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矩敏(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知识百科yizesci.com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高级艺术职称评委、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苏州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州国画院名誉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绘画专业。

人物经历

2023年4月27日，周矩敏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代表作品

《弦叙》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作品展，获最高奖；《丝竹》入选日本艺术中心国际艺术交流展，获中心年度奖；作品《白鹭》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双陆》获第四届全国体育美展一等奖，作品被国际奥委会总部收藏；《旧历》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被收藏；《风云》入选全国三届国画展；《民声》入选百家金陵画展；

《载歌行》入选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流金岁月》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乐土》入选2009·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奉安大典》入选江苏省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爱庙》获江苏省傅抱石奖；《恒河谣》获江苏省文华奖美术奖；《丝路踏歌》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

作品欣赏

名家评论

写意·寄情·载道 ——周矩敏的写意人物画

刘大为

十六世纪上半叶，吴门画派进入全盛期。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核心的绘画艺术群，代表了当时文人画的最高水平。以致后来的“吴派”画风成为江南一带文人绘画样式，绵延润泽了五百余年。甚至到七，八十年代苏州市出口创汇的工艺画几乎全是仿传统“吴派”经典作品的图式。能把文化经典成功转化为文化产业，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吴地人对“吴派”绘画样式的自信; 二是“吴派”绘画的文化价值获得世人广泛的认可度; 三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欣赏并不受时代阻隔。吴门书画和吴门中医，苏州刺绣，成为苏州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

近年，苏州博物馆筹划吴门画派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特展(每年推一位）。继去年沈周展，今年正在办“衡山仰止——文徴明书画特展”，作品是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借来的, 有些作品在其它博物馆曾展出过，没惹眼。苏博: 一个文徴明亲自栽种，正繁华茂盛的紫藤花馆，举办“吴派”展特别接地气。海内外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踏入衡山故园，就象我们踏入法国厄普特河畔的小镇吉维尼去找寻克劳德·莫奈, 去意大利博洛尼亚和乔治·莫兰迪约会。有一种精神省亲，文化寻根的归属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 找到了文化的根源，艺术的生命力愈发灿烂。

苏州市国画院院长周矩敏，曾是负责苏州美术的文化官员。无论责任担当或对专业的认知度，他总能表现出超乎于一般的思维深度。他对吴门画派的传承关系和现实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2007年他组织，“新吴门画派——苏州国画院作品展”晋京展取得圆满成功后，继而在南京、上海市、欧美、日本、台湾省等地巡展。在2012年他邀请了国内诸多理论名家云集苏州，参加“吴门画派论坛”研讨会。

从理论上去梳理探索“吴门画派”历史相承的文化痕迹和现实意义。推动这种文化溯源的目的，就是担当起“吴派”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作为孙吴后人，周矩敏始终强调“吴派”绘画应该保持鲜明的地域特色。注重诗、书、画三者的结合以及多元化的审美意趣，讲究笔墨性、书写性、书卷味的融合亦平日所言之书卷气。

他擅长人物画，独创的“周氏样式”民国人物给业内留下深刻的印象。据他称：最早是受丰子恺“缘缘堂”的影响。丰子恺和吴友如是近代以民国人物入画，并为世人熟知的两位大师。吴先生的“点石斋”以民国市井风俗入墨，三百六十行细细道来。后来者，凡研究海上民国风俗的无不依此为据。丰先生是漫画式绘画本，最著名的是《护生画集》画了四十六年，共创作了六册。为丰先生绘画本撰文的有弘一、叶恭绰、朱幼兰、虞愚诸大师，可谓图文并茂。矩敏最初是作为遣兴画了一组民国人物小画在上海市艺博会上展出。被台湾省的星云大师偶然看见，即邀请去台湾办展。展览要求图文相配，主题是“散淡人生”似乎与《护生画集》提倡“爱生敬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普世意义的展览深获赞誉，百余幅作品被佛光山美术馆及藏家全部收藏。从此以后“周氏样式”的民国人物画被世人所熟悉。矩敏的人物画大都以民国布衣先生入画。他说：布衣文人，这种“散淡人生”的生活状态，具有更广泛的知识平民式的生存典型。这种看似“无为”而实质“有畏”的处世心态，在不自觉中形成一种行于“散”心求“淡”的生存表象。因此他笔下的布衣形象大都类似“温饱有余，富嫌不足”的中产阶级。虽不求仕途的畅达，却不失士人的度量。品茗、闲钓、奕棋、赏花、读书、雅集、书画等，营造出一种轻松散淡，带有幽默意趣的理想化境界。这种淡然生活，泰然处世的精神追求，仍具有现实意义。

矩敏是学院派画家。因此，凭借坚实的造型功夫成功地把客观形态转换成意象形态。他的绘画语言既具强烈的个性符号又合乎笔墨法度。他视野开阔，画笔涉及题材广泛，印度印象，西藏风情，当代人物，历史事件，水墨花鸟兴致所至不羁陈规。全然没有“一招鲜”贯之终身的顾虑。他在坚持个性图式时往往能把其它画种的优点不露痕迹地经营到自己的画面中，给人一种天成自然的视觉图像。

作家用文字说事，画家用画笔情。以文载道，先要把事说清。画要寄情，必须是好画。否则理不明情何寄。观矩敏的画，有事亦有情。慢慢读画，常常能咀嚼出富含哲理的甘味来。这种追求，这种形式或许给当代文人画寄情载道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矩敏画语

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周京新

周矩敏是当今中原地区画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画家，他的写意人物画作品艺术表现力突出，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面貌。对于一个画家而言，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却是最应该追求，也是最值得追求的。

矩敏是一位很能画的画家，他的人物画创作取材广泛，应变自如，触类旁通。他画长袍马褂的民国人物；画洋装艳服的现代美女；画宽袍大袖的少数民族；也画缠头裹身的印度老外，古今中外几乎都有涉足，这显示出他具有比较扎实宽厚的绘画能力。

矩敏是一位很有造型意识的画家，他的人物画创作虽然取材广泛，却始终把造型表现放在首位。无论画什么人物，无论画什么故事，他的笔下总是凸显着造型表现的生生气象。他画的各种人印度印象(12张)物虽然姿形丰富，神态各异，却总是洋溢着一种沉淳老派的怀旧情趣，造型味道很是到位，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他的造型语言里贯穿醇静的绘画性图式，诙谐而朴实，灵动而矜持，刻意而随兴，独特而鲜明，令人一眼就认得出，那是矩敏自有的画语。

矩敏还是一位有思想的画家，他的人物画创作无论造型取材如何，往往是关注民生现实，切入当下社会生活的。他在趣味诙谐的画面里通过人物构成的故事情节，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字题跋，表达自己的人生观，阐发自己对善恶美丑的好恶，使画里画外凝结着超乎绘画本身的思考与见地。他的创作立意或以旧鉴新，或借古喻今；或着意讥讽低俗时弊，或辛辣抨击腐朽陈规，都显得那么流畅和自然。这种爱憎分明的批判性，使得矩敏画语在趣味诙谐、生动天真之余又凭添些许直言不讳彰显正气的锋芒。

矩敏画语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绘画取材与艺术表现视野；一种以个性造型为语言核心的良好创作状态；一种画中有趣、趣中寓画、画外生情、情趣融通的艺术劳动能力与智慧。因此，矩敏画语才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简评周矩敏新写意人物画——兼及“周氏样式”

陈孝信

周矩敏是当今人物画坛上的一位翘楚人物。以往的评家，多半是关注他的“拟古”一类人物画，把他归入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行画坛的“新文人画”潮流，但却很少关注到他的新写意人物画，自然不免令人遗憾。其实，他的主要成就恰恰是在后者，耕耘多年，硕果难得，因而也格外地令人瞩目。

“新写意”亦即“波普艺术”的思路和方法，就好比是当今人物画发展道路上的一扇“窄门”。之所以称其为“窄门”，是因为“新写意人物画”虽与以“新浙派”为代表的“写实人物画”、兼工带写的“新文人画”以及更具有当代感的“表现性人物画”乃至“观念性人物画”都有着某种联系，但又都不等同于它们，并始终地与它们拉开了一个明显的距离。其次一个原由，自石鲁、叶浅予、黄胄、杨之光以来，在这扇“窄门”中的探索者虽不乏其人，但卓有建树者寥寥。可事实证明，一旦攻进了这扇“窄门”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新空间、新天地。

任何一个画家要想攻进这道“窄门”，首要一条便是：既要有热情去贴近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共呼吸，同命运；又要在此同时做到不媚俗，不欺世，不矫情，始终地保持着一种正直不阿、直面人生的良知，一种冷静的思考态度，甚而是批判性的立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而敏锐的观察者，众生态和心灵史的记录者。惟其如此，一个人物画家方能为当代描绘出一份份富有精神价值的人物“活化石”，从而充实乃至点亮当代人的心灵。在周矩敏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素质和品格，所以他才能满怀激情、积极主动地去创作这批新作。我们只需将它们细细浏览一遍，就不难发现：画家所涉猎的虽已不是什么重大课题，相反却是些既司空见惯，又不免琐碎的社会众生态，但他却把锋利的艺术触角深入到了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人物(16张)用调侃和寓讽的视觉图像去批评当下不正时弊，诸如：个别地方领导干部走形式地下基层调研；变相旅游式的“采风”；干部走过场地评选，等等。还有更为日常的一些题材：社区的保安、居民的劲歌热舞、球场风云、画家在“艺博会”上练摊、“信息流”、娱乐场、“功夫”表演、“黄昏情”、兄弟伙……那一个个充满着鲜活生活气息和时代征候的日常现象，人世间的众生态，活脱脱地跃然与尺幅之上，且平添了一种讽喻意味，真乃是别开生面，几多辛辣，几分幽默，有的更是达到了入木三分的深刻性。读后不免令人忍俊不禁，暗自叹服画家的识见和洞察力。

其次一条便是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否则又何来一个“新”字！对于这一点，周矩敏有着他自己的清醒认识：“绘画要寻找到个性语言，切实地掌握一种‘话语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佳作的出现应该是画家长期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参见《片山半云房记》，载于《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周矩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才情、禀赋与悟性。如此一来，问题是清楚了，可具体又该如何去做呢？

我把周矩敏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个性概括为新的“周氏样式”（以区别以往的“周氏样式”）。新“周氏样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核心“部件”：其一，笔线加黑色的造型能力；二，色彩的表现能力。

就造型能力而言，周矩敏的才情、禀赋、悟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往往可以用地道的、富有传统韵味的笔线和墨块，迅疾而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轮廓和体面结构，达到所谓惟妙惟肖的地步。当然，在体面结构方面，周矩敏既吸收了写实的方法（因而不同于传统写意人物），又在同时适当地在人物结构上做了减法（亦既是意笔处理）。其结果是，虽不那么严谨、刻板，但却显得松动而灵性，且多了几分夸张、变形的旨趣，甚至还带上了几分稚拙感，这使得他画笔下的人物多了一些“看头”。

色彩的表现做到了浓郁而不媚俗，热辣而不火燥，成了这批作品的一大特色。具体地说，他采用了中国壁画和西方“分色派”相结合的方法，将几种常用的颜色（如褐、蓝、绿、橘红等）做“分色”处理，将几种颜色分割、交错、互渗，或断或续，或整块或零碎，若是抽象地看，其实就是色彩的“舞蹈”，色彩的“音符、节奏”，并以此来表现画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主观上的某种倾向性——含褒贬于其中，真乃用心良苦！

除此以外，周矩敏还在背景的安排和空间的处理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如把中原地区的山水图式转换成了装饰符号，又把空间作了简化或多重性分割处理等等，使得新“周氏样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强化。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周矩敏的“新写意人物画”的框架便立了起来，而且有“血”有“肉”，用“绚烂沉醇、丰中见约、奇致高格” （同上）来形容他的艺术风格很是允当。

敢于深入“窄门”而独辟蹊径，这一点他做到了。画家以后的方向似应放在充实提炼和深化内涵的两个方面。充实提炼为的是使表达更大胆也更有力度，深化内涵则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当代人物画家的社会责任。

先生

“先生”的称呼自古有之。起始，指出生的先后，倒也简单直接。后来演变成是对有知识体面人的尊称。

字义的变化始于何时，缘于何故？无从考证。上推至魏晋唐宋，一般叫名士，高士，贤士，或者干脆称官衔，王羲之，颜真卿，唐解元。如果下行至今日，更像是一种泛称，三百六十行都可以叫。喊得那么顺溜，全然不问身份，这和我们传统理解的“先生”在心理接受上存在差距。

在传统文化断层的今天，“先生”成了一个中性词，和泛称的“老板”没啥区别，如果在风月场所，一句“先生小姐”还暗含着道贬义的意思。

当今文人不乏翘楚，如梁晓声，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莫言等，他们的文学造诣和讲故事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民国文人，但社会多半称呼他们为“老师”。他们才情过人，但身上已看不见飘逸、精致、侠气和坚持内心原则的中原地区传统文人气象。因为这些老中国人贵气温婉，具有风骨的样子，被历史湮灭，已经荡然无存不成样子。

现在的文人，他们大多在体制内，是拿奉禄的职业文人。受制于规矩，其言行未必相向一致。有时候私聊，反而更显得机敏放松，时不时蹦出几句“金句”，耐人寻味，使人受用。少了“文以载道”的说教，语言就会更加活泛生动。享受这种即时性的快乐，特别接地气，也让人舒服。但他们的才情，时俗，江湖痞气与传统文人形象渐行渐远，隔世的记忆再也无法复制了。

“先生”叫得最贴切最顺耳，应该数民国时期的文人。因为叫一声“先生”，如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等一系列文人大师们会在脑海中自然跃出。极具画面感的形象也油然而生：一身布衣坐在藤椅中，一支久燃未吸的烟被夹在薰得焦黄的手指间任由漫燃，直至烫到手指。另一只手持饱蘸墨汁的毛笔，时而奋笔疾书，时而干舔砚边，滞疑不动。一摞涂涂抹抹的信笺堆中，悠悠飘出乌龙茶的馨香，混合着砚池的墨香，随着缕缕烟雾弥漫于书斋。

曾闻，有电视主持人在街上随机采访路人：如果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朝代？答案因人而异，我则选民国。

民国距今百年，余温尚存。祖辈父辈都是民国时代的人，文革时期政审一查就是三代，长辈的作为直接影响到你的前途。本来是生命繁衍的血脉关系，却演变成了性命悠关的依存关系。一些本可以漠然的故事，成为必须铭记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存储无处不在：一张泛黄的照片，一段模糊的影像资料，一张走调的㬵木唱片，一页信笺，一本旧书，一堆未了的宗卷。往往撩拨着，让你走神。

我们现在对民国人的了解大致通过两种路径，一是书籍，二是影视。当下习惯泛读或者浏览电子书，更多的人则是看电视剧获得印象：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着一支精美的拐杖，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其实，处在动荡时代的民国先生哪有这份闲情修饰自己，他们心中有志，边幅根本不重要。民国先生的精神信仰和学术坚守才是构建他们共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具有“天将降大任于斯”的使命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倾心唐诗，金岳霖专注他的逻辑学，赵元任玩他的语言学。这批先生大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因此在集体人格中普遍透出一股“笑傲王侯”的傲气。他们有传统名士的真性情，所以常在日常生活中演绎出许多逸闻趣事。据说黄侃在中大教书时和胡小石为甲骨文的真伪较劲，甚至忿而击碎了玻璃板。事后，又“固如初常”。文人常常为学术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为个性脾气不合而不相往来，昨日还嚷嚷着上法庭，今天却喝起小酒，在推杯换盏间言和了。他们对人际交往拿捏得很有分寸，没有世仇决不会推人于绝处。

一百年前，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形容中原地区文人“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温和是教养，平静是修为，从容是逍遥，练达是世故。我虽然体会不到魏晋名士的风范，也不知道诸子百家的修为，甚至猜不出古代文人的模样，都因过于遥远而模糊，手指无法触摸到的东西就会产生陌生感，但是辜先生对民国文人的评价却是真真切切到位的。这些先行者时隐时现，离我们并不遥远。

前几年，我随白先勇先生率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去台湾演出。演出前，白先生穿着一件中式的丝绸白褂，手执一柄斑竹折扇，头发向后梳得亮，站在前厅迎客。微笑、寒暄、握手，处处有着过去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样子：有分寸感，听人说话时面带微笑，眼睛总是专注地看着对方，从不左右顾盼，一副温良恭俭让的老派文人样。白先勇是白祟禧的公子，是名门之后，他并没有继承父业去从军，而是从了文。在他的身上，依稀能看到自明清散人李渔、袁枚、沈复一脉下来的一代老中原地区人贵气温婉的风骨。这种文人还有很多，比如离逝不久的饶宗颐、南怀谨、柏杨，以及蔡澜、董桥等。

我怀念那些有节操，有洁癖的老辈学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独领风骚，鲜见激扬文字、振臂高呼的壮举。他们往往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有一个故事说金岳霖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好玩”。淡淡一句好玩，却有着无穷的深意。无论学术有多艰涩，抱着好奇好玩的态度钻下去，直到“状若木鸡”入“痴态”。如此累积，小事必成大事，大事必成气候。

成气候者必有底气。陈寅恪上课前对学生道：“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陈寅恪所懂得的语言数量，难怪刘文典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时，一次遇到日机空袭，匆忙和学生奔跑躲避。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先生因眼疾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并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搀扶陈先生往城外跑去。这个自称天下懂庄子的仅存“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还有半个是集天下研究庄子的众人）的狂人，甘愿对学问比他高的人折腰，真是仰俯分明。

民国先生就像是串联起近代文化脉络的颗颗珍珠，异彩耀眼：敢跟蒋公较劲的刘文典，抗旨拒迁校的冯友兰，坚持原则不为上的傅斯年，敢讲真话的梁漱溟，弃官从文的叶公超，不图虚名和自己较劲的潘光旦，留着小辫讲洋文的辜鸿铭……他们有信仰，有责任，有使命感，他们虽身怀绝技，却纯真得可爱。有一个逸事，据传傅斯年厌狗喜猫，他养了两只猫，常将猫抱在怀里，甚至允许猫同榻而眠。但他却极其讨厌狗，他在德国留学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就在餐桌下偷踢泄恨。这种心智成熟、行为幼稚的举动，正如辜鸿铭先生讲的：“中原地区人有着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当一个人常常深陷于专业思考的时候，其思维惯性会影响日常生活。所以许多民国大先生会出现一些有悖常理的癖好。辜鸿铭先生写作时必须让夫人淑姑洗脚后坐在身边，他一手搓揉她的三寸金莲一手执笔，这样方能文思泉涌，否则文章出不了彩。也许这是好事者瞎编的，也许确有其事。反正，我们在仅存的几张照片中所看到的辜先生，手捻山羊胡子拄着拐杖精神抖擞，一股老学究的气派，联想到他种种的趣闻，活脱脱的清民遗老形象呼之欲出。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民国文人个性乖张，性格奇特。认真，纯粹，节制，用情义去维系人际关系。他们大多都具有精英意识，再窘迫也要维护自己基本的尊严，在人前更不能意气萎靡。你看他们拍照，很在意自己的仪态，正襟危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种斯文，这种书卷气，这种精气神，一副褪尽俗相，彬彬儒雅的中国文人样子。如今就缺少这种样子的人。相貌堂堂如不能撑出精神脊梁，逞何能？其表可仿，但骨子里透出来的气质是学不来的。正因为有了这群可爱的民国文人，近代文化才嚼之有味，习之有样，有一种久别重逢的精神温暖。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先生。

文/周矩敏

庚子仲夏于听枫山馆

江山任性方多娇——周矩敏写生作品赏析

“写生”一词是由西方传来，但是这种对景作画的形式，中国早在五代十国的画家荆浩《笔法记》中就有记载。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连题目也冠以“写生”两字。现在凡是对景作画全包括在“写生”范畴之内。

在八十年代初吴冠中和袁运甫到苏州市来讲学，期间我陪他去光福司徒庙对清、奇、古、怪汉代古柏写生。他给我五元钱（当时很值钱）让我去镇上吃午饭，老先生却啃冷馒头喝白开水，伏地画了一天。画和实景对不上号，画面上被充满激情的点、线、面掌控着，抽象的《柏魂》比实景更具精神，把实景转为抽象，如此写生确实颠覆了我当时对“写生”的理解。

后来看到了傅抱石和黄宾虹先生的写生稿，寥寥几笔，纪录下大致的印象，不足部分用文字标注作为记忆补充。根据当时速写和印象再返回画室创作，这类作品往往主观性比较强，更具独幅画的艺术魅力。

现在时兴组织集体写生活动，仪式感很潮，大巴车厢外挂着采风团的宣传彩幅，昭告天下一路风光。这种扎堆写生，互相影响的结果，类似近亲结婚，共性取代了个性。画人物的更懒惰，请几位模特穿上指定的服饰，众人围圈写生，把画室搬到了千里之外的边缘地区，踩着大地却不接地气，失去了原生态的新鲜感，写生和课堂习作并无二致。

一个成熟的画家应该是艺术道路上的独行侠，他的精神应该保持独立，艺术随众，只会产生相互拷贝的效应，难有建树。刘文西五十年代浙美毕业后一头扎进陕西省的土地，用一辈子的心血铸成了一座艺术丰碑，这就是践行的榜样。

如何写生？没有统一的标准，就像禅宗的观山论：看山是此山，看山不是此山，看山还是此山。山没变依然如故，但是观山人的思想在变。画画人把砚边点滴的感受记录传承下去，日积月累就成为画理。黄宾虹和傅抱石俩位前辈都是教艺术史论并精通画理，他们能成为艺坛的参天大树与他们扎实的理论根底分不开。把自己的作画习惯让别人去传承，“种瓜得瓜”那就是画匠。既然画理是历代画家经验的总结，自然有着承前启后的指导意义，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用心去造化才是根本。

有一种写生叫“意象写生”就是用主观思维去整理客观的景象：极目所见为心所用。

刘海粟十上黄山每次都有学生们陪同，返回后随行的学生们通常会举办一个写生展，海老观展常挂在嘴边的话：画的好，比我年轻的时候画的好！被表扬者受宠若惊，而后发现人皆被赞，方才醒悟，是海老在鼓励后生们。与学生写实的画相比，海老是意象写生，对景忬情，一手挥毫泼墨，一手拿着盛满清水的小盆泼洒上去，任笔墨随着水渍流淌，满纸烟云缭绕。当时我们年轻，还停留在写生必须写实的观念中，对意象写生不知所云。对黄宾虹的“黑”山水更是不甚了解，听人说好，却知之甚少。一次我接待陈佩秋先生，她健谈，快人快语性格爽朗，对黄宾鸿的“黑”山水持否定态度，她说：天下学黄派的人多的不知其数，鲜有成功者。黄宾鸿是因眼疾把画涂，后生却是邯郸学步为黑而黑！学画应该从宋画入门，入门正，路才宽（据说海派画家大多持相同观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没人反对，行路却见仁见智。张大千曾建议吴湖帆外出游历，到大自然中去汲取灵感。吴先生笑答：古人留下的丹青山川，吾倾其毕生也不足以游遍，何必远行它乡。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隐居富春江七年目观心记，画出“是此山，又不是此山”的禅意境界。

有许多画家反对写生，他们认为中国绘画是诗性绘画，任何写生都会干扰想象力。历代有许多对月忬情的不朽诗作，却不见对月写生的传世画作。哪怕是唐宋经典画作，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比照，诗性永远高于现实。

我绘画入门师从旧学派的老先生，始于传统庭训。继而进高校接受学院式训练临古与写生并重。我从少年时代就养成了随身携带速写本勾勾划划的习惯，俗称：烂笔头胜过好记性，以画记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出去旅游，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总是习惯性地画些速写，把现场感觉记录下来，用文字标注出时间地点，日积月累有了好几本厚厚的绘画日记，闲暇时翻开看看，重拾记忆就像重怀春梦那样的亲切。

画画是一种喜爱，是一种生活方式。画好画坏是一种能力，而能力的培养始于勤，源于思。从写实到写意不仅是形式的区别，而是是质的转化，这个过程无法刻意，是积累丰盈后的自然流淌。

画家的笔底风光一定是外师启发，心源造化的结果。有些画家看似很勤奋，年复一年地奔波在外写生，熟练到不过脑就能行笔，殊不知这种惯性属于肌肉记忆，非三思之作，日久成顽疾，很难改掉。外师造化可传可教，中得心源是一人一心，可言不可传，否则大画家的子女先得独门秘籍，也成了“大画家”。理想丰满现实骨感，“青出于蓝未必胜于蓝”。吴冠中先生曾说：在一群学画画的青苗中，浇上一壶开水，如果仍顽强活着的那颗青苗就是画画的料。因为，他（她）的生命中就是为画画而活着。

一个成功的画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系，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在形式笔墨上都烙上了个人的痕迹，具有鲜明的识别度，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哪一位不是凌云绝顶一峰独秀。群峰耸立旧时景，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座标，却为现实中的我们指明了一个前行方向。

文/周矩敏

庚子冬月于听枫山馆

矩成方圆，心静而敏

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

苏州市是吴门画派的故乡。仅南梁陆探微、张僧繇，唐朝张噪、张洽，五代十国腾昌佑，宋代丁渭，元代黄公望等名列画史的名画家就达1200余人。到了明朝中期，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为代表的文人画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吴门画派”在中国画坛的地位。

近年来，苏州书画界在重振吴门画派雄风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海外举办了推介苏州当代书画家作品的大型活动，好评如潮。我有幸躬逢其盛，见证了新吴门画派在京城的光荣与骄傲。

新吴门画派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苏州国画院的院长周矩敏先生。

作为朋友的周矩敏，我是熟悉的。矩敏兄是个保持着清醒思考的人。他的话不多，但出言不凡。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艺术品也“唯权为是，唯利是图，那文化现象就成了社会问题”等，发人深省。矩敏兄也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首次正式授权内地出版，对这部名家名作，柏杨表示“要等周矩敏动笔”来插图。因为欣赏该书，也因为柏杨先生的诚意，矩敏兄在推辞无效后，与柏杨反复探讨，达成“丑陋但不能丑化”的约定。最终这次插图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大获成功，再版15次，印发21万册，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国人文类图书第一名。他曾经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文字，如果有机缘也愿意为我的著作配图。我告诉他，我更喜欢他的画，如果他能为我的小书插图，是我莫大的荣幸。

作为同事的周矩敏，我是钦佩的。我担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时，苏州国画院是我分管的单位。国画院是成立于1960年的国内最早的六家画院之一，名家辈出，张辛稼、吴羊攵木、孙君良、刘懋善、马伯乐、谭以文、姚新峰等，一个个才高八斗，如雷贯耳。以后，时任文化局长高福民慧眼识才，从工艺美院引进了艺术成就正如日中天的周矩敏。

对矩敏兄来说，作为“空降兵”担任苏州国画院的院长，是荣誉也是责任，是动力也是压力。人群之中，艺术家总是最有个性的一群人，矩敏兄自己就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何从习惯单打独斗的画家，到团结一群人结伴而行的院长，需要角色意识的转换。不知是不是因为矩敏兄自己常年画人物画，锻炼出了对人的觉察判断力比一般人更敏锐，他不仅把最难团结的书画家们凝聚起来，让听枫园里惠风和畅，而且从省内外选拔了好几位年轻画家加盟画院。这些年轻画家在当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加入国画院数年后大多成绩斐然，出类拔萃，后来居上，有些被北京的著名艺术机构“挖墙”。前几天回苏州市时与矩敏兄谈起这些年轻人，他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他说，惺惺惜惺惺，实力与成长性，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的。

我担任民进苏州市委会主委的时候，周矩敏是副主委。我知道画家的时间宝贵，嘱咐市委会一般小事情不要麻烦矩敏。但是，他总是主动承担分管的工作，团结书画界的朋友到部队拥军等等，各种公益活动从不缺席。记得多年前我们在吴宫喜来登举行扶贫帮困的书画义卖，他的画拿下了全场的最高价。

作为画家的周矩敏，我是羡慕的。对于他的画作，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的一系列流连在苏州园林里的民国人物画。那些画，体现出了一派江南风貌，那悠哉游哉，那恬淡自在，那从容诗意，早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堪称他的代表作。心静而敏，如果没有画家自身内心的宁静安谧，从容不迫，就不会敏锐捕捉到那些诗意，也无法画出那般的自在。并且，他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怀着一种责任感甚至使命感，将画笔又聚焦到了新的题材上。无论是《浮世新语》里的社会百态，还是《奉安大典》里的历史片段，甚至是山水花鸟的泼墨小品，我们可以看见，他仍然在进行着新的探索，在不断地超越自我。

我到北京以后不久，知道了矩敏生病的消息，一度为他的健康担忧，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偶尔回苏州市见面，看到他有些憔悴的面容，知道他在与病魔做顽强的抗争。但是，我相信，有他那颗宁静的心，就有了战胜疾病的底气。果不其然，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再聚，他已经面色红润，恢复健康了。好事成双，明年，他的个展将会来到北京，在国家美术馆亮相。真为他高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画家却能在咫尺方圆之内，屏息静心，敏捷挥洒所见所思，是让人艳羡的。和许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曾经喜欢过绘画，甚至做过“画家梦”。

在乡镇的小街上不知天高地厚，上大学到了苏州市才知道，我这辈子是当不上画家了。不过，在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里，有个叫“读写绘”的项目，已经润泽了成千上万孩子。这个项目是针对小学低年级段的孩子，通过听故事、复述故事、绘制故事的方式，全方位地滋养孩子们的生命，激发孩子们的潜能，让画笔成为孩子表达自我的工具。希望有一天，这些新教育的孩子们之中，能走出像矩敏兄这样的画家。我也相信，孜孜不倦前行的矩敏兄，那时又走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