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37
中国大学名，校址在贵州省福泉市（今福泉）。1942年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改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辖唐山工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正值暑假，学生大多回家探亲，惟1938届学生正由伍镜湖教授带领，在北京西山进行铁路测量实习。事变骤起，情势紧急，不过10日，唐山交大校园即落入日寇魔掌。院长孙鸿哲病愤交加，于当年十一月病逝于北平协和医学院。
11月中旬，得悉院长孙鸿哲病逝的消息，黄寿恒、许元启等教授与李中襄、侯家源等校友会商，推举刚刚完成钱塘江大桥建设的1916届校友茅以升为“民选院长”。在尚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为不使招生工作延误，遂以民选院长茅以升名义，在报纸上刊登“茅以升博士招生启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少有的个人招生启事。经许元启教授联系，在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副局长裴益祥、总工程师庆承道（均为唐院校友）大力支持下，唐院在湘潭市（湘黔铁路局驻地）复校。12月15日，唐山工学院在战火纷飞的条件下，经历了五个多月的逃难流浪奔波，自力更生，排除万难，在湖南湘潭临时校址举行开学典礼，复校上课，弦歌再续。
由于茅以升院长尚未到校，故由湘黔铁路局副局长裴益祥校友自任临时院长，主持了开学典礼。师生们激动万分，“唐院精神万岁”的口号声传遍了湘潭的校舍。学生们打出大幅标语：“前辈之爱校如此，学校之不亡有因。”
1938年2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来电，聘请罗忠忱教授为唐院院长，并在罗教授暂时未到的情况下，敦请茅以升校友代理院长。茅以升于2月11日到湘潭市就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贴出了“欢迎茅博士来复兴交大”的大幅标语。大家对学校前途愈增信心。茅以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曾提过三件事情：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大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恢复唐院的艰辛。其中第三件就是指在湘潭恢复唐山工学院，并搬迁至平越一事。
复课之初，因很多教师尚滞留唐山、上海市等地，教师一时难以到齐，师资不足又成为难题。校友们挺身而出，王君礼、汪菊潜、李温平、王世祯、薛兆枢、黄寿益等校友及李钟美、吴汝康、余育德、唐民、徐功等虽非校友但关心唐院的热心人士均到校任教。此间，茅以升院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迅速处理了聘请教师等问题。在自身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唐院又依交大平院之请，接纳其复课，并按教育部令，在唐院下设置铁道管理系。由于铁道管理系迁至钱家巷后，学生人数增多，茅以升又忙碌奔波将学校迁往距钱家巷数十公里外的湘乡杨家滩。商借湖南大学校舍供矿冶系高年级学生学习使用，并屡赴汉口办理经费等问题。
5月末，罗忠忱、伍镜湖、贝馥如等滞留唐山的教授悉数到达湘潭市，因罗教授坚辞不就，教育部改聘茅以升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市沦陷，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校园落入日寇之手。时任院长自行脱离学校南下，院务实质中断。教师亦星散，唯英文教师王芳荃坚持复校不懈，终取得南迁成功。抗战八年，四次迁移，历尽千辛万苦，仍然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先后沦陷后，由于时局紧张，很多国立大学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组织下，纷纷向西北、西南大后方迁移。向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高级技术、管理人才而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在专任教师王芳荃带领下搭乘海轮南下到上海市，找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商洽，打算借该校校舍复校。未几，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市，此时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汉口，组成校友会致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主持复院开课事宜。国难当头，面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呼唤，王芳荃没有过多思索，横下一条心痛别妻儿，将家眷留在上海，继续带着抵沪学生辗转奔波，避开战场，绕道江北天生港迂回龙窝口，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溯江西省上抵达汉口。
当王芳荃得知他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顾毓琇随同陈立夫任职教育部次长时，便亲自去找顾商议复校开学之事。师生见面，顾深为王芳荃坚守教职、共赴国难的精神所打动。但因在汉人数过少及该校专业与其他学校雷同太多，王芳荃五次上书均未获批准。此时，同为交通大学系统的唐山工学院已在湖南省复课。故留汉同学前往唐山学院请求合并上课，获唐院准许后，再次上书教育部，教育部终于批准台湾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唐山工学院，为铁道管理系。至此，复校得以成功。复校消息通过登报传出，原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同学纷纷到湘潭钱家巷报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战后期，美国对日宣战，大批美军来华作战急需大量英语翻译。教育部通令1944届应届大学毕业生应征。1943年，外事局昆明议员训练班来交大平院征调当时中印缅战区美军译员。学生们在彷徨中感到国难深重，赤子报国之心油然而生。我校有六七十人应征。经考核，有40多名交大学子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投身抗日洪流。他们在昆明市培训结业后，由外事局分派到空军、炮兵训练中心，印缅远征军及后勤部队工作。
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只至钱家巷之后，因钱家巷校址太小，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学生，决定于5月23日迁往距钱家巷数十公里外的湘乡杨家滩。杨家滩位于湘中，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小镇。当地居民仅100余户。学校租用一刘姓的祠堂连同其家宅，共有四幢大院为校舍。学校将两幢大院作为学生宿舍，一幢作为教室，其余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及教职工宿舍之用。在杨家滩安顿下来之后，原校的前任负责人胡立教授来湘组织工作。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处战争年代的学子，更知学习来之不易，更觉那一张书桌是如此可贵。山城的灯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交大人自强不息。
1938年10月，台湾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至杨家滩后，武汉市陷落，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之前，纵火焚烧了长沙城。杨家滩距离长沙市100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学校被迫迁移。11月15日，首批师生徒步从杨家滩出发，历时三天到达湘桂铁路洪桥车站（今祁东车站），师生搭乘火车于11月27日到达广西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市，师生住处被炸起火，损失惨重。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讲话。他鼓励大家说：“唐院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忘！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12月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徒步继续西行，晓行夜宿，向柳州市前进。白天穿行崎岖难行、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晚上在草棚或客店过夜，其困苦难以言表。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们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住进了一所中学。期间，学校了解到贵州平越有孔子庙，地方比较宽敞，可以用作校舍。平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一座小山城，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离贵阳市东面不远的群山包围之中。那里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甚少，经济条件甚是艰难。但学校考虑，贵州当时还没有大学，学校迁黔对开展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和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校中共党组织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在同学中进行工作，学生会通过表决，多数赞成迁黔。
1939年1月3日，茅院长经与贵州省商议后回到柳州市，向大家宣布新校址选定在贵州省福泉市。这样内迁地址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茅院长对学校的又一重大贡献。1939年1月13日，我校师生离开柳州，经三都、大塘、欧峒到达宜州区。这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宜山，在校长竺可桢（唐院校友）帮助下，1月18日派汽车送我校师生到河池。从河池步行经八步、南丹县抵黔桂边境的六寨。在寒气袭人的冬雨中，师生们就地休息数日，27日，继续租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到达平越附近的汽车站场坪街道办事处，再步行18里，终于到达平越（今福泉县）。平越县城沿街张贴欢迎交大师生的标语，满街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场面甚为热烈感人。迁移路上得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接济和资助。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终于抵达秀丽的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在贵州平越（今福泉市）继续办学。
交大到了平越，对平越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大有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最为突出。平越地处偏僻的山区，没有高中，连初中、小学读书的孩子也不多，文化水平很低。交大迁入后，学校特地选派优秀学生去当地初中充实师资队伍，创办“唐山工学院兼办平越中山高中”，由李斐英教授任主任，中学教育水平因此得以提高。在平越读书的学生生活是很清苦的，尤其是从沦陷区来的同学，断绝了经济来源，靠每人每月6元的贷金维持。脚穿草鞋，衣服上补丁加补丁。伙食头一年少肉多菜，到后来油水都很难见到。学生毕业留影时，公议要一律穿蓝大褂。但就是这件蓝大褂的学士土礼服当时也不易找到，好容易东凑西借来了也是颜色深浅不一。
1941年12月，教育部令学校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管理联合学院。消息传来，唐院学生群情大哗，茅以升院长亦提出辞呈。此校名遭抵制后，教育部采取折中方案，于1942年1月17日令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更名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派胡博渊校友任校长，此后罗忠忱、顾宜孙教授先后出任校长。1944年11月初，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日寇在占领桂林柳州之后，又攻占黔南独山。平越离独山县仅百余公里，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经划为前线，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即将进驻督战队。自此月余，平越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亟谋迁移。在来不及确定迁移地点和教育部未予拨款的情况下，学校于11月16日布告全校，暂时停止上课，到重庆市去集中。
1945年1月3日，罗忠忱校长到达重庆，与交大唐平两院在渝校友会商，得知璧山丁家街道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可用，当即议定暂迁璧山丁家坳复课。2月上旬，大部分师生已到，15日正式开学上课。
6月6日，教育部为了开发西北，建立西北交通人才中心，指令该校于暑期迁往甘肃天水，改称台湾交通大学甘肃分校。7月25日，顾宜孙校长上书教育部，力申学校师生员工不堪再迁之苦，胜利复员在望，恳请免于迁陇。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迁陇之议作罢。
在贵州平越时期，唐山工学院元老罗忠忱、顾宜孙、伍镜湖、李斐英、黄寿恒教授悉数在校，茅以升、林炳贤、何杰、王钧豪、范治纶、罗河、许元启、李汶、朱泰信、徐祖耀、徐僖等亦长期在校执教，在平越这个小县城保持了极高教学水平。如抗战胜利后1945年恢复公派留学考试，第一届全国三个矿冶工程的留学名额均被唐院矿冶系学生获得，第二年名额增至六十，唐院矿冶系毕业生独揽二十。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在湖南省及贵州省时期的知名校友有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陈能宽、姚桐斌，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的肖纪美、徐采栋、邱竹贤、庄育智、陈能宽、佘畯南、林秉南，谭靖夷、龙驭球、张沛霖等，此外还有杨纪珂、杨裕球以及长期在母校任教的郭可詹、钱冬生、高渠清、路湛沁、黄安基等知名教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员工欣喜若狂，当晚在丁家坳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抗战胜利，漫长的流利岁月即将结束。9月上旬，学校组成复员委员会，研究制定复员计划。
1946年3月12日，教务主任伍镜湖教授自重庆市飞抵北平市，转道唐山接收校园，并主持复员准备工作。4月4日，台湾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改组，唐平两院恢复战前旧称，各自独立回北京市、唐山复校。6月20日，唐院复员大队在林炳贤教授带领下出发，沿陇海铁路归唐。一路上又得到校友和群众的帮助。1946年8月23日，唐山学院复员大队一行，终于回到阔别九年，魂牵梦萦的唐山校园。当月，教育部令学校更名国立唐山工学院，继续由顾宜孙教授担任院长。
在抗战期间担任校长的分别有：
1938年1月~1942年2月茅以升
1942年4月~1943年8月胡博渊
1943年8月~1945年6月罗忠忱
1945年6月~1946年4月顾宜孙
1.茅以升：著名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1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17年康奈尔大学硕士，1921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1937年至1942年任唐山工学院院长。
2.胡博渊：中国矿冶现代化的先驱，1905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0年入麻省理工学院、匹斯堡大学学习，获工程师学位，热河省第一任矿政司司长，矿业司司长。1942年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3.罗忠忱：中国现代工科教育的开拓者，1895年入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1911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工程师学位，1912年到交通大学任教终身，对西南交通大学物理学院学风之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至1945年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4.顾宜孙：一代结构工程专家、教育家，一级教授。1918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上海交通大学），1919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终身，在唐山工学院校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45年至1946年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姚桐斌：航空材料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1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6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陈能宽：冶金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2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6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肖纪美：材料学家，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3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徐采栋：冶金物理学家，有色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3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邱竹贤：冶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3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杨纪珂：安徽省副省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生物物理学家。1940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4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杨裕球：世界著名华裔土木工程专家，林同炎国际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43年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毕业。
北京交通大学校史.北京交大官网.2014-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