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8 21:25
邵美(1906年6月27日—1968年5月5日)，原名邵云龙，笔名朋史、荆蕴、唐县、郭明、浩文等。祖籍余姚市，生长于上海市，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巴黎画院，是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壁”，又有“海上才子”“文坛孟尝”的美誉。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论及部分小说。他的诗歌是中原地区颓废主义诗歌的代表。邵洵美曾创办了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等机构，编辑、出版和发行了大量刊物，还曾担任后期新月书店的经理，并与徐志摩共同编辑了《诗刊》。邵洵美的代表作有诗集《天堂的五月》《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
邵洵美出生于官宦之家，无仕途追求，执著于文化艺术事业。1922年在《秋光》杂志上以“小黑”为笔名发表诗歌处女作《春江垂钓》。1924年，邵洵美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文学，次年转入法国画院学习绘画，结识徐悲鸿、刘海粟。1926年回国后从事文学活动，大量创作诗歌、创办书店，出版刊物。比如他在1934年创办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公司，出版《论语》半月刊等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洵美居家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译作有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乔治·拜伦的《青铜时代》等。1958年10月，邵洵美以“里通外国”的名义被捕，1962年4月无罪释放。“文革”时期，邵洵美被迫停止翻译工作，失去收入来源。1968年五月，邵洵美哮喘加剧，又突发肺原性心脏病，于上海市家中去世，年六十三岁。1985年，邵洵美最终得到平反。
邵洵美的诗歌是中原地区颓废主义诗歌的代表，有一定的前卫与先锋性，又引发了许多争议。邵洵美曾出版一系列有影响的期刊，如《论语》《十日谈》等，培养了很多作家、编辑、漫画家，促进文化普及和文化教育。他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1906年6月27日生于上海。邵洵美之名是1924年与盛佩玉订婚后，邵洵美根据《诗经·郑风》之《有女同车》中“佩玉锵锵，洵美且都“的句子提取出来的。邵洵美是晚清上海著名的斜桥邵府的长房长孙，清廷一品大臣邵友濂是他的祖父，清代著名的洋务大臣盛宣怀是他的外祖父，李鸿章为他的嗣外祖父。邵洵美自幼作为长孙过继给伯父邵颐（邵府长子）为子。1911年邵洵美5岁，父母把他送进家塾读书。他天资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中学在教会办的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就读，英语基础较好，此外家里还另请国文教师教授文言文。1918年，刚十二岁的邵洵美突发奇想，带领弟弟妹妹在家里办了份报纸，叫做《家报》。《家报》模仿日报样式，把当日新闻和自己所闻所见的趣事写在32开纸上，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母。
邵洵美白面秀脸，高鼻俊目，有“希腊美男子”之称。邵洵美生性厚道，温文尔雅，气度宽大，慷慨豪放，健言谈，喜结交，朋友遍南北。1923年初，邵洵美毕业于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次年进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就教于慕尔教授，专攻英国文学。1924年邵洵美因对古希腊女诗人莎茀的崇拜而逐渐对拉斐尔前派、西方象征派诗歌产生兴趣，用英文创作诗剧《莎茀》，轰动全学院。他假期去法国巴黎画院学画，期间与“天狗会”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义结金兰，为“天狗会”四巨头。1926年7月，邵洵美回到上海市筹备婚事，与狮吼社同人作家滕固、章克标等结为文友，又与徐志摩结拜为兄弟，人称“诗坛双璧”。1927-1928年间，邵洵美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论文集《火与肉》相继出版。1928年，邵洵美成立了“金屋书店”，次年，出版英国线条画家Aubrey Breadley的诗画集《琵亚词侣诗画集》译本、英国作家乔治・摩尔“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译本。
1931年，邵洵美接办“上海新月书店”，多次再版徐志摩的遗著和旧著。1932年初，邵洵美创办《论语》半月刊，《论语》从1932年9月创刊到1949年5月（其间抗战八年停刊）共出版了177期，从不脱期，洵美主编近百期，是洵美办的所有刊物中唯一有盈利的，也是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1933年，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与“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报刊十二种，同年与朱维基、庞熏琴等组织了绿社，出版《诗篇》月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的成立，是他逐渐以出版为他的事业，并且从唯美转向现代的标志。宣称要“给青年人有个泄愤场所”的刊物《十日谈》在多个省份被禁而不能续办。宣称“不说鬼话”“让人有听话说话的场所”的《人言》周刊，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和一些散文、小说、文艺评论。《人言周刊》弥补了《生活》周刊被禁所造成的政论周刊的空缺，还曾引发了一次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问题大讨论。此外，还有创办于“一·二八”时期的《时事日报》，它力求揭露事件真相，报道前线消息。1936年，邵洵美为推进新诗发展，与郁达夫合编出版了《新诗库》，为十位诗人各出一本，包括他自己的《诗二十五首》。同年，在英文杂志《天下》上发表《诗歌Chronicle》（《新诗历程》）一文，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反响。
1937年邵洵美31岁，“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市，邵洵美一家从虹口区逃进法租界，在孤岛上海的环境里，他所有的刊物都被迫停刊。1938年9月1日，邵洵美创办抗日期刊《自由谭》月刊及其英文“姐妹刊”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或译为《公正评论》），由项美丽以外国人的身份作为“编辑者”和“发行者”，《大美晚报》的老板斯达（Starr）等人作经济后盾，当时来华访问的一些外国记者也为刊物撰稿。
1938年邵洵美在《自由谭》月刊发表长诗《游击歌》，此诗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很高的评价。此外，他还翻译英国作家W.H.Auden（W.H.奥登）的诗《中国兵》，又发表了一些英诗和唐诗宋词的英译。同年在《自由谭》月刊第2至7期连载自传性长文《一年在上海》，述说八一三后这一年里他的亲身经历。此外，他还为《大英夜报》每周写三篇社论，乐在其中。1938年下半年，邵洵美接受中共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将女共产党员杨刚藏在项美丽家中翻译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英译本秘密印刷、散发出去。《论持久战》一文连载于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又被《自由谭》月刊介绍给读者，对当时在上海乃至国外的海外人士尽快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9年3月1日，由于租界当局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两份刊物被迫停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孤岛”沦陷，邵洵美隐居霞飞路家中，与做汉奸的弟弟邵式军保持距离，1942年日军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熊剑东游说邵洵美联络重庆政府“中日议和”，被其拒绝。邵洵美深居简出，以书为友，研究邮学排遣郁闷。
1943年上海市《新申报》连载《中国邮票讲话》六十讲，深受读者喜爱。次年为避免日本人迫害，邵洵美决定携长子邵祖丞和老友但荃甚前往重庆市，但由于战事在杭州市耽搁数月。1945年，由于受到弟弟邵式军的汉奸身份牵连，被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林基误在淳安县扣押两月，经张道藩营救获释。解放战争时期，邵洵美冒着风险促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出版。
1945年，邵洵美受聘办英文报《自由西报》，后来改组为《自由论坛报》（ChinaDailyTribune），钱锺书任主编，此后邵洵美开始着手恢复时代图书公司（更名为时代书局）、时代印刷厂。次年任《见闻》时事周报总编辑，又复刊并且亲自编辑《论语》半月刊。他又借用幽默的“春秋笔法”批评政府的政策法令，为老百姓代言，写了《直言谈相》指名道姓。1949年春，解放军大举南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台，邵洵美写了篇《逃亦有道》，冷嘲热讽。战后形势令他失望，他直言不讳指责当局，以至于《论语》受到警告，后来有一期《论语》撕去几页再发行，以此表达他无声的抗议。1949年5月，《论语》出版了最后一期（177期）。
50年代初，邵洵美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他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含《双料侦探案》”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珀西·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和《麦布女王》；乔治·拜伦的《青铜时代》（集于《拜伦政治讽刺诗》一书）；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姊妹》《四章书》等，其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能出版。此外，邵洵美晚年病中还写了一些中国古代诗歌叙怀。
1958年，邵洵美因一封向项美丽索要借款的英文信，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审查。在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的作家贾植芳成了“狱友”。邵洵美在狱中郑重交代贾植芳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件，是1933年2月17日招待萧伯纳功德林吃素斋一事。此事，当年为避烦嚣，事先未公开于报界，而事后隶书亦无此记载，为不使这一历史事件湮没，必须将它公之于世。第二件，是鲁迅当年在文中隐指其为“捐班”，“文章是花钱雇人代写的”一事是误会，必须予以澄清。1962年4月6日，邵洵美被释放出狱，但留有“帝特嫌疑”（内控）尾巴。旧友施蛰存、孙斯鸣、林达祖、钱瘦铁、顾苍生、王永棣、庄永龄、陆小曼等先后都来探望。作家协会上海市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联副秘书长周熙良，受中央文化工作领导人之一的周扬和当时专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的委托，负责安排邵洵美译书一事。“文革”时期，上海市印刷学校红卫兵来抄邵洵美家，《呼啸山庄》的翻译工作被迫停止。1966年11月起出版社停发每月津贴，经济濒临绝境，此时全靠盛佩玉每月自南京市寄来三十元和陈茵眉到处奔走撑持。1968年5月5日邵洵美因肺原性心脏病大口吐血而亡（也有人说他是不堪受辱在医院服药自杀）。1985年2月，(85)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文件及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书下达，为邵洵美平反。此后，陈茵眉及其个别子女的户口、住房、职业以及抄家物资作价发还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1923年17岁的邵洵美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并与盛佩玉订婚。订婚后，盛佩玉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送给邵洵美，邵洵美作诗《白绒线马甲》回赠。此诗于12月5日，刊载于上海市《申报》，它邵洵美发表的第一首诗。1926年12月2日与盛佩玉在静安寺路大光明舞厅举行婚礼。1946年《论语》半月刊在盛佩玉、盛贤的主持、筹划下复刊。
1935年初，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EmilyHahn）结识、相恋，后即同居。邵洵美为其取中文名字项美丽。9月1日，邵洵美创办《声色画报》，主编为项美丽、邵洵美。项美丽曾以外国人的名义协助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月刊宣传抗日，又再以美国人名义，另行创办《CandidComment》（《公正评论》）英文月刊，项美丽担任发行人和主编。还协助邵洵美秘密印刷、“暗销”《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项美丽《宋氏三姊妹》一书于1941年初在美国出版，成为本年度全美畅销书之一。1944年，她出版了《ChinaToMe》（《中国与我》）叙述了她在上海时期的经历，作了自传性的大胆写照，描写了她与邵洵美的一段情分。大战结束后，她与鲍克瑟在美国结婚，婚后产一女。项美丽一共创作了约五十多部书，其中有关中原地区的有十部。如《宋氏三姊妹》《中国与我》《潘先生》《我眼里的中国》《中国万花筒》《累累履痕》等书。《潘先生》出版于1942年，描述的是一个以邵洵美作原型的人物潘海文。“潘先生”取名是来自邵洵美英文笔名“Penheaven”（意译:笔天下，音译：潘海文）。因书中描述的是一个秀才的书呆子气，故也有将此书译成《书呆子》的。项美丽1939年与邵洵美一起离沪，先后赴香港特别行政区、重庆市，完成了宋家三姐妹的采访，但之后邵洵美只身回沪，而项美丽因为上世纪50年代没有办法拿到签证，再没回过上海市。项美丽去世后，皮夹里还夹着邵洵美的照片。
陈茵眉是溧阳市人，1939年十七岁时来到邵家为婢，邵洵美、盛佩玉夫妇因见她人品好，想要培养她，送她进学校读书，还想收她做干女儿。后来她与邵洵美产生了感情，同居后，陈茵眉生下四子大男邵子美、二女邵茵子、三男邵小龙、四男邵显（小名叫小显）。1958年10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遭逮捕时，正与陈茵眉和所生四个子女生活在一起，住广元路云裳村1号3楼。
参考资料：
邵洵美吸收了西方文学资源，诗歌写作深受法国恶魔主义的影响，歌颂色欲与肉感，在罪恶中找寻快乐，然而又有大胆的反抗，表现了热情而又苦闷的灵魂，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邵洵美对唯美主义诗歌的翻译是他学习唯美主义诗歌创作的途径，他译文在视觉上和听觉上都富有美感。邵洵美有着英、美、法等国文学的广泛的知识背景，对英国颓废主义有系统的了解，偏爱乔治·摩尔的享乐主义，认同戈蒂耶现世的放纵怪诞、恃才傲物的反抗姿态，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背景下，这也是颇为前卫和先锋的姿态。
邵洵美创办的《论语》提倡幽默闲适，以“旁观者”“超脱派”的立场洞察人间，发表自己见解，文章笔调轻松，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富有艺术感染力。由于刊物风格特立独行，《论语》问世不久即一纸风行，成为一本畅销杂志。邵洵美认为“幽默是最纯粹的艺术”，他编写《论幽默》一书，收入邵洵美、林语堂、周谷城、汪倜然、郁达夫、李青崖等人撰写的讨论幽默问题的文章二十二篇。论语派强调幽默的冲淡、自然、亲切、温和与近人的一面，他们把幽默和“闲适”联系起来的，强调幽默文学的闲适格调，提倡“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并因此受到当时左派作家群的攻击，如鲁迅就不喜欢《论语》杂志提倡的幽默主张，认为其与时代不合宜。
在邵洵美积极从事唯美主义实践的同时，动乱的国内政局、纷杂的文坛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唯美主义实践，这种唯美的“矛盾性”“不纯粹性”导致邵洵美文艺观的偏移。在“狮吼—金屋”时期，邵洵美关注的问题相对较狭窄，主要是个人的一些读书感悟，多集中在文艺方面；“时代—论语”时期，邵洵美接触的人物几乎涉及各个领域；文章的内容也逐渐偏重社会民生，文字转而致力于朴实，喜用大白话，清浅如水，明澈见底，但又说理透彻，少有晦涩之感。在这些杂志上，他发表了大量时评，显示出对以往所坚持的“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理念的调整。
邵洵美对翻译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诗学观念，他要求从事翻译、创作和批评时要对文字的物质性特点进行把握，要求将诗文的外在形式特点与内在的思想意义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他以肌理论为核心的创作风格。邵洵美肌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学自身的健全和完美。当时中国自由诗创作出现“审美薄弱和创作的粗糙”的弊端，邵洵美在诗评“金曜诗话”中提出肌理论，专论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中肌理和texture对新诗创作的意义，主张诗歌形式和内容要协调统一。邵洵美对新诗创作的格律、炼字、结构、声韵等方面都有所要求，并且把肌理论运用到诗歌翻译实践中去，如在对萨福诗歌的翻译和评论中，可以看到他对诗歌声音方面特征的重视。
邵洵美早期的文学出版是为了实现其唯美主义文学理想，其思想中具有诗性理想化的追求，其出版经历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的文化出版，则是通过文化期刊，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在此基础上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的出版不以营利为出版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出版推动中国文化的前进，以出版为纯文学寻求生存空间。他的出版形式将唯美与完美结合，注重装帧与设计的完美，对杂志编辑的细节严格要求。此外，他坚持出版创新，许多刊物颇具创意。如创设“七日日记”的专栏，增加副刊，增设内容，又以刊物为平台，举办活动增强影响力。此外，他还倡导编辑人员应与读者、作者合作和交流，对当今编辑人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邵洵美的诗歌创作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学的根本条件是文字的技巧。而在技巧之外，诗歌还应有"雄朴的气概"和"深致的情绪"。邵洵美重视诗歌格律，他不满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而赞赏卞之琳和孙大雨等人的格律诗。主张自由诗人不能盲目地模仿西方诗歌的形式和中原地区古体诗的格律，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变化自创格律，写诗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形式的完美”。他认为，西方唯美派诗歌对于中国现代诗坛有借鉴价值，它能“以火一般的情感，尽量发挥人所欲发挥而未曾发挥不敢发挥的思想和意见”。他主张营造丰富的意象，使读者产生包括视觉美、听觉美、触觉美、嗅觉美等诸种审美愉悦，并透过意象领会与理解创作者融注其中的思想情感。他赞美生，赞美爱，享受与贪恋人生，又仍然看到空虚与破灭。
邵洵美认为，国内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一些译者将翻译归类到商业以及政治范围当中，忽略了文学工作本身的价值。认为在译者要跳出原本设定的框架，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译介，避免受制于单纯语言文本的影响，重视针对不同的典型人物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他明确反对关于“直译”“意译”及“硬译”的争论，强调“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所以第一个条件应当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的修养；同时对于译文的文字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此外，他主张翻译家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并且只翻译某一作家的作品或某一类作品，“在翻译时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与原作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使得邵洵美的翻译明显不同于民国初期的翻译实践，唯美主义的文学倾向使他不被视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而长期被学界忽视。但邵洵美一生中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对外译介了同时代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不断进行唯美主义的文学尝试与创作，作为西方文学接受的先锋和翻译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唯美主义思想乃至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萨福、保尔·魏尔伦、戈蒂耶、夏尔·波德莱尔等作家被邵洵美引介到中原地区。他的翻译及出版活动对中西文化相互译介、对中国唯美主义诗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对翻译理论有所探讨，对年轻的翻译人才进行了培养。此外，邵洵美曾对新诗发展与翻译进行分析，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新思想，并将翻译外国诗的形式及先进经验应用到对外译介当中，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局面。
邵洵美组织文艺活动、建立出版机构和创办刊物，为诸多作家搭建了一些珍贵的发声渠道和传播文化的平台，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编辑出版人，他的出版，满足了他自己的言说需要，也提供了一个公共批评空间，凝聚着他改良政治、建设文化的意图，也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
邵洵美为“孤岛文学”贡献了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带领一批爱国作家进行了“真正的战争文学”创作，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爱国洪流。邵洵美创办的《自由谭》着重发表的内容有“孤岛”文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活动、抗战文学作品、“孤岛”军民的抗战活动、对中日战争问题的讨论等，可视为透视“孤岛”文人抗战的一面镜子。邵洵美抗战文章有《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贡献给国民参政会的一些意见)》《战争文学》等。邵洵美在了解“孤岛”文人郑振铎、孙大雨、阿英等人的情况后，写了一篇调查——《中国新文人统一的力量:留守在上海的文人消息》，很快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回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徐迟，写《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交由《自由谭》发表。邵洵美长篇纪实作品《一年在上海》记叙作者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来，在上海“孤岛”的亲身经历，反映出广阔战争图景下的个人品格操守。此外，他还写了十篇外国记者访谈录，发表在1938年11月2日至14日的《中美日报》上。
邵洵美在中国出版史上破了几个纪录：创办《银灯》，这是中国电影刊物之始。创办《上海夜报》，这是中国晚报之始。引进第一台影写版印刷机，开创了中原地区印刷全新的时代。他的《时代画报》出版周期长达九年，基本涵盖了抗战爆发以前的整个三十年代，在动荡的现代中国刊发几万幅照片、几千篇文章，给从事研究的人提供丰富的图文资料。此外，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人称“文坛孟尝君”。从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到萧伯纳，到上海市来访问的世界级大师不计其数，邵洵美都自掏腰包招待、又曾接济中国留学生、落魄文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洵美将他的全部德国进口印刷设备以低价转让给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份画报《人民画报》即是由这台印刷机印出来的。
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黄苗子：《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原地区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以及招摇的文学纨绮子，邵洵美酷肖他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而且他的死后声名也一样盖过了邵洵美。邵洵美的诗艳丽、诱惑，常以女性为诱惑的客体的意象，颓废之处，在于他在花草和金石意象上作各种绚丽色彩变换的营造，而从这些意象的连接达到一种美的境界。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章克标：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费冬梅：唯美主义诗歌创作具有唯美色彩的印象主义批评和翻译一起，构成了邵洵美唯美主义艺术实践的基石，也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热情的唯美主义艺术的传道士。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说：邵洵美吸收了夏尔·波德莱尔将丑恶艺术化的风度，赞美凡尔仑欣然面对邪恶的率直和亲切，却不相信凡尔仑会由耽迷邪恶而皈依宗教；他特别推崇注重感官享乐的王尔德，摩尔及《黄面志》作家群，却很少提及注重精神情趣之丰富的沃尔特·佩特。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没有任何精神情趣可言，只有赤裸裸的感官欲望和生命本能的宣泄，甚至鼓励人们在颓废的人间苦中及时行乐。
鲁迅和邵洵美两人同城而居，共处文界，并无多少直接交往，但打过一些笔战。1928年邵洵美在《狮吼》12期以笔名浩文发表了短篇小说《绍兴人》，主要人物作家罗先生正是以鲁迅为原型，作者在小说中嘲笑罗先生气量小、自私。1929年初邵洵美办《金屋月刊》，章克标以笔名Ｋ．Ｓ发表《要做一篇鲁迅论的话》，以对话体的形式评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批评之余时有冒犯鲁迅的言语。1933年，邵洵美邵洵美写了一篇当时文坛的一个时髦话题的文章《文人无行》，鲁迅认为该文影射了他，于是再三回击。鲁迅抓住邵洵美的家世和文学家、诗人的身份封给邵洵美“捐班文人”的称号，讥其用阔太太的陪嫁作文学资本登上文坛。邵洵美的朋友以笔名圣闲、如是作文回击。鲁迅讥之为“甜葡萄”说。从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鲁迅写了六篇文章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邵洵美。1934年3月，邵洵美、章克标等人在《人言》杂志上擅自翻译、发表鲁迅日语文章，还浓墨重彩地在译文加上“附白”“识”“编者注”，把鲁迅暴露在文化统制机构面前，对其人身构成威胁。
1935年开始，邵洵美开始在评论、小说中大量发表对鲁迅的意见。邵洵美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鲁迅总在“有钱”上做文章而“有钱”和文章的好坏并无直接关系，自己“有钱”也不意味着来自岳家。鲁迅避谈自己的文章老是在“有钱”上做文章很不合宜；第二，同情和理解鲁迅“骂人”背后的苦衷，鲁迅曲笔牢骚满腹，转而骂人出气，但如果沉迷其中则“空费了有用的光阴”；第三，鲁迅作为文坛领袖不应引领和助长“骂人”的风气，甚或希望鲁迅能有诚意握手言欢。邵洵美在小说《珰女士》（徐志摩著、邵洵美续）中塑造的周老头儿形象即以鲁迅为原型。写出周老头儿的审慎和敏感，周老头儿在营救的问题上态度不积极，作者表达了对周老头儿的不满。鲁迅是否帮助丁玲营救胡也频未见到实证材料，从小说来看邵洵美忽略或者并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因而对鲁迅不免苛责。1936年鲁迅逝世前后，邵洵美发文劝鲁迅不再作文攻讦私人。又写《名作家与无名作家的分别———鲁迅也会放屁》，说名作家和无名作家的区别，但拿鲁迅打了个不雅的比方。此时，鲁迅虽然抱病，仍坚持作文，校对文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从邵洵美的文章来看，他和鲁迅很隔膜，应该不清楚鲁迅正抱病。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邵洵美发表《鲁迅不是思想家》，言语中并无哀悼惋惜之意，冷静而咄咄逼人。邵洵美判定，鲁迅不是思想家亦非“时代前驱”，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赞赏者。总的来看邵洵美和鲁迅并无什么实际矛盾。两人的争执亦非文艺思想或文学创作论争。究其矛盾，大致与时代风气、所处“圈子”的差异、政治倾向、文艺趣味、生活作派等有关。
2006年正值邵洵美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出重评邵洵美的功过是非问题。许多学者不同意鲁迅的一条注释“掩埋”邵洵美一生的情况。邵洵美生前的好友、合作伙伴及妻、女、女婿相继著书立说，澄清历史，其他学者也不断推出关于邵洵美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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