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5:08
“茶马互市”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部、西部游牧民族之间进行的一种以茶叶和马匹作为贸易物品的贸易形式。因气候原因，中原内地产茶、但无良马，北部、西部游牧民族不产茶、出良马，但中原地区需良马用于战争，游牧民族把茶当作必需品，由此“茶马互市”出现。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时期，北宋期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战马需求量大，“茶马互市”空前发展，统治者对此格外重视，特地设立茶马司；明代“茶马互市”带有政治目的，由于统治者高度重视将茶马互市视为军国大政，茶马互市进入鼎盛时期；清代，国家统一格局日渐巩固，稳定的族际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茶马互市”逐渐淡出历史，宣布告终。
“茶马互市”具有带动性、广泛性、互动性的特点。“茶马互市”推动中原地区茶叶的生成发展和贸易，同时采取有效手段限制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产生极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茶马互市”带动民族之间的贸易发展，推动交通改善，进一步推进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鹊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年)吐蒂又请交马于赤岭(今日月山)互市甘松岭(今松潘县)。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原地区阻，不如许赤岭。”《新唐书》记:“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州和汉中市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唐朝与吐蕃茶马互雨的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界约，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稳步发展。
北宋建国，北方已被辽朝占据。随后，党项人兴起，建立西夏政权。北宋疆域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宋廷与契丹、西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战马的需求量又很大。此时，吐蕃政权早已瓦解，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用茶叶和吐蕃诸部交换马匹，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开支，还能作为政治、军事之外的手段对其进行笼络和控制，因此，宋廷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除吐蕃外，北宋与辽朝、西夏等也进行过茶马交易，但汉藏茶马互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南宋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茶马互市的范围，不但在西部地区开办茶马交易市场，还在中国西南地区购买战马。
灭金、西夏、南宋，降吐蕃、大理白族自治州，元朝的幅员空前辽阔，草原牧场尽在掌控之中，也就不需要用茶叶来交换马匹，但为了获得巨额的税收，仍然设立榷场，严格控制茶叶的买卖。但就整体而言，元朝的“茶马互市”并不兴盛。
明朝特别重视茶贸易、促进国家统一中发挥的作用，把茶马政策作为统治藏族地区的重要手段。明朝建立后，退居塞外的蒙古势力是明廷的最大威胁、心腹大患，被称为“北虏”。生活在现今青海省、甘肃省、新疆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被称为“西番”。为了防止“北虏”和“西番”诸部联合，明朝建立之初就数次派军西征，降服“西番”诸部，并设立了大量的羁卫所进行控制。明初频繁的战争使明廷对战马的需求量剧增，而“西番”诸部畜牧业发达，出产的马匹数量多、质量高，同时，他们对茶叶的需求也已经达到必需品的程度。和“西番”诸部进行茶马互市不但可以得到战马，而且还能实现“联番制虏”的目的。，明初国力强盛之际，在政府垄断茶源的情况下，藏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明朝政府还能从藏区获得马匹。但是，永乐以后，随着茶马走私的日益兴盛，藏区不愿按照官定比价去换取茶斤，转而直接向走私茶商进行交易，因而导致了私贩商帮的异常活跃。早在明初，陕西省当局就办理过茶斤走私案件。至弘治年间(1488—1505)，茶斤走私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由于私贩盛行，质量上乘的好茶，大多流入私贩手中，政府所收茶斤质量低劣。明朝政府实行的“茶马互市”的经济管理制度，到了明朝末年，已经衰落。
清代，国家统一格局日渐巩固，稳定的族际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清初沿袭明制，实行茶马互市。但随着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秩序的建立、社会的安定，以及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贸易的繁盛，茶马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清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许多历史上与中原王朝对立的民族都已并入大清国之内。“茶”与“马”的对立，像元代一样，不复存在。因此官方的茶马互市已无存在意义，而大量转为民族间、地区间广泛的民间贸易形式。
我国南方地区茶树种植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到唐朝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产茶区域大为扩大，临近青藏高原的宜昌市、巴东县等地有贡茶出产，茶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唐代内陆地区饮茶之风盛行，茶文化在此时期有了较快发展，加速了我国茶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王敷《茶 酒论》描述了唐代茶叶贸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繁荣场 景。吐蕃、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与唐代茶叶往来的记载。 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饮茶也传入吐蕃， 逐渐成为社会风习。据《藏史》记载：“藏王松岗布之孙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吐蕃上 层人士以饮茶为时尚并以囤积名茶为富贵的象征。 对于古代的农耕民族来说，马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畜力，同时也是交通运输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马的数量和质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因此，我国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马政，但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内地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合养马。
藏族地区属高寒地区，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需要摄入热量高、脂肪高的食物。但这些食物较为燥热、难分解，高寒地区又缺少蔬菜。而茶叶能够分解脂肪、防止燥热，故在藏民的生活中，茶叶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限制，藏区不产茶、出良马；内地产茶，但无良马。所以早在唐初，吐蕃各族部就有以羊、马等向汉族换取茶、绢的活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乾元元年（758年）间，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与唐代的茶马互市相比，宋代的茶马互市已经明显政治化。进入宋代后，宋廷为了得到战马，不断加强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和控制。
茶博马，就是专以茶博买马匹，禁止或限制它物与马的交易。宋朝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规定：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禁止用铜钱买马。到赵顼时期，宋朝东南地区和四川省地区年总产茶约在五六千万斤，其中四川茶叶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仅成都市、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榷茶博马的时机已经成熟。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颁布《四川地区榷茶法》规定：四川地区从成都、利州路开始实行榷茶法，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再次下诏：“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杂买”，这道诏书标志着茶马专卖法制的正式确立。它既是宋朝中央解决战马急缺的务实之举，同时又为西北、西南沿边蕃夷诸族用马换取良茶提供了法制保障。
为了把茶马贸易掌控在政府手中，官买官卖、垄断经营，宋朝成立了专门的茶马机构——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宋初，“市茶”和“市马”分属茶司和马司两个机构掌管，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与繁荣，宋朝廷深感由茶司、马司分别经营茶马交易，互相之间工作推诿、矛盾颇多以致“贻误国事”。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正式成立了统一的茶马官营机构，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不过，“其后二职分合不一”，直到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时，茶司与马司才“职任始一”，实现了真正的合并。
都大提举茶马司是在市易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易务为宋朝设于沿边城镇的官方贸易机构，主要职能是经营蕃汉贸易活动，买马即是其中职责之一。
宋朝政府规定茶商必须在官府指定市场内方可进行交易，越地贸易被视为违法，要受到处罚。其次，政府还规定：茶商还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市场准入凭证——茶引。宋政府规定，茶马贸易的价格原则是：“随市增减，价例不定”，也就是说，茶马交换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灵活波动，并且对马龄或尺寸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为了垄断茶叶经营以保证博买战马，宋朝廷严禁民间茶叶交易和茶货透漏入蕃，并实行了茶课罪则。
明朝的“茶马互市”，主要实施于西北藏族地区，并为此确立了严格的榷茶制度，即围绕着茶叶的生产、运输、贮存、销售建立起一整套垄断经营制度。
明朝政府将茶叶分为官、商、贡三类。其中，官茶、商茶是储边易马、赏番、实边的“驭番”茶;贡茶则是专供皇帝饮用之茶。明朝初年，茶叶运输一直由政府控制，调动军民夫役官运川陕茶叶至西北茶马司，以杜绝茶叶走私。为了解决官茶转运问题，明朝政府在继续实行官运茶叶的同时，也依赖民间商人转运，于是便有了弘治年间的“招商中茶”。官商四六分成，官得四成，皆用于易马。后来，又采取官商对分制。明朝“茶马互市”所用茶叶，在两处贮存:一是在茶叶产区。二是“茶马互市”地方，即明朝政府设在甘肃省、青海省、四川汉藏边缘地带的茶马司。
茶叶销售，即以茶易马，由明朝设置的茶马司负责。茶马司是明朝政府与藏区进行茶马交易的中介机构，代表着中央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因此，明朝政府常派遣巡茶御史巡督茶法马政。
为了限制边茶入番，明朝政府不仅建立起较唐、宋时期更为完备而庞大的榷茶职能机构，“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而且以“茶法”形式，从制度上将川陕茶业强力纳入“驭番”轨道，从而筑起一道禁止私茶入番的防线。
严厉控制茶商，禁止私茶入番。茶商是指持有政府颁给的经营执照“茶引”，从事茶业经营的商人。茶引的印制、分配权，均在中央户部，各产茶区仅有分发权。茶与引、由必须相随，一旦发现“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或多余夹带、“称较茶引不相当”者，即为私茶，与私盐同罪。明朝政府特别注重边关把守巡缉，对于稽察不力的失职官吏，严厉惩治，决不宽贷。明初，颁发“金牌信符”，这实际是明朝政府对藏区僧俗首领的定购合同，其定购的数量、日期、茶价及定购的凭证，均有明确规定。定购合同不仅表明马匹交易，只能由政府一条渠道进行，而且也确保了政府对马匹的收购数量。
清代沿袭明制，实行茶马互市。在西北，康熙初年相继裁撤苑马监和茶马御史的官职，后来又放宽私茶禁令，并将茶马司停办，茶叶改由民间自由经营。康熙末年，根据兄弟民族人口增加，消费量增长的需要，又加大了茶叶的供应量。仅青海西宁和甘肃河州等地，每年行销额达到2600多万斤，是明朝年供应量的5倍多。到雍正十三年(1735)，因“军需告竣，番民以马为累”，裁撤了茶马司。至此，相沿近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便在全国范围内告终。
由于互市所用“茶叶产于四川省及湖南省、湖北等地，而良马又产于西北区域，这构成了茶马互市庞大的交通网络，即南茶北运，北马南运”。无论是处于中原王朝北部的辽朝抑或女真，还是处于西南部的吐蕃、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权，都被卷入到了这一涉及地域广泛的互市洪流之中。地理环境和自然生产力的差异造就出迥异的物产。在这场南茶北运的互市贸易中，市场经济的力量是无形而又强大的。茶叶作为北部民族“民有所需”的商品，通过茶马互市星罗棋布的交通网络传入千家万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各民族融合的历史。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交流融合、互通有无。在互市区域中的许多城镇，汉与藏、回等民族和睦相处，汉文化与藏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文化在某些方面相互吸收、相互交融，某些方面又相互独立、自成一体。既互相吸纳了不同的民族饮食，又彼此尊重了迥异的民族习俗。
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力的推动下，以开放的市场为圆点，带动周边小集市的形成，成为市场发展的基本特征。这股强劲的带动力量不仅在中原地区显现，而且还像人体经络一样扩散到周边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带动、加强了商贸往来，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延伸。
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在契丹族与汉族频繁接触的过程中，茶叶的传入改变了契丹人的饮食习惯，茶叶贸易加深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豪爽的契丹人也把饮茶作为一种时尚。由于茶叶具有生津止渴功能，既可提神醒脑，又可帮助消化，逐渐得到族人的认同与欢迎。与此同时，中原醇厚的茶礼、茶风逐渐渗入到契丹文化中，成为其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中原茶文化使辽人饮茶礼仪发生了很大变化。
茶马互市建立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充足的社会条件。茶马互市 使各族商人奔走于边疆和内地之间，促进了不同民族混居，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茶马互市推动了交通改善，促进了族际广泛交往。茶马互市兴起后，为了方便茶叶等物资的运输，政府和民间不断兴修道路，改善交通条件。宋朝时，政府出资修建了大量的车铺，少数民族政权也不断修路置驿。明朝不但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还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市三条茶马商道，茶马 商道“东北从女真、蒙古兀良哈地区到喜峰口等处，北部从土默川到大同市、宣府等处，西北从甘、青及 西藏自治区到今天水、临夏、雅安等处”。在西南的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纵横，地理环境异常复杂，虽然存 在博南道等通道，但地势险峻，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再加上瘴严重，匪患横行，各族 之间的往来极为不便，交往交流困难重重。滇藏茶马互市兴起后，交通条件不断改善，“藏族对茶的 依赖使马帮穿越横断山脉成为常年的必要行为”，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商人不畏艰险，奔走于高山 峡谷、险滩恶浪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民族交往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民族交融的程度不 断加深。
茶马互市本身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在满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带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发展。不仅如此，还推进了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强劲的物质动力。
茶马互市促进了语言相通，加深了族际交流互信。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充当翻译的“通事” “牙人”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不少汉族人口逐渐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内地，民 族混居不断增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语言互通，到明朝，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懂 得汉语的情况已不少见。此外，茶马互市还带动了一些民族混居型城镇的兴起。例如，四川康定原 称“打箭炉”，最初只是一个拥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由于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为“番汉咸集”的贸 易重镇。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族际交流，族际互信不断增加，族际通婚现象越来越多。茶马互市有利于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语言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交往交流的主要工具。茶马互市推动了语言的交互使用，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与政治、军事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撑，任何一个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是不稳定的。宋代以降，汉藏茶马贸易空前发展。北方和西北的几个少数民族由于实力的迅速增强，建立了本民族政权，与宋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不断侵扰宋朝的边境地区。“互市”开始被宋王朝有意识地利用，作为政府军事、政治的辅助手段。只要能有效地控制茶马互市，宋政府就可以不必单独依靠军事和政治手段来遏制这些民族。通过茶马互市，宋政府一方面能从茶叶(民族生活必需品之一)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能借助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自身军事实力，防御对方。
唐朝前期，政府多以铜钱或绢帛易马，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用茶易马则可以“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⑧经常化的、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抬高了茶叶的价格，加之唐政府多重茶利，从而鼓励了茶农的植茶热情。宋政府极缺战马，意在用中原茶叶换马，以巩固政权，再次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发展。可以说，唐宋时期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关联。换言之，茶叶种植的广泛化是以广阔的市场为前提的。茶叶借助互市贸易这个平台，从中原地区渗透、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市场感受到了这种需求，适应性地向外延伸、扩张。一方面是中原市场经济强大的带动性，另一方面是周边民族地区市场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两种经济力量的交互作用，推动了双方频繁的贸易交换。
广义的茶马古道，是指以中国西南为出发点、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狭义的茶马古道，则是指以滇川藏为中心，以茶马贸易为主要行为，向印度、东南亚一带延伸的文明古道。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唐朝以前的青藏高原带上一系列重要古道相互连接并发生大转型的结果，转型的根本原因是恃茶行为在世界屋脊带上的逐步形成，转型的重要标志是茶叶成为古道网络上的主要商品。因此，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和茶的传播息息相关。
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古道上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茶马古道也就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的一条商贸通道。到川藏公路、青藏铁路、川藏铁路等现代交通依次通车，线路与原茶马古道网络大抵重合，茶马古道也就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