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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1007年—1062年），字乐道，号武叔，麟州新秦（今神木市）人，北宋官员。杨畋出生于将门世家，曾祖父杨重勋为保静军节度使。他喜好学问，明道二年（1033年）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原市录事参军、大理寺丞、知岳州等职。庆历五年（1045年），杨畋任荆湖南路（今江西长沙）驻泊辖，负责治理南方边患。嘉祐七年（1062年）四月，杨畋去世，七月归葬于洛阳市杜泽原。
庆历三年，湖南省徭人唐和等劫掠州县，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专治盗贼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讨击。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大兵悉溃，畋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卒厉众平六峒，以功，迁太常博士。未几，坐部将胡元战死，降知太平州。岁余，贼益肆。帝遣御史按视，还言：「畋尝战山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授东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马钤辖。贼闻畋至，皆恐畏，逾岭南遁。又诏往韶、连等州招安之。乃约贼使出峒，授田为民，而转运使欲授以官与，纳质使还。畋曰：「贼剽攻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饱赀粮、据峒穴，其势不久必复乱。」明年春，贼果复出阳山。畋即领众出岭外，涉夏、秋，凡十五战，贼溃，畋感瘴疾归。蛮平，愿还旧官，改尚书屯田员外郎、直史馆、知随州市。
召还，为三司户部判官，奉使山西省。丁父忧，会侬智高陷州，召至都门外，辞以丧服不敢见。仁宗赐以服饰御巾，入对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谏院、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畋至韶关市，会张忠战死，智高自广州市回军九江镇，将济。畋令苏缄弃英州，蒋偕焚粮储，及召开、岑宗闵、王从政退保韶州。贼势愈炽，畋不能抗，遂杀蒋偕、王正伦，败陈曙，复据邕州。畋坐是落知谏院、知鄂州市，再降为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明年，又降为太常博士，岁终，徙邠州。
复起居舍人，为山西省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迁吏部员外郎。奉使辽朝，以曾伯祖业尝陷虏，辞不行。河北省旧以土绢给军装，三司使张方平易以他州绢。畋既同书奏闻，外议籍籍，又密陈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判吏部流内。上言：「愿择宗室之贤者，使侍膳禁中，为宗庙计。」
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大青衣。复上疏曰：「刘骜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皇帝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李珣自防御使迁观察，刘永年自团练使迁防御，畋当草制，封还词头。因言：「祖宗故事，郭进戍西山，董遵诲、姚内斌守环、庆，与强寇对垒，各十余年，未尝转官移镇，重名器也。今珣等无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报，诏他舍人草制。而范镇言：「朝廷如以畋言为是，当罢珣等所迁官；倘以为非，乞复令畋命词。」不允。进龙图阁直学士，复知谏院。
嘉祐六年，京师大水，畋上言：「《洪范五行传》：'简宗庙则水不润下。'又曰：'听之不聪，厥罚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伤稼，澶州河决，东南数路，大水为。皇帝临御以来，容受直谏，非听之不聪也。以孝事亲，非简于宗庙也。然而灾异数见，臣愚以为万机之听，必有失于审者；七庙之享，必有失于顺者，惟陛下积思而矫正之。」乃下其章礼官并两制考议，咸言南郊三圣并，张皇后立庙，皆违经礼。于是诏：「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庙为祠殿。」
旧制，内侍十年一迁官。枢密院以为侥幸，乃更定岁数倍之。畋言：「文臣七迁，而内侍始得一磨勘，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岁考。」遂诏南班以上仍旧制，无劳而尝坐罪徒者，即倍其年。议者谓畋以士人比阉寺为失。卒，赠右谏议大夫。
畋出于将家，折节喜学问，为士大夫所称。大山下讨蛮，家问至，即焚之，与士卒同甘苦，破诸峒。及用之岭南，以无功斥，名称遂衰。性情介谨畏，每奏事，必发封数四而后上之。自奉甚约，为郡待客，虽监司，菜果数器而已。及卒，家无余赀，特赐黄金二百两。其后端午赠讲读官，御飞白书扇，遣使特赐置其柩。
欧阳修便许杨畋“贤而有文武材”。当杨延昭幼子杨文广在仁宗之世尚未出头时，杨畋自然成为重震杨门家声的希望。可惜皇祐四年南征侬智高的恶战，却无情地证明杨畋的将才有限。他兵败被贬，幸而还能慢慢循文臣之仕途回升，并累任内外要职，最后学士侍读清望之选，成为杨氏将门罕有的学士儒臣。
杨畋因着科举登第的身份，透过座主、门生、同年、同僚的关系，与宋廷一众文臣建立了密切的交谊，加上杨氏将门与武臣之渊源，令他拥有一张很广泛的交际网络。在他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一方面推荐别人，另一方面也受到别人推荐，故此他在平定侬智高之战事中虽跌了一大跤，但在友朋的保护扶持下，得以在仕途中回升，得以膺学士侍读之清选，成为杨氏将门独一无二的学士儒臣。
杨畋曾被他的文臣同僚誉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作为武将，他领军出师时，倒有着他的祖辈杨家将诸人如杨业、杨延昭那种“舍身忘家”，以及“与士卒同甘苦”，而受士卒爱戴的美好传统。据苏辙所述，杨畋为将“能与士卒均劳苦，饮食比其最下者，而军行常处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司马光讥他是儒者迂阔，驾驭不了骄兵悍将而致无功，而苏辙则说他善于用兵、精于兵略，说他曾学李靖兵法，知晓用兵出入变化之道，并曾评说：“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将辄为所昏。”辙又说杨畋在南方练兵有方，从数千之卒至万人均能胜任。而据欧阳修所记，杨畋又曾将罕传兵书秘本《遁甲立成旁通历》相赠，对于行军打仗，杨畋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平情而论，相比一般文臣，杨畋武干不差，至少不会比因人成事的余靖及孙沔逊色，他虽“家世将家”，又曾有平定山蛮乱之功，但他到底不能与在西北战场的打过硬仗、血战多回的真将才狄青相比，也不能与他祖上的杨门众将相比。另外，他的体格不佳，“病瘦甚赢”，影响他在沙场拼杀的能力。至于杨畋平定蛮猺，是否残暴地镇压“瑶族农民起义”，“扑灭革命烈火”这牵涉观点与立场，与杨畋的才干无关。
作为士大夫，杨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既能诗，又擅书隶，“平居读书，勤苦过少年。好为诗，喜大书，皆可爱”，能作画，又通琴音。而为官则清廉自守，至死家无余财；另一方面，他在政海浮沉多年，磨炼出文臣那种世故谨慎，史称他“素谨畏，每奏事，必发封数四而后上之”苏辙曾为他辩护，说“盖其谨畏循循者，所以为勇而人莫知之实”，苏辙所言非虚，杨畋任言官时，他所论的，包括请仁宗早定储位，请求罢仁宗所宠的张皇后庙祠，反对仁宗给外戚李珣和刘永年升官，以及请责降仁宗爱女衮国公主，都是批逆鳞之事且需要有莫大的勇气。王安石称许杨畋“数以言事有直名”，“数言事，无所顾望，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录其忠，膊赐之加等”，“所谓善人之好学而能言者也”，应该如实地反映出宋廷士大夫对杨畋之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