉及天地、 阴阳、五行、四时、数术、 灾异、 鬼神、 病夭、 长生、 祸福以及政治上的太平之治等等。在宇宙论上，《太平经》延续了道家的理性主义传统，仍然以道家的 “道” 为最高哲学范畴，并在吸取汉代气化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道气合一的宇宙论体系，初步实现了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整合。在天人观上，《太平经》贯彻了道家自然主义的基调。坚持自然论的规律论，并高扬人道和人的能动作用，从而表现出一种重视人为的理性精神。在炼养观方面，《太平经》以 “重生”、“贵生” 为人生指向，一方面从行善积德的道德修养中，感悟出道教特有的生命伦理学；另一方面又以形神关系为支点，提出要益寿延年的养生思想，从而把视野转向了关注个体自然生命的论域。在社会政治观上，《太平经》以“身国同治”为指导思想，主张以清静无为的“道”治国理民，并由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治国方略，表达了要实现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
《太平经》在十部一百七十卷的既定框架内，撰就经文三百六十六篇，逐篇标列其篇数次第，以莫高窟发现的手抄《太平经》残卷所列总目录同今本《太平经》及《太平经钞》相参照，可以确定实存完整篇目三百六十三篇，缺漏三篇。在实存的三百六十三篇中，以“法”、“诀(决)”为大宗，依次为八十篇、二百二十五篇，分别占全书的21%、60%；其次为“戒(诫)”，共计二十一篇；再次为“文”、“图”，各计五篇；复次为“复文”与“敕”，各计四篇；此外尚有《两手策字要记》、《人君急记》、《天君教有仙相不须邪鬼诫难》、《事关天上三万六千天戒决》、《得道长存篇》、《师明经图传集》各一篇，以及不缀文体字样的经文十三篇，如庚部《音声舞曲吉凶》、辛部《行正》和《不死禄厚见吾文》、癸部《治土病人》、《众官皆精光所生》等。从各篇所论列的具体内容或字面意思来看，“法”侧重在太平道的原理、准则、定律、行事规范的阐发上，但也谈“术”；“诀(决)”则主要针对与太平道相应合、相违逆的东西以及处于疑似之间的各方面的问题做出裁决，得出定论，归于“真道正术”；“戒”是对修道施术的重大事项指点迷津，对恶行劣迹予以当头棒喝；“文”是需要加以重点述说的文字，含有极力彰显的意味；“敕”是借至高天神之口发布的命令，具有人间帝王诏书的性质；“要记”或“记”，特就紧切事由而发，带有疏解的成分；“戒难”，旨在对戒的认识进行究诘辩驳；“戒决”，意在对戒的紧要性严加剖判和强调；“集”和“难”相近似，系环绕特定的问题集中而又全面地做辨析。至于“某某篇”或不用文体字眼而径标具体辞语者，则袭用撰文中据义名篇的通行做法，并无深意。
“元气”一词最早在《鹖冠子·泰录》中仅见一次，至西汉使用渐多，《太平经》将其解释为宇宙最高和唯一本原。元气由恍惚自然、上下洞冥的原始状态，通过守道和行道，分为三处：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成万物。气生精，精生神，天地凭借初始之气，乃成精神，即在天、地、人、物构成的物质世界之上有神灵高踞顶端。元气可分为太阳、太阴、 中和三气 ， 三气相互融通就能化生万物，道化生天地万物取决于元气的和谐与交融。太和， 即是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的和谐，太平则是三气和谐而达到的平衡，即物质世界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和气因由太阳气同太阴气交合而成，常无常变易，产生“正气”与“邪气”、“善气”与“恶气”、“生气”与“杀气”、“德气”与“刑气”、“悦乐气”与“急怒气”，乃至“灾气”、“凶气”、“害气”、“乱气”、“武气”、“凶年气”、“愁苦气”、“冤结气”、“金钱气”、“财货气”、“寇贼之气”、“亡之气”、“小人之气”等等，并造成各种变象。
《太平经》称阴阳为“二气"，它们由元气分化而来。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交感的产物，阴与阳构成宇宙万物的实体、本原。在生养万物的过程中，阳处于主导地位，阴处于辅助地位，阴阳相互匹配、两两相偶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天与地是阴与阳及其相互关系的典型代表，男女、夫妇、父子、君臣都是一阴一阳、两两成偶的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在《太平经》中，阴阳是重要的相互匹配的属性范畴，常常用于判定事物的性质。它认为，善为阳，恶为阴，只有阴阳相合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这样既可以长治久安，又可以延年益寿，阴阳相合既是治国原则，也是为人处世、修行的原则。
《太平经》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念，在“天下太平”这一追求目标的指引下，在经济方面提出了“财富均平”的正义观，要求实施“周穷救急”的社会救济措施，希望统治者效法天道，抑强扶弱，在社会分配方面行使平均之道，促使社会治理更为公正。周穷救急，是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太平经》劝诫富人权贵们不要把财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谦和与慈善才是聚财的首要手段。富人或统治者不肯“周穷救急”，罪过会延及子孙后代。《太平经》宣扬世间财物是阴阳二气结合所生，是天地向全体世人提供的大自然的恩惠，应该人人都有享用的权利。富人聚敛财物，据为己有，使其违背了天道，从而与天地中的和气结下冤仇，所以才会导致自身获罪，甚至殃及后代。即使他们现在暂时占有财物， 也不会永远占有财富，财富终究还会在世间周转的。
“承负” 是《太平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太平经》所独有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前提是善恶有报，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承负” 一词在《太平经》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约有百余次，较为完整的解释是：前为承，后为负。先人有过失不自知，积小成多，后人会承担先人的罪过，替他背负罪孽。后人通过自己的善行可以抵消先人之 过，即可避免先人的余殃之灾。所有人的承负解除，天下太平才会到来。《太平经》的承负思想是以 “天人感应” 为理论依据的，它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吉凶解释成人的伦理行为的感应，原理是元气上通。《太平经》还将承负思想与现世、来世紧紧联系在 一起，利用神学力量解释伦理审判，并以此达到劝善的目的。
《太平经》的著书目的的是为君主提供“皇天洞极政事之文’’，使王者“致上皇太平之路”。他们以政治问题作为全部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几乎把所有重大的宗教问题、社会问题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家庭观念与哲学思辨、政 治思想紧密相关，将家庭与天地、国家比附，将父权制与天君、王权互证，提出了系统的普遍适用的宇宙、国家、社会、家庭的秩序法则。《太平经》把维护家庭秩序及相关的法则作为维护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将“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视为家庭最理想的状态。其基本宗旨是父家长至上， 其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护男权、夫权、父权，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强调男女 为阴阳之本。将家与国比附与互证是《太平经》政治思维的一大特色。《太平经》认为，家如国，国如家，家国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属性，它以父子关系为中介，将天君权力与天子权力连为一体。在论证帝王与臣民的关系时，《太平经》以亲子关系界定帝王与全体臣民的基本关系，而当论证君、臣、民彼此相须互补关系时，《太平经》又把他们定位为父、母、子关系。
《太平经》将“道”与“神”合而为一，构成“神道”。“道”是深远不可知的，这种不可知性导致了其神秘性。《太平经》进一步把“神”与“道”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神道”，从而使“道”成为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提出“神以道全”、“神者，道也”等观点。它将神定义为：“夫神，乃无形象变化无穷极之物也。”意即，神是一种无法把握的神秘性存在物。这加深了“道”的神化，同时也使“神”成为“道”的化身。《太平经》把“道”看成是一种有意志、有情感的东西，如“上象人君父，无所不能制化，实得道意”等，它认为“道”能够产生精神，有对事物支配和鉴别的能力，能够对人间赏善罚恶。能否遵从“道”的意志，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太平经》中涵具自然属性的“道”被神化为有意志、有情感的至上神，它从此岸世界的形上本体一跃成为彼岸世界的主人，构成道教诸神信仰的中心。
神：基于神道观念，《太平经》构造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神灵信仰体系。作为“道教第一经”，它发展了此前广泛流行的神灵鬼怪之说，初步编制了神灵世界的等级系列，并创造出道教独有的神仙信仰体系。在《太平经》问世以前，“东皇太一”作为至上神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太一神—五方上帝神—-众神的等级系统初具规模。受此影响，《太平经》也有“太一”的说法，并设专篇谈五帝神，但更大的篇幅则是另树至高神—天君，又称“太上之君”或“太上”。能差遣使用诸神的只有天君，天君掌握“簿疏善恶之籍”，天君左侧的大神是委气之公，“主为理明堂文之书”。《太平经》认为“天君”是宇宙之心，人身之中有心神，“心神在人腹中，与天遥相见，音声相闻”，因而“天君”知人民善恶，对违犯“天君”意旨的人，便施加天谴。《太平经》对于至尊天神的界定也并非前后一致，除了“天君” 之外，尚有其他说法。有说“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为至尊之天神，有说‘三皇五帝”为至尊天神，有说天君为至尊之天神，也有说掌管寿籍的昆仑北极真人为至尊天神”。《太平经》除推崇上述至高天神外，还信奉许多神。“神精” 或 “精神”，是指辅助最高天神的神灵怪物，这些神灵怪物无处不在，比如在人体之内，五脏六腑甚至眼耳鼻舌等都有神在。
神仙信仰是 《太平经》思想中最富特色的部分。《太平经》在传统方士、神仙家信仰神仙的基础上，对神仙世界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描绘。它认为神仙住在天上如帝王宫殿般的室宅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穿的是仙衣，服食的是不死之药，出入则乘云驾龙，潇洒自在。从具体描述上看，《太平经》中的神仙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仙(《庄子·逍遥游》)、“台观皆金玉”的“归墟”之中的神仙(《列子·汤问篇》)、“黄金银为宫阙”的海上“三神山”上的神仙(《史记·封禅书》)的生活状况基本相似，但《太平经》中的神仙则更脱离尘世，上升到了渺茫的天上。“神”与“仙”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仙”可以看做特殊的“神”，它是一种与神灵相似的超自然存在，正因如此，《太平经》中仙人世界与神灵世界可以共存共处、圆融无碍。但另一方面，“仙”也具有许多不同于“神”的内涵。“神”是先天存在的，它的由来不止于人，天地自然万物皆能为神；而“仙”是后天修为的，其由来则必为人，它专指通过修炼超越自己的肉体凡胎，从而达到所谓“不死”或“死而复生”状态的“超人”。《太平经》鼓励人学道求仙，成仙方式有二，一是尸解，二是白日飞升，尸解仙“百万之人，乃出一人”，而白日飞升更为稀有。处于人间最高层次的圣人与贤人两级最有希望得道成仙；而处于最下层的凡民奴仆距离神仙最为遥远，但可以通过学道修善逐渐接近圣贤神仙。
《太平经》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对鬼神的崇拜，其对“鬼”的论述大致有如下三点：其一，人死为鬼，鬼属阴。其二，鬼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如善鬼、恶鬼、乐游鬼、愁苦鬼、乞食鬼等。其三，鬼是“天”的使者，“天君”通过它对人实施惩戒。鬼和仙有明显的不同：一、形神合一，长生不死称“仙”，形魂分离，人死魂离便称“鬼”；二、圣贤学道积德才能飞升成“仙”，而人死魂下黄泉便是“鬼”；三、 “仙人”理四时、主风雨，而“鬼”则常祸人。《太平经》相信鬼的存在，一是相信人有灵魂，二是相信另有一个幽冥世界，三是相信“天”或“神仙”可以役使“鬼”去惩罚人。它反对过分祭祀鬼，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
《太平经》原书共计一百七十卷，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由于经卷体量巨大，《太平经》并未完整传下，保存下来的经书也有部分后人篡改的痕迹。到明朝正统年间编《道藏》时，《太平经》只剩下五十七卷了，甲乙辛壬癸五部完全遗失。其余几部也各亡佚若干卷。五十七卷中有不少是首尾不全的。另外有《太平经钞》十卷，是唐闾丘方远节抄自《太平经》的；《太平经圣君秘旨》是《太平经》的节选本，据王明先生考证也可能出自闾丘方远之手。《太平经钞》中的甲部，王明已证明其为伪作，而《太平经钞》癸部才是甲部之钞。至于残存的《太平经》中是否有后人篡改之处，不可确考。
此书系敦煌市抄本，原抄本卷首残缺，卷尾完好，题作“太平部卷第二”，其内容有前序，《太平经》篇目、后序三部分，前序劝人诵读《太平经》，行太平之道，并叙说老子传于吉《太平经》，宫崇献《太平经》之事。后序记述太平圣君之名讳事迹。正文详载《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三百六十六章之目录(其中漏抄五章)，此目录较现存《道藏)本《太平经》之篇目更为完整，故为中外道教学者所重视。
撰人不详，但文中提及“南梁湮没，中国复兴”，可知此文应当出于唐初。原文附于《道藏》本《太平经》之后，概述《太平经》源出及传授始末。序文称：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作“太平模文”四篇，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先传上相青童君、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于东汉末传于吉，于吉据此四篇“太平本文”，推演为《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三百六十六章。
此书收入《道藏》太平部。据王明考订，此书应为晚唐道士闾丘方远节选《太平经》而成。原书十卷，每卷节抄《太平经》一部正文，其中甲部抄文并非汉代《太平经》原文，而系出自《灵书紫文》、《上清后圣道君列纪》等南北朝上清派道书。王明据敦煌市《太平经目录》考据，今本《太平经钞》癸部实属原经甲部钞文，而癸部钞文则缺。此书为研究汉代道教思想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原题为“传上相青童君”，青童君是神仙之名，据王明考证，此书当系闾丘方远从《太平经》中抄出，北宋贾善闻《犹龙传》卷四称：“《太平秘旨》一卷，上相青童君受，言守一之法”，即此书。今本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专言守一思神之法，奉之为太平圣君所传“秘旨”。其文字分别抄自(太平经钞》癸部《令人寿治平法》、乙部《守一明法》，又抄《太平经》卷九六《守一入室知神戒》、卷七一《真道九首得失文诀》。
此书是现今唯一一版完整的《太平经》，由当代学者王明编纂而成，1959年成书，1960年由中华书局第一次出版。王明根据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残本，及《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等保存的文献材料，参证敦煌本《太平经目录》，经考校、辑补，用校、 补、附、存四种体例整理而成，对古文献里能明确判定是后人篡改的部分进行了考证、修订和删减，大体上恢复了一百七十卷《太平经》的概貌。
由于《太平经》全本出现较晚，至1996年才出现了第一本注本罗炽等人主编的《太平经注译》，而后是1999年问世的龙晦等人译注的《太平经全译》，2001年的俞明理主编的《太平经正读》，2002年杨寄林译注的《太平经今注今译》。
罗炽等人主编，以《太平经合校》王明编为基本文本，以《中华道学通典·太平经释读》(吴枫、宋一夫主编、杨寄林释读)为主要参考文献，经文采用简化汉字横排，重新标点、分段，根据合校本所称引的文献及其它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重新校勘。全书文式为经文、校勘、注释、今译、评析。校勘、注释依序排在经文中适当段落之后；今译、评析依序排在经文每卷之后。
俞明理等人以《太平经合校》为基础，结合《太平经钞》，参以《敦煌目录》，对全书的编排作了调整，使之在整体上更接近原貌，其中本经仍存的据本经，本经缺佚的补以《钞》文，本经和《钞》都缺的列出《敦煌目录》篇目以供参考。全书的分部和各篇的标题参用《敦煌目录》加以补充和调整，其中《太平经》本文或《钞》的篇目有缺的，据《敦煌目录》补出，并标括号以示区别；《敦煌目录》篇目与《太平经》本文或《钞》不同而有参考价值的，则以注文的形式逐一附出；属《敦煌目录》本身讹误则不予列出。这一版本还订正了文字讹误，因字形相似、字迹不清、虫蛀破损等原因，《太平经》本文有不少文字讹误，《太平经正读》据文意刊正后以“某，当作某”标出。
杨寄林译注，参考了明刻正统《道藏》、王明《太平经合校》本为底本，吸收了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4次印本)中的若干编校成果。《太平经今注今译》对仍保留篇题的篇目，悉加“题解”；原题惜已阙失或不明者，例作“经旨提示”或“内容说明”；对文中冷僻字及异读字，酌予注音。难词难句或易生歧解、误解的地方，则随文诠解。在诠解部分，重视稽核诸书，探本溯源，尤重以本经证本经，通过本篇上下和诸篇前后之互证，力求得其原意。
《太平经》是道教典籍中，政治色彩最浓的一部，该书系统地提出了政治诉求以及与之相关的理念，如调和社会矛盾和财富不均，要求统治者爱护民众等等。一百七十卷本的《太平清领书》问世不久，太平道利用了此书中一些宗教仪式来进行宣传、组织、团结群众。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等扬弃了书里大量的封建思想内容，采用并突出其中少量具有平均、 平等思想的部分， 把《太平清领书》简化， 利用了《太平清领书》中某些辞语和道教的形式来作为发动农民， 组织群众发动黄巾军起义的工具。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农民起义运动，造就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东汉的覆灭。正一派，又名五斗米道，是由张道陵所创立的早期道教宗派，第三代天师张鲁掌权后，其势力发展成了地方割据政权，他以《太平清领书》为理论依据，实行了修路、省刑、立舍及禁酒等新政策。
《太平经》不仅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观念有深刻的影响，还与国家政权组织和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联。它以宗教的形式影响了一个时期的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并推动人们以实际行动去追求理想社会。广大民众在“天下太平"的旗帜下，将自己的政治诉求转化为群体性的实际行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历史进程，还促进了均贫富等观念的生成与流通。书中包含的政治追求不仅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合理性，而且内蕴超越时代的政治价值。其现代价值体现在：财富均平的正义诉求，为政治目的的公平定位提供一定的道德理念；广嗣兴国的人口政策，是对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有力的道德谴责；以民为本的仁政理念，为经济手段的合理运用予以一定的道德控制。“天下均平”“天下公平”“天下太平"等思想，不仅可以用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太平经》的神仙世界，是道教书籍中最早出现的神仙系统，给后来道教神仙系统的完善提供了蓝本，从儒 、道的关系来看，《太平经》神仙系统的出现，标志着道教在理论上逐步摆脱了儒家的控制而取得独立地位。神灵世界的出现，将古代泛神论，即多神论推到前所未有的致极，并首次确立起道教崇拜的核心对象，因而在道教史上确有发端之功。《太平经》本着“爱气、尊神、重精”的原则，提出了守一、内视、存思、食气、胎息、符篆等修道登仙的具体方术，这对道教修炼术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重要影响，既开了道教符篆派的门户，又开了清修派以及内丹道的先河，因此成为道教首经。此后的道教学者正是沿着 《太平经》的铺垫之路，一步一步地创立出符篆、上清、正一、全真等教门教派，终于使道教这个中国土地土生土长的宗教派别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因子。
《太平经》在遵循“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的基础上，主动汲取古今旧法度，构建了一套以儒家德治观念为核心、儒法并举的思想体系，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最终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因此具有重要的道教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将道家的道加以神化。赋予其人格神的地位与权威，它相信人格神是道的化身，可以主宰宇宙一切。这一观点的产生强化了“神”对“道”的作用，使“道”的理论宗教化、神秘化，为道教多神论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二、提出了长生之术的理论构想，为道教提供了修行上的方法和方向。它认为气可以转化为精，精可以转化为神，神可以转化为明。养生之道，必须安身养气，欲长生则必须守神，否则生命之体也不过是有气无神之躯壳。三、伦理要求与宗教信仰高度结合。《太平经》以“道君”下降劝诫、警告或文告的形式来规范教团，约制行为，其戒律已有组织信徒的功用。在《太平经》看来，人守道而行，除了顺应物性，任其自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奉道行善。
《太平经》以宗教思想解释其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虽非一部专门的生态学书籍，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为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敲响清醒的道德警钟。它提出“大和即出太平之气”，强调自然界的和谐，把《道德经》的“三生万物”诠释为天地人共同长养万物，主张顺从天道自然，并且提出“天父地母”概念，认为天地能够对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予以惩罚，这些思想与当今的生态学思想有一致性。《太平经》中已经意识到了生物种类的多少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多次强调把生物种类的齐全和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如“一物不具，即天统有不足者”等论述。该书以元气、阴阳等观点论证其思想，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籍中具有相当生态意义的一部书籍。
《太平经今注今译》的译者杨寄林评价：《太平经》在东汉后期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由全国统一行将陷入天下分裂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道家与道教的连结点上，倡行“太平之道”，讴歌太平盛况，阐说“太平”实质，非仅切合并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病入膏肓又急欲起死回生的刘姓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愿望，故“及刘宏即位，以楷书为然”。四百多年后，南梁陈顼又异常青睐本经，除鼓励道士广加“讲习”外，本人也“略知经旨”，但未能付诸实行。这表明，《太平经》对帝王治国施政至少起到了参照物的作用，在动乱年代的政坛上也曾不容小觑。
当代学者杜洪义：《太平经》希望人人都能成为种民，提倡人们要“长为种民”“永为种民”。种民理论的核心是教导人们积善行善，做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一理论反映了广大群众要求社会安定的愿意，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具有一定意义。
人民大学国学院学者姬丽君：（《太平经》中的）这些“太平神”集圣人之德、帝王之位、仙人之像于一身，把儒家、道家、神仙家、民间巫术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部付诸“致太平”理想之中，使其充满了神秘感，神学色彩极为浓厚。
语言学家向熹：它（《太平经》）的庞杂内容恰恰为研究东汉道教思想，探索汉代哲学、社会意识、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提供了可靠材料，是很有价值的。
“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学道、学德、学寿、学善、学谨、学吉、学古、学平、学长生。”
“天有五行，亦自有阴阳；地有五行，亦自有阴阳；人有五行，亦自有阳阳也……万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随四时五行为盛表。”
“天地不妄欺人也。见大善瑞应，是其大悦喜也；见中善瑞应，是其中悦喜也；见小善瑞应，是其小悦喜也。见大恶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见中恶凶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见小恶凶不祥，是天地之小怒也…灾异变怪，大小记之，勿失铢分也。”
“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
“四时小谏寒暑小不调，大谏寒暑易位，时气无复节度。”
“夫道乃洞，无上无下，无表无里，守其和气，名为神。”
“天道恶杀而好生。”
“与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
“(天君)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
“积德不止道致仙，乘云驾龙行天门，随天转易若循环。”
“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比若太仓之积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积布白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县官之室宅也。常当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灵之传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县官传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农不死之方，难予人也。”
“天道以死气为鬼，为物凶咎”、“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并处阴道”。
“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