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2 11:31
东欧剧变，又称苏东剧变，西方社会将其称为东欧1989年系列革命（Revolutions of 1989），是指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全盘接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苏联模式愈发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加上东欧各国国情不同，最终导致了东欧各国体制模式的危机一些东欧国家也曾尝试进行改革，但都遭到苏联的强力打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学压力下纷纷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加上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对东欧控制的放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东欧各国的反对派纷纷上台，开始了夺取政权的过程。1989年及其后数年间，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东欧八国都发生了剧变，通过议会选举、国家分裂、甚至武装冲突等方式，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这些国家也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东欧剧变后两年内，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纷纷解散，苏联也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美苏冷战结束。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开始了东扩的道路，发生剧变的东欧国家大都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加入北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走入低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政权，也全盘接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苏联模式愈发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加上东欧各国国情不同，最终导致了东欧各国体制模式的危机。
在经济体制方面，东欧国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耗尽，经济增长缺乏新的支持点，苏联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功能衰退，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体制方面，东欧各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没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与规律，制定了与国家的国情相脱节的社会发展政策，在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党的领导体制高度集权，党的先锋队作用日益下降，东欧各国共产党已经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最后，东欧各国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方面也出现了危机与停滞。由于思想理论领域的出现的教条主义，使得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难以正确指导社会发展，以致于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模式产生了动摇。东欧各国各方面的危机不断累积，最终酿成了社会制度的剧变。
在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尝试进行改革，试图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这些国家的改革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传统模式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改革的指导思想的不明确与片面性，改革的方针政策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失误，在暂时缓解了某些局部困难和矛盾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混乱和不安定。改革的失利带来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与社会动荡，这使东欧各国领导人方寸大乱，纷纷开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开始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转变。
在苏联的影响与控制下，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制或形式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也与苏联一样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等级制，这种集权制度忽视了党内的民主建设，导致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一些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渐渐疏远了群众，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日益严重。东欧好几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其中多数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且大都与党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如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引发了不满，而党的主要负责人对这种不满情绪又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忽视群众的反应，以致进一步加剧了问题。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了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和家长制，如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等，这大大影响和压抑了广大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对党内民主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与此同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身上出现了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严重腐败行为，这也导致了中下层领导人的腐败现象的泛滥。这些内部的政治腐败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导致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眼中的地位与威信严重受损，为反对派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提供了由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曾在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民族问题再一次尖锐起来。如保加利亚的党政领导人对境内穆斯林居民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未给予尊重和重视，而是强行将其斯拉夫化，这导致了穆斯林群体的不满，后演变为大规模的游行与集会，致使社会动荡。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府坚持“社会同质化”、农村规范化等政策，忽视了各民族的个性，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国内的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发起抗议运动，成为罗马尼亚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美苏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等手段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军事上相对缓和，西方国家加快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步伐。如1969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担任德国总理后，实行了“新东方政策”，通过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接触和交流，从政治上软化苏联，在经济上拉拢东欧，最终实现了两个德国的关系正常化。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后，东西方关系由紧张转变为缓和，由军事力量抗衡转变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渡过了70、8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经济危机，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状态，在科技、经济实力上存在着相对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大都处在挫折或困境中，改革浪潮席卷了社会主义世界。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尖锐的矛盾冲突，部分国家局势动荡。在此情形下，西方国家开始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前所未有的“和平演变”攻势。1982年6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伦敦英国议会发表了讲话，指责苏联“剥夺本国公民的自由与尊严”，是“极权主义国家”，正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在里根的呼吁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各部门纷纷开启了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运动”的行动。
在政治上，美国承认东欧各国政府的法律地位，直接与东欧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美国表明立场，将苏联与东欧区别看待，分化苏联与东欧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加强与东欧各国经济贸易与往来，分化瓦解东欧经济发展道路上的苏联模式。加强文化交流，在批评社会主义文化的同时，加强西方文化的宣传与渗透。最后，美国在努力发展与东欧关系的同时，引导东欧国家参加到国际事务之中，将东欧拉到“国际社会”中来，促进东欧向西方靠拢。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中，传媒行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等传媒机构，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对派，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大加攻击，为东欧剧变作舆论支持。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的“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下，东欧一些国家内部长期积累的诸多矛盾集中爆发，陆续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前激烈的动荡和剧变。
苏联与东欧剧变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二战后期开始，苏联便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其同苏联“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同时苏联还将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使东欧实现了与苏联的制度上的一体化。
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时期，通过苏联模式控制东欧，同时禁止东欧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政策导致了东欧此后四十多年政治发展的崎岖。苏联模式在东欧的推行，在政治体制上影响了东欧的政党制度，东欧各国的政党制度由多党制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制或形式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体制与苏联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等级制，这种集权制度忽视了党内的民主建设，导致了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除了政治上加强控制，苏联还加强了同东欧各国的经济关系和军事合作，先后成立了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东欧也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虽然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却牺牲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外，东欧国家在1948-1954年发动了对共产党内部的清洗和公开审判。凡是不严格按照约瑟夫·斯大林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而坚持走民族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约瑟普·铁托分子”等罪名加以清洗。斯大林死后，一些东欧国家试图进行改革，以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遭到了苏联的打压，甚至是通过武力方式，如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些措施都使得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不断地放大，进而使各种矛盾不断累积。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的理论，全面调整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实行战略收缩。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变了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在经济关系中要遵守互利和互助的原则，宣布苏联不会再对盟国发号施令，东欧盟国的一切事情也无需再由苏共批准，并公开表示苏联今后不再以武力来干涉东欧国家的事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等理论也成了东欧各国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共产党的有力武器，他们以拥护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为由，向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了挑战。而当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准备对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反击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则百般阻挠，并要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多元化的口号下同反对派妥协。苏联对东欧形势的发展“听其自然”，最终酿成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
东欧剧变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曾提出走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引起了约瑟夫·斯大林的不满，这导致哥穆尔卡在1948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反对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中被批判、撤职。此后波兰便开始了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
1956年，由于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波兰城市波兹南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即“波兹南事件”。这次事件后，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并对波兰进行改革，但遭到了苏联及党内反对派的打压，最终失败。1970年12月，为抗议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提高食品零售价格的政策，格但斯克等城市的工人阶级再次发起罢工，即“十二月事件”。1980年7月，波兰政府在经济压力下再次上调肉类价格，这引发了波兰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运动。在这次工人运动中，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成立，成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对立的政党。1981年，波兰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只能转入地下。1983年，“战时状态”结束，波兰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有所恢复，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988年，为了应对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进行了价格体制改革，采取提高物价的措施，但这导致了1988年内的两次工潮，罢工工人提出了恢复团结工会，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在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只能与波兰团结工会合作，决定举行圆桌会议，与反对派会谈。
1989年2月6日，波兰第一次圆桌会议召开，经过两个月的商讨，会议于4月5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根据这三个文件，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波兰国家将实行议会民主制，增设参议院，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1989年6月4日，波兰议会举行第一轮选举，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提出的161名议员候选人中有160人当选，100名参议员人选中有92人当选；而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一方提出的35名全国性议员候选人中只有两人当选，提出的其他议员及参议员候选人则基本都未获得半票，必须进行第二次选举。第一轮选举波兰团结工会大胜。6月18日，波兰议会举行了第二轮选举，由于此轮投票带有补缺性质，根据比例执政联盟一方补足了议会席位，但在参议院，执政联盟仅有一位无党派人士当选参议员。经过两轮投票，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在议会里旗鼓相当，但参议院则被团结工会完全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的局面日益艰难。
1989年7月19日，波兰举行了总统选举，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总统。但在随后的组织政府中，波兰统一工人党落败，波兰团结工会成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当选总理并组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出现的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名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政权后，党内陷入混乱，党内分歧与矛盾加深，大量党员退党。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改组为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联盟。
1956年10月23日，由于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长期不满，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居民展开了游行示威运动，游行群众要求让此前因改革而被排挤的纳吉·伊姆雷（Imre Nagy）组织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还将一些地方的斯大林铜像推倒。随后重新上台纳吉上台，组建新政府。但随着苏联军队的介入，游行示威运动很快便演化为武装起义。10月30日，在经过苏匈两国商议后，苏联红军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废除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执政，并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改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但10月31日，苏联改变立场，开始第二次武力干涉，并派出军队进攻匈牙利。纳吉下令匈牙利军放弃抵抗，带领一部分党政要员与家属前往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避难，但不久后被苏军控制。此后苏联支持的卡达尔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匈牙利群众的抵制，而纳吉也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最终于1958年6月22日被处死。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这样被苏联镇压下去。
匈牙利事件虽然被苏联通过武力镇压，但纳吉进行的改革运动为匈牙利留下了改革的火种。1968年，匈牙利开始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并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经济决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了许多困难，改革一度停滞甚至倒退，到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总额达到160亿美元，人均外债高居东欧之首。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滋生，党内也出现了各种分歧。为了摆脱困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党的领导核心进行改组，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等“改革派”进入最高领导层，决定实行政治经济学体制改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方针。
1989年2月，经过各方的激烈争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实行多党制，同时展开了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重新评价。波日高伊宣布匈牙利事件是“人民起义”，这引起了党内的巨大争议，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匈牙利党中央于6月为被处死的纳吉平反。1989年下半年，匈牙利党内的矛盾愈演愈烈，总书记格罗斯认为应该改革体制，但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波日高伊则认为应该取消共产主义制度。1989年6月，匈牙利社工党与反对党派和社会群众组织进行圆桌会谈，讨论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问题。三方最终签署了有关协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建立宪法法庭、政党法、国会代表选举法以及修改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草案，并交国会讨论通过。
1989年10月，匈牙利社工党召开十四大，决定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为匈牙利社会党，这引起了原社工党内大量党员的反对，他们纷纷放弃加入社会党，到1989年底，原社工党72万党员仅有5.5万人加入社会党。1989年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次年5月2日，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全面肯定了“1956年10月革命和自由斗争的意义”，并将国庆日由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的4月4日改为10月23日，即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日。
1989年下半年开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也开始动荡，大批民主德国公民通过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借道奥地利前往德国。到1989年底，通过各种渠道前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已达34万余人，大批国民的出走引发了民主德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国内出现了游行示威潮流，群众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按劳分配、改善供应和服务、放宽对新闻媒介和出国旅行的限制等，但也有人趁机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国内局势的动荡也导致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10月18日，执政18年之久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辞职，随后又被开除党籍。
政治局委员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当选为总书记，克伦茨上台后便访问苏联，并跟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脚步对民主德国进行改革。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德国以及柏林西部地区，10天内，民主德国警方共签发了1000万人的旅游签证，联邦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此则表示欢迎。但克伦茨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平息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反而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更加恶化。一些人直接攻击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包括要求修改宪法，取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进行“自由选举”等。在严峻的形势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向反对派让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于1989年12月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从宪法中删去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并决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人民议院大选，后又提前到3月18日。
1990年2月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3月18日，德国人民议院举行大选，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民主觉醒”和德国社会联盟组成的德国联盟取得了胜利，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当选总理并组阁。1990年5月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国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两德统一的步伐大大加快，8月30日，双方在柏林签署德国统一条约，确定民主德国采用联邦德国宪法，于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统一的德国首都定于柏林。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分裂40多年的两德至此统一。
1989年，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89年1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Тодор Христов Живков）下台，反对党派逐渐活跃了起来。1990年1月到3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与反对派进行了圆桌会谈。保加利亚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纷纷脱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在十四大中宣告放弃宪法中关于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规定，放弃了对政权的垄断，但不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随后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1990年11月，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被称为“布拉格之春”，但在苏联的军事入侵下改革失败，随后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也将这次改革运动也定性为“反革命运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改革的潮流，并很快演化为反对捷共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989年1月，为纪念1969年因抗议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而自焚的青年扬·帕拉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但遭到了当局的驱散镇压。捷共当局的反应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群众新一轮的抗议，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采取向联邦政府上书、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抗议。但捷共领导人在1968年改革问题上坚决不肯让步，这使得捷共与人民群众的隔阂不断加深。1989年下半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更加不稳，10月28日，反对派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改组政府，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平息态势，捷共改组领导核心，向反对派让步，宣布改组政府、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关于捷共领导作用的条款。同时，捷共也接受了实行自由选举、恢复多党制议会民主的要求，并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名义发表声明，宣布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5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错误的，随后又宣布为所有因1968年事件而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
1989年底，在反对派的坚持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改组，捷共失去了执政地位。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1992年12月31日，捷斯联邦解体。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罗马尼亚政局剧变的导火索是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城市蒂米什瓦拉的一位与罗马尼亚政府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拉斯洛·托克什被要求迁出供神职人员居住的公宅，进入教堂居住。但随后当地政府再次强迫托克什搬迁，这引发了蒂米什瓦拉群众的不满，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围在托克什居住的教堂外，抗议政府的强制搬迁要求，人群高呼“自由”“打倒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等口号。抗议活动很快便发展为数千人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罗马尼亚共产党决定使用武力镇压。12月17日中午，1万多名蒂米什瓦拉市民再次上街游行，遭到了军队的镇压，出现了人员伤亡。12月19日，蒂米什瓦拉再次爆发数万人的游行示威运动，后又爆发总罢工。
蒂米什瓦拉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各地都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12月21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示威运动，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22日，首都的游行示威规模不断扩大，群众占领了罗马尼亚电视台和电台，罗马尼亚军队也宣布不再向示威群众开枪。同日，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由39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发表公告，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22日下午，罗马尼亚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随后忠于齐奥塞斯库的部队与国防部军队在布加勒斯特交火，直到25日，罗马尼亚的局势才逐渐平息，救国阵线开始在各地建立机构。同日，在经过临时军事法庭的审判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判处死刑。
1989年，南共宣布放弃一党专政，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共政党开始出现，民族矛盾激化。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Слободан Милошевић）成为塞族领导人，主张重新建立强力政府，以强硬手段收回权力，这引发了与其他共和国的冲突。1989年1月，为抗议塞尔维亚在联邦的强硬政策，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米洛舍维奇借口“人民的不满”迫使党政主要领导集体辞职，并扶持自己的亲信上台。同年，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决定退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在斯洛文尼亚实行政治多元化。1990年，克罗地亚新任总统发表声明，表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必须改变国家结构，否则克罗地亚将独立。此时南斯拉夫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已经分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要求独立，力图维持统一，马其顿和处于观望之中。1990年12月，斯洛文尼亚举办全民公投，94.6％赞成独立，也在积极准备脱离联邦。
南斯拉夫联邦政府警告将动用武力干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行动，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扬言不再与两国谈判，一旦南斯拉夫分裂，将不再尊重边界。在协商谈判之余，克国境内的塞克两族军队、警察与平民已出现了数次流血冲突。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与同时宣布独立，这引发了。但当时全欧洲正处于政治改革时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内战被欧洲共同体视为地区安全的障碍，因此出面积极调停，最终双方签订停火协定，斯洛文尼亚获得实质独立地位。与斯洛文尼亚的情况不同，的独立进程更为复杂和血腥。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对克罗地亚的独立毫无妥协，双方关系极为紧张。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宣布建立“”，引发了“”。这场战争最终沦为一场残酷的夺取领土和“净化民族”的战争，最终由克罗地亚获得胜利并独立。
1991年9月8日，马其顿举行了独立公投，最终95％的投票人赞成独立，马其顿成为独立国家。1991年12月1日，奥地利、、、意大利、五国宣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不复存在”。1992年2月15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邦政府宣布塞尔维亚与两个共和国合并为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但因中负有重大责任，未被接受其继承地位。
1992年2月，波黑和黑塞哥维那举行了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自南斯拉夫独立。3月，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这导致了“”的爆发，波黑境内的塞族自行成立了“塞族共和国”，自前者独立出来，与对抗穆克两族。战争一直到1995年10月战争才结束。最终，交战各方在1995年12月14日于签订《》，协议确认维持独立，由占有49%的塞族共和国与51%的和联邦两个政治实体所组成。
结束后隔年，塞尔维亚的自治省科索沃也开始了独立运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也以武力镇压，引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干涉，“科索沃战争”爆发。最终放弃其军事行动，科索沃被转交给北约管辖。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下台，由温和派的（Војислав Коштуница）接任南联盟总统，南联盟与欧洲和北约关系开始好转。
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2006年，黑山县举办了独立公投，独立派以些微差距获胜，黑山因而于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两年后，科索沃亦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则表示永远不会认同科索沃独立，但会通过谈判的方式加以推翻，绝不会施以军事行动。
1990年以来，大批阿尔巴尼亚人出逃，形成巨大的难民潮。12月初，地拉那的大学生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12月11日，劳动党准许成立持反对派立场的政党和团体。17日，人民议会主席团通过法令，多党制获得法律认可。在1991年3~4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获胜并组成一党政府。5月，议会通过《宪法要则》，规定阿尔巴尼亚为议会共和国，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6月，在反对党的强大攻势下，政府辞职，劳动党一党执政结束并更名为社会党。1992年3月，反对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取代社会党执掌政权。
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制度改变。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国，实现了两德统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成了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五个国家，并在此后十多年间再次出现了独立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也分裂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东欧8国变成中东欧12国。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不仅使苏东集团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鼓舞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1991年6月，经互会第46次会议召开，成员国代表不再提成立新组织的问题，而是签署了解散经互会的议定书，规定90天后经互会章程失效，经互会正式解散。1990年9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与华沙条约组织总司令签署退出华约的议定书。1991年1月，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到1992年3月退出华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随后也提出类似的要求。1991年7月1日，华约成员国举行政治协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终止华沙条约，解散华约组织。随着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解散，苏东集团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东集团解体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结束，国际格局由此发生显著变化。
东欧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东欧剧变后，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国减少为5国，陆地面积由占全球的24%缩小为7%，人口由原来占世界人口32%减少为23%。共产党组织由180个减少为120多个，党员人数由9100万减少为6000万。美国共产党员从2万人减为0.5万人，加拿大共产党员由3000人减为600人，英国共产党员从7600人减为1000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渺茫、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如原英共领导人认为，“1917年的政治实验以灾难而告终”，“共产党的时代已经结束”。原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休伊森认为，东欧剧变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走进了绝路”，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右势力更是宣称，历史已经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东欧剧变后，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战而胜”，为了应对欧洲新安全环境的挑战，实现其长远的战略目标，北约在进行战略调整和内部改革的同时，不断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扩充新成员。1999年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北约组织；2008年4月布加勒斯特峰会同意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加入。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对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评价道：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学者周遵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对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不可能迅速取得政权，没有苏联，东欧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尝试不致被扼杀；没有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纳特拉主义，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不致迅速倾塌，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这就是东欧剧变的历史动因。
中国学者刘治军：苏联和东欧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了，而是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在这些国家的失败。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多种条件，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东欧剧变后，中国学术界始终关注东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历史教训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一些学者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东欧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苏联息息相关，东欧被迫全盘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东欧国家在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受制于苏联，以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纳特拉”主义成为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周尊南的《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王瑜的《试论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苏联模式对东欧的影响》，阚思静的《东欧演变的若干历史思考》，刘春蕊的《东欧剧变中的苏联因素》，郭洁的《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探析》等。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东欧国家的内部原因，认为经济的崩溃是导致剧变的基础性原因，政治体制的僵化特别是东欧共产党的衰败是东欧剧变的关键性因素，民族问题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内因。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于海岩、张殿清的《东欧国家的改革及历史教训》，田春生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的原因探析》，曹桂乾的《腐败与东欧共产党的衰败》，林炎志的《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葛宁的《没有理论创新就要衰亡——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教训》，穆立立的《东欧剧变的民族因素》等。一些学者也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执政党的理论认识问题以及社会道德问题等方面对东欧及苏联剧变进行研究，如腾海剑的《试析东欧剧变的历史根源》，高放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南刚志的《苏东剧变原因再析》，程极明的《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苏联东欧剧变的理论探索》，张锡恩的《从社会道德的蜕变看苏联东欧的演变——对两位国际“政治明星”观点的评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