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7:51
川庾氏在汉魏六朝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家族，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又是东晋四大文艺世家之一。颍川庾氏在东晋一朝文学家辈出，创作成就显著。但其家族地位和文学成就在南朝急衰落，与琅王氏、陈郡谢氏形成巨大反差。学界对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文学创作多有深入研究，对颍川庾氏文学创作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由此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庾氏家族在东晋四大家族中属于影响较小、实力较弱者。在短短几十年内，庾氏家族经历了其他大族要上百年时间才经历的政治历史演变轨迹，故而对庾氏盛极而衰的原因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意义。
颍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晋朝时代有名人。司马睿出镇建康后，庾亮（公元289-340 年）过江为其镇东将军府西曹掾，其妹嫁给司马睿之子司马绍。司马睿在位时，庾亮历任中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司马绍即位后，升任中书监，王敦败后，转任护军将军，掌管禁军。庾亮本人因儒雅而善谈玄而为当时人推重。司马睿时，他反对司马睿加强皇权的措施，保护门阀士族的利益，曾受到王敦的赞赏。晋明帝司马绍平定王敦后，亦曾试图加强皇权，临死之际，准备让宗室西阳王司马及抚军大将军司马宗司马宗同其宠信的右将军虞胤辅佐太子晋成帝，排斥王导等朝廷大臣。庾亮突入皇宫，向明帝力陈如司马伷等得势，将危及东晋政权的稳定。在他的策划下，司马绍遂让他与王导等门阀士族人士辅政。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明帝司马绍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庾亮改任中书令，与录尚书事王导共同执政。庾亮进一步排除司马宗室。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南顿王司马宗以谋反罪被杀，西阳郡王司马伷被免去太师之职，降爵为弋阳县王，汝南王司马统被废为平民。
对王导、庾亮维系的门阀政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苏峻、祖约等流民帅，他们在平定王敦叛乱中立有首功，事平之后；祖约从平西将军升为镇西将军，仍为河南省刺史，率其兄祖逖原北伐之众屯守寿阳县（今安徽寿县）。苏峻任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有精兵万人。司马绍死时，苏峻未列入辅政大臣名单中，后请求提升官职，又未得到王导、庾亮应允，因而怀恨在心，自恃强兵，阴有异图，招亡纳叛，骄纵不法。历阳迫近建康，更使庾亮感到如芒在背。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不顾王导、卞壸劝阻，执意召苏峻入建康任大司农，以便解除其武装。苏峻于是联合祖约，于同年十一月举兵反叛。次年二月，苏峻率其众与祖约所遣部将祖涣、许柳渡江围攻建康，放火将建康官府衙门全部焚毁。尚书令、领军将军卞壶，丹阳尹羊曼等战死，庾亮与诸弟乘船狼狈逃奔江州刺史温峤。王导留京陪伴小皇帝晋成帝。苏峻自为车骑将军、录尚书事，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分兵攻略建康附近的宣城市（治今安徽宣城）、义兴、晋陵县（治今江苏常州市）等地，杀宣城内史桓彝。
苏峻初起兵，江州刺史温峤欲率兵赴援建康，庾亮担心荆州刺史陶侃有异谋，加以阻止。陶侃也因未入辅政大臣之列而拒绝了温峤要他援救建康的请求，按兵不动。及建康失陷，庾亮只得赞同温峤，推陶侃为盟主，以击苏峻。这时陶侃也因其子庐江太守陶瞻被苏峻击杀，慨然答应，与温峤率军6万，沿江东下。九月，苏峻战死。咸和三年（公元329年）二月，温、陶联军彻底击败叛军，收复建康。王导、庾亮仍继续辅政，但庾亮因引发苏峻之乱而引咎自责，以平西将军、都督扬州之宣城江西诸军事、领豫州刺史的身份出镇芜湖。陶侃晋升为侍中、太尉，还镇武昌，除原督荆、湘、雍、梁四州外，又加督交、广、宁三州诸军事。咸和五年，陶侃起兵击杀擅自夺取江州的流民帅郭默，又加督江州，兼任江州刺史，遂试图举兵废黜纵容郭默的王导，因庾亮劝阻而止。陶侃坐镇上游，手握八州军权，地位有如昔日王敦，但他自知出身寒贱，不敢轻举妄动。
庾亮虽外镇芜湖市，仍遥控朝政，与以侍中、司徒之职居中辅政的王导对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死，庾亮任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迁镇武昌，总上游强兵，对王导形成威胁。王导则以堂侄王允之为宣城市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出镇于湖（今安徽芜湖市西北）。次年，王导又假借石勒来犯，将亲信武将部署在建康附近的长江沿线，并命王允之改镇芜湖，以防庾亮东下。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五月，王导由司徒升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六月，又升任丞相，以示他在名义上独揽军政大权。咸康五年，庾亮宣称北伐，却命其弟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庾怿从北伐前线回师东下，就任河南省刺史，镇守芜湖市，将王允之赶走。庾亮借机致信镇守京口区（今江苏镇江市）的太尉郗鉴，指责王导任用小人，在成帝司马衍成年后仍不归政，"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邀郗鉴共举兵，以扫除"大奸"，因郗鉴阻止而罢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七月，王导病死，庾亮弟庾冰任中书监执政，"以舅氏当朝，权人主"①。次年正月，庾亮亦病死，庾冰弟庾翼代领其职，庾氏兄弟内外呼应，东晋政权全部掌握在庾氏手中。咸康八年六月，晋成帝司马衍病死。司马衍病中，庾冰为了继续以帝舅身份辅政，力劝司马衍不要以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为继承人，应立长君以抗北方强敌。司马衍遂遗令同母弟司马岳（公元322-344年）继承帝位，即东晋康帝。司马岳在位仅两年，便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死去，其年仅两岁的皇太子晋穆帝即位，即东晋穆帝。同年十一月，庾冰病死，次年七月，庾翼亦死，颍川庾氏后继乏人，庾氏作为执政家族的地位不久便由谯国桓氏取代。
❶庾氏虽有两重身份，但属新出门户，力量弱小，根基不稳
庾氏家族在晋之前名位不显，“难入高门之列”，后通过庾氏族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和皇室联姻，地位得以升。由此得知，庾氏没有王谢等有深厚的家族背景给予支撑，故难以在政坛长久立足。
庾氏既为外戚又为士族，为了维护两方利益，在执政过程中需与各种势力周旋，因此所面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主少臣强”的情况下，庾亮作为外戚掌握政权，招致其他势力的不满。“阶缘戚属，累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此时，庾亮与皇室宗亲、王氏家族、强藩陶侃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矛盾。
庾亮与皇室司马宗之间的矛盾源于司马绍朝。时皇权伸张，南顿王宗和元帝虞妃之弟虞得以重用，于殿内掌禁兵，并集结勇士为党羽，对庾亮等朝臣极为轻慢。庾亮、王导趁明帝病危之时，剥夺司马宗的兵权，结果导致庾亮专权，引起皇族不满。“宗遂怨望形于辞色”，而司马宗“又素于苏峻善”。之后，二人矛盾激化，司马宗不满庾亮欲密谋废之，庾亮在不禀报晋成帝的情况下，擅自将其诛杀。
王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资历声望较高，当时王导对庾亮专权内心不满，庾、王之间不得不互相克制。庾亮对王导采取拉拢打击政策，《晋书·卞壶传》载：“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卞壶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东晋的每一任执政者，都要考虑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对于执政者庾氏而言，即为庾亮与陶侃的关系。庾氏为世家大族，有着十分强烈的士族意识，对寒人出身的陶侃自是轻视和不信任。后苏峻叛乱，庾亮报温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这进一步说明庾亮最先考虑的还是对付陶侃，对苏峻反倒不以为意。此时，陶侃控制尤为重要的荆州市，并且对庾亮也有着敌对情绪。“侃、（祖）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后苏峻、祖约发难，陶侃持观望态度。由此可知庾、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
❷庾氏实行的峻急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
东晋是一个侨寓政权，政局不稳，就其当时的形势而言，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安置北方迁来的侨民，如何处理南北世家大族之间、地方流民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边境上不时的外来威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东晋政权的存在与否。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笼络人心，求得生存，以此稳定统治基础。王氏辅政，实行的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宽和政策，协调各方利益，强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和为贵，不至于激出动乱，使得基础不牢的东晋政权能够尽快稳定下来。王导曾说：“人言我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这种“愦愦”之政，是适应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的。庾亮执政后一反王导的宽和政策，主张“任法裁物”，采取严厉激进的方式，以求重振晋朝。这样的峻急之举必定招致各方怨怒，甚至发生乱事，其中以苏峻之乱最为突出。
苏峻是流民统帅，手中掌握着实力强大的流民。“永嘉之乱”时，苏峻帅流民数千家泛海南渡，得司马睿嘉赏。太宁三年（325），王敦举兵，苏峻奉诏讨敦，并随庾亮击破王敦的亲信沈充，以此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成为东晋御北藩屏。庾亮执政伊始，有心剥夺苏峻兵权，旋即征苏峻入朝，峻不奉诏。庾亮认为苏峻流民势力坐大势必会对朝廷造成威胁，“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王导、卞壸等人皆以为不妥，“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在当时时局不稳的情况下，朝廷和流民之间可以保持互相利用的关系。苏峻手中掌握着大量流民，其以此立足于东晋，此时若要剥夺苏峻的兵权，必定会导致其激烈反抗。苏峻本人对于朝廷的“征召”，差人向庾亮求情，并上疏表明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庾亮不准，态度坚决。苏峻决意举兵反抗，“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由此可见，苏峻叛乱是庾亮不考虑现实情况下实行过于激进的政策所致。
❸北伐失败是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东晋时期，北伐之举时有发生，前有祖率领流民独立经营北伐，后有东晋权臣世家大族或力倡北伐之议，或慷慨北伐之行。咸和八年（333），后赵石勒死，庾亮认为恢复中原的时机已到，遂有“开复中原之谋”。调兵遣将，进行北伐军事准备。表请桓宣任都督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市；又以其弟庾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汉中市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中校尉，领南郡知府，镇守江陵县；毛宝任监扬州市之江西省诸军事、河南省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禹王城。庾亮自己亲领10万大军，移镇襄阳石头城，为诸军声援。此外，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市刺史李、巴郡太守黄植。在完成上述布置后，又上书晋帝，要求北伐。然朝臣赞同者寥寥无几，加之石虎遣将攻城，毛宝、樊峻战死，北伐未及发动便夭折。不久，庾亮亦忧愤发病而死。
庾亮死后，其弟庾翼为都督，统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假节代亮”，镇武昌。庾翼都督六州时，为了北伐，一方面安置南渡流民屯田，储存军粮。“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翼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浔阳”。另一方面，庾翼征发所都督六州士庶的奴僮及牛车驴马，引起强烈不满，造成百姓嗟怨。建元元年（343），庾翼上疏请求北伐，并遣使约前燕、前凉同时出兵，合力攻赵。然庾翼的北伐之议也和庾亮一样，颇遭朝臣反对。庾翼执意而行，率众4万，进驻襄阳市，以桓温为前锋小督，领兵入临淮（今江苏盱眙北）。此时，东晋康帝也同意庾翼北伐，并以翼兄冰“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河南省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援”。于是，庾翼在襄阳大会僚佐，陈兵誓众。然首战失利，败于丹江。不久，司马岳和庾冰相继病亡。建元二年（344），庾翼被迫从襄阳退守夏口，但仍然“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然第二年七月，庾翼亦染疾病亡，北伐之举遂告终结。庾氏兄弟的北伐，一次以未得到朝廷同意而罢，一次未及大举行动而终，其失败的原因归根在于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庾氏北伐，其所作所为虽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却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失去了他们对北伐的支持。历经多次动乱之后，此时朝廷也愿意偏安一隅，并无恢复中原之志。在北方，后赵势力依然强大，此时北伐必然失败。另外，庾氏在北伐过程中在长江沿岸经营的成果，并未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而龙亢桓氏以此为基，在上游骤然兴起，取庾氏而代之，驱除庾氏家族的势力，这极大地加速了庾氏门第的衰落过程。
❹家族文化的衰颓
东晋前期是庾氏家族政治上的峰巅，是该家族成员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这个家族文化上最辉煌的时期。但自五世之后，家族文化开始没落，朝中已少见庾氏族人踪迹。庾氏后世子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愈来愈暗淡，文事活动也在急剧衰落。东晋一朝百余年间，庾氏成员有著述及文事活动者14人，而南朝至隋初170余年，见于史籍的庾氏文人仅8人，且其文化成就也远远不能与东晋时期相比。
庾氏第五代庾亮、庾冰等人多凭自己文化和品行上的优势身于统治阶层，并且一度控制朝政大权，但他们的子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晋书·庾亮传》记载庾冰之子“希既后之戚属，冰女又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显贵”。他们的仕进道路已失去了父辈的个人奋斗性质，而是依靠门第资荫，纨绔子弟的奢糜气息在他们身上已不时地散发出来。庾希之弟袭“尝贷官绢十匹”，遭其父痛打之后，才“市绢还官”。庾希为徐州市刺史，曾因坐失数郡而被免官，其间竟多次盗窃国家军用物资。刘宋时代的庾登之，冰之玄孙，曾为宋武帝镇军参军，与王弘、谢晦、江夷等当世名流“皆相友知”，但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不涉学”，刘裕北伐之际，军中将士畏途怯战、士气低落，而身居军中要职的庾登之竟“以母老求郡”，且“二三其心”，结果被刘裕怒除其名，后为西阳知府，出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不坐”，后终“莅任赃货，以事免官”。
尽管在当时的庾氏子孙中也出现过像庾持、庾自直等“好为奇字”的文人学士，但终不是家族发展的主流，他们已无力挽回家族的颓败大势。五世之后，庾氏家族成员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家族文化优势丧失，必然影响到家族政治的发展。总之，庾氏族人后代子嗣或是短命或是缺乏政治才能，再加上家族文化的衰退，导致了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使这个家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卷十》收录的明代大学士丘濬公所作的《贵溪丘氏族谱序》说：“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省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旧唐书说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后均“谥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见，唐朝时河南郡的名门望族有丘和家族。再如彭城刘氏、弘农杨氏，清河张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吴兴姚氏等也是地望的代表性姓氏。
郡望即地望、郡姓。 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郑氏（今河南省郑州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新唐书·柳冲传》所载的柳芳《氏族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四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为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承宣布政使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朝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省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姓、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梁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