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5 18:33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中国安徽庐江人，字抚民，号仲能。是民国时期军事将领，中国抗日名将。
孙立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幼年在庐江私塾学习，后又在山东青岛、济南市等地上学。14岁时，考入清华大学。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孙立人先后去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开始了其军旅生涯。归国后，在中国国民党军中任职。在担任税警总团团长期间，孙立人独创了“孙氏操典”，训练出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在孙立人的带领下，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中因表现出色，一战成名。然而在该战役中孙立人却身负重伤。1938年，其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缉私局总队再次成为一支精锐部队。1942年4月，孙立人入缅作战，参加曼德勒会战并取得仁安羌之战大捷，广受世界赞誉。1943年10月，孙立人第二次入缅作战。他率领中国驻印军第三十八师控制胡康河谷，先后攻占孟拱城、南坎、芒友等地区，取得数次大胜，最终打击了缅北日军、打通了中印公路。内战期间，孙立人率部在东北地区作战，占领了四平市、长春市等地。后多次作战失利，引起蒋介石不满。
1949年，孙立人在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被委以台湾防卫司令等要职，但因被构陷遭监管侦讯，被革职软禁。1988年3月，孙立人结束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两年后，年近90岁的孙立人病逝于台湾。孙立人将军自入军旅，就结合自己在美习得经验，创建了一套不重政治立场、注重士兵体能素质训练的“孙氏操典”训练法，将其所率部队打造成为精良的部队。并多次率领他们参加战役。在仁安羌大捷中，孙立人获中、美、英三国首领颁发的勋章。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孙立人平反。
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于1900年12月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在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祖籍安徽省舒城县。孙立人有兄弟三人，他行二。父亲孙熙泽曾是清光绪甲午年间的举人，后来在山东省历任登州知府、登莱青胶道台以及山东审判厅长等职务。民国时期，孙熙泽曾担任安徽省督察署署长和五省烟酒专卖局局长，同时也是段祺瑞皖系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文职人员。后来，他转向从事教育工作，并曾担任北平中华大学的校长。
幼年时，孙立人在庐江的家办私塾中接受教育，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国文和英文方面的基础知识。后他跟随父亲去山东在济南上德文学校。时年9岁的孙立人在山东亲眼目睹了山东租界的德国人对华人的欺凌行为，这一经历成为他追求军事事业的动力。辛亥革命期间，孙立人就读于烟台市、青岛市的高等小学。1914年，孙立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进入土木工程系学习。由于在学校里玩跷跷板摔伤，孙立人入学当年即休学一年。他热衷于体育活动，还担任学校篮球队长。在1921年6月，他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最终击败了日本和菲律宾，代表中国队获得了冠军。
1923年，孙立人毕业并获得了工程学士，后以官费生的身份前往美国留学。起初，他本打算学习军事，但由于他的父亲对当时的北洋军阀不满反对他从军。因此，孙立人选择了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主修土木工程。由于他在预科阶段已经学习了多门工程基础科目，因此他直接进入了三年级。1925年孙立人毕业并获得了工程学士学位。
毕业后，孙立人进入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继续深造，与美国著名将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等成为校友。由于他已经获得学士，因此他在军校主要学习文史课程，于192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孙立人前往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进行参观考察，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军事知识并增进了对各国情况的了解。
1928年，孙立人回国。因父亲原是皖系大员，想要为他在冯玉祥的军队中争取高职。但孙立人坚持要独立从基层做起。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下士，但很快调到了中央党务学校（后来改称中央政治学校）担任军训队长。
在教导岗位上，孙立人表现出色，很快晋升为少校连长，后又升为中校营副和中校营长。1930年，他的好友、清华预科的同窗、诺维奇军校的毕业生齐学启邀请他加入先警教导总队，担任上校第一大队长。不久后，因为一名负责军需的官员扣留了士兵的饷款。孙立人被激怒，动手打了这名军官，导致他与教导总队长的关系恶化。
同年，孙立人因德国顾问推荐，调任蒋介石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1年，经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介绍，他调回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担任副总队长，但不久后又回到中央政治学校，担任训练班的主任。
1932年，宋子文在美国的支持下，借助财政部长和代理行政院长的职权，设立了财政部税务警察总团。表面上税警总团的任务是查缉走私漏税，实际上却是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宋子文崇尚美国，他创建的税警总团不仅在装备方面完全采用美式标准，并从美国购买了武器，还要求中上级军官必须是留美的军事专业人士。税警总团很快扩编为6个团，共计25000人，驻防江苏海州。孙立人因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及英语流利，受宋子文的青睐，被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不久即任第四团上校团长。
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在官兵的招募方面，他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并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筛选。在军队的培训方面，他将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方法与美国军校的教学方式相结合，制定了适合他的部队需求的培训计划和方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训练体系，被称为“孙氏操典”。根据“孙氏操典”，部队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不论是在文化水平、学科知识、技术技能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这使他们与中国国民党其他军队有了明显的区别。1933年，税警总队调48个单位到江西省“剿共”。到达后部队自发组织了一场射击比赛。孙立人的税警第四团在比赛中获团体第一名：7人进前10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与日军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地区驻扎，因此国民政府将其正规军编入了税警总团，该团原任务是打击走私活动，但一·二八事变后开始专注于防止日本再次侵略中国。这使得税警总团得到先进装备，特别是孙立人领导的第四团，成为特种兵团，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优于其他部队。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税警总队被调派到潼关县（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部）。第四团的士兵在执行总司令部的警卫任务之外，仍按照孙立人平时的规定进行平时的操练和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本大规模增兵中国，华北地区迅速沦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孙立人所在的税警总团属于张治中指挥的第九集团军，以第八军的番号参与了淞沪抗战。该团编为两个支队，分别由何绍周（何应钦侄子，黄埔军校出身）和王公亮（同为黄埔军校出身）担任指挥官，黄杰任总司令。9月28日，孙立人接任支队司令，领导部队驻守在苏州河畔。10月8日，孙部接受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指挥，在大场、蕴藻浜一带抗击日军。
因孙部非正规军，中央集团各友邻部队对他们的战斗力表示担忧。大场和蕴藻浜是日军主要的进攻方向，如果这些地区失守，守军的两翼将不得不撤退，影响全线防守。因此，蒋介石频繁与黄杰通话，直接参与指挥战斗。在数天内，税警总团和日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双方都遭受了严重伤亡。
在大场战斗中，孙立人两次亲自率领预备队增援第一营的阵地。他身为团长亲临前线，迅速将突破阵地的日军击退。在大场和蕴藻浜这两场战斗中，孙立人的第四团遭受了重大损失，失去了一位营长，而团副少校郑宗周也受了重伤。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的两个支队司令官何绍周和王公亮因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第二支队的第六团团长钟宝胜也因表现不佳而被卸职。只孙立人指挥有方，沉着应对敌人进攻。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队中，他率领的第四团的表现最为出色，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上级领导的称赞。
1937年10月中旬，孙立人升任第二支队的少将支队长，兼任第四团团长。上任后，他考虑到第6团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因此决定将该团的官兵分配到第四团和第五团，取消第六团的编制。自10月18日起，第二支队接到命令，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在靠近沪西租界的周家桥一带坚守阵地。
从10月20日开始，日军与中国国民党部队之间在苏州河两岸进行了近两周的激战。白天，士兵们不敢生火做饭，只能在黄昏后点火烹饪食物。每天在拂晓和日落时分，孙立人都亲自前往前线视察，参谋和两名卫士陪同。随着战斗的加剧，孙立人甚至在白天也前往紧要的前线，指挥和监督战斗。
10月27日的清晨，日军趁涨潮和晨雾之际，利用事先连接好的小型橡皮舟作为浮桥，偷渡到苏州河南岸。大约四五十名日军潜伏在河边的煤储存洞内，试图在有利时机下手抢占中国守军的阵地。孙立人获悉后，亲自前往第一线指挥第四团的两名班长。他们在岸边立起了四块厚钢板作为防护墙，并连续投掷了100多枚手榴弹，将日军的橡皮舟浮桥炸毁。然后点燃了十几捆浸过汽油的棉花，推进到岸边的煤储存洞内，导致大部分日军被火焰吞噬。由于浮桥已被毁，残存的敌人无路可退，最终也被歼灭。两个多小时后，趁潮水上升，偷渡到南岸的日军全部被击溃。
11月3日的黎明，日军再次趁着晨雾，突破了中国军队左翼第一支队的阵地。第五团则通过连接的橡皮舟浮桥顺利向南岸渡河。当时，蒋介石亲自通过电话联系黄杰，迅速指示他要快速歼灭南岸的敌军。面对紧急情况，黄杰与中校参谋夺则尧急忙赶到了距离前线约200米的第二支队司令部的指挥所，开始指挥战斗。同时，孙立人与少校参谋龚至黄也迅速抵达距离前线约100米的第五团指挥所，负责指挥任务。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团团长丘之纪上校在此战中阵亡，第一营的营长也受伤。黄杰接到报告后，通过电话下令迅速夺回日军占领的地点，并争取将丘团长的遗体带回。同时，他也提出，如果自己阵亡，也要将自己的尸体夺回。随后，孙立人率领着预备队展开了坚决的反击，迫使进犯的敌军撤退。
这个时候，淞沪会战已经进行了近3个月，而孙立人的税警团也已经坚守了一个多月。尽管周围的友军有些已经开始撤退，但孙立人及其部队依然坚决守卫着阵地。
1937年11月3日的傍晚，第十七军团的军团长胡宗南透过第八军向孙立人传达消息：第二支队的阵地将由从西安调来的第三十六师接替，需在当晚9时之前完成交接。然而，夜幕降临后，20多名日军悄然侵入了周家桥西端的小红楼。第五团曾多次尝试夺取楼下的据点，但日军在楼上坚守，阻碍了中国军队的进展。然而，接替防守任务的第三十六师却无视上级命令，以南岸已有敌军为由，拒绝接替阵地。得知这一情况后，孙立人在第五团指挥所告诉第三十六师的接替人员，他们将等到清除小红楼内的日军后再进行阵地的交接。
11月4日凌晨3时，第八军军部将轰炸小红楼的日军使用的地雷送到了第五团指挥所。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对小红楼进行炮击。孙立人得知地雷已经送到，立刻离开指挥所，仔细检查地雷。突然间，一颗日军高爆弹在他头顶爆炸，导致他背部、臀部和两只上臂多处受伤，其中有多块弹片深入体内。所幸，由于他当时戴着钢盔，头部未受伤。尽管他急需紧急抢救，但他仍坚持命令第四团的第二营营长张在平代替他担任第四团团长，并负责使用地雷将小红楼炸毁，消灭侵入的日军。任务完成后，孙立人被送到位于上海租界辣斐德路的医院治疗，该医院由宋子文临时设置。在前往上海市内的途中，军长董杰前来看望并慰问了他。
淞沪会战结束后，孙立人被送往香港接受医治。在上海战场上，他和他的部队成功摧毁了日军的机械化橡皮桥，多次击退试图强渡吴淞江的日本军队，使这一地区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极为惨重的地方。孙立人的表现赢得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及上海战场上各路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高度评价。
孙立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疗两个月后，部下告之税警团的部队番号变成“四十四师”且已并入了胡宗南的部队。孙立人听闻，决定重新打造一支部队。由于当时“税警总团”已经不存在，1938年2月底，虽尚未完全康复，孙立人依然前往武汉市要编制。11月，孙立人在长沙市重建了税警总团，名为财政部缉私总队。驻地为岳麓山的清华大学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缉私局总队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便招集了三千人。很快又扩充为五个团和三个直属营，兵力达两个师。
彼时日军已经占领武汉，很快又直逼长沙。孙立人认为，要打造一支精良的部队，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对部队进行训练。于是请求将部队转移到当时的抗战大后方贵州省整训，蒋介石的批准了他的请求。
1938年年底，孙立人带着他的缉私总队迁至贵州都匀。不久后，缉私总队恢复了财政部盐务局税务警察总团的名称，孙立人任总团长兼贵州第三绥靖区司令。他在总队部设八个处，三个直属营扩为团，并建教导总队。
经过近2年的训练，缉私总队成为一支精锐部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头目戴笠看中。1940年，财政部盐务总局成立缉私署，戴笠施展伎俩获命为缉私署署长，而以孙立人为副署长。戴笠要孙立人交出税警总团的军政大权，孙立人不允。几经周折，孙立人抵不过戴笠的权势，第一、第五、第六团被他占有，只留下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团三个团，还受军统特务的监视。1941年底，税警总团的三个团以及直属队被编入了陆军新三十八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经过军政部的战力校阅，表现出色，从丙种师晋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国民政府决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协同英军抗击日军。此时，税警总团已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隶属于张第六十六军，孙立人任师长，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区整训。孙立人请缨赴缅，获蒋介石批准。在出国前，军事委员会派出了点校小组前往贵州兴义，对新三十八师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和评估。新三十八师的官兵出色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精神状态，赢得了点校委员的高度赞誉，由丙种师升为加强师。次年2月，中国远征军正式组建。
1942年4月初，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随同中国远征军的其他部队相继入缅。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担负守卫缅甸吉都曼德勒的重任。曼德勒是缅甸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3月同古失守后，曼德勒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整个缅甸战局的胜败。孙部由安兴出发，4月14日至腊戍，继抵曼德勒。
然而4月初，在缅英军遭到日军的两面夹击。到14日，英军的步兵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共7000多人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以北、宾河南岸地区。围困两昼夜后，英军陷入了困境，面临粮食匮乏、弹药不足、水源中断等危机。
孙立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作为入缅先头部队，是当时离仁安羌最近的中国军队。英军被困仁安羌后，孙立人接到上级的救援指示，令副师长齐学启和团长孙继光，带领仅有的装甲兵团——第一一三团，赶往英军被困前线，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远征军第五军侧背的任务。
4月17日傍晚，孙部抵达拼墙河。18日拂晓，孙部肃清了宾河以北的全部日军。之后英军第一军团将军斯利姆（William J.Slim）与第一师的师长斯高特（Maj-Gen. Scott）多次发出求救信息，要求孙部渡河解救被困英军。孙立人以地形不利、时机未到，冒险可能导致更大损失为由，拒绝了请求。
19日清晨，战斗正式打响。孙部和日军双方在河岸陷入了激烈的近战。孙部夺占阵地后，日军多次试图反击，直到国民党后续援军到来才最终巩固了阵地。与此同时，第三营前往油田进攻日军。经过激烈交锋，第三营成功击溃了日军，夺取了阵地，营长张琦因失血过多牺牲。新三十八师的其他几个营成功地消灭了大部分日本敌军，只有一小部分残敌逃脱。
4月19日上午，新三十八师解救了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上将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及被日军俘虏的英美记者、传教士等500余名。对于被日军夺去的百余辆重汽车及千余匹战马等，孙立人也如数交还英军。仁安羌战后清点出的日军弃尸达1200多具，而新三十八师也付出了伤亡522人的代价。
这次战斗中，孙立人率领的不足千人的装甲兵团，以少胜多，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且解救出十倍于己的友军，被称为“仁安羌大捷”，赢得了世界广泛的赞誉，英国人将其比作“第二次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表现，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授予孙立人“帝国司令”勋章，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也授予他“丰功”勋章，蒋介石则授予孙立人云麾勋章，参战的其他军官也受到奖励。
由于日军自1942年3月开始的持续进攻，八莫和密支那被先后占领。英军在西路连连溃退，东路和中路的中国远征军不能及时集结，同时蒋介石的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对敌发动攻击，导致一系列失败。到了5月9日，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意识到英军部队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因此紧急下令各部队撤退，经过孟拱以西和以北撤退到云南省。远征军各部相继撤退。然而，孙立人没有按照杜聿明的命令行动，而是按照史迪威和司令长官罗卓英指定的路线，继续保护英军撤退，一直向西经英普哈尔入印度。在撤退过程中，他的一师士兵和装备没有受到损失，还接收了一部分散兵和难民，一同撤入了印度。虽然约瑟夫·史迪威表示满意，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杜聿明的极大不满。
随着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分别撤退至印度和中国云南省，第一次缅甸战役宣告结束。
1942年7月，中国驻印军升级为军级单位。8月，孙立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和第五军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的比哈尔省兰姆珈，进行美国军械装备的训练。
然而，在练兵过程中，中美双方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首先，史迪威换掉了驻印军副参谋长温鸣剑。孙立人和廖耀湘电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取消这一决定，但最终蒋介石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其次，在训练中，孙立人和廖耀湘提出了一些与美国军队教官不同的意见。除了白天的美式武器训练之外，孙廖还要求进行渡河、丛林战、夜战等科目的训练，而美军认为这样会让士兵过于劳累。最终，约瑟夫·史迪威同意了孙立人和廖耀湘的建议。何应钦赴印视察训练时特告诫孙立人以中美合作大局为重，避免冲突。
1943年2月，驻印军建制下的新一军组建，郑洞国担任军长，而孙立人因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中将，担任副军长。新一军下辖有孙立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从中国空运到印度的胡素新三十师。
1943年10月，整合后的新一军开始缅北会战。孙立人指挥自己的部队穿越印缅山区，投入了胡康河谷的战斗。胡康河谷位于太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交汇处，由大龙河和大奈河穿流而成，地形复杂。
10月24日，孙立人率领第一一二团掩护筑路部队，一边修筑道路，一边前进。前行到邦加达时，第一一二团被敌人包围了一个多月。12月下旬，孙立人派遣第一一四团增援，两团合作战斗七昼夜，最终全歼了当地日军。
1944年1月6日，在新三十师主力的支援下，孙立人指挥部队清除了大龙河以西的敌人，师部到达了大龙河两岸，并接连攻占了太白家、甘卡等地，随后攻占了拉征卡、拉安加、马高、大会令加、拉树卡、瓦卡道等地，大奈河以北的敌军被完全肃清。
3月，孙立人留一二团在大比河与日军对峙，同时派遣一三团绕道袭击孟关背后的日军要点瓦鲁班。3月9日，一三团占领了瓦鲁班，并缴获了大量日军的武器和弹药。3月15日，孙部攻占了丁高沙坎，使驻印军完全控制了胡康河谷地区。胡康河谷的胜利迫使约瑟夫·史迪威将指挥权归还给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师长。此前，史迪威直接指挥师级单位，而师长需要经过他的批准才能执行命令。现在孙立人和廖耀湘只需通知史迪威他们的行动计划，而不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1944年3月14日，驻印度军队进攻孟拱河谷，计划吸引日军主力，然后突袭密支那。日军察觉威胁，迅速增援，美军也参与袭击密支那。为了打开孟拱河谷的大门，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夹击，成功占领布杰班山，打开通往孟拱河谷的通道。4月初，孙立人的部队在新二十二师的协助下向孟拱河谷的日军发起进攻。
5月17日，一五〇团攻占密支那机场，使盟军可通过空运输送重武器和增援兵力。5月19日，盟军突袭密支那，但因兵力不当分配及日军增援，导致战局改变，从奇袭变为强攻。加上雨季临近，空运受阻，急需正面攻占加迈和孟拱以确保地面补给。孙立人决定再次采用迂回战术。5月21日，他命令一一二团穿越多层日军警戒线，偷渡南高江，然后突袭卡盟背后的西通。一一二团于5月25日抵达南高江东岸，并于26日凌晨突袭了西通。直到27日，一一二团完全清除了西通和周围地区的日军第十二箱重联队，共消灭了约900名日军，缴获了155门重炮、75辆满载武器弹药的汽车、500多匹战马，以及15座粮弹仓库。28日，一一二团继续向南北两侧展开行动，击毙了约200名日军，占领了20多个粮弹仓库，缴获日军在孟拱河谷的所有粮弹储备。29日，为了扭转危局，日军增加兵力，同时配以重炮和战车，试图南北夹击一一二四团。一二团进行双线作战，一直坚持到了6月14日。在北线，一三团从加迈方向进攻，南线的日军也退守孟拱。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共消灭了约2700名日军，重创了日本的一个新锐联队。
此时，英军第七旅正在攻击孟拱，但遭到了日军的反击，形势十分危急。孙立人接到命令，尽管气候变得恶劣，部队行动变得困难，依然率领部队前去解救。他派遣第一一四团秘密迁移到孟拱山东北地区，冒雨前进，并在6月18日成功对敌人进行突击，解救了英军陷入危机的局面。6月23日，孙部占领了外闻地点，切断了孟拱城区的敌人与外界的联系。接着，孙立人将军的第一一四团进入城垣一角，与敌人进行了两昼夜的巷战，击溃了敌人，于6月25日完全占领了孟拱城。
在攻占孟拱后，孙率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沿着孟拱至密支那的线路扫荡敌人，直到7月11日与驻印军的新三十师会合。他们成功打通了卡盟、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线，为开辟中印公路、夺取缅北会战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驻印军的新三十师与美国军队G字团组成的混合突击支队攻占了密支那机场，以五千余人的巨伤亡代价夺取了密支那城，击毙伤害日军近两千人，挫败了日本“常胜师团”。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阶段战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驻印军在占领密支那城后，接到命令进行整顿和扩编，形成了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被任命为新一军的军长，新一军下辖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新三十师和五十师。
1944年10月，缅北会战的第二阶段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分为两路向南推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负责东路，沿着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新三十八师作为第一线兵团，前进到那泡和丹邦阳地区；而新三十师作为第二线兵团，据守宛貌附近，随后跟随第一线兵团前进。八莫是战略要地，关系到整个缅北和滇西的形势。在密支那的日军失败后，他们加强了八莫的防御，设置深沟高垒，每条街巷都布置了坚实的防御工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首次攻击失败后，孙立人指导该师采用了陆空协同和步兵炮兵协同的战术，以战车作为掩护，点对点地歼灭敌人，逐步攻克了庙堤、新龙卡巴等地，占领了公路沿线广大地区。到了12月15日，八莫城被成功夺回。此次作战击毙日军官兵二千四百敌人，其中包括城守指挥官原大佐，残余敌军向南坎撤退。与此同时，新三十师对南坎发动了攻势。该师分成三个纵队，沿着八莫公路及两侧山地向前推进，于11月15日占领了南坎西北的南开地区。1945年初，攻占了瑞丽江西岸的敌人据点后，继续前进攻占了茅塘这一坚固据点。为了避免正面攻坚，孙立人下令新三十师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采用迂回奇袭的战术，进行南北夹击，于1月15日成功占领了南坎。与此同时，第五十师也成功清除了瑞丽江岸的敌人，使整个南坎地区都被孙立人的新一军占领。这一系列行动为中国驻印军的缅北会战战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驻印军占领了南坎后，芒友成为中印公路上仅有的敌占据地。中国远征军，曾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后撤退到云南省，重新组建为滇西远征军，并与驻印军一同进行反攻缅北行动，采用东西夹击的战术，计划攻占芒友。芒友的守敌包括日本五十六师团以及第二师的第一六联队、第二十九联队，以及第三十三师团的一一九联队。他们采用相互支援和逐次抵抗的战术，试图拖延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会师。在此背景下，孙立人于1945年1月16日率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主力沿芒友公路前进，而新三十师的主力则围攻老龙山地区的敌人。1月21日，新一军先后占领了开阳、曼伟因、苗西等芒友外围据点，并与滇西远征军第五十三军的第一六师取得了联系，一起向芒友发动攻击，最终于27日攻占了芒友。这一胜利标志着中原地区驻印军和滇西中国远征军成功完成了打击缅北日军、打通中印公路的历史使命。
1945年2月8日，新三十八师占领了南巴卡，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进攻。经过20多天的转战，他们陆续夺取了弄树、般尼、河劳、桃笑、费街、拉秀、芒利等地。3月8日，他们攻占了腊戍，全歼了守城的日本军队。从此，中印公路和泰越边境的要道，全部被中国驻印军掌握。此外，孙立人还指挥第五十师攻占了南图，以及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协同前进攻破了细胞。3月27日，新三十师攻克了猛岩。这标志着第二次缅甸战役取得了胜利。
接着孙立人又指挥所部与卫立煌指挥的中国远征军东西夹击，会攻芒友。他以新三十八师主力沿芒友公路进击，新三十师进攻老龙山地区之敌，在攻占开阳县、曼伟因、苗西等据点后，与远征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联合发动进攻，于1月27日政占芒友，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新一军在孙立人的指挥下又继续攻击前进，2月8日进占南帕卡，继后又攻占朋朗、满塔、腊成、贵街、新维、拉西、芒卡等地，3月8日第五十师占南图，24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占细包，27日新三十师占孟岩，取得缅北会战第二期战斗的完全胜利。
在这场远征缅甸、与盟军协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新一军表现出色，屡次建立战功。国内外各界对他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国际社会甚至将孙立人誉为"东方的埃尔温·隆美尔"。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一军凯旋，返抵广西南宁。未及部署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反攻，孙立人即奉命参加军事考察团赴欧洲，考察盟军的欧洲战场，历时三周，行程五万英里。从欧洲归来，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孙立人率新一军到广州市，接受日本第二十一军投降。在受降仪式上，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おかむらやすじ）将随身佩戴的具有600年历史的日本皇家传国指挥宝刀，主动送给孙立人。
之后的新一军不仅缴获了日军的大量军械，还装备了美国新式武器，又扩充了兵员。加之孙立人的严格整训，部队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遣新一军前往东北地区，以进攻解放区。孙立人接到命令后，于3月率领新一军，乘坐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经由广州市，借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登陆秦皇岛市，然后乘坐火车抵达锦州市带。随后，他再次转移至沈阳市附近，与第五十二军和新六军协同作战，以沈阳为中心，展开对沈阳南部、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进攻。
4月初，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发动了对四平市的攻势，并迅速占领了四平。然而，4月8日，当孙部进攻昌图县以北的头隆泉地区时，他们遭遇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和一个重机枪排被摧毁，1200多人伤亡。4月17日，孙部进至四平以东和以南地区。18日，他们对抗了民主联军在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等外围阵地的坚守，与民主联军的保安第一旅、第七纵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局胶着。5月15日，蒋介石调兵支援，战斗重新打响。孙部成为中路兵团，在支援下，于18日占领了四平东南的重要高地塔子山。19日，孙部正式进入了四平。22日，侵占了长春市。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副司令，同时兼任新一军军长以及长春警备司令。他执行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南征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孙立人率领新一军，扎守长春、口前镇（今吉林市）以北，以及松花江以南的各重要据点，以遏制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跨越江南的援助行动。1947年1月5日，为支援友军，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十二个师的兵力，向松花江南岸推进。这支部队进至长春市以北地区，遭到了新一军的抵抗。在随后的作战中，孙部作战不利。孙部在塔木战斗中，新一军新三十八师第一三团一个营以及轴重连被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包围，孙下令第一一三团主力前来支援，但最终被民主联军伏击部队歼灭。当民主联军进攻塔木时，孙立人再次派遣第五十五师第一五〇团增援，结果也被歼灭。
1947年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次渡江南下，孙部第一军在九台东北城子街地区进行抵抗，但第三十八师第八十九团被民主联军包围并歼灭。由于担心各个部队被歼灭，孙立人将农安县等地的部队撤回长春市，导致德惠市守军陷入孤立。当民主联军包围德惠时，孙立人从长春守军中抽调十二个团的兵力进行增援，迫使民主联军撤回江北。随后，他命令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在民主联军撤退时继续北犯，在第山屯、邬家屯等地遭受民主联军的反击，导致第八十八师全部和第八十七师的一部被歼灭。
孙立人在东北地区的领导经历多次失败，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7年4月，蒋介石将他从长春调到沈阳市，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并将新一军交给了黄埔军校出身的潘裕昆。8月，孙立人被调离东北，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驻南京陆军训练处处长。尽管他对蒋介石的不公平对待感到不满，但无法改变这一局面。最后，孙立人通过美国人的帮助，以他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专业知识向蒋介石求情，成功被调到台湾，在台海凤山基地继续进行新兵训练。他从新一军军部和新三十八师挑选了原是税警总团及印度、缅甸时期共事的数百名亲信，一同前往台湾开始新的工作。
在内战中失利的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美国政府开始寻找替代人选。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议，选择不受蒋介石和李宗仁联合政府控制的孙立人作为台湾政局的主持者。艾奇逊同意并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提议孙立人代替台湾省主席陈诚。之后，美国多次与孙立人沟通，试图让他掌握台湾大权。孙立人在台湾驻守期间与美国有密切联系，对蒋介石保持一种暖昧的态度。
1949年9月，蒋介石任命孙立人为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与陈诚一同营造台湾的最后防线。因孙立人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擅长建构防卫工程。他制定并实施了台澎防卫计划，建立了全岛防卫工事体系，并对台湾约80万名败军进行了整训。10月，蒋介石前往马公岛，并与孙立人见面。孙立人表示他将遵从领袖的命令，蒋介石非常感激并表示不再干涉政治事务，还提到孙立人可以成为陆军总司令。
1950年2月21日，美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与蒋介石交流，而是直接派遣专机前往台湾接孙立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孙立人请求陈诚的批准，并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会面。美国希望孙立人能够负责“保卫台湾”，并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孙立人在返台后向陈诚转达了他在东京的情况。孙立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让蒋介石怀疑。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成立“国民政府”，复任“总统”。他重新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在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只负责训练工作，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随后孙立人周围的许多亲信也开始被清除，罪名都是“共谍”。
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第一次打压是逮捕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及其姐黄。3月末，她们因“共谍”罪被捕，被关押10年。
第二次打压，是孙立人在5月设法将原国民党新一军散落在大陆的部将接到台湾后。这些人当中有享有“东方蒙哥马利”之称的李鸿，还有陈鸣人、彭克立等。不久，李鸿被捕，并以“共谍”罪被判刑25年，其妻马真一也受到牵连，关押在监狱中。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了“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允许高级长官听取士兵的意见，这与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的政治工作制度产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经国的不满。随后，蒋经国推行“庆生会”，与孙立人举办的“良心会”形成对立。同时，美国派遣顾问团长蔡斯(MGen. William C. Chase)前往台湾，支持废除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孙立人的观点一致。再次引起蒋经国对孙立人的不满。1954年6月，蒋介石担心孙立人把美国当作靠山，罢免了他“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改任“总统府”参军长。
1955年，第三次整肃孙立人部下的行动展开。这次受到整肃的人当中，有孙立人曾经的部下郭廷亮，他是此次被整肃的关键人物。5月25日，郭廷亮被捕，经过长期的刑讯逼供，郭廷亮于8月承认自己是“共谍”，并写下了自白书。
1955年6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孙立人与部下少校郭廷亮策划“兵谏”活动的涉嫌，对孙立人进行了看管和侦讯。在对郭廷亮的调查出结果后，黄伯度将案卷交给孙立人阅读。但孙立人认为其中有诈，仍坚持他的立场。后来，黄伯度通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以及孙立人的侄子孙克刚等人向高层（实际上是蒋经国等人）传达了要整顿孙立人旧属的立场的信息。他明确表示，如果孙立人不主动辞职，将会引发更广泛的问题。孙立人于8月3日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引咎辞职。8月20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孙立人移交给“国防部”，以供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当天，蒋介石还命令陈诚等人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孙立人案件”。调查委员会在50天后正式公布了一份长达一万六千字的调查报告。最终，台湾当局于10月31日宣布对孙立人的处理，认为他曾在对日抗战期间表现出战功，案发后也多次承认错误，深感自责和痛悔。因此决定免去他的“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之后他被软禁在台中市“反省”，由“国防部”监察并观察其后续行为。
从1956年开始，孙立人被迫在台中市向上路的住所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生活。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人做司机。另外还加派一部吉普车跟随。在孙立人家里，有副官长年驻扎把守；围墙之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立人家的一举一动；其大门对面，据说也有一幢用作监视他的房屋。孙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请，离开台湾则不被允许。
孙立人被软禁后，他在家中种花养鸡，教育子女。被软禁的头两年，孙立人没有收入，只能靠自己种水果和夫人卖水果补贴家用。一家七口生活十分贫困。为改善情况，一名亲戚以孙立人夫人张晶英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解释家庭困境。蒋介石同意每月给孙立人提供一些生活费。蒋经国上台后，询问孙立人的需求。孙立人提出三个请求，第一：他想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第二，想要购买台中市向上路旧宅的土地；第三，孙立人觉得自己此时不像是个军人，所以申请退役。蒋经国只准了孙立人的退役请求。从此时开始，孙立人开始领取退休金，家庭开始有稳定收入来源。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2月，孙立人被允许公开露面。3月20日，曾经在孙立人麾下担任过师长台湾的“国防部长”郑为元前往孙立人的家中，告诉他他现在享有充分的自由。3月22日，郭廷亮发表声明，承认当年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指示下诬陷了孙立人。
1989年春季，台湾当局发布命令，要求各单位重新恢复有关孙立人的战史资料，并在近期内重新悬挂与孙立人有关的照片。不久，台湾“行政院长”李焕在回复“监察院”有关孙立人平反的函件中指出，对孙立人的“随时察考”已经结束，将重新为其提供服务。同年11月，台湾和海外的孙立人旧部以及他的亲朋好友，总计超过3000人自发汇聚在台中市，提前为孙立人举办盛大的90岁生日庆典。而关于提孙立人平反一事，台湾当局表示已在孙立人的大寿庆典中为其恢复了名誉和清白，因此不需要再专门进行名誉恢复的程序。至此，台湾当局仍未公开为孙立人平反。
1990年5月15日，孙立人在给大陆作家冰心写信，提到近几年身体状况逐渐下滑。10月5日，冰心90岁生日时，孙立人通过电报向北京表示祝贺。次日，孙立人的情绪开始不稳定，食欲下降，吃饭时也吞咽困难。家人迅速将他送往台中市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到10月26日，孙立人病情恶化，医生发现他还患有肺水肿，于是紧急转移到特护病房。11月1日，因病情好转，转回普通病房。之后，孙立人被查出不仅患有肺炎，还出现败血症。11月5日，他再次被送回特护病房。11月7日，孙立人变得神志不清，只能依赖呼吸器来维持呼吸。19日上午10时45分，他陷入昏迷状态，进入了弥留之际。在亲属的要求下，医院同意将孙立人送回家，派出医生和护士陪同。19日11时15分，孙立人在自己的寓所平静离世。
孙立人逝世后，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根据台湾当局命令，派遣“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为其颁发褒奖令。丧礼由时任“国防部长”的陈履安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都出席。孙立人的遗体被安葬在东山墓园。
孙部兵员是多元化的。孙立人选拔人才时不仅看重学历，更重视实际能力水平。在孙立人的领导下，他的部队汇聚了来自各国留学背景的杰出人才，如毕业于意大利加里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以及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留法学生葛南杉等。除了留学生，孙立人的部队甚至包括了许多真正的外籍人才，例如担任联络官的美国人上校，还有在新一军参谋部工作的韩国人催德新（崔德新）。
孙立人将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模式与自己在美国军校的经验相结合，创立了一套符合他部队需求的培训方案和方法，被称为“孙氏操典”。国内黄埔式的练兵强调纪律与服从，而孙立人练兵则更强调体育训练。因孙立人是具有国家运动员资格的中国将军，所以他在都匀市的训练基地里准备的军事体育设施比较完备，且专门设有体育处。每日训练结束后，士兵们还要进行田径、游泳、打球、体操等体能训练。他还规定，总团每年要举行一次军事体育运动大会，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这样的训练方法不仅让部队官兵的体能得以极速提高，还培养了官兵的优良战斗作风。
除了强化军事训练，孙立人也重视政治教育。在总团中，设有专门的政治处，而在团级以下单位，也设立了政治室、教导员和训育员职位。部队的政治教育主要侧重于传授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
孙立人虽性格“诚实”和“朴实”，但作为非黄埔系的将领，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时，在军队中推动了“政工制度”和特务统治。孙立人主张取消这些制度，甚至公开表露不满，惹得蒋氏父子嫉恨。1954年，蒋介石以孙立人的任期到期为借口，免去了他的“陆军总司令”职务，将他任命为没有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因此失去了军权。
1954年9月，孙立人的旧部下郭廷亮利用多年来与孙立人的关系，在部队中联系了100多名少尉级别的军官，准备伺机发动一场“兵谏”行动。当孙立人由“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为“总统府参军长”时，郭廷亮命令“陆总”督训组的副组长于新民编制了一个名单，列出了各军师团的联络人，并将这份名单交给了孙立人。
1955年2月，陆军军官学校的孔惠农少校向总政治部递交了一份密报，披露了郭廷亮以改善军队待遇为幌子，策划叛乱的计划。而阴谋的主要策划者被认为是孙立人，并涉及国际背景。不久，第十军的刘永德少校向左营军区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提交了另一份密报，内容涉及郭廷亮计划在蒋介石前往高雄大贝湖检阅军队演习期间劫持“总统”，发动兵变，让孙立人成为领袖等内容。蒋经国立即召集人员组成专案组。5月25日，郭廷亮及其全家被逮捕。
5月27日，蒋介石前往新竹基地，主持北部地区军队的校阅大典及步兵联合阵地攻击演习。同日，孙立人得知郭廷亮被捕的消息。28日，孙立人决定前往屏东市南下，并向蒋介石请假，但被拒绝。30日，孙立人与蒋介石一同乘飞机前往台南市。次月6日，蒋介石在台湾南部地区检阅了约7万军队。进行检阅之前，情治部门曾两次使用扫雷器仔细检查了检阅台。然而阅兵之后，许多人被逮捕，其中6人是郭廷亮案的从犯，都曾是孙立人的部下。6月中旬以后，孙立人从公开场合和报纸上消失。
孙立人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台湾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国际媒体对此非常敏感，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两个月后，蒋介石为了平息各种猜测，于8月初公开了孙立人的辞职信。辞职信中说明孙立人对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深感愧疚，请求被免去职务，并愿意接受调查。
8月2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成立了一个九人调查委员会，着手调查孙立人的案件。10月下旬，由九人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长达1.6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于10月31日正式对外公布。报告认为孙立人有兵变的嫌疑。根据这份报告，蒋介石发布了一份“总统令”，认为孙立人在军事领域的多年经验以及在对日抗战期间的战功，以及他在案发后多次坦陈自己的过失，并深感自责。因此，蒋介石批准免去孙立人职务，允许他改过自新，并将其交由“国防部”进行察考。
关于孙立人“兵变”案的调查，除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外，还有其他五份调查报告。其中一份是由台湾“监察院”成立五人调查组完成的，但该报告被列为“监察院”机密文件，当时未对外公开。
1983年3月16日，郭廷亮撰写并提交给九人委员会以及张群、蒋经国的《陈情书》，详细说明了他当初遭受刑讯和被诱使供述的经过。该《陈情书》被郭廷亮之子提供给台北的《自立晚报》刊登。3月30日，“监察院”公布了《五人小组报告》，这导致台湾社会掀起了一场“翻案”运动。
1988年2月，孙立人接受《自主晚报》记者的采访时，当被问及是否有太多疑点以至于很多人希望为他平反时，孙立人回应道：“从未‘反’过，何‘平’之有？”并呼吁台湾当局恢复他的清白。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前往孙立人的家中，恢复孙立人的自由。
1998年，孙立人“兵谏案”中的涉案人及其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并还原真相。随后，“监察院”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委托中华电力公司研究院的近代史学者朱源进行了当事人访谈和考证。2001年1月，“监察院”正式公布了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原文和结论，全文可在网上查阅。
根据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日记，郭廷亮在签署自白书时，甚至连自己名字的“郭”都不会写。这使他们怀疑郭廷亮在签字时已经意识模糊，应是受到了严格的审讯。在他的案卷中发现，5月27日至6月1日，仅5天之中就有9封自白书及询问笔录。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陈情书》中提到，他连续10天受到刑讯，无法睡眠或休息。
此外，郭廷亮在5月25日到6月底的口供与7月14日以后的口供存在明显差异：7月14日之前，郭坚决否认自己是“共谍”。7月14日，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提出的劝说和软攻策略开始，涉及到“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介入。首先，他们肯定了郭廷亮的合作，然后逐步说服了他，在大约21天后，郭廷亮终于承认自己是“共谍”。
坚持“诚实”和“朴实”的孙立人，亲眼目睹了自己竭尽全力从大陆带到台湾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都接连被秘密逮捕，却无法为他们申辩免罪。尽管如此，他没有采取激烈的反抗行动，而是继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与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包括蒋经国公开争论，还向美国人表达了不满，甚至流露出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愿。然而孙立人虽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满，但他最终选择的是向蒋介石苦谏的方案，其与郭廷亮沟通的所有文件，都无“兵谏”“兵变”的内容。
黄仁宇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说：孙将军一生以岳飞的 “精忠报国” 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
《彭孟缉导演孙立人叛乱案真相》的作者谷正文评价孙立人：他在同事之间以坚决态度著称，甚至在与陈诚等人的交往中也很强硬。当面对蒋介石时，他却表现出了极度的软弱。
中国台湾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李敖高度评价了孙立人，称他为国民党中最卓越的将领，拥有深厚的学历、卓越的军事才能、杰出的战绩、众多战斗经历，并享有国际声誉。
英国军事指挥官第一代斯利姆子爵威廉·斯利姆（William J.Slim）评价孙立人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一位出色的战术家，他在行动中表现冷静，具有极高的警觉性。且精力充沛充满进取精神。此外，他体格标准，长得好看，还能够流利地说英语。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认为，孙立人在台湾社会政治、军事局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后来稳定发展，建设台湾为自由民主基地良好基础。
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纪念册上对孙立人的评语是：这位东方青年，正如昔日的拓荒者，渴求知识，横渡太平洋，来到西方进步的国度里，追求高深教育，他在三年级新生中，禀赋优异，超越同。
刘宜良在《蒋经国传》中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他和他的同僚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即可避免，因为领导已经在场。”
孙立人9岁时，随父亲迁到彼时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市。一天清晨，他在海滩上捡五彩石头。三个德国小孩看到了，想要。孙立人不给。这三个小孩直接将石头抢过去。孙找他们理论，这三个德国小孩不仅不理睬，反而转过身来，打了孙立人两个耳光。这件事给孙立人内心以重创，并促使他的人生志向开始萌芽：国弱就会被欺负，要想有尊严，个人就要有强健的体魄，国家则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是孙立人之后从军的一大诱因。
孙立人坚持人本思想。他极重视士兵的生命，在他部队中并无“死刑”，最高只是“记死”。也正因如此，在远征溃败之际，他不惜力排众议，背着违抗军令的危险，坚持将他的新三十八师撤往印度。他的选择保住了许多士兵的生命，而经野人山撤退回国的第五军却遭受了灭顶之灾。
孙立人的个性非常坦率，经常公开与重要官员（如蒋经国）、重要将领（如周至柔）争论公事，对于核心人物（如彭孟缉）不折不扣地表露出不满。与此同时，他在美国备受青睐。这一特点对于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构建权力核心形成了威胁。孙立人一直以来都秉持着“诚实”和“坦率”的原则，这一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尤为明显。他强调做人要踏实，要真诚，而不是玩弄小聪明。
孙立人故居坐落在安徽省庐江市金牛镇旁，是一座四合院回廊结构的晚清居民式建筑，占地约1000平方米。建筑整体为木架结构，走廊及房内雕梁画栋，共有房屋16间。是孙立人出生、结婚时的住处。故居陈列有孙生前所用的家什实物，还通过图文等形式，展示了他生平事迹和一生重要的经历。
2012年5月3日，孙立人故居新增铜像，像高1.5米，底座高1.3米，采用抗战胜利时孙立人应邀考察欧洲时的军便装生活照为蓝本。
台北故居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南昌路一段136号，原为日据时期台湾的军司令官官邸。其建筑风格独具特色，采用了和洋混合的风格。1947年7月，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访问台湾，决定在台湾凤山设立训练基地。1950年，这座建筑物成为孙将军的官邸，直到1955年8月“兵谏”事件发生。后又成为陆军联谊社。
孙立人将军纪念馆原是他在台中市的寓所，位于台中市西区向上路一段18号，是一座建于台湾日据时期的传统日本木构建筑。孙立人将军病逝后成为了孙立人将军的纪念馆。纪念馆门楣的字由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题写。这座纪念馆的占地面积相当于约800平方米，它是一座典型的日式木造铺瓦住宅，保存了台中现存的日本殖民时期代表性木屋住宅之一的特色。馆内设有玄关、会客室、餐厅、寝室、书房、浴室和厨房等功能区域，而且还规划了庭院在屋侧和屋后。
纪念馆内仍然保留了孙立人当年使用的文稿、家具以及生活用品等珍贵文物。玄关处挂着一幅孙立人的肖像画，由孙立人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学弟叶晨晖委托画家刘秉江绘制，共有两幅，另一幅目前存放在弗吉尼亚军校的孙将军纪念室中。馆内的餐厅已被改造成小型放映室，用于播放关于孙立人生平的影片。
此外，纪念馆内还陈列了四把极为珍稀的“象腿椅”。这些椅子的原料来自孙立人在印缅战争期间获得的一头大象，当时英军特地送给他以感谢他的帮助。孙立人将这头大象带到台湾后，大象去世，他将大象的四条腿的象皮制成了这些象腿椅。这些椅子成为了孙立人在滇缅率领中、英军队作战的珍贵见证和纪念物品。餐厅则改为小型放映室，播放着介绍孙立人生平的影片。
孙立人墓位于台中市北屯区大坑东山墓园内。而孙立人的遗愿却是安葬在大陆。他曾留下遗言：“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抗日战亡将士葬在一起。”在广州市着手修建新一军公墓时，孙立人在公墓纪念塔东侧，为自己预留了一块长3米宽1.5米的墓地。他的子女也一直想将孙立人的墓迁回大陆。
孙立人病逝后，弗吉尼亚军校在校史馆中将孙立人将军同另两位杰出校友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乔治·巴顿并列，永久展出将军生前所用的衣装器物，缴获的日军军旗及其毕业证书和画像等。2016年9月3日，孙立人军旅生涯图片展在弗吉尼亚军校马歇尔厅举行，展览分为“立志向学”“练兵抗日”“远征缅甸”“功成身退”“缅怀纪念”五部分，主要由50幅立轴式展板、300多张照片组成。展览结束后，孙立人的巨幅画轴长期悬挂在马歇尔厅。
为了纪念孙立人在二次入缅作战中夺回八莫那场战役，缅北盟军当局把从莫马克到八莫市的一段公路，取名为孙立人路。
2015年，为纪念孙立人诞辰115年。9月26日，中国远征军之孙立人抗日史迹展在台湾台北开幕。11月28日，孙立人将军115岁诞辰纪念会在台北市举行，纪念会主要包括法会、座谈会和展览三项活动。12月8日，中国远征军之孙立人抗日史迹展在其出生地安徽省庐江县开展。此次史迹展分为六个部分，包括立志向学、练兵抗日、赴缅作战、反攻缅甸、功成身退以及共同敬仰。这次展览以图文的形式呈现了孙立人将军一生的经历，包括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淞沪会战、仁安羌之战、缅北会战等战役中的抗战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