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一种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

更新时间:2023-05-02 10:52

“普世价值”是一种打破所有界限和差异并且被全世界人类都可以接受的普遍永存的价值观念,不因外界一切的变迁而改变。“普世”起源在基督教中,最初只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普世价值”也开始逐渐变成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后,“普世价值”成为资产阶级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 。“普世价值”现如今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作推行霸权主义的思想武器,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

背景

“普世”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普世”的兴起和希腊化时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古希腊时期,诸多哲学理念中出现了“普世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在希腊文化所覆盖的地方可以实现人人平等。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崛起,基督教开始占据主流宗教,基督教所认为的“普世”和古希腊文化认为的“普世”理念可以互相融合,因此基督教进一步丰富了“普世”的内涵,在此后“普世主义”一直广泛的传播,并且影响着后世政治的统治。“普世价值”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和近代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思潮,强调了以矛盾冲突、对抗和征服为基础的不平等。“普世价值”源自西方的宗教观和伦理观,“普世”指的是“普天之下”。基督教认为上帝是永远的神,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是万物的救世主。

定义

一种打破所有界限和差异并且被全世界人类都可以接受的普遍永存的价值观念,不因外界一切的变迁而改变。早期被资本主义国家输入“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自由”是“普世价值”首要推崇的价值观,它指个人不受任何限制和阻碍,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识去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常常将自己认为的“普世价值”作为出发点去衡量世界的价值标准,随着西方国家势力的不断强大,他们的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日趋强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普世价值”也具备了特定的政治内涵。

溯源与流变

溯源

从历史演变角度来看,“普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只为发展传播基督教,由于教徒主张不接受任何文化差异的限制,具有超越世俗的传教机制。“普世价值”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最早是从宗教的“普世主义”过渡到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提出的“普世伦理”,最后成为现在的“普世价值”。

流变

宗教传播的工具

公元1世纪,基督教为了向外传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种族问题,这样,“普世”开始作为基督教传播工具而诞生。公元325年,罗马帝国国王统一了基督教,在此之后,“普世性”成为了基督教理论的一种存在。在公元392年,罗马帝国国王将“基督教”作为国教,而“普世主义”作为基督教宗教的内容,在此之后得到广泛的传播。

政治统治的工具

中世纪的西欧,“普世主义”被教会用来抵抗君主思想的工具。13世纪,教会的权力因维护欧洲统治达到顶峰,从此,“普世价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普世价值”也成为了封建政治统治的工具。

资本统治的工具

在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然而到17世纪中期开始,在启蒙运动运动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将“普世价值”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来反对欧洲的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他们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用政治自由反抗暴政,用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压迫,提出“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欧的资本家以“普世价值”的噱头开始一系列的对外扩张,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开始向国外进行垄断贸易,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他们用着自己思想侵略其他国家的经济。二战结束直到现如今,“普世价值”被西方国家赋予了新的目的,西方资产阶级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将“普世价值”定义为“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只要出于良知与理性,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的价值。”西方资产阶级将自由民主的理念等同于“普世价值”的理念,西方国家喊着“普世价值”的口号侵略别国的民众,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反恐”为口号在中东地区挑起战争、以“贸易自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增加关税

共同价值

不同主体为满足共同需求,最终实现共同的利益达成的共识称为“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一方面立足人的普遍性注重现阶段人类的共同价值并最终达到价值共识,另一方面立足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维护各国的核心利益,反对霸权主义,最终共同发展。因此,“共同价值”只是关注当下各国和全人类价值观念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发展

“普世价值”在西方的发展

“普世”被西方学者引入哲学概念,并且和哲学概念中的“价值”结合,形成了“普世价值”,此时西方政客也将“普世价值”赋予了新的定义,尼克松认为:“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世界各地极有魅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反讽共产主义的“自由民主”,让当时的共产主义人民都被“普世价值”所渗透。美国政客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为了限制俄罗斯的发展,开始对一些东欧国家进行“普世价值”文化的输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开始建立一些非政府组织,培养一批青少年和政府官员来向别国宣传美国以“自由民主”为主的“普世价值”。2011年,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明用“普世价值”来瓦解中国的思想。21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将“普世价值”作为全球霸权的工具,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将“普世价值”作为国家安全战略。2021年,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对话时表示致力维护“普世价值”,防止受到危害。

“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普世伦理”的话题。1996年,一篇中国学者的学术文章最早出现了“普世价值”的概念,文章认为,“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确实存在超越一切因素的意识形态,它们展现人来所追求的生活为目的的普世价值,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也存在着普世价值,如仁爱、和谐等”。1999年,“普世价值”被引入了政治内涵,将“民主,法治,自由”等价值视为“普世价值”的文章也开始发表。2000-2006年,中国学术研究“普世价值”的两个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直到现在,中国宣扬“普世价值”的人关于定义依旧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种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他们认为真理是具有价值的,而普遍的真理意味着“普世价值”。一种观点提出说“普世价值”就是“世间所有人都追求的价值”,包括“民主、自由等”,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普世价值”的发展。另一种观点阐释不应该是“普世价值”,而是“普适价值”,他认为人类不可能任何时间地点都存在价值。

继承与发展

继承

起初,“普世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的一些神学家和伦理家称为“普世伦理”,他们认为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视为“普遍伦理”,与此同时,还在世界上掀起了“普遍伦理”的热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在法国意大利组织召开关于“普世伦理计划”的会议,探讨关于“普世伦理”的诸多问题。1998年10月,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从中国传统伦理看普遍伦理”的国际学术论坛,次年在韩国首尔召开亚洲地区“普遍伦理与亚洲价值”的国际论坛会议。

关联概念

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的提出是在早期西方教会为和君主抗衡所提出的思想武器,教会的权利在13世纪达到顶峰之后,“普世主义”开始登上西方政治舞台。“普世主义”最初只是西方教会为了先限制君主的思想武器,直到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普世主义”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道德普遍主义

道德普遍主义指的是在道德哲学范畴中,对道德的绝对性、一元性、普适性抱有坚定信念,并且试图通过发现道德的可普适化原则以规制道德实践的伦理学主张。道德普遍主义作为现代道德哲学思想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核心是本质主义一元论,它试图对道德哲学作为本质主义的一元理解,并且从这种理解出发,确立道德哲学的第一原则,从而对人类生活进行把控和指导。道德普遍主义的思想在伦理学中分别形成了以杰里米·边沁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以伊曼努尔·康德、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且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人在该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契约论

普世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区别

主体不同

“普世价值”立足于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卡尔·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关系总和为基础,以具体的人为依据,强调人的重要性。

共识不同

“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主体为基础,导致价值观严重脱离现实。“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真正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形成的。

逻辑不同

“普世价值”是以西方立场为出发点,推动全世界的价值观西化。“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全人类为出发点,造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目标不同

“普世价值”的目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维护西方的国际秩序,形成相应的发展模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是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创造世界美好未来。

实践不同

“普世价值”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产生于全球化发展的现阶段,植根于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

局限性

“普世价值”脱离现实社会,用抽象来表达思想,是一种形式主义,展现了空洞的幻想。“普世价值”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实力的不断扩大,“普世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垄断经济的工具。“普世价值”的最终目的则是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从而扩张资本主义,最后实行“霸权主义”的统治。“普世价值”利用人性的特点,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文明。“普世价值”隶属于资产阶级,所以最终维护的是资本家的利益,然而这与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相互矛盾。

“普世价值”的第一个局限性是重视政治轻视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国家经济得到提升之后,才会有更高层次的政治需求,只有解决温饱人民才会有民主自由。没有经济基础的“普世价值”是不完美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视个人轻视国家,人权固然重要,没有稳定的国家政治人权只能是想象。第三个局限是重视程序轻视实质,过于强调程序的公正轻视实质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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