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05
王以哲（1896年11月29日-1937年2月2日），原名蓬峤、海山，字鼎芳，吉林省宾州厅（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高级将领。
王以哲1922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先被派往直军后投入东北军。历任军士教导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随张学良参加南口战役，接替被叛军打死的卫队长姜化南成为张学良的卫队长，遂成为张学良的亲信。1927年晋升少将旅长，参加涿州战役。1928年5月，其部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王以哲晋升中将师长。东北易帜后，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任中将旅长。期间积极筹划防备日军侵略的对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率部突破日军重围后，率部进关，于1933年长城抗战的古北口战役中重创日军。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整编后，王以哲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1934年，王以哲部被调往大别山地区，参加“剿共”内战。因受到部队中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影响，王以哲对“剿共”的态度消极。1935年又被调往西北，奉命进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暗中则通过会晤、谈判等方式，促成了东北军与中共的合作，为红军在西北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36年7月，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积极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但由于被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主战派军官误认为其是为了讨好蒋介石，出卖张学良，不幸于1937年2月2日被枪杀在西安市家中。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发出唁电，称赞王以哲将军是“国家民族之干城”“爱国人民之领袖”。王以哲将军牺牲后，灵柩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1985年，民政部授予王以哲革命烈士称号。1993年，在王以哲将军的家乡宾县建王以哲将军纪念馆以纪念之。
王以哲，原名蓬峤、海山，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出生于吉林省宾州厅偏脸子屯（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州镇）。幼年时就读于县立小学、中学。1915年，王以哲考入陆军预备学校，1917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被派到直军王承斌部任见习排长。因其不愿在直军中供职，便返回东北投入奉军。
当时，张学良正着手改革奉军的腐败制度，编练军队，王以哲便毛遂自荐，被张学良招入奉天教导队，担任第一期中尉排长。后历任第二期二营七连上尉连长，第三期三营少校营长。在教导队期间，王以哲教授《简易测绘》，并编写《步兵操典详解》，颇受部队初级军官欢迎。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以教导队第四期的干部和学兵为基础，编成第二十七补充旅，王以哲任该旅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隶属张学良部。
1926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四方面军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于北平市附近的南口，吴俊升、汤玉麟的部队配合作战。东北军获胜后，吴俊陞部骑兵旅抢劫当地喇嘛庙金佛引发民愤。张学良率部平乱时，司令部卫队长姜化南被叛军打死。于是，张学良让王以哲接替姜成为卫队队长，王以哲遂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在此期间，王以哲曾多次掩护老同学张克侠和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同年冬，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张学良在北京旃坛寺成立讲武堂，委派王以哲负责招考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入伍并训练。
1927年春，司令部卫队被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晋升少将旅长。同年9月，晋、奉两军发生冲突，王以哲率部参加围攻涿州市的战役。1928年5月，卫队旅又被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王以哲晋升中将师长。同时，张学良又将十九师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任监督，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负责招考年满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入队学习。同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于7月继任东北地区保安总司令。同年秋，王以哲的第十九师撤回东北，驻防沈阳市北郊北大营，并整编为步兵第一旅。年底东北易帜后，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任中将旅长。
1930年，张学良率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大部入关，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王以哲及所部仍留驻沈阳北大营。之后，日本趁东北空虚，不断制造事端，伺机侵略。1931年8月，王以哲携带日本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相关资料及收集到的日军动态等情报赴北平市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调一部分东北军回沈阳加强东北防御。张学良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的命令。9月18日晚十时许，关东军向北大营中原地区驻军发动进攻。王以哲在请示反击未被允许后，率领第七旅官兵边打边退，于19日凌晨三点多突出日军重围。其后，王以哲为了躲避日军步兵的追击及空军的轰炸，昼伏夜行，于10月上旬安全绕过南满铁路，由新立屯镇乘火车到达锦州市。不久，又奉命率部进关，驻防北平附近的昌平区、南口镇一带。1932年8月，王以哲调任北平军分会军衡处中将处长并兼任一〇七师师长。1933年2月，张学良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步兵和骑兵的的一部改编为四个军，王以哲任六十七军军长。2月15日，东北地区所属各部奉令将旅号改为师号编制仍旧。
长城事变开始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编组在杨杰的第八军团，归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统辖。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参加古北口对日作战，重创日军。之后，王以哲又被调往滦东地区，协同宋哲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3月，热河失陷。张学良代蒋受过，于3月10日通电下野，出国“考察”。同日，张学良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王以哲仍任六十七军军长。4月，滦河失守。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王以哲不在廊坊市、武清、安次区、黄村、良乡镇一带整训。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际，对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分化和拉拢，企图调东北军离开华北地区开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线。同年6月，蒋介石电召王以哲到庐山，对其称赞有加，许以河南省主席职位，并暗示其如果参加“剿共”便可取代张学良的位置。这些都遭到王以哲的拒绝，并将蒋介石赠送的五万元路费用于给官兵添置学习用品、军装及补助困难军属。
1934年，因张学良回国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也被调往大别山地区，参加“剿共”内战。因受到部队中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影响，王以哲对“剿共”的态度消极。1935年夏，王以哲又随张学良开赴西北，进驻洛川、富县、延安等地，奉命进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此后，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在“剿共”中连遭重创。1935年10月初，东北军一一〇师在劳山被中国工农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之后，六一九团在榆林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毙命，一〇六师1个团在黑水寺之役中被全歼。蒋介石不仅不给东北军补充兵力、加以抚恤，而且乘机削减番号。经此，张学良认清形势，并经过反思逐渐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希望联共抗日后。在杜重远、高崇民等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王以哲拥护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并受其嘱托积极寻求与红军沟通的渠道。
1936年1月，王以哲经被俘后被放回的高福源团长与中共取得联系。2月，中共中央派遣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先与王以哲在洛川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以及恢复交通和通商等口头协议。李克农后又于3月4日与张学良会晤，进一步确认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达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互不侵犯、相互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一系列协定。王以哲参与了各次谈判的全过程，并对会谈成功起了关键性作用。在王以哲的密切配合下，红军与东北军双方建立了电台直接通讯。此外，王以哲还两次掩护红军到西安市采购物资，送武器、物资给红军，并为方便红军往返于延安市、西安提供车牌，还在西安设立秘密联络点，为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提供方便条件。
1936年6月，东北军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联合西北军在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王以哲担任训练团教育长。同年7月，经周恩来介绍，王以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十余万人至陕甘边界，“围剿”红二、四方面军，同时命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配合胡宗南的行动。王以哲按照联共抗日的既定方针，一方面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电，将胡宗南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给彭德怀，一方面尽量阻滞胡宗南部和东北军的前进，使红军赢得了有利时机。由于王以哲的拖延，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伏击，三个军被击溃，一个半旅被全歼。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于当日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上签字。14日，王以哲出任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抗日。16日，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立即组成“讨逆军”，准备进攻西安市，并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在中共中央的促成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然而，在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蒋介石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还调集五个集团军进逼西安。王以哲等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八名高级将领立即向南京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电。为了遏制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周恩来与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共商，组成三方面联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布防西线。
面对当时事态，东北军中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力主与国民政府决一死战，救回张学良；而以王以哲为首的大多数老一代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此事对逼蒋抗日、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1937年1月31日，王以哲在家中召开了有周恩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与自己三位军长、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的少壮派也派代表旁听。会上王以哲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此方针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三方面意见取得一致。
会议的决定没有被主战的少壮派军官接受。主战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误以为王以哲力主和平的方针是讨好蒋介石、出卖张学良。于是，他们于2月1日夜在孙铭九家中秘密集会，拟定了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计划。2月2日晨，孙铭九派出卫士营于文俊连长带领一、二十个亲信，闯进王以哲住宅，枪杀了王以哲。当天，这些人还枪杀了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参谋处长徐方和交通处长蒋斌。制造了“二·二事件”。学者武育文认为：这一事件造成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分化、瓦解，在客观上破坏了抗日救国大业。
王以哲将军牺牲后，周恩来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致电王以哲将军亲属，对王以哲将军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表示痛惜和哀悼。其后，王以哲将军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1985年，民政部授予王以哲革命烈士称号。1993年，政府在王以哲将军的家乡宾县建王以哲将军纪念馆以纪念王以哲将军。
王以哲进入奉军后，非常注重士兵的军事训练。在初入奉军，担任教导队排长、连长和营长期间就教授《简易测绘》，并编写《步兵操典详解》，颇受部队初级军官欢迎。1926年冬，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张学良在北京旃坛寺成立讲武堂，委派王以哲负责招考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入伍并训练。1928年，张学良将十九师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任监督，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负责招考年满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入队学习。后来，此学生队不少人成了有名的军官。王以哲不仅擅长训练士兵，而且非常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军事指挥能力。他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在旅里成立了步兵研究班，对各团上尉以下的军官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轮流训练，又于各连抽调士兵成立军事队，隶属于步兵研究班指挥。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参谋处为各级军官制定了学习计划，学习情况列入年终考核项目。
王以哲除了注重官兵的军事训练，还尤其重视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他亲自编定爱国教材，如《旅训》《旅歌》《士兵问答十二条》等，书写号装入镜框悬挂于每座兵舍、讲堂、办公室。每当“总理纪念周”，他总要请一些社会名流学者来部队讲述国内外形式，以及俄、日对中国的侵略史等。为了加强对战士、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王以哲还在担任北平军分会军衡处处长时办了《东望》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并常在该刊上题词或撰文，表达抗日救国、复土雪耻的决心。除此之外，王以哲经常在适当场合发表讲话，进行爱国宣传。东北易帜后不久，王以哲在1929年元旦团拜会上就号召官兵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卫国家、抵御外敌。会后，他还将讲话整理油印成册，下发到各级官兵。在西北“剿共”期间，为了贯彻张学良的联共抗日，王以哲号召官兵不要打内战，要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作为一名爱国将领，王以哲多次掩护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在担任张学良卫队长期间，就曾多次掩护老同学张克侠和共产党员张存实等人的革命活动，为他们秘密出入国境往返莫斯科提供帮助。在西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了掩护苏维埃政府经济贸易局局长钱之光去西安市采购物资，为其提供六十七军的军装、军马，并派亲信副官随行。有些物品在西安买不到，还帮忙去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订货。此外，王以哲还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武器、物资，并为方便红军往返于延安市、西安提供车牌，还在西安设立秘密联络点，为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提供方便条件。
毛泽东、朱德在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中评价王以哲：“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
蒋介石评价王以哲：“王军长以哲服从和平，以定大局，殊属难能，而遭遇暴力威胁，宁死勿屈，尤为可贵。”
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在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中评价王以哲：“鼎方兄爱护国家，素具赤忱。”
以哲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西城街县广播电视局路南。其前身是建于1952年的宾县革命烈士陵园，占地3万平方米，公园中部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座。1993年建王以哲将军纪念馆。2001年9月18日，陵园扩建，占地面积增加到50000平方米。以哲公园为黑龙江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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