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7:14
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米歇尔·德·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奥古斯特·孔德媲美，王充胜过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国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国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安德烈·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
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锺书、季献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由》，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艾田蒲终生不能忘怀的仍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无论早期翻译丁玲的《水》和张天翼的《恨》，还是对中华苏维埃的宣传；也无论是为中国人争回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晚年真挚地、持久地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支持；无论是写作《中国之欧洲》、《孔子》，还是永无懈怠地为陶渊明、李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在法国的问世奔波，艾田蒲都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艾田蒲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他不是为记载“文化功劳簿”而写此书的，如他所说，他的目的是想为学科“注入一点活力”。他的研究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破除“欧洲中心论”，赞扬中国文明的时候，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欧洲文化如何传入中国的。因此，他在阐述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的时候，总是把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放到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世界文化的交流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相互影响及其规律。
艾田蒲曾长期在巴黎(索邦)大学主持比较文学讲座，并担任指导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导师，对于向法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十分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