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26
《觅渡，觅渡，渡何处》是一篇纪念和评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散文。作家梁衡评价的角度新颖，思考深，见解精辟，在所有纪念瞿秋白的作品中，属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把自己对历史、对革命、对人生、对人性的综合思考，带进了对瞿秋白命运的探索之中。他用自己深沉凝重的笔触，推动着读者走进人物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走向沉重而警世的历史深处。1996年，历时六年出炉的《觅渡，觅渡，渡何处？》的发表，标志着梁衡政治散文创作的开始，而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题材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梁衡（1946——）山西霍县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在基层当记者。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全国记协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散文理论研究。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 《文学自由谈》、 《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主要著作有《新闻三部曲》（3卷）、《数理化通俗演义》（2卷）、散文集《名山大川》 、 《人杰鬼雄》等。多年来，梁衡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新闻理论研究，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道：“梁衡是一个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世的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之外，尚无第二人。”
梁衡写此文，构思六年，三访纪念馆，写下了这篇评价历史人物的散文。作者着力于展示人物的形象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为了刻画瞿秋白的性格，连用三个“如果”构筑起波澜迭起的虚设和步步深入的探悉，在疏密有致的纵横挥洒中，树立起一个才华横溢、热情如火而又矛盾重重、性格复杂、从容坚强、大义凛然而又终其一生求无所获的悲剧性的革命者形象，从而为读者对瞿秋白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极大的思维空间。
在梁衡的笔下，瞿秋白有内在的人格，有外在的功业，而更多的是才未尽、功未成的遗憾与悲剧。“觅渡“在这篇散文里已经由瞿秋白命运的昭示，上升为一种象征意义：人的一生，往往都是从寻觅开始他的梦想和追求的。人生建功立业的成功往往在于把握命运的契机。若以“觅渡”作比，则可以说是找准人生的渡口。
秋白的女儿独伊读过《觅渡》之后，在致梁衡的信中说：“父亲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但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聂氏宗祠，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被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地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他其实不是被中国国民党杀的，是为左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原地区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当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元，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卡尔·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市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派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了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市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来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罢。”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区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中国工农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皇帝”，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中国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们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遐想。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我在这间旧聂氏宗祠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市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市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联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原地区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抗金，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省常州武进区人，与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张太雷并称为常州三杰，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1985年6月18日 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纪念大会，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卡尔·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联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长汀县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生平：
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
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以记者的身份赴苏联采访，是最早向中国人民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新闻先驱。
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
1923年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党纲。同年参与筹办上海大学。这时和以后多年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第一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党内的右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
1927年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总方针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此后虽曾犯过短期“左”倾盲动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28年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随后参加共产主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
1930年9月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1934年到瑞金市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2月26日在福建长汀县县水口镇小径村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县罗汉岭英勇就义。
著述：大部分遗作收入《瞿秋白文集》（14卷）、 《瞿秋白选集》 （1卷）中。
梁衡的政治人物散文是从写瞿秋白开始的，从表现山水美过渡到挖掘人格美，不仅是散文题材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梁衡自己人生体验的巨大转变，这一点应该比其文本意义更为重要。 《 觅渡，觅渡，渡何处？》从才情、业绩、际遇、人格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而这种探究的过程被作者用三个“如果”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评价。
1990年梁衡到江苏常州出差，拜了秋白故居。其后，梁衡去了三次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纪念馆。六年来一直惦记着写一篇文章。他说，瞿秋白“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实在是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人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梁衡对秋白的纪念主要着眼于对人格的剖析，在《觅渡，觅渡，渡何处》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耐人寻味：
三个“如果”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有文才、画才、医才、翻译之才，他身体里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顾影自怜，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将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好像用一块纯玉、一块黄金代替一块石头、一车土去堵决口。这是一种最伟大的无私，最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只是一般的献出生命更可贵，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秋白是
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深明生死大义的人。他是个英雄，但决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传统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枪英雄、虎胆英雄、狂飙英雄。勇敢、坚强等这些英雄冠词、已无法概括他。他是一个冷静的勇敢者，只要他认准的主义、道理，他就静静地去实现。为了主义，他把死看得很淡。轻轻地，就像掀开杯盖吹开茶面上的浮沫。
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他对生活可以轻抛，对死淡然一笑，对名也看得很透，对到手的名也像对生命一样，轻轻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边了。他是大彻大悟、彻底超脱的人。人格修炼到此，应该说无论是佛，是道，是儒还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文中梁衡用秋白自己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生，心忧天下；死，坚强从容；名，坦荡真实。
悲剧人生
除了这三个“如果”之外，梁衡还设计了一个没有点出来的“如果”，那就是秋白的悲剧人生。这一点是更深更感人的一层：
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争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呈。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因为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梁衡说：“一个人前半生的悲剧是他后半生的财富，也有人一生都不幸，那他的悲剧就是后人的财富。”这正是瞿秋白的人生价值所在。
瞿秋白，这是近百年中国历史中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他高度浓缩、短暂璀璨的一生，横看成岭侧成峰，如一首优雅的朦胧诗，像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令后人回味无穷：
二十四岁的时候，他是意气风发的年轻革命家，是风流儒雅的大学教授，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少不了海誓山盟、花前月下，为了看一场自己喜欢的戏而又不被人认出，他竖起衣领、戴着墨镜扮酷，兴之所至，他会在郑振铎的婚礼上幽他一默，留下一段传世佳话；
十八岁的时候，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八七会议”，以一介书生担当起领导一个政党的重任，发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怒吼；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被自己阵营里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政治上永不被重用，经济上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忙着为鲁讯的杂文作序，忙着帮茅盾改小说，忙着制订汉字拉丁化方案，笔端所到之处，洋洋洒洒几百万言；
三十六岁的时候，他成了中国国民党的俘虏，他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在黑暗的牢狱中孤军奋战；死亡来临的前夜，陪伴他的国民党军医为其揪心彻夜未眠，他却酣然入梦；长汀街头，对瞎眼乞丐的一瞥是他悲天悯人的最后情怀，罗汉岭下，一句“此地甚好”成为他诗情画意的千古绝唱。
他是人中龙凤：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语言学甚至佛学。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中国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多余的话（前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我写觅渡（节选）
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或曰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指他的功业，依个人能力、机遇不同差别亦大。小至种一草，植一树；大至缔造一个国家，完成一项发明、一个发现。只说有形功业，人就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有层层丘陵也有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遥望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群峰屹立，连绵不绝。从凡人到英雄，从小事到大功，足够波澜起伏了。这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别，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这与其人的学识、机遇、时势有关。比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在人格这一点上，人人都向他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原子里的能量被裂变释放一样。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职位、权力、功业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质意志，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我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宗冤案，几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但是最后为此案奔走平反、坚强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庙老人。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刻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出一个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有内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业，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所以他是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企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主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更高，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份遗憾，一丝悲伤。 ——梁衡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文学创作、评论和文学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1931年至1933年底瞿秋白在上海和鲁迅共同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和鲁迅这两位文坛巨匠心心相印，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春末夏初，在北四川路底川北公寓三楼鲁迅的住所，瞿秋白和鲁迅初次见面了。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和瞿秋白一开始相见就真象鱼遇着水，融洽自然。”“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他们谈的很畅快，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
半月后，瞿秋白夫妇又去看望了鲁迅夫妇，瞿秋白和鲁迅一经见面，就过从甚密。由于瞿秋白的特殊身份，敌人对他搜捕甚紧，他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性。眼看这种情况，鲁迅十分焦急，寝食不安，总想对他加以帮助，使他得到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1933年3月3日，鲁迅由内山夫人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星一个日本人住房里的后楼房间。3月6日，鲁迅就到瞿秋白新居祝贺，并以花一盆相赠，瞿秋白也将鲁迅用“洛文”署名赠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挂在墙上，以示心照。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前，特意到鲁迅寓所话别。为了表示惜别之情，鲁迅向许广平提出把床位让给瞿秋白安睡，自己睡在地板上，以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鲁迅在得知瞿秋白不幸被捕的消息后，很是悲伤。他曾努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事情未果，就传来了瞿秋白壮烈牺牲的噩耗，鲁迅更是悲愤交加。他在1935年6月27日和9月1日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对挚友遇难的悲痛之情，对敌人的满腔愤怒，溢于字里行间。
瞿秋白遇难后，鲁迅等几个他的生前好友，商定要集资为他出书，以资纪念。鲁迅撑着带病之躯，以顽强的精神，为亡友编校遗著《海上述林》。他亲自负责设计封面，编排校对，安排插图，选择纸张。但他的肺病也日趋严重起来，时常大量吐血。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海上述林》上卷终于装订出版了。当和冯雪峰谈起编辑、校订和出版《海上述林》的情况时，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未及见到《海上述林》的下卷，便与世长辞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政协山东省委员会.2023-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