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58
梁干乔（1903—1946），广东梅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营党代表；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加入复兴社，成为军统十人团之一，国民党十三太保之一，后历任黄埔军校政训班训育组长，中央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书记长，军统局南京总处书记长；抗战爆发后，任军统局郑州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三处副处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陕西全省军队民众动员组训总指挥部参谋长，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1946年1月在西安市病逝。
梁干乔（1903—1946），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松口镇大塘村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梁干乔父从农商，家产时值8000元，入可敷出，早年就读于梅县松口国民小学、梅县平山中学，后在乡担任小学教师。
1924年春随父赴广州市经营商业，同年4月由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及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粱龙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连长、营党代表、团附等职务。
1926年冬，梁干乔等一批黄埔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及抗日名将左权）。
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主义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备组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制，遂跑到西安市，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陕甘宁边区延安市的反革命活动。
1940年10月，梁干乔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州区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1942年4月1日，陪都重庆罗家湾的一个大院里正在举行隆重的庆典，一时之间，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原来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庆祝所谓“革命情报工作”建立十周年而召开的大会，下午继续进行的会议中，在1000多大小特务的瞩目下，主持军统工作的戴笠，把当年和他一同开创特务工作的另外9人请上主席台，一一介绍给与会人员。连同戴笠在内，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军统特务，被称为“军统十人团”，为军统特务工作的创立发挥过重要作用（沈醉《沈醉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杨者圣《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10人中，却有一位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就是梁干乔。
梁干乔的人生，从投身黄埔时立下反攻先驱的宏愿，其间经历，鲜为人知。
梁干乔，本名梁昭桂，1903年9月出生在广东梅县松口镇大塘村一户殷实人家，中学毕业后，因家道中落失学做小工，后在一所小学做了5年教员（赵龙文辑、梁干乔遗著《火焰的人生》，中华书局1947年版）。
其时正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掀起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暴激荡全国。1924年春，黄埔区军校创建并开始招生，梁昭桂赶去投考，顺利考进了黄埔第一期步科，从此改名梁干乔。在入学新生调查表上他写道：“为列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本国军阀所摧残、宗法社会之忠臣礼教所束缚，所以决然做一个反攻的先驱。”。焕发出革命精神的梁干乔，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冬天，黄埔第一期毕业，梁干乔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任见习排长。
第二年春天，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趁孙中山前往北方的时机，准备对广州市发动进攻，广州方面遂决定以黄埔校军为主力发动讨伐陈炯明的国民革命军东征。东征首役淡水之战中，在排长、机枪手相继阵亡的情况下，梁干乔沉着指挥，并亲自用重机枪击退了敌军的反击，为攻克淡水做出了贡献。此战之后，梁干乔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1925年秋，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专为中国培养革命骨干。这所学校一般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深远，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等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员。梁干乔也被选送中大学习，成为中大的第一期学员。在中大，梁干乔开始系统学习政治理论，也萌发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抱负，后来他回忆道：“去国之前，我是以一个政治的小学生看待自己的”，“严格说来，我的积极的‘党的生活’，是在莫斯科留学时代才开始的。”
“红场事件”使联共（布）和共产主义国际极为震惊，责成中大校方彻底清查。很快，中大就作出了开除梁干乔等人党籍、学籍的决定，遣送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向他们交待了回国后的任务，并说如果形势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组织。
梁干乔投奔中国国民党后，写了一篇名为《回忆与展望》的文章，其中写道：“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反对派在今后华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当然，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为了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复兴社”创建时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干之一，即俗称的复兴社十三太保。
梁干乔之所以能成为复兴社最早的成员，是因为蒋介石希望能发挥留苏学生搞农工运动的特长，所以刻意搜罗一批留苏学生。梁干乔与负责筹建复兴社的康泽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有在中共组织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正符合蒋介石的要求。康泽带梁干乔等人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在见过这批人后，对康泽说：“这些人都很平平。”但复兴社筹建迫在眉睫，梁干乔等人终于还是成为第一批复兴社成员（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复兴社是效仿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其主要活动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康泽出任复兴社的宣传处长，追随他的梁干乔就担任了助理。梁干乔仿造此前的《我们的话》创办了《我们的路》周刊，大造反共舆论，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当时，蒋介石委派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身），梁干乔也参与了特务处的组建，并先后担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长和特务处书记长，成为军统开创时期10名骨干之一，即后来俗称的军统“十人团”成员。
梁干乔工作中的卖力表现，让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地位也逐渐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少将训育组长，同时兼任军委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1935年后，又出任复兴社干事，还被蒋介石派到张学良创办的四维学会担任理事，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也有政训处长的名义。
这种种社会职务，其实都是梁干乔特务身份的掩护，他所做更多的还是特务工作。比如他当时招募特务就很有一套。程一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从苏联回国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住在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里。梁干乔听说后，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学帮忙为名，把程一鸣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为名把程一鸣拖下水做了特务（程一鸣：《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梁干乔被戴笠派去负责瓦解广东空军。他首先策反了在广东空军担任电台台长的亲戚梁伯伦，使在南京的特务处与广州市方面取得了直接联系，并通过郑介民等人工作，于7月初，策动广东空军47架飞机飞到南昌市投奔蒋介石。陈济棠为防止再发生叛逃，下令把剩余飞机锁在机库内，并派宪兵严密看守。这时候，梁干乔又与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琳拉上关系，唆使陈卓琳以备战的名义说服陈济棠，把封存起来的飞机重新开上跑道，结果在7月17日，广东空军剩余的62架飞机全部投奔了蒋介石。次日，陈济棠即宣布下野，两广事变得到平息。可以说，梁干乔等人策反广东空军，对加速两广事变的失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得以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进一步滋长。
1937年冬，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来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黄埔区同学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郑州彭公祠办了个训练班，企图扩充自己实力。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到郑州市，要求梁干乔把这批学生送到正在湖南省筹备的特务训练班。梁干乔拿到戴笠信时正在喝酒，读信当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绝。没过几天，戴笠又派人来，还是带来一封亲笔信，不过这次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说如果不交出这批学生，就要给他纪律处分。梁干乔终究斗不过戴笠，虽然每天大骂不止，但还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这批学生，他也随即挂冠而去。
自此以后，梁干乔与戴笠决裂，后来他对军统的活动也很少主动参与，除非军统方面主动来找他，比如在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亮个相。抗战末期他到重庆市治病，听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边立了块“无名英雄碑”，一时兴起，也跑去看看。没想到当他走近碑时，守护的哨兵不晓得他是军统十人团的元老资格，还按一般人员一样要求他脱帽、肃静，他当即恼羞成怒，也是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这事传到戴笠耳中，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喽。”
脱离了戴笠特务组织的梁干乔，再次投奔了康泽，在康泽手下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干了几个月，他觉得很是无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市。
梁干乔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此时坐镇西安，指挥第十七军团，是黄埔系中权位最高的人物。梁干乔向胡宗南陈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带兵的机会，胡宗南也算帮忙，准备为他编一个旅的部队，但此事还得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同意。梁干乔又赶往兰州市见朱绍良，朱绍良的态度却不甚积极，与他谈了一番政治问题就把他打发了。组建部队没有结果，心情低落的梁干乔返回西安途中还意外遭遇了日军的轰炸，幸亏身穿的棉军服抵挡了弹片，仅受轻伤，但他的听力却因此而严重受损。
经过在重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他伤愈重返西安市。胡宗南先后派他担任战干四团游击战术教官、中央军校七分校学生总队长和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觉不甚如意，始终想带兵。1940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梁干乔也如愿被派任洛区指挥官。
当时，蒋介石交给胡宗南的主要任务就是封锁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有一块狭长的延伸地带直指国民党管区的核心，让胡宗南很是头疼，称之为“囊形地带”。梁干乔辖下的邠洛区，包括旬邑县、淳化、耀州区3个县，正是从西而南再向东北半包围囊形地带的区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县城还是胡宗南派兵从中共手中抢过来的。梁干乔出任邠洛区指挥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锁边区、从事反共活动的先锋。
他通过建立武装、组织民众，企图实现强化保甲制度、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迁到淳化，并兼任了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掌握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更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活动。他沿陕甘宁边区边沿建立了碉堡封锁线，到处书写反共标语、订立公约、清查户口，并派警备班不断袭扰边区，制造反共摩擦。他还组建了对边区渗透的特务组织。《新华日报》评论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干部，一身兼数职……他在任内，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活阎王”。”
梁干乔的严苛统治引动民怨沸腾，加之中国国民党高层内部权力斗争，虽有胡宗南庇护，他终于还是被罢免了官职。他在任时，淳化有民俗音乐说：“梁不断、桥（乔）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他倒台后，淳化百姓额手称庆，又有民谣说：“梁塌啦、桥（乔）断啦，淳化百姓欢赞啦。”他离任后，原来的部属发生哗变，引发了国共之间的严重军事冲突，史称“淳化事件”。事件闹得很大，舆论哗然，1945年7月晋陕监察使童冠贤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弹劾梁干乔。
此前，梁干乔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不佳，经过这一番罢官、弹劾，他精神大受打击，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于西安市。死后，他的故交和亲属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翠华山的一处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