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21 22:00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 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又称“水先生”“司马相公”“真宰相”“司马温公”。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历经赵祯、赵曙、赵顼、赵煦四朝，官至宰相。主持编写了中原地区古代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年少聪慧，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步入仕途。先后任奉礼郎、并州通判、同知谏院等官职。因官员任免、边境防守、宫中礼仪、册立继承人等事劝谏宋仁宗，并对宋仁宗阐述为君之道。嘉祐八年（1063年），宋英宗赵曙即位。为保持朝政稳定，司马光数次上书，调节宋英宗与皇太后之间的矛盾。除了处理朝廷内外各类政事外，司马光于治平三年（1066年）开始编撰史书。赵顼即位后，将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认为新法祸国殃民，于是数次上书，力陈新法的弊端，请求废除新法，因此与王安石结怨。为避祸端，司马光请求任许昌市知州，离开京师。后又请求任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市专心修撰《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共294卷全部完成。次年，赵煦赵煦即位。司马光任陈州知州，后改任门下侍郎，上书建议更改法令制度。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废除了一系列新法，恢复为变法前的制度。元祐元年九月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师、温国公，归葬陕州夏县，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北宋官员、文学家苏轼认为，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博学多才、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法、数学都很擅长。南宋史学家王称认为，司马光对赵祯、赵曙、赵顼、赵煦都很忠诚、有大义，世人认为他有大智慧、道德高尚，因此声名远扬。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天禧三年农历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县。七岁时，司马光就有成年人的样子，神态严肃，令人敬畏。他听到有人讲述《左氏春秋》，心中喜欢，回去讲给家人听，就能讲出其中的要义。此后，司马光手不释卷，读书读得入迷，甚至不知道饥渴冷热。有一次，一群小孩在庭院中玩耍，一个孩子失足掉入盛满水的缸中。孩子们受到惊吓，四处奔逃。只有司马光搬起石头，砸破了水缸，缸中的水流了出来，落水的小孩得以活命。有人将此事画成图，在京城、洛阳市间流传。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刚满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任奉礼郎。因为当时父亲在杭州市，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市判官事，以便侍奉双亲，得到了朝廷的准许。后来，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司马光守丧多年。因为悲伤过度，形销骨立，完全符合孝子的礼仪。庆历四年（1044年），守丧期满后，司马光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后又改任大理评事，补授国子监直讲。经枢密院副使庞籍推荐，司马光又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皇祐二年（1050年），宦官麦允言去世，宋仁宗下诏赠麦允言司徒、安武节度使，又说麦允言立有军功，破格赐予他仪仗队。司马光对此表示反对，麦允言没有大功劳，现在赠给他三公的官职，赐他一品仪仗队，大大超过了规格。希望宋仁宗能够取消这些待遇。皇三年（1051年），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去世，赠太师、中书令，赐谥号“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这个谥号太完美了，夏的身份配不上这个谥号。于是他多次上书，最终宋仁宗下诏将夏竦的谥号改为“文庄”。
皇祐五年(1053年），工部侍郎庞籍举荐司马光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加官集贤校理。后来，庞籍又推荐司马光任并州通判。嘉祐元年（1056年），赵祯健康状况欠佳。当时宋仁宗没有儿子，也没有确立皇位继承人。司马光数次上书，强调当前朝廷中最为紧要的事就是确立继承人。他建议宋仁宗选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顺仁慈的人做为皇位候选人。
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令司马光负责撰写起居注，司马光推辞了五次，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位，任职同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御史中丞，又负责制定均税条约，各监司遵照此条约执行税收。他数次上书，谈论君王之德：君主要具有仁、明、武三个好的德行，“仁”即是教化百姓，制定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明”即是识安危，辨别贤愚，明白是非。“武”即是有决断，不被奸人迷惑，不被小人转移心智。司马光撰写起居注时，发现大臣们提出的要求，赵祯不加鉴别，都会同意。他劝谏宋仁宗要善于用人，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国家安定，四海臣服。
司马光任并州通判时，曾经上书建议宋仁宗选择宗室贤能之人做为继承人，宋仁宗却犹豫不决。司马光又数次上书，言明一定是有小人说宋仁宗正当壮年，不必做这种不吉利的事。这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到时候趁乱推举自己的关系户而已。宋仁宗有所感悟。司马光又督促宰相韩琦等人推进确立继承人一事。嘉祐七年（1062年），宋仁宗册立养子赵宗实为皇子，改名为赵曙。赵曙称病不肯入宫，司马光建议赵祯用臣子大义来劝说皇子，让他知道必须入宫。随后，赵曙入宫成为皇子。
嘉祐六年（1061年），监司上奏，寿州知州张叔詹没有才干。于是，宋仁宗准备将他调任到蔡州。司马光认为，蔡州、寿州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张叔詹如果不能处理政事，于民有害，将他从寿州调到蔡州，并没有区别。张叔詹资质平庸，年纪大了，更加昏庸，应该让他退休，或者给他一个闲散的职位。宋仁宗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令张叔詹退休了。
宋仁宗任命郭靄为內殿承制、丰州知州。司马光进言，丰州城是河西险要之城，地势孤绝，边境与西夏接壤。庆历初年，西夏皇帝元昊攻陷州城，州民都被西夏俘虏。如今的丰州城，到处是废墟瓦砾、野草树林。如果要将丰州重建为州，必须要设立寨，配备官吏，广屯兵马，多积粮草。这些都要从内地调配，花费巨大。不如将距离丰州故城数十里处的永宁堡古堡墙遗址迁到故城内，这样就不需要再增加兵马粮草。然后选择有才能的人守卫丰州城，不必挂知州的名头。招募蕃族、汉族的百姓，让他们开垦故城周围的土地。等百姓富庶、物资丰富后，再将丰州升为州。
嘉祐七年（1062年），赵祯任命司马光为知制诰，司马光坚决推辞，于是改任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朝廷处事太过姑息，小吏喧哗闹事也不追究，卫士逞凶犯案也无人理会，士兵责骂三司也不算触犯等级制度。司马光认为这些都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必须要纠正。
充媛董氏去世，追赠董淑妃，宋仁宗停止上朝，下令举朝穿丧服。百官奉命吊丧，并给董氏拟定谥号。出葬时，还配有仪仗队。司马光进言，董氏品级低微，病重时才被封为充媛。按规矩，只有皇后才配有谥号。仪仗队是用来奖赏有军功的人，不应赐给妇人。赵祯采纳了他的建议。学士院新定后宫封赠父祖制度，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司马光进言，应该遵循尊卑之分，皇后母仪四海，在六宫之內级别最高。追赠制度中将皇后与妃子混为一谈，没有贵贱之分，不合礼制。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赵曙赵曙即位。宋仁宗的遗物被赐给了宗室、近臣等多人。司马光认为，赐给众人的遗物花费不菲。现在国家用度不足，外州物资匮乏，甚至有些地方部队还要找民间百姓借贷，才能供应军队之需。如果国库空虚，必然会在百姓身上敛财，就会形成不稳定因素。不应再厚赐大臣们，如果遗赐不可推辞，应当允许大臣们进献金钱，用以补充国库。宋英宗不同意，司马光就将自己分到的钱财用于谏院公使钱，不肯将钱财放在自己家中。
宋英宗即位后，生了病。慈圣光献皇后太后同朝听政。司马光上书皇太后，建议她亲贤臣，远小人。赵曙身体好转后，开始亲政。司马光与他谈论君主的三个主要职责：知人善用，论功行赏，论罪处罚。这三件事做好了，国家就会安定。皇太后和宋英宗之间有矛盾，司马光数次上书，指出皇帝没有皇太后的支持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离开皇帝也无法令天下安稳。只有两宫和睦，社稷才能无忧。切不可像普通人家一样，在言语和小事上生了嫌隙。
宋英宗是赵祯的养子，其亲生父亲是濮王。宋英宗即位后，打算追赠亲生父母，于是令大臣们讨论此事。翰林学士们都不敢先发言，司马光率先上书，他认为，赵曙是宋仁宗的后嗣，就只能称宋仁宗为父亲。称王为“皇考”不符合礼制，应该称为“皇伯”。这个意见上报后，遭到了执政大臣们的反对，他们认为，濮王是当今皇帝的生身父亲，和其他王爷是有区别的，在名义上应当称“皇考”。司马光数次上书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多与司马光观点相同的人被贬官，司马光请求留任他们，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司马光请求与他们一起被贬。
赵祯去世后，西夏派使者前来祭奠。接待西夏使者的高宜非常傲慢，扬言要用百万大军攻入西夏。西夏使者投诉于朝廷，司马光请求加罪于高宜，赵曙却不同意。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人进犯大宋边境，杀害官吏，掠夺百姓。司马光进言，当年周文王执政时，大国畏惧周代的实力，小国感念周朝的恩德。不避强敌，不欺弱小，这才是王者风范。去年西夏国主赵谅遣使者前来致祭，受到侮辱，朝廷却不以为意。使者心怀怨恨回到西夏，西夏举国认为这是耻辱。今年，赵谅祚召集亡命之徒，派兵马窥伺边境，进攻堡寨，杀掉数千弓箭手。朝廷却派使者去安抚他们。他们顺从的时候就侮辱他们，叛逆的时候就畏惧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如今内外交困，士气不振。西夏骚扰边界，令人忧虑。可是朝廷上下却当作无事发生，没有足够的准备。希望赵曙能够任用能臣，制定边境防守之策。
为了对抗西夏入侵，宋英宗下诏招陕西省义勇二十万。司马光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陕西百姓受到惊扰，怨言很多。农民不会打仗，田园因无人耕种而荒废。而且义勇军纪律散漫，不可任用。负责招兵的韩琦认为，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赵谅祚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就会害怕。司马光不同意韩琦的说法，指出先声夺人只能短期欺骗对方，不可长久。如今宋朝虽然增加了兵力，实际上这些兵力却不可用。不过十天，赵谅祚就会知道详细情况，他根本不会害怕。韩琦虽然无话可说，但也没有停止增兵。
雄州知州赵滋曾经用凶悍的办法治理边疆，司马光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如今雄州知州为李中祐，契丹族百姓在界河里捕鱼，在雄州边界内的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李中祐没有才能，打算另外派人替代他。司马光认为，现在少数民族愿意归附大宋，朝廷却总是同他们计较细微之事。等这些少数民族反叛了，朝廷又会姑息他们。西部西夏人的祸患起于高宜，北边契丹人的祸患起于赵滋。而朝廷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能之人，所以边疆的官吏们都以惹是生非为能事。西夏已经心存不满，屡屡侵犯边境。如果契丹也这样，国力恐怕难以应付。因此不应助长这种风气。朝廷应该下令，对于因为小事就动武的边疆官吏，要论罪处罚。
曹佾是皇太后的胞弟，无功而被授任节度使。司马光认为曹的升官没有正当名义。不久后，都知任守忠也被提拔，司马光再次进言，任守忠是个大奸之人，赵曙未做皇子时，他百般离间赵祯与宋英宗的关系。等宋英宗登上皇位后，他又反复进行挑拨，应该把他斩首于市。于是，宋英宗将任守忠贬为蕲州镇节度副使，天下人称快。
治平二年（1065年），屯田员外郎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认为，王广渊没有什么长处，善于钻营。在宋仁宗时期，王广渊就私自结交宋英宗，这样的人不是忠臣。现在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还要奖赏他，令天下人困惑。
宋英宗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人去东京汴梁、京西、淮南路募兵，不少饥民被充为禁军、厢军。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兵在精不在多，兵多而不精，衣食供应会有困难，是财政的负担。而且农民因受灾流徙外地以求活命，若将来情况好转，还会想要继续种地。将他们召为兵丁，在身上刺字，恐怕他们今后都无法重操旧业了。这样于官于民都没有好处。司马光建议赵曙停止招募禁军，而是选拔出有能力的将帅，训练原有的士兵，守卫边境。
司马光见到四处大兴土木，修建房屋。于是建议宋英宗按照轻重缓急来修建房屋，损坏不大的地方停止修建，皇子等人的住处不得修建得过于华丽。应该去奢从俭，仁民爱物。
司马光去陕州祭祖，一路上见到州县几乎没什么库存钱粮，官吏、军人的口粮和月钱，都得当月收税后才能支付。司马光建议宋英宗广开言路，从中获得能够使国库充实，又不危害百姓利益的良计。对于特别有才干的人，可以任命他们担任要职，管理州县的钱粮。每年年终进行考评，对于各州县没有横征暴敛而钱粮增加的，进行褒奖。对于各州县钱粮减耗多的，就要责罚。这样数年后，就可以解决州县钱粮匮乏的问题。
赵曙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司马光不肯就职，表示自己做了五年谏官，得罪的人很多。常常担心有朝一日自己及子孙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不希望再加官进爵。于是，宋英宗免去了司马光知谏院一职。
司马光常常担心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部阅览。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自己编撰的《通志》八卷献给宋英宗。《通志》记事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胡亥三年（前207年）。于是，宋英宗令司马光编写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认为，现有的史书大都是纪传体，人物繁多，事务繁杂，即使是精通历史学的人，也往往难以写得周全。如果是自己来编写，就准备从战国写到五代十国，采用编年体。重点记录与国家兴亡、与百姓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以后的帝王可以效法其中的善行，以恶行为戒。同时，司马光报告了“私家力薄”的困难。于是，赵曙下诏在崇文院设立专门的修书机构“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助手，并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及三馆秘阁藏书。司马光举荐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作监主簿赵君锡作为助手。后因赵君锡父丧守制，改由太常博士刘攽进入书局。后又引入试校书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同修此书。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赵即位，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借口自己不会做四六句，极力推辞。宋神宗却再三要求司马光接受任命，司马光只好就任。司马光第一次进读《通志》时，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 ，又将自己收藏于颖邸的旧书2402卷赐给司马光，敕令他携书局继续修撰。
熙宁元年（1068年），百官给宋神宗上尊号，司马光建议宋神宗不要接受尊号，他的理由是，赵祯到南郊祭天时，没有接受尊号。宋仁宗晚年时，又有人提出上尊号的事，认为宋朝与辽朝往来通信，契丹国主有尊号，而宋仁宗却没有，于是又奉上写有尊号的书册。以前匈奴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刘恒却没有用尊号来超过他，学者都称颂汉文帝有谦德之美。赵顼听后很高兴，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马光。
河朔地区遭受旱灾，国家财用不足，执政大臣请求宋神宗在南郊祭天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司马光建议，为了救灾而节省费用，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王安石认为，财政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如果有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赋税就会使国库充足。司马光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其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二人争议不休。赵顼表明自己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颁行新法。司马光上书论述新法的利弊。他明确表示反对变法，强调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为此，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韩绛等人与司马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宋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司马光处于重要的位置，参与国家大事，变法就无法进行下去。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推辞。随后，司马光多次上书表明自己不贪图官位。而令自己忧虑的是，新法实行数年后，国家将陷于贫困，老弱的百姓死于非命，强壮的百姓成为盗贼。希望赵顼能够废除青苗、助役等新法。
司马光向宋神宗求任许昌市知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他的理由是，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双方的矛盾很多。现在与王安石不合的人，诸如苏轼等人，都被毁了清白。自己不怕被罢免官职，却想要保全清白。如果王安石攻击自己，自己无法自保，所以只能请求离开京师。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再一次请求任职许州知州。宋神宗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司马光任知永兴军时，宣抚使请求像边境城市一样加固城墙。司马光认为永兴是内郡，因此拒绝请求。宣抚使又请求在长安、河州、邠州增加常驻军。司马光认为，百姓已经非常艰难，没有能力供养更多的兵士，再次拒绝了请求。宣抚使抽调百姓制作干粮，司马光认为，以前抽调百姓做干粮，常常因为没有什么用，干粮变质后就被扔掉，浪费的民力实在可惜。宣抚使下令让义勇戍守边地，挑选军中凶悍勇猛的兵士，招募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司马光没有同意。并言明如果军中缺乏财物，自己会承担责任。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不去。司马光自知自己所提的建议不会被采用，因此请求任职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可以回到洛阳市，朝廷没有准许。司马光上书斥责王安石，说他结党营私，占据重要部门，排除异己，常常利用赵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天下百姓被他荼毒，宗庙社稷面临危险。
熙宁四年（1071年），经宋神宗同意，司马光到洛阳署理西京御史台。宋神宗诏令书局和范祖禹跟随司马光到洛阳，协助他继续修撰《资治通鉴》。
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忽然得了病，说话困难。他怀疑自己就要死去，预先写好遗书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遗书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奏朝廷。元丰七年（1084年），耗时19年的巨著《资治通鉴》编撰完成。司马光将《资治通鉴》及同时撰成的《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一并进呈赵顼。在《进书表》中，司马光称自己修书19年，“骸骨、目视昏花、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宋神宗授任他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在洛阳市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是“真宰相”，老百姓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赵煦赵煦继位。司马光到朝廷哭拜，卫士望见他，将手放在额头上，尊敬地称他为“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聚集围观，以至于马车无法前行。百姓纷纷恳请司马光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拯救万民。
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应该先做什么事。司马光建议广开言路。于是，太皇太后令人贴出榜文，广求明言，上书奏事者数以千计。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后又改任门下侍郎。针对当时朝廷内外的情况，司马光上书要求更改法令制度。反对者提出，新皇上任三年内不得更改先帝的法令。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制定的法令为祸天下，必须立即改变它。现在是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这样众臣才不再有异议。于是，朝廷废除了一系列新法，恢复为变法前的制度。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得病。当时新法中的青苗法、免役、将官之法还未完全废除，西部边疆问题还没有解决。司马光写信给宰相吕公著，将国事托付给吕公著。他又上书论述免役法的害处，请求直接下诏废除此法。朝廷接受了。
随后，司马光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两宫特许他免朝觐，准许乘坐轿子。司马光不敢接受这个待遇，朝廷又让其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并允许他不行拜礼。在两宫的支持下，司马光着手废除青苗法，恢复旧法。司马光见两宫乐于采纳他的建议，打算以身殉国，不分昼夜处理各种事务。他病情危重神志不清时，口中喃喃，说的都是有关朝廷、天下的大事。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了司马光亲手写的八份奏章，上面记录的都是重要的国事。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与赵煦立即亲临吊唁。赠司马光太师、温国公。赠以一品礼服，赠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汞。朝廷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陕州夏县。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在街巷里相聚号哭，护送灵车。下葬时，数万人前来祭奠，哭得就像自家亲人去世一样。岭南封州的百姓们也一起遥祭。为了纪念司马光，京师有人画了司马光的画像，刻印出来售卖。很多人将画像放在家中，吃饭的时候进行祝祷。
绍圣初年（1094年），御史周秩提出，司马光诽谤先帝赵顼。于是赵煦下令废除司马光的法令。宰相章惇、蔡卞奏请挖坟劈棺，宋哲宗不同意，下令剥夺司马光的追赠、谥号，推倒所立的石碑。章惇不断进言，宋哲宗又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崖州区司户参军。宋徽宗即位后，封司马光为太子太保。当时宰相蔡京专权，将司马光贬为正义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令各州郡书丹成碑。长安石工安民接到刻字的任务，推辞说，自己是愚蠢之人，并不知道立碑的用意。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称赞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自己是不忍心刻这些字的。官吏大怒，打算加罪于他。安民不敢再推辞，哭着哀求不要在石碑末尾刻上安民二字，恐怕被后世唾骂。听见这些话的人，都感到非常惭愧。
靖康元年（1126年），赵桓恢复了司马光的追赠、谥号。建炎年间，赵构下诏，令司马光配赵煦庙庭。
司马光著述颇多。他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咨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等。
参考资料来源：
司马光最大的成就是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中国古代第一部多卷本编年体通史。从赵曙治平三年（1066年）始编，到赵顼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顺序，上起姬午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柴荣显德六年（959年），历时1362年，跨越16个朝代。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以事件为核心，详细记载了历朝历代兵、刑、礼、乐等方面的政治举措和重大政治事件，重大战争，以及有关民生的重大事件。展现了各个朝代的兴衰过程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帝王臣子，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学习为君、为臣、为民之道。全书体系庞大，史料丰富可靠，被誉为可以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并列的巨著。
除了《资治通鉴》外，司马光还著有《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司马光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文集》八十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咨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涑水记闻》十六卷。
司马光的书法流传至今的有篆、隶、楷三种书体。现今可见的篆书作品有《富弼墓志铭》、“元祐通宝”制钱铭文二例；隶书作品有《王尚恭墓志》、杭州南屏山 《家人卦》《艮卦》摩崖等六例；楷书作品有《资治通鉴》残稿、《天圣贴》《宁州帖》《神采帖》《自承帖》。另有司马光手书书稿《新壶格》 《七国戏》，杭州南屏山《中庸》摩崖、《乐记》摩崖等，散见于宋人黄伯思 《东观余论》及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中，已佚失。
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这样评价司马光的书法：“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赵构对司马光的书法非常倾慕，他说：“司马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 不及识其风采。”
司马光最著名的成就是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年），下迄后周郭威六年（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光的其他文学作品包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这些作品涉及史学、哲学、经学、文学、医学等多个门类，显示了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司马光在文学上反对辞藻堆砌，提倡“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颇有成就。理学上，弘扬儒术，对早期儒学作了许多新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夫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
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政治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司马光在政治上以清廉、节俭、正直和敢于直言著称。他反对宫中的奢侈[chi]之风，主张减少宴饮和赏赐，减轻人民负担，关心民众疾苦。他曾担任过数年的谏官，期间他坚守原则，秉公处事，不惧权贵，上谏无数。他的直言进谏有时甚至触犯了皇帝和权臣，体现了他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勇气。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在赵顼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通过编纂[zuan]史著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不仅在文学上有深远影响，在政治上亦是如此，这部巨著历时19年完成，是中原地区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地位非常显著，他历仕赵祯、赵曙、赵顼、赵煦四朝，并从判官晋升到宰相，在49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坚持忠诚和报国之志。
他的军事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西夏的军事策略上。当时，北宋与西夏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司马光在并州工作期间，主要负责西北的防务工作。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防，包括修筑防御堡垒、招募百姓耕种以实现军民一体防护等。
司马光的这些措施有效地钳[qian]制了西夏人的攻势，使危机四伏的边境线变成了固若金汤的钢铁防线。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对当时的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立场也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保守稳健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军事上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策略。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县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宋神宗赵顼认为，司马光“方直”，意即司马光端方正直。
北宋官员、学者吕公著认为，孔子是圣人，仲由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说他“迂阔”。司马光考虑事情比较深远，也免不了“迂阔”两字。
北宋官员文彦博认为，司马光做的事，现今的人比不上，可以与古代圣贤相媲美。
北宋理学家邵雍这样评价司马光：“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君实九分人也”，意思是说，司马光做事脚踏实地，九分是人，一分像神仙。
北宋官员、文学家苏轼认为，“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司马光从小到老，不说大话，特别好学。对于钱财利益，他从不看在眼中。退居洛阳市后，当地人都被他的德行所感化，跟他学习，效仿他的节俭，有人做了坏事，就会担心被司马光知道。司马光博学多才，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法、数学都很擅长。苏轼还认为，司马光之所以感人心、动天地，是因为忠诚和专一。
南宋官员赵逵评价道，司马光不接近女色，不取不义之财，自己虽然比不上司马光，却非常爱慕他。
南宋学者、理学家张栻认为，司马光改新法，有人劝他防止后患。司马光说，上天如果保佑大宋，必然不会有这样的事。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圣人也不过如此。
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朱熹认为，司马光智勇双全，为人仁义，严肃而方正。他为了治国救世所做的事，很了不起。
南宋史学家王称认为，君子征服世人在于人心，而非用强。无欲无求，用至诚之心对待他人，则天下人都会认为他“仁”。司马光对赵祯、赵曙、赵顼、赵煦都很忠诚、有大义，世人认为他有大智慧、道德高尚，因此声名远扬。司马光退居到洛阳市，好像从世上消失了一样。等到他再次复出，天下人都受益。这就是诚心所至，感天动地泣鬼神。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国内外都得到好处。他死去后，百姓为他的离去痛哭，感念他的德行。感化人心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人力所能及，从古至今都很少见。
南宋官员、学者吕中认为，可以称作“大臣”的人，并不是因为具有过人的才智，而是有让天下信服的德行和名望。王安石之所以可以实行变法，是因为他用虚名取信于人。司马光之所以可以更改新法，是因为他居住在洛阳市十五年，众望所归。王安石是权臣，而司马光是重臣。
元代史学家脱脱认为，司马光退居洛阳后，百姓都盼望他做宰相。以至于有人在路上高呼，请他不要离开朝廷。这并不是因为才能和智慧得到的信任，而是因为好的品德和诚信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司马光被重新起用后，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广开言路，招纳贤才。凡是祸害百姓的新法，都得到了更改。天下百姓欢欣鼓舞，仿若重生。君子们称赞司马光有扭转乾坤的功劳。
明代官员、诗人孙承恩这样写道：“熙宁谏诤，忠谠切深。元祐相业，旋乾转坤。行成无伪，学几不杂。一德醇儒，百年清节。”意即司马光敢于劝谏、忠诚、能力强、有德行，其清白节操受到百年称赞。
明代学者张燧认为，司马光为宰相时，经常询问士大夫，生活是不是没有问题。别人都觉得奇怪，司马光说，假如衣食不足，就不能为朝廷尽力。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学问到了透彻的地步，言语都很有人情味，并不会只用道理来要求别人。司马光就是这样。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有数百卷，翻来覆去地涂抹修改，没有一个字是草草写出的，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多么严格。
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认为，宋代的人物，如司马光、文天祥等，其忠诚不可置疑。
清代大臣李光地认为，除了诸葛亮外，郭子仪、范仲淹、司马光都有孟子之风。诸葛亮有手段，世人常常以司马光来和他比较，司马光是个好人，可是他的才能比不了诸葛亮。
清代教育家蔡世远认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的才能可以辅佐君王，学问可以成为帝师。
司马光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自己不会。一位婢女帮助他，用热汤顺利将胡核去皮。姐姐问司马光谁帮他做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让他不要说谎。此后，司马光再也不敢说谎。后来，司马光居住在洛阳市时，要卖掉一匹马，他特地叮嘱售卖者，这匹马夏季有肺病，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
司马光不喜欢奢侈华丽，他中了进士后，在闻喜县宴上，只有他没有戴红花。同时中举的进士们对他说，不能违背君主的赏赐。司马光这才插上了一枝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司马光为“君实秀才”。有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说，司马光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了，大家都称他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说幸亏得到了苏大学士的教导。司马光跌足长叹，称自己家的老仆，被苏轼教坏了。
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经常来此地骚扰，成为河东的祸患。嘉祐元年（1056年），司马光前去巡查后，建议在河西修筑两个前哨城堡来对抗西夏人，同时招募百姓在河西耕种，种地的人越多，收获的粮食就会越多，粮价就会降低。这样就可以解决山西省百姓到其他地方高价买进粮食、远程运输的困难。上司庞籍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不料麟州将领郭恩勇猛却狂妄自大，带领部队连夜渡过屈野河，却没有设防，被西夏人消灭，庞籍因此获罪被贬。司马光三次上书，想要独自承担这个罪责，朝廷没有回复他。庞籍死后，司马光拜见庞籍的妻子，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抚养庞籍的儿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世人都认为司马光是个贤良的人。
交趾进贡名为“麒麟”的异兽。司马光认为，这头异兽是不是真的麒麟，没人能知道。即使是真的麒麟，不是自己出现的，也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希望能够将异兽归还给交趾。
嘉祐六年（1061年），有官吏上书预测，将有日食发生，因为不是日全食，京师可能看不见，可谓吉兆，大臣们纷纷上表称贺。司马光说，各地能见到日食而京师却看不到，是因为赵祯被阴险邪恶所蒙蔽。天下都知道有日食，因而忧心忡忡，唯独朝廷不知道，这会造成严重的灾祸，所以不应该庆贺。宋仁宗同意了司马光的意见。
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挑选贤良方正、直言上谏者，苏辙对答宋仁宗的策问恳切直白，司马光将他定为三等。翰林院学士范镇却建议降低苏辙的等次。主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答非所问，力主废黜他。司马光进言，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应该给他官职。于是，宋仁宗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任职商州区军事推官。
嘉祐二年（1057年），赵祯爱女福康公主下嫁驸马李玮。李玮相貌丑陋，才华也不出众。福康公主对待驸马如同对待奴仆。嘉祐五年（1060年），公主与宦官梁怀吉一起饮酒。李玮母亲杨氏在外偷看被发现，公主大怒，殴打杨氏，并深夜跑到皇宫，叫开禁门，向宋仁宗哭诉。言官们都认为公主随意开禁门的行为实属不妥。宋仁宗下令遣散公主身边的宦官、宫女、乳母。公主大受刺激，自寻短见来表示不满。宋仁宗只好又将梁怀吉等宦官召回。宋仁宗下诏将李玮调到卫州，让李玮的哥哥奉养母亲杨氏，公主则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进言说，赵祯因为怀念章懿太后，才让公主下嫁到太后的母族。现在李玮母子分离，家势衰落，对不起章懿太后。李玮既然被贬黜，公主也应该按罪处罚。宋仁宗认为有道理，将福康公主降为沂国公主，对待李氏的恩泽不减。
察访使蔡天申到各地检查新法推行的情况，作威作福。河南知府、转运使对待他就像对待上级官员，非常恭敬。他去朝拜应天院神御殿，河南知府为他单独设置了朝拜位置。司马光见到后，对御史台的官吏说，将蔡天申领到他本来应该在的位置。官吏就领着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蔡天申感到窘迫沮丧，当天就离开了河南。
司马光与妻子张氏结婚三十多年，没有孩子。一天，张夫人出去赏花，司马光留在家中。张夫人安排的美貌丫鬟到书院来奉茶，司马光生气地对丫鬟说，今日夫人不在，下人到这里来做什么。说罢将丫鬟赶走。听说司马光无子，清河郡君为他买了一个妾，一天，此女子盛装到了书房，司马光没有理会。女子思考了一会儿，取出一本书，问道，中丞，是什么书。司马光拱手正色说，中丞是尚书。女子很是无趣，尴尬地走了。
司马光在洛阳市时，居住在独乐园。园丁吕真性格耿直，对司马光十分忠诚。夏天的时候，有游人到独乐园游玩，给了吕真一些钱。吕真只留了少许，其余大部分都交给司马光，司马光坚决不要。不久后，吕真在园中建了一座井亭。司马光不明究竟，就问吕真。吕真说，别人给的钱，司马光不要，自己就建了这座井亭。司马光要做好人，自己也要做好人。此事被传为佳话，人们都赞扬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另一日，司马光发现独乐园中新建了一座厕所，于是问守园的人，建厕所的钱从何而来。守园人回答说，都是前来游览的人打赏的。司马光问守园人为何不自己留着用，守园人说，因为司马光不肯要这些钱，所以就用来建了厕所。
司马光与哥哥司马旦非常友爱，司马光住在洛阳市，司马旦住在夏县，司马光每年都会去看望司马旦。司马光被朝廷召任为门下侍郎时，坚决推辞。司马旦劝他说，生平学习尧舜之道，想要为国家出力。现在有了机会却要推辞，没有道理。司马光醒悟，接受了这个职位。
司马光墓位于山西夏县段水头镇小晁村北鸣条坡岭间，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约5.5公顷，由坟区、忠清粹德碑楼、温公祠堂、余庆禅院、涑水书院五大部分组成。余庆禅院是建于宋代的一处寺院，其大佛殿保存完整，是山西省现存唯一的北宋官式做法古建筑。碑楼内保存有宋代苏轼撰文并书写、金朝摹刻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又名“杏花碑”，赵煦所书“忠清粹德之碑”。1988年，司马光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在万安山北麓、龙门石窟东北地区三公里处，置田二十亩，修建了一个园子，取名为“独乐园”。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在独乐园完成了名著《资治通鉴》。因为年代久远，独乐园早已湮没不存，不过历朝历代的大量文献和图像资料却流传了下来。例如，司马光所作诗作《独乐园七题》，北宋文学家苏轼等人也曾为独乐园撰写过诗文。明代画家仇英曾为此园作画。经专家考证，司马光独乐园遗址位于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司马街村，2007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处文物保护单位为古遗址类，无地面文物遗存，当地政府在遗址附近树立有保护标志碑。
司马光故居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城正大街中段。北赵恒时期为县署官余，宋真宗天喜三年（公元1019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此。故居中的司马井、养粹亭都是为纪念司马光而建。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典故也出于此地。故居内收藏有宋代石碑刻、元代石狮等珍贵文物。1980年，司马光故居被光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对故居进行了修复；2004年，故居被信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光小镇地处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河南光山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槐店乡珠山村曹寨，相传是司马光少年读书学习之地。光山县政府对司马光小镇进行了保护和恢复，先后恢复南门、西门两个古寨门，并建设了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展示馆。
《独乐园图》是明代画家仇英的代表作，纵向28厘米，横向519.8厘米，绢本设色，现存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司马光曾在独乐园中编著《资治通鉴》，因而使独乐园名声大噪。他还创作过诗作《独乐园七题》，描写了弄水轩 、读书堂 、 钓鱼庵 、种竹斋 、采药圃 、浇花亭 、见山台这七处景点 ，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所著的《洛阳名园记》，对独乐园中的七处景点也做过描述。明代画家仇英根据这些文学作品，用青绿法依次绘成此图，整幅图精工中见秀丽，有宋元工笔遗韵。
《耆英胜会图》，明代画作，作者不明，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画作绘制的是北宋时期一个名叫“洛阳耆英会”的著名民间组织的日常活动场景。整幅画作人物栩栩如生，将那一时期士大夫们不问政事、优哉游哉的画面描绘了出来。画作上，几个主要人物旁边都写有姓名。司马光静坐在案几后，右手持笔，摆出了想要落笔书写的样子。
2004年6月1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司马光砸缸特种邮票。邮票全套三枚，图案分别描绘了《司马光砸缸》故事中的三个场景：小童落水、司马光砸缸、落水小童获救。
2022年6月27日，中国邮政为了纪念司马光诞辰1003周年，发行了一套《忠清粹德——司马光诞辰一〇〇三周年》个性化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