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47
马神甫事件，又称马赖，即1856年法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作乱，后被知县张鸣凤处死的事件。马神甫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获得在广州市、厦门市、福州市、宁波市、上海市五大通商口岸地区的传教权，清政府无权组织教堂修建，并严禁中国人对传教相关事宜进行破坏。但部分传教士除在通商口岸地区施行传教活动外，依仗领事裁判权在中原地区境内擅自出行，在五大通商口岸外的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或进行非法活动，企图借宗教传播形式分裂中国，引起内地民众不满。1853年夏，法国巴黎外国宣道会传教士马赖（1814-1856）由澳门入境，经广州至贵州兴义马鞍山，再由贵州天主教会派遣至广西西林县建立传教据点。马赖在广西西林县勾结土豪乡绅，吸引地痞流氓入教，为非作歹，引起当地民众强烈不满。但得时任知县黄德明的庇护，马赖未得惩处。1856年，黄德明从西林县调职，新任县官张鸣凤将马赖及其信众二十六人逮捕，经开堂审讯后以其非法潜入、染指中原地区内政等罪名将马赖及两名主要教徒处死。但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夸大事实，要求中国政府给出足够补偿，否则便以武力对中国进行压制，并借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求和。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规定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教派可在中国境内有传教权，可在中国开展自由传教活动。且在《天津条约》合约章程补遗中要求将张鸣凤革职充军，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区开设教堂以供传教所需。外国宗教势力进一步入侵中国，中国国家主权遭到更深层次的破坏。
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获得了巨大利益后，美国、法国也纷纷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扩大在华利益。1844年（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四年）10月24日，清代与法国在广州黄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黄埔条约》，《黄埔条约》中第二十二款中规定了法国人可以在五口通商之地建设教堂传教，并且“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第二十三款中规定“佛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原地区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还逼使清政府于1846年2月20日发布了对天主教的弛禁令，并同意将康熙建立的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一律发还给天主教徒。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通常担负法国殖民事业的先锋。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便以传教为名，深入越南各地从事资源调查和政治、军事活动，为军事入侵做准备，在法军侵略时，传教士们紧密配合，为法军作向导或直接参加战斗，成为殖民活动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后，广西也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目标，鸦片和廉价商品的大量输入和倾销，不仅毒害了广西人民的精神和健康，还严重破坏了广西的社会生产力，农民大量破产，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当时的鸦片贩子以广州市、上海市作为最大的输入口岸，而广西与广州有西江水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从广州走私进口的鸦片，有相当一部分向广西倾销，使广西各地烟馆林立，由于鸦片大量输入，广西烟毒泛滥成灾，吸食鸦片者的范围几乎涵盖各个阶级。此外由于洋货不断输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广西社会的传统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破坏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流民。
马赖所以要选择西林作据点，是因为西林具备别处没有的一些特殊条件：第一，西林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占据西林，则向云南省、贵州省、广西三省发展十分便利。当时法国也在谋求渗入与越南接壤的中国西南边疆，将中国的西南三省与越南共同划入成为法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内。法国政府派马赖来华主要目的就是于此。第二，西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最边远的地区，远离省城桂林市，政府势力并不强大，便于马赖活动。同时西林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素有“广西盲肠”之称，有大量土匪、流氓、烟贩、娼妓、赌棍等社会渣滓，又是苗、彝、壮、汉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因而马赖将自己的活动地点定在西林县，即意图利用这里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自己的活动。
185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委派该会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会计李莫瓦(Le pere Libois)为两广教区主教。虽然清政府已经解除对天主教的限制，但活动范围只准许在五口通商之处，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所以，其进入广西的几次尝试都未成功。1852年，马赖从法国来到香港，李莫瓦派其从贵州省去寻找进入广西的办法。1854年春，马赖到达贵州，在法国传教士李翁士(Le pere Lions)的帮助下，从当地彝族教徒处了解广西西林县山区有从贵州迁去的彝族农民，其中有三人曾经受洗信教，其余的人常来往贵州和西林之间，和贵州彝族亲友过往甚密。马赖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一点，于是他立即在当地彝族农民中寻找同去西林的人选，最后选中了白满、卢家两兄弟、巫老五和一个年轻寡妇曹桂英，这几个人很快就受洗信教。经过准备，马赖一行于1854年6月，打扮成彝族农民走亲戚的样子，从贵州省到了广西泗城府城（今凌云县），随后转到西林县落脚，开始了自己的活动。
马赖道一行人到达西林后，在传教过程中，由新发展的中国教徒向当地农民群众宣讲教义，宣称只要信奉天主，便可免灾消难，并称本教为解救受苦受难的大众的使者，使用赠送药品等拉拢人心的手段或言语威胁，恐吓等手段以吸引当地农民参教。
西林县当时各族多有于家中设祖先牌位以祭祀祖先的习俗，这与马赖所提倡的受洗入教，信奉雅威的观念相违背，于是严令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扫墓拜祖，在民情民俗方面引起西林县官绅及民众不满。并以“宣扬邪教，煽动宗族不睦”为理由向县衙告发马赖，以求对其进行处罚。但缘于马赖重金贿赂县官黄德明，黄对其多加包庇，最终以查无实据了案。随后，马赖又吸收大批地痞无赖、烟鬼赌棍入教，奸淫妇女，抢劫村寨，无恶不作，引起西林县大批地方绅士和群众不满，对其十分仇视，要求县衙对其加以惩处。
1855年夏，当地群众向西林县衙报告，马赖于安定镇外三十华里的白家寨活动频繁，或存在不正当意图。知县黄德明名义上对马赖进行审讯，实则是为马赖通风报信，马赖听闻消息后遂前往贵州兴义与安龙县等地进行躲避。1856年，黄德明调任，由张鸣凤接任西林县知县一职。张鸣凤继任后，对扰乱当地生活、引起民众愤恨的以马赖为首的天主教团体进行清扫。先后将马赖最得力的教徒、作恶多端马子农、林八等人捉拿归案并判处死刑，并公开告示禁止外人擅自潜入西林传教，借传教之名为非作歹。并严厉警告马赖禁止于此传教，令马赖限期离开西林。但马赖不顾禁令警告，始终隐蔽在教徒家中以阴谋煽动教徒，意图引起当地民众对知县不满。
在当地民众要求惩办马赖的呼声下，知县张鸣凤派人传讯马赖，1856年2月24日，派黄才等人率差役前往瑶山村搜捕马赖。马赖由教徒白满、卢朝明、卢成学和白望林陪同下藏匿在西林县城绅士罗恭叶家，伺机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黄才等人没有捉到马赖，便将教徒卢保成、卢英龙、卢成刚、卢成江、黄丁玉、陶望贵及马赖的佣人巫老五、传教员曹桂英逮捕，押送回县。在知情教徒的配合下，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日（1856年2月25日）在西林县城罗恭叶的后园抓获马赖。
张鸣凤原本仅打算招马赖开堂审讯，在马赖承认自身罪行后勒令其出境或押送至广州交与法国领事认领处置。但马赖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对马赖不满的群众纷纷指控马赖在西林县传教期间犯下败坏民俗、扰乱治安、侮辱妇女等种种罪行。于是张鸣凤组织升堂审讯，对马赖进行审讯，但马赖态度恶劣，面对审讯或拒不回答，或一味抵赖。当审问曾供认帮助马赖与土匪联络的白满时，白满见到马赖后一改供词，反口抵赖并对张鸣凤进行辱骂。张鸣凤便将白满斩首，并警告马赖应伏罪认错。马赖见白满被斩，自觉死无对证，态度更加恶劣，张鸣凤大怒，下令掌嘴三十。马赖被打之后，大耍无赖装死躺下，张鸣凤又令再打五十大板。
马赖两次被打之后，认为知县张鸣凤绝不可能伤其性命。因此当张鸣凤派人劝说其承认错误，就答允送其出境交由法领事处置后，态度仍十分顽固，一言不发，企图等待法国领事会出面交涉。私下劝说无效之后，张鸣凤再次开堂审问，再次询问马赖是否认罪，马赖却依仗外国传教士身份，辩称来中国传教有《黄埔条约》作依据，并且是奉天主的意愿，其有权到任何地方传教。又称《黄埔条约》规定对于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只能就近解送法国领事，不能虐待、截打。而张鸣凤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竟无故关押、刑罚法国传教士，违反了中法《黄埔条约》的规定。张鸣凤则称逮捕其不仅是因为其擅自入境、非法传教、败坏民俗，更是因为其在中国境内勾结包庇匪徒、奸污妇女等，并传唤有关人证当堂对质。马赖无法辩解，遂不理会任何提问，还威胁称“谅你一个小县官，奈何不了我这个法国传教士”。张鸣凤大怒，对其动大刑。不久，马赖就死在刑具之下，张鸣凤下令将其斩首示众。1856年2月29日，马赖和白满的首级都被挂在城门外示众。
教案发生后，恰逢英国要求修约，便教唆法国以此为由引发事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欲为“圣教”立功博法人的拥护，便同意英国这一请求。法国驻华代办顾随于7月25日致函钦差大臣叶名琛，引用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三款中关于远入内地的法国人，清方只能解送就近的法国领事官收管，不得殴打、伤害和虐待的规定，言及清政府这一行为伤害了无辜的受害者（即马赖），要求清朝立即释放被羁押的九名教徒，并归还其他教徒财物。叶名琛拒绝了法方的无理要求，并表示《黄埔条约》规定的传教范围只有五口之地，西林县属于内地，以马赖为首在中国内地作乱的天主教团体必须受到严惩。
7月30日，顾随进一步向叶名琛提出四项赔偿要求：（一）将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革职充军；（二）钦差大臣给予正式照会，告知上项处分业已执行；（三）在邸报上公布该项处分并晓附上谕；（四）清朝皇帝需通谕全国，若再有官员发生类似违约行为，一概比照此案办理。此外，顾随还请盖兰上将在广州市和澳门集结兵力，以便向钦差大臣叶名琛施加压力。但叶名琛则坚持拜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允许外国人在五口通商之地传教和解除基督教禁令是引发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源。在写给顾随的回复中，指出马赖潜入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件事本身具有非法性，并特别指出“不少基督教徒都参加了叛乱”，对于顾随提出的四项赔偿并不作回复。
1857年2月25日，中法之间又开始新的交涉。布尔布隆于3月4日致函叶名琛，称法国对华的下一步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方面的赔偿态度。4月4日，布尔布隆再次致函叶，威胁叶如果十五天之内仍无满意答复，则按中国不予赔偿办理。叶名琛未回复。直到1857年12月12日叶名琛才答复布尔布隆：据广西按察使转据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报：1856年2月24日并无拘拿马神甫和白闻、依溺思等拷打杀死之案，当时监狱中亦无上述人犯。唯该年3月间曾抓获“妖言惑众，纠伙拜台，奸淫妇女，抢劫村寨”的广东人马子农，经审讯供认不讳后处决。马子农与马赖“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因此，叶名琛认为马神甫被杀一案“想是贵公使误听人言，此事应亦毋庸议矣”。叶名琛未作深入调查，仅听张鸣凤的片面之词就作出“此事应亦毋庸议”的结论是轻率的与错误的。但即使叶名琛确认马赖已被正法并接受一切赔偿条件，也来不及了，法国侵华专使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此时已达中国，英法联军已做出进攻广州市的部署。
中法两国交涉未果，双方谈判一直拖延。而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政府便与女王陛下政府磋商对华的联合行动。法国驻英国大使西格尼和英国外相克勒拉得恩商定：两国联合，为马赖被杀事件提出赔偿要求，并以联合出兵至白河口的军事行动增添对中国的胁迫，使其对广州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的敌视行为予以圆满答复，同时督促清政府尽快实现早已提出的修约要求。1856年10月，“亚罗号”事件发生。当月23日，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海军炮轰广州市。紧接着，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由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全权负责，率领一支法军侵入中国。英、法两国正式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1958年5月29日，清政府被迫派瓜尔佳·桂良、花沙纳为全权代表赴天津市谈判。
清朝战败被迫求和，美俄也趁火打劫，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并给予法国人在中国建造教堂、医院、学堂、坟地等，一定程度上给予外国用地自由，并规定若有中国人对其蓄意破坏，依照此条约可对破坏之人进行严惩。此外，由于法国此次以宗教为借口开展战争，在《天津条约》中，更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并允许基督教、天主教等均可来中国自由传教，各国不断派遣传教士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利用传教来搜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在西林县，先后建立3座教堂，并宣布教堂周围10里之内的田地山林为教堂所有，百姓不得耕种。且《中法天津条约》合约章程补遗中要求将张鸣凤革职，并永不录用，张鸣凤后被革职充军。自此，中国国家主权遭到进一步损害。
“马神甫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尽管披着宗教外衣、以宗教纠纷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是法国等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内地进行侵略统治的一次试探。张鸣风身为西林知县，处死在当地为非作歹、霍乱百姓的天主教传教士马赖，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家主权，激励全国人民投入到反侵略斗争中去。但一定程度上意气用事，忽视了相关条约法规的约束，为英、法等国侵略中国、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借口。
马神甫事件遗址位于田林县定安镇东新街，遗址建于清光绪22年（1896年），以泥瓦结构为主，占地面积约2040平方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法国在西林县内勒索白银2万两，用于建造教堂，马神甫事件遗址因此得以修建保留。994年7月8日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右江民族博物馆“西林教案”遗址.右江民族博物馆.202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