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中国内地摄影师) - 知识百科yizesci.com

杜修贤（1926年-2014年6月11日），又名杜山（周恩来赠名）、杜秀咸（江青赠名），出生于陕西米脂，中国摄影家，曾担任新华出版社摄影记者、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

杜修贤出身贫寒，1940年加入绥德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任勤务兵。1944年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师从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此后担任十八集团军野战军政治部摄影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队副队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杜修贤调入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次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1960年调往中南海摄影组，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先后跟随出访过亚洲、非洲、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周恩来总理出访十四国新闻照片展。1969年8月被下放至新疆铁列克提市，1970年因随周恩来出访朝鲜而调回北京，同年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随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毛泽东辞世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1980年，杜修贤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直至1988年离休。2014年6月11日，杜修贤逝世，享年88岁。

杜修贤的多幅作品入选全国影展，如《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到农村》《刘少奇主席在中国科学院作重要讲话》《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他不仅多次发表纪实文章，还发表过新闻摄影理论研究文章《对新闻图片真实性的一点认识》《对摄影记者应有修养的认识》等，并与顾保孜合著《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26年，杜修贤出生于米脂县的一个贫寒人家。1938年，年仅12岁的杜修贤就打长工，为谋生而饱尝人间艰辛。14岁时，顶着烈日赤足走了40里黄土山路，来到绥德县毛泽东青年干部党校当勤务兵。

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出版发行部任勤务员，1942年12月到延安新华书店总店任通讯员、管理员。1944年，他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师从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从此与照相机结下终身不解之缘，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摄影生涯。1945年10月，杜修贤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野战军政治部任摄影员，1947年10月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队副队长。

融入历史

跟随出访

1954年，杜修贤调新华出版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次年12月调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杜修贤被派往中南海摄影组，跟随周恩来，专门负责拍摄他的新闻照片。与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时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有16年的摄影经历，有扎实的抓拍功底，并以“快手”著称，在中南海显现出特有的“杜修贤风格”。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总理访问了非洲十个国家和阿尔巴尼亚，1964年2月14日至3月1日又访问了亚洲三个国家。访问历时七十二天，飞行十万八千里。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宋庆龄副主席也应邀访问了锡兰。杜修贤作为唯一的随行摄影记者，参加了这次不寻常的访问报道工作。当时的设备还比较落后，除了相机，杜修贤还要随身背一个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周总理这次出访，杜修贤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报道的。其一，既拍摄万众欢腾的大场面，也注意三两个人欢呼的特写镜头。例如在苏伊士运河上，既拍成千成百的造船工人在甲板上热情欢迎的远距离鏡头，也拍几个造船工人振臂欢呼的特写镜头。其二，抓住各被访问国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来拍摄。例如北非妇女面戴黑紗上街欢迎中原地区贵宾；又如埃塞俄比亚人是手执剑和盾跳着舞欢迎的，几内亚人是以边击鼓边歌舞的方式表示欢迎的；另外，利用地方古建筑或特有的风景来显示地方特点，像阿联的金字塔、斯里兰卡的椰林等等，都是很有地方特点的背景。其三，通过群众一些具体的行动去反映各国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友好欢迎和接待，如阿尔及利亚一个水果加工厂，当总理去参观的时候，一个工人拿着一个大柑子攀上栏杆献给周总理。在拍摄方法上，杜修贤做了一种尝试，就是不用看取景框进行拍摄。这种拍摄法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一定的拍摄点内，可以使拍摄者能拜托不利于摄影的客观条件，进行拍摄。根据具体场合，把相机上的距离大致确定以后，有时举过头顶，有时伸向左右进行拍摄。杜修贤在拍摄完现场后马上赶回酒店冲胶卷，照片洗出来立即送审，送审通过了再用传真传回北京。

遭遇厄运

1964年，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周恩来总理出访十四国新闻照片展。1966年7月1日当他跟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刚下飞机，就被接送到了新华出版社大院，成为审查对象。罪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之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定影工人。

1968年，杜修贤被派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的铁列克提地区担任摄影任务，名义上是“体验生活”，实为“流放”。当时中苏边境冲突不断，43岁的杜修贤和其他几个“问题”记者经常跟随巡逻队拍摄边境巡逻的照片。天高地远，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心情也舒畅了不少，杜修贤少有地给在部队当兵的大女儿寄去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中的他身着绿军装，背后是广阔的天空。

1970年，周恩来出访朝鲜，杜修贤被周总理的加急电报，召回中南海。在杜修贤坐上回京的火车不久，苏联的坦克突袭了铁列克提的巡逻队，巡逻队和随行的记者全部牺牲，而杜修贤因为这封加急电报幸免于难。回到北京后，他担任新华出版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1970年春天，杜修贤开始负责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摄影。有次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来到会见厅，突然点名杜修贤进行拍摄，当时杜修贤正在大会堂楼上，负责指挥新闻记者拍摄下面将举行的宴会活动。杜修贤急中生智，顺手从另一个记者脖子上摘下一部机子，就急匆匆去往主席会见的大厅。正好，主席刚起身和外宾一一握手，他赶忙举相机“嘁里喀嚓”照了起来。从主席那次突然点名要杜修贤到他身边照像后，毛主席所有的外事会见和参加会议等活动都是由杜修贤负责拍摄。

珍贵记录

1971年，杜修贤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次年任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刚迈下舷梯的尼克松快步向周恩来走去，三米之外已伸出手，就在将握未握之时，杜修贤抓拍下了这历史的一瞬间。当天，毛主席就在游泳池住宅会见尼克松和夫人，以及全体随同官员。会谈快进入尾声，杜修贤就闪身进了书房，准备拍摄宾主告别的镜头。刚进去，就看见毛主席颤巍巍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尼克松立即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热烈响应，端起了青瓷茶杯。毛主席兴奋地“乓”地和尼克松的茶杯碰上了。刹那间，杜修贤马上意识到这是毛主席最新创举，以茶代酒，手疾眼快当即拍下了这个戏剧性的镜头。临别时，毛主席双手支撑沙发的扶手，缓缓地站立起来，移动脚步，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告别。

1973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又一次访华，毛主席在书房会见了基辛格。按照平时的规矩，只要拍摄毛主席和基辛格握手、会谈的镜头就可以了。可是当他们起身相互告别时，杜修贤突然发现毛主席的情绪非常好，不停地比比划划讲述他的观点和认识。杜修贤不由地举起机子，镜头里的毛主席竖起了食指，基辛格正在注意倾听，后面的周总理却默默无语，三人的神情特别有意思，有个性特点，杜修贤就果断地按下了快门。照片发出后引起国外新闻界的重视，这张照片，有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照片改变以前陈旧的握手模式，照片里的毛主席很健谈，他要用他的理论征服美国。还有的报道：毛主席竖起食指，论证他的一个观点，展现了东方巨人不可战胜的意志。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恶化，癌症转移，身体明显消瘦，但依然坚持工作。5月29日，他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了书房，而周恩来还站在门旁，他没有参加他们的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注意到这一情景的杜修贤突然意识到，总理可能想要和主席握手告别。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摄影记者们还常常担心“抓”不着他的镜头，可这次竟然一反寻常。杜修贤赶忙找好位置等待着。就在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与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目光相遇的瞬间，原本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端起了照相机。周恩来看着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携手近半个世纪，掌控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握在一起。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周恩来与毛泽东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周恩来的眉毛依然黝黑浓密，但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那次握手后第三天，周恩来就住进了北京305医院。后来，虽然从医院飞去长沙市和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问题又会晤过一次，但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1975年，杜修贤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随邓小平访问法国。“文革”后期，领袖们逐步步入暮年，杜修贤的镜头也清晰地记录下了周总理布满面颊的老年斑和毛主席日渐塌陷的身躯。1976年1月8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溘然长逝。待遗体告别结束，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杜修贤回到西花厅，在邓颖超大姐面前大哭一场，释放他忍耐已久的悲痛。

进入1976年以后，毛主席的身体明显不行了，5月12日毛主席在游泳池的书房里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又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布托。5月27日，在游泳池的书房里，这也是杜修贤最后一次为毛主席拍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9月22日，杜修贤和全体工作人员向毛泽东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大约晚上八九点钟，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杜修贤的办公室里找他，通知他立即去大会堂，有重要任务。杜修贤立刻带上相机，并特意叫了个年轻的助手和他一同去。为了将来保存好主席的遗体，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来作为参考资料，以后用来对照主席遗体保存变化的情况。杜修贤进第一道门时，前面一个护士就上不来气，连忙退了出来。当进入第二道门时，杜修贤顿时也感到阵阵的窒息。幸好进去前，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出不来气就拍背着的氧气瓶子，他使劲地拍了几下，氧气接了上来，当推开第二道门时，杜修贤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杜修贤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拍照了，，杜修贤一只手不停地拍打氧气瓶子，另一只手拿起照相机，干脆将照相机拿离面部，凭感觉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迅速从不同角度多次按动快门拍了20多张彩照。这些照片，张张成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组照片。粉碎“四人帮”以后，因为长期担任高层领导人的摄影师，杜修贤受到了长达4年的审查。

晚年生活

1980年，杜修贤恢复原职后淡出红墙，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直至1988年离休。离休以后的杜修贤不再摸照相机，而是专心侍弄起郊区院子里的那一亩三分地。每天从天亮一直忙到天黑，房前屋后种满了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等，院子里还养了鸟、鱼、狗和鸡。早些年杜修贤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后来腿不太好了便几乎不再出门。之后出版了《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等一系列书。

2014年4月，杜修贤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因岁数大，不能手术或放化疗，家人采用了抗癌的靶向药。6月11日，因合并感染，全身多器官衰竭，杜修贤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主要作品

摄影作品

毛泽东和林彪最后合影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意拍来的“正副统帅”合影，成为了他们最后在城楼上的唯一照片。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为了让各国记者拍摄好这一历史瞬间，有关部门在机场边搭了一个阶梯式的大架子，距离宾主握手点约20米远。上午11时，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的上空。杜修贤说，我们屏声静气，紧张地等待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他步子很快，一只脚刚落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两三米开外的周恩来。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手即将握住的刹那间，我当机立断，按动了快门……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发表了这张照片。照片在媒体登出后，被誉为“精彩的历史瞬间”。

周恩来最后一次视察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于是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一行前往洛阳市。这是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外出视察。

毛泽东邓小平握手

1974年4月，此照见报后，标志着邓小平将接替患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最后握手照

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凝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着的善意。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因为画面上两个伟人都面色严峻，神情沉重，无法作为新闻片使用，便被封上了岁月的尘埃。

《邓小平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国家邮政局于2004年8月22日发行了一套两枚的纪念邮票以及一枚小型张。“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枚邮票主图选取的照片是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次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会谈前步出机场候机楼时的镜头。该图由杜修贤所拍摄，邓小平身着中山装，健步行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照片，并于7月6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载。

发表文章

书籍作品

个人生活

杜修贤有三个女儿，原来忙摄影的时候顾不上照顾孩子。老来性格依然倔强，喜欢独来独往的杜修贤，没有和孩子们住，一个人住在郊区的小院。孩子们上班，周末有时会过来。此次病重，三个孩子轮流值班照顾，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杜修贤的长女名为杜新。杜新曾随丈夫赵长春派驻芬兰赫尔辛基，协助采访、拍照和洗照片。杜新去赫尔辛基之前，曾陆续有一些关于父亲的文章发表，她曾提出帮助父亲写自传，但杜修贤自己整理了《红镜头》等一系列书籍和文章。杜新夫妇在赫尔辛基待了20年，2014年3月退休回到中国。杜修贤的二女儿名为杜冰，其丈夫名为杨东旭。

人物评价

杜修贤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近20年，离开中南海多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言谈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访谈，更不允许作家们对他的经历进行任意的加工与联想。（顾保孜评）

人物轶事

“杜三”的由来

1960年，杜修贤成为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他相机拍摄的底片一角有一个“3”的阿拉伯数字。因为专职摄影记者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排序分为拍摄毛泽东的是“1”、拍摄刘少奇的是“2”，杜修贤正好是“3”。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杜修贤随同拍摄采访。在访问非洲期间，周总理幽默的跟杜修贤说，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二），你嘛叫杜三……好不好？

之后，周恩来给他起了别名“杜三”，在中南海广为流传。连杜修贤自己都非常认可这个名字。

弹指千钧

1970年春季，杜修贤开始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工作的。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正是共和国经历“文革”动乱，又面临第一代领导人步入晚年的严峻时刻。杜修贤快门下的毛泽东进入了垂暮之年，所以拍摄的不一定都是伟岸、光辉的形象，有时也会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间。杜修贤拍摄的每一个瞬间是历史最真实的记录。

1970年8月，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痛斥林彪一伙时的愤慨、忧虑、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忧思之绵长；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意拍来的“正副统帅”合影，成为了他们最后在城楼上的唯一照片；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穿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原本没有拍摄任务的杜修贤因为与陈毅老总私交不错，主动前往，不料意外地拍到了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的场景；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瞬间记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画面。

杜修贤也记录了周恩来临终期间的历史瞬间。1972年春天，周恩来被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住进了305医院，外事活动也从西花厅延伸到了305医院。此后，一碰到会见外宾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的卫士、秘书就开始不住地从门缝往里瞧。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不结束，医护人员也着急地站在门外。这时他们就让杜修贤进去拍结束镜头，开始杜修贤不知道周总理患有重病，不理解医护人员的意图，不敢贸然进去，他怕违反规定。后来才意识到周总理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不然医护人员和卫士们也不会宁愿违反规定也不愿让总理多谈一会儿话。1974年12月5日，杜修贤去拍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日本客人池田大作。会见时间不太长。结束后，他提着摄影箱刚走到客厅的门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贤扭过身，周总理不知什么时候从治疗的里间走出来，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周恩来喘定一口气，将视线缓缓地投在杜修贤的脸上，说：“我的病你知道了吧？”又用略带沙哑的声调对杜修贤说：“外国朋友都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杜修贤明白，周总理已经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准备走向生命的尽头。等周恩来转身离开，杜修贤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滴落在脚下的紫色地毯上。

职业形象

杜修贤身上有许多和职业有关的特点。比如他长期用左眼对准取景框，右眼紧闭，久而久之，他古铜色的脸上出现了左眼大右眼小的“职业眼”。一旦举起相机，那只小的眼睛便会麻利地合上，从而保证左眼一目了然，取景迅速。

除了眼睛有大小之别，肩头还有高低之分。这也是长期背负摄影器材留给他的终身纪念。早年从事拍摄，肩头除了要背几部照相机，还要挎一个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他又喜欢独用左肩，所以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塌肩模样。只要一穿休闲装，特别是夹克什么的，就会出现前襟不对称的“独特款式”。不过他会幽默地告诉你：搞文化的人都不修边幅。

见过杜修贤的人大多评价他是条汉子，如果相处久了，汉子前就要再加一个“倔”字。他的性格非常倔强且耿直，不会作假，不会说奉承话，更不会拍马屁，甚至连接电话都不会温情地问一声你好，而是粗声莽喉对着话筒——讲话！不了解他的人会被他这特殊的方式吓一跳。

两箱“回忆”

杜修贤保存着两只咖啡色皮箱子，常听有人问他是不是用这套器材为毛泽东拍照的，杜修贤曾解释，这两只箱子是跟随总理出访时携带的器材，里边有太多的周恩来的音容笑貌。据他回忆，“总理让我给他办过许多事情。”“该我办的，不该我办的，他都让我去办。”杜修贤曾说，他离休后要做3件事：写书、出画册、办影展，后来他都做到了。

人物故居

杜修贤先生故居位于北京城北“王府家庭农场”。这是一座别墅式的建筑，屋宇错落；院内辟地种菜，外墙上挂着玉蜀黍属，屋内桌上摆着南瓜。

在故居中，汇集了杜修贤77个年头的“绝代风华”：一排排装订在册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壮观。“红墙”里的风起云落在这一隅突然沉寂了许多，唯有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诉说着它的“昨日辉煌”。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仿佛置身于一个“领袖”辈出的年代。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和运筹帷幄的伟大人物，一一与你擦肩而过，他们“谁主沉浮”的英雄气魄，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