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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1607年9月5日－1646年7月1日），小字福八，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东城区）人，是福忠王朱常洵的长子，南明开国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1644年6月19日到公元1645年6月15日。
朱由崧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出生于福王府。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月，十岁的朱由崧受封为德昌王，后进封为福王世子。崇祯十四年，父亲福王被李自成杀害，于是在崇祯十六年袭封福王。崇祯帝自杀殉国后，明朝遗臣开始商议另立新主，朱由崧主动求助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成功依靠军镇力量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史称南明。在位期间，朱由崧粉饰太平，任用奸臣，联虏平寇，内政不修，治下不严，政治问题严峻。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朱由崧被攻入南京的清军抓获并处死。朱由崧称帝后，政权被马士英等人掌控，又有南渡三案动摇其继承权的合法性，导致朝廷内部不稳，故弘光朝廷无法延续大明国。
《明史》曾评价道：“朱由崧愚钝懦弱，沉溺于酒色歌妓之中。”
朱由崧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乙巳日在其父福王朱常洵的京城府邸出生，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由崧又跟随父亲前往洛阳市就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月，十岁的朱由崧受封为德昌王，后因福王一脉没有嫡子，进封为福王世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下洛阳，福王朱常逃出城外，最后被农民军杀害。而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则趁乱逃出，暂时住在了黄河以北的孟州市。过了两年后，朱由崧承袭其父的职位，被封为了福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三，怀庆发生兵变，朱由崧和嫡母邹氏继续逃亡，在逃亡途中失散。而后朱由崧便前去卫辉市投奔潞王朱常淓[zhū cháng fāng]。三月初四，卫辉也遭农民军进攻，朱由崧又跟随朱翊镠一起逃往淮安市，与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住在湖嘴舟中。三月十八日福王朱由崧上岸，住在了杜光绍园中。次日，北京被李自成所带领的农民军攻陷，崇祯在煤山自缢殉国，但留都南京以及南方各省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消息传出后，南京大臣计划议立新帝。
当众臣商议立谁为新帝时，依照嫡长子的传统，先是考虑到崇祯帝的太子及永、定二王，但他们皆落入清兵之手。而此时，崇祯帝的祖父朱翊钧朱翊钧[zhū yì jūn]的子孙辈便只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朱常瀛朱常瀛[yíng]，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就应当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这三王中，朱由崧边处在了优先地位，一是因为朱由崧的父亲居长位，二是因为此时朱由崧近在淮安市。但东林党人对此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以贤明为由推荐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而偏向东林党的史可法更是声称朱由崧不忠不孝，恐怕难以主宰天下。史可法甚至指出了福王朱由崧不可立的七大理由，分别是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和干预官吏。
但朱由崧却在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的帮助下，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为立功获权，高杰和黄得功当即便叛离了顶头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决定支持朱由崧。听闻此讯，当时正在和史可法密谋拥立朱常淓的马士英立即改口，同样打算支持朱由崧。而后，马士英便以凤阳县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当时南京的大臣虽震惊，但却并无实权，只得答应。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司礼太监韩赞周等人在朝中议定了福王朱由崧继承大统一事。而马士英便带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护送他到南京。局势已定，史可法等东林党人也便无计可施。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史可法的陪同下，朱由崧乘船，被大军护送到了南京城外燕子矶。此时南京城内的官员和商人都前来迎接。五月初一，朱由崧登岸后，先是去拜谒了明孝陵，而后朱由崧从朝阳门进城，驻扎在了内守备府。由于考虑到崇祯三子下落不明，有官员主张朱由崧先行监国。故而，在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任职监国，用黄金铸造监国宝，并昭告天下。担任监国后，朱由崧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加封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同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称帝帝，改年号为弘光，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次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而史可法则于十八日辞官前往淮阳区督师。
朱由崧虽依靠四镇武将的支持成功登基为帝，但朱由崧并未真正掌握军队，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镇的马士英等人手。对此，一部分原先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态度的大臣，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和吏部尚书张慎言等，开始在朝堂之上大肆攻击四镇武将，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另一部分大臣，如史可法，便自行退让，被迫交出权位。朱由崧登基后，围绕“定策”问题，弘光朝廷内部军阀和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争论不休，不理国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这种争斗会使国家陷入危机，便主张抛弃门户之见，但弘光政权最终还是在内斗中分崩离析。
弘光立国仅一年，便先后发生“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互无关系，实际上却表达出了部分人员对朱由崧继承帝位的不满。而这三起案件也都在南京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也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大悲案：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十二月，和尚大悲假称自己是明朝亲王。弘光君臣见其可疑，严加逼问，证实了大悲只是一个骗子，便将其斩首示众。据《明季南略》记载，和尚大悲假称自己是定王，受审时，大悲声称朱由崧应该退位让贤，让潞王朱常淓成为天子。
假太子案：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十二月，有一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朱慈烺[zhū cí lǎng]，引得众人非议。于是朱由崧便宣他到南京，声称如果此少年身份属实，他将待其如亲子。但此人到达南京后，曾担任过东宫教官大学士的王铎[duó]一眼便认出此人是假冒的，而曾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和李景廉也表示并不认识此人。最后，弘光朝廷的君臣一致认定此人为“伪太子”。但此事关系到了朱由崧帝位的合理性，对朱由崧不满的人趁机散布谣言。弘光朝廷越说此人是假冒的，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的官员却越发觉得此人便是真太子。
童妃案：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初，河南省一个姓童的妇人自称是朱由崧的继妃，在逃亡途中和朱由崧失散。等到南京面见朱由崧后，朱由崧否认了与此妇人的关系，言明此人是假冒的。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此妇人便言行轻浮，毫无后妃风范。而这个案件和前两个案件非常相似，实际都是东林党人乘机作乱。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李自成的部队在清军的追击下进入湖北襄阳地区，坐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不敢和大顺军主力作战，便率领部队顺着江东逃窜。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假称奉先帝太子密谕，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前往南京救护。四月初一，左良玉到达九江后，便威逼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朱由崧曾召对群臣，商量对策。但马士英为自保，在明知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省北部的情况下，却依旧怂恿朱由崧下诏让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来保卫南京。四月初二日，史可法领兵过江，请求入朝召对，说明不宜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之事，但却遭到马士英的阻挠。而后，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市，清兵大举南下的危急关头，朱由崧发出了“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的旨意，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四月十四日，朱由崧召见大臣时，武英殿大学士王铎认为是马士英未好好抵御，请求让他领兵视抵抗左军，但马士英等人并不肯放权。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陷扬州市，史可法被俘后遇难。听闻此讯，弘光朝廷顿时陷入恐惶之中，朱由崧等人起初还寄希望于长江天险。但到五月初九，清军已经登上了长江南岸，占领了镇江市。见此情景，朱由崧于初十只和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便在凌晨出逃。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十二日，朱由崧带领爱妃逃到芜湖市，投奔靖国公黄得功。黄得功却表示若朱由崧死守南京，尚可抵抗，直接来芜湖，他恐怕难以护住朱由崧。朱由崧便表明了自己除了黄得功无人可依的境况。听完，黄得功流着泪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五月十五日，清兵进入南京，徐达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及尚书钱谦益、大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都御史唐世济等人剃发降清。清军主帅爱新觉罗·多铎命人将关在狱中的伪太子王之明释放，将其迎为座上宾，并让南明降臣认他为真太子。而后，清兵又追去了芜湖市，朱由崧被迫与其作战，但明军早已无力招架。五月二十二日，总兵田雄、马得功、丘、张杰、黄名献策，想要劫持朱由崧献给清兵。朱由崧最终还是被捕，多铎并没有用锁链，只是用红绳绑住了朱由崧。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乘一顶无幔小轿从南京聚宝门入，身着蓝布袍，油扇掩住面容，头顶还蒙着素帕，两个后妃骑驴跟在后面，沿路百姓皆唾骂他，甚至有人投石头攻击他的。而后，爱新觉罗·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让朱由崧位于伪太子王之明的下座。宴罢，朱由崧便被拘禁在了江宁县署。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朱由崧被抓后，马士英和杭州市的官僚商量请朱翊镠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求邹太后命令潞王监国，邹太后随即发便布懿旨命其监国。同年七月，朱常淓等人投降。而后，朱由崧与投降的人一起被押到北京，安置居住。次年（1646年）五月，清廷以企图造反为由在北京诛杀了朱由崧和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朱由崧死后，其王妃黄氏的弟弟黄盐梅购得棺木，将朱由崧和黄妃合葬在河南孟津县东山头村。
朱由崧即位后，贪图享乐，对军国大事置之不理。同时，弘光君臣喜欢粉饰太平，忙于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以及被明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这样粉饰太平的行为只能加速国家的灭亡。
担任监国后，朱由崧便对一众官员进行了人事任命，让马士英，史可法和姜曰广等人担任要职。各官僚各司其职，健全了南京的政权运行机构，而弘光朝廷在建立之初是拥有一番新面貌的。然而，弘光朝廷未能把握好机会，内部党争激烈，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的爆发，严重打击了弘光朝廷的威信。
朱由崧即位后，不思进取，将“借虏平寇”定为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对“自强”之言置若罔[wǎng]闻。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朱由崧连同大臣都期望借用满族贵族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而自己便固守江南，一味退让，最终也被清军所攻陷。而弘光政权在军事上毫无作为的同时，军费开支却十分昂贵。
弘光朝廷由于军队及统治阶层敛财怠政，财政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为此，他们专门颁布“弘光通宝”通行于世。朱由崧尚未即位出任监国时，便有人主张减免赋税，争取民心，但被史可法以赋税本就不够，军队也需钱财为理由驳回。弘光政权继承了崇祯朝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在弘光立国的这一年里，所获得的钱财从未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供给军队，剩余的财政收入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用以供养他们奢侈的生活。朱由崧还下令大肆修建宫殿，为筹备大婚四处购买珠宝，和臣子一起大肆搜刮民财。
弘光元年初，在河南省有一名童姓女子，自称原是朱由崧在洛阳市当德昌王时的妃子，后在乱中失散。当这个“童妃”被带到南京后，却被弘光帝宣布是假冒的。
弘光帝朱由崧系万历皇帝三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这个常洵是万历宠妃郑氏所生，为了“废长立幼”，万历和文官集团至少斗争了十年，弄得正史上都说，明朝就是断送在这个皇帝手里的。朱由崧“南渡”后被握有重兵的凤阳县总督马士英抢在手里。
当时，偏向东林党的史可法曾认为朱由崧不忠不孝，恐怕难以主宰天下。史可法甚至还指出了朱常洵朱由崧不配登基的七大理由，认为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和干预官吏。
对于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历代史学家多给出了较为负面的评价。清人张廷玉领衔撰修的《明史》就曾评价道：“朱由崧性孱弱，耽于酒色声伎。”史学家顾诚也曾在《南明史》中评价道：“朱由崧的好酒贪杯，沉湎于醉乡之中，不以国事为念。”
朱由崧即位后，便大肆选秀，派宦官在城中四处搜寻，凡是家中有女子，必在额上贴黄纸，使得南京城一时骚动。又下令为继母邹太后修建宫殿，下诏户、兵、工三部，搜集万金给太后使用。八月十六日又下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越数十万两。又为了给皇后造一顶冠，四处采购猫眼石、祖母绿、宝石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
1645年，弘光朝廷内又闹起了“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曾和朱由崧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朱常淓为帝，所以朱由崧对他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潞王信佛，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朱由检太子朱慈烺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市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市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近臣刘宗周劝他戒酒，朱由崧表面道：“先生这是为我好，为大明朝考虑，那朕以后便不喝了。”见皇上如此诚恳，刘宗周也有些羞愧，于是道：“是的，皇帝以后少饮些，每次一杯便好。”朱由崧便说：“那我以后便只喝一杯吧。”然而其后每次喝酒，太监就为他准备了一只像大海碗一样的特制金杯。每次喝酒只喝到一半就命旁边的人斟满，并说道：“没见底又怎能算一杯呢。”
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朱由崧被清兵俘虏时由田雄背着，叛变清代的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着朱由崧的双脚，生怕他逃走，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放过他，但毫无效果。于是只能狠狠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了满身。可见当时痛悔愤恨之情。
朱由崧被杀后葬于河南洛阳市孟津东山头村，据《清史》载：“福王死京师，求得其柩，载归洛阳，葬故妃园。”系朱由崧被清朝杀害后由其王妃黄氏的弟弟黄调鼎，采买棺木，收殓其尸身，与黄妃合葬于此。
《国榷》
《弘光实录钞》
《明季遗闻》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