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30
回纥[hé]汗国（Uyghur Khanate，744~840年），又名回鹘[hú]汗国，是唐中后期漠北草原的地方政权，由回纥部药罗葛氏建立，都于斡[wò]耳朵八里（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左岸、额尔德尼昭寺以北），疆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阴山以北，兴安岭以西和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草原地区。回纥汗国国97年，历13位可汗。
744年，在药罗葛骨力裴罗的带领下，后突厥汗国最后一位统治者阿史那鹘陇匐被攻杀，回纥在突厥故地建国，唐朝赐号骨力裴罗，承认其地位，回纥汗国由此建立。在境内回纥人、粟特人、汉人的共同努力下，汗国经济商贸、宗教文化发展繁荣，与外界互通有无。汗国晚期，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愈演愈烈，在政治动荡、天灾频发之际，外部势力的入侵最终导致840年的灭国。
汗国灭亡后，本就分裂成几派的部众向西向南迁徙，分别建立了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政权，其中，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分别是维吾尔族、裕固族的群体，回纥旧属部落辽朝、室韦在日后也建立起了强大的辽王朝和蒙古王朝。
作为草原文明史上的重要政权，回纥汗国各方面的制度、生活文化习俗中既有继承沿袭，也有学习创新，展现出有别于此前游牧民族的特色，突出体现在多元化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上。这得益于与周边国家的密切往来，其中以回唐关系最为人称道。在政治上，回纥首领接受唐王朝册封，并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几度与唐和亲，双方结盟共同对抗吐蕃势力。在经济上，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贸易。在文化上，彼此交融，相互影响。在汗国灭亡后，汗国后代与中原政权的往来也并未断绝，其文明也并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影响至今。
据史籍记载，回纥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鬼方，即狄人。随着狄人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大，他们中的一部分北迁到漠北和南西伯利亚一带，其后裔包括汉朝人笔下的“丁零人”及之后的“高车人”“敕勒人”“铁勒人”（也作“特勒”）。北魏道武帝时期，高车部落落败，臣属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因不堪重负，高车袁纥部的首领树者发动起义，这里的袁纥部就是回纥的祖先。此次起义最终失败，树者率众迁回漠北故地，归附北魏之敌柔然汗国，后又再次南归，臣服北魏。
隋时，铁勒部落中以阿史那姓为核心的一支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起了强大的突厥政权，韦纥（即回纥）等众多铁勒部落成为其属部。这时的回纥依旧是一个以药罗葛氏为核心，包括其它八个氏族的部落，这些氏族被称为“内九族”。在突厥贵族的压迫下，色楞格河和土拉河流域的许多铁勒部落，如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思结等部结成联盟，共同反抗突厥统治，被称为“九姓乌古斯”（也称“九姓乌护”），即汉文史籍中的“九姓铁勒”。隋唐之际，九姓各部逐渐融合，是为后世之回纥，称“外九部”。
从袁纥、韦纥到回纥，都是族名Oyghur的不同汉译。唐中叶，回纥向唐自请更改族名为回鹘，此后，回鹘的名称更常见于史籍。关于回纥改名的研究，历来争议不断。其中一个争议点是改名的具体时间，根据史料的不同记载，可分为李纯元和四年说，德宗贞元四年说（又可分为七月说和十月说），德宗贞元五年说。据西安市唐墓出土的“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证明，贞元十一年（795）之前，“回鹘”之名已取代“回纥”，成为正式名称。李宗俊进一步推断，唐朝在四年已允准改称，而回纥在次年已经改称。
另一争议点涉及“回鹘”族名的解释：一说“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杨圣敏认为这源于回鹘对翟鸟的图腾祖先崇拜。一说出自14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他认为“畏兀儿（回鹘）”是突厥语，有“联合”“协助”的意思。
回纥初兴于首领特健俟[sì]斤时期，在其笼络下，漠北九姓铁勒联盟建立，共同抵抗西突厥。菩萨在位时，回纥处于东突厥奴役下，628年，回纥与薛延陀及铁勒诸部联合推翻其统治，薛延陀汗国建立，设牙帐于郁督军山，并得到唐朝册封，薛延陀又向下封回纥首领菩萨为活颉利可汗[xié lì]发，回纥成为联盟中的第二部落。646年，随着薛延陀的灭亡，回纥成为漠北第一部落。
为加强对漠北地区的控制，唐在此实行羁统治。回纥首领吐迷度被封怀化市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他仍自称可汗，并仿照突厥官制设官，与东突厥余部结亲。其在任时，尊奉太宗为“天可汗”，并修建了著名的“参天可汗道”。其子婆闰即位后，与唐交好，助唐消灭了东突厥残余势力，并三次参与平定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乱，最终，西突厥汗国灭亡。655年、661年，婆闰两次率兵参与唐对高句丽的战争，并屡建战功。常年的征兵让回纥内部积怨丛生，比粟毒一反婆闰的亲唐政策，杀使反叛，最终，唐派遣出身契苾[bì]部的老将契苾何力安抚铁勒诸部，叛乱才被平定。663年，唐将燕然都护府迁到回纥部境内，并改名为瀚海都护府。
682年，漠南突厥残部阿史那·骨笃禄重建突厥政权，后世称后突厥汗国或突厥第二汗国。铁勒诸部遭到突袭，损失惨重，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投靠突厥，一部分依然在回纥首领独解支的带领下，联唐对抗突厥。最终，漠北被突厥占领，唐朝南迁安北都护府治所至居延同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独解支亦率四部军民南下，693年，被安置在赤水军（今甘肃武威境内），受凉州都督节制。其子伏帝匐继位，被唐封为瀚海都督兼赤水军使，主领赤水军四部。715到716年，铁勒诸部反叛突厥，其中有五部南下归唐，被先后安置在大武军（今山西朔州境内）、横野军（今灵丘县），另有一部分回纥人依旧留在漠北。
721年，在赤水四部和唐将王君毚的恩怨斗争中，承宗等四部首领被流放，引起回纥贵族不满，他们不承认新首领伏帝难，而聚集在承宗族子，时任瀚海都督府司马的护输周围，寻机报复。727年，王君率部在凉州袭击吐蕃使者，在归途中被赤水四部埋伏击杀。事后，护输联合吐蕃反唐，阻断河西走廊，不敌唐军后归降突厥，重返漠北，于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牙帐。
在护输的经营下，回纥的实力日渐强盛，在其子骨力裴罗在位时期，回纥在后突厥汗国的内斗中获得胜利，成功建国。当时，为了夺取可汗继承权，后突厥一方与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展开激烈对抗，三部攻杀了自立为可汗的骨咄叶护，并拥立出身突厥王族的拔悉密首领阿史那姓施为可汗，突厥余众拥立乌苏米施为可汗，最终阿史那施成功上位，乌苏米施可汗则在743年被回纥部俘虏，唐因此册封骨力裴罗为奉义王。随着斗争告一段落，三部却因利益分配问题而分裂。744年，回纥和葛逻禄联合逼走阿史那施，骨力裴罗在郁督军山建立牙帐，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标志回纥汗国正式建立。此时的蒙古草原并未统一，北有戛斯，东有室韦，南有归附唐朝的铁勒部落，回纥内部也纷争不断，因此，骨力裴罗希望借助唐朝的册封提升威望，在即位后立即遣使长安，而唐朝为了在名义上维持漠北的羁縻统治，承认了骨力裴罗的可汗地位，并册封其为骨力裴罗，回纥遂成漠北霸主。
745年，随着后突厥汗国的最终消亡，统一的回纥国家逐渐形成，漠北的铁勒诸部更为稳定地在漠北草原上活动，对外统一以回纥自称，回纥不再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成为了继突厥之后又一个统治整个漠北草原的政权。汗国仍旧是以各部落构成，大体上可分为本部和属部。本部包括原属十回纥部落和九姓部落，其中，十回纥部落中的药罗葛氏是统治核心。自特健俟斤开始，历任的回纥首领、可汗皆出自此氏族，与同属本部的仆骨部世代联姻。此外，在汗国本部地区有一些特殊的部落，称“客部”，它们地位较低，或归顺融合，或举部迁徙，如葛逻禄左厢、拔悉密、薛延陀等回纥的属部有东边的辽朝、奚、室韦，北边的黠戛斯，西边的葛逻禄右厢、沙陀、样磨等，这些属部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内部事务方面具有自主权。
747年，骨力裴罗子磨延啜即位，称英武可汗。汗国初建，根基尚且不稳，葛勒可汗对内巩固统治，对外与唐结盟。他曾三次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对改变安史战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平乱之功，回纥与唐进行绢马贸易，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且加强了与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对此后汗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759年，葛勒可汗幼子移地健即位，是为牟羽可汗。此时，回纥国力强盛，商业繁荣，国内粟特商人地位崇高，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掌握着汗国的经济命脉和部分军政大权。在其任内，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
779年，唐代宗驾崩，牟羽可汗欲攻唐，其从兄，时任宰相的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将其击杀，并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即位之后，他对内整顿朝政，抑制粟特、摩尼教僧尼势力发展，打击反叛势力，对外与唐重修于好，派遣使者，被封为武义成功可汗。787年，他提出求亲，次年与咸安公主成婚，被加封为长寿天亲可汗。
789年，顿莫贺之子多逻斯即位，称忠贞可汗。此时的回纥继续面临着来自吐蕃的军事压力，双方展开针对安西、北庭地区的争夺战。在大相于迦斯等人在外作战时，汗国发生宫廷政变，忠贞可汗在位仅四个月，就被其妻、弟合谋毒死。其弟自立为汗，被凯旋而归的次相阿史那·骨笃禄击杀，立忠贞可汗年仅十六七岁的儿子阿啜为汗，被封为奉诚可汗，大权实际掌握在大相劼于迦斯和次相骨咄禄手中。随着外部战事失利，劼于迦斯威望急剧下滑。相反的是，骨咄禄带领回纥击败了吐蕃和葛逻禄联军，并一度攻取凉州，将吐蕃势力逼至张掖市一带，成为了国家英雄。随着药罗葛氏王族的衰败，阿跌氏统治的时代即将开始。
795年，奉诚可汗去世，因无子嗣，贵族一致拥立实际出身阿跌氏的骨咄禄为汗，被封为怀信可汗，标志着阿跌氏统治的开始。骨咄禄虽出身阿跌氏，但也是药罗葛氏的养子，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在登基之后，他仍旧冒姓药罗葛氏，并收继了奉诚可汗的妻妾。李宗俊据墓志材料推测骨咄禄的汗位是通过血腥的政变得来的，而唐廷收容了在这场政变中幸存下来的药罗葛王室年轻成员，并给予了优待。怀信可汗死后，之后的两位可汗，滕里野合可汗和保义可汗持续与吐蕃、葛逻禄等势力作战，直到813年，回纥才将吐蕃势力逐出内蒙古地区，“参天可汗道”终于得以畅通。保义可汗执政晚期，汗国已逐渐走向衰败。在崇德可汗时期，北边的黠戛斯抬头，成为汗国新的威胁。此后，由于长期的外战，加上统治无道，内讧不断，回纥汗国于840年被所属部落黠戛斯所灭。
回纥汗国灭亡后，王族内部分裂成几大派系，乌希特勤被拥立为乌介可汗，但仍有众多部落各自为首。除少数部众留在漠北外，大多数部众向南、向西迁徙。南迁回鹘当属这次民族大迁徙中的主力，他们并非统一的一股，而是数支。率先南迁者是嗢[wà]没斯特勤部，至迟到840年，他们抵达了天德军北，引起唐廷的注意，在李德裕的主张下，唐廷首先厚待了这支南迁势力，允许其暂时借地避难。同年，乌介可汗的十三部人马也开始南迁，并以太和公主为质，取得了同唐朝平等对话的资格。而同样南迁的那颉啜特勤一支则孤立无援，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掠夺边境，最终走向毁灭。据研究，这些部众都顺着同一路线南下，即从回鹘衙帐出发，经鹈泉、西受降城到达天德军，数量达二十余万人（一说三十万）。唐廷把将近一半的部众安置在河东、河北道，与党项族、吐谷浑混编，以为防边，其余分散安置在江淮、北方沿边一带。部分南迁回鹘贵族凭借战功进入了统治者的行列，参与了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及势力争夺战。
回鹘西迁者数量虽不及南迁者，但他们在新的家园建立起了新的地方势力，依旧保持着自身传统族名和独立性，与当地文化交融，创造出了独特的回鹘文化，成为现代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的源头。据史记载，西迁回鹘的共同首领为庞特勤，学界内一般秉持三条分支的观点，即一支投奔吐蕃，抵达河西走廊，统称河西回鹘，包括甘州回鹘、沙州回鹘、瓜州回鹘等多股；一支投奔安西，抵达西域，在庞特勤的领导下，以焉耆为大本营，建立了安西回鹘政权，即后世高昌回鹘前身；一支投奔葛逻禄，于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薛宗正提出了异议，认为“三支”实为“一支”，并指出西迁者首先投奔处于金山和别失八里之间的葛逻禄。
西迁河西走廊的一支回鹘人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为中心建立起甘州回鹘王国，他们最初辗转依附于吐蕃和张义潮沙州归义军政权之间。10世纪初，随着吐蕃势弱，回鹘在于甘州设立牙帐，并先后控制了河、兰、瓜（今安西县）、沙（今敦煌县）等州，成为地方争取按。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其东部的党项势力崛起，此后数十年间，双方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最终，在1028年，甘州城破，甘州回鹘政权宣告终结。
西迁进入北庭的一支回鹘不久又南下进入吐鲁番盆地，在此建立了以高昌位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其疆域东起哈密，北到伊犁河，西至阿克苏的冰达坂，南接吐蕃治下的于阗[yú tián]。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国从属西辽。13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又依附于蒙古。13世纪末，高昌王东迁至永昌县，王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西迁进入中亚的一支回鹘与当地的葛逻禄人、样磨人结合，于10世纪上半叶共同建立起了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其疆域包括如今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中亚河中地区地区及新疆西部。10世纪，王朝内部开始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西之间战争不断，王朝逐步衰落，至12世纪初，在西辽的打击下灭亡。
回纥汗国的汗位继承制度受到草原传统的影响，一般实行“世选制”，众相优先从药葛罗氏子孙中遴选继承者，一般情况是父死子继。在特殊情况下，则更加倾向于推举能力更强、威望更高的人继承汗位，如药罗葛氏养子骨咄禄就是凭借丰富的从政经验，突出的军事能力，带领汗国扭转生存危机，获得国人支持，在身份允许的条件下顺利继承汗位。
回纥的君主与突厥一样，皆称可汗（Kahan），但回纥可汗是唯一的，没有大小之分。可汗之妻妾称可敦（Katun）、少可敦，正室可敦地位很高，在汗庭可与可汗并坐，且有权参与军国大政。回纥的公主（Gungzu）范围较唐更广，不仅包括可汗之女，还包括可汗之妹，可敦家族之女。
回纥汗国的职官体系主要承袭自突厥，杂以唐朝官制，并兼具自身特色。从突厥官制中吸纳的有叶护（Yabhu）、特勤（Tegin）、设（Xad）、达干（Tarkan）、梅录、俟斤（Irkin）、俟利发（Irtabar）、啜（Qur）、匐、监使等等。叶护是仅低于可汗的显爵，一般授以皇亲贵族，如葛勒可汗长子称叶护太子，可汗姻亲仆骨氏世袭叶护爵位。特勤在突厥语中意指王子，不少可汗出身特勤。设是武将名号，大约最晚在顿莫贺可汗时期废置。达干中有部分掌军权者，但大部分仍是文官，对内职掌文书工作，对外办理外交事务。梅录的引申意是传令官、牙官，亦可派为特使，协理邦交。俟斤本是小部落酋长的名号，在汗国初建后仅授予尚未袭爵拜官的首领之子，后废置。俟利发又作颉利发，是强大部落首领的名号，回纥初兴时成为君主名号，但在汗国建立后似已废置。啜、匐亦是首领名号，前者多用于王族疏支，后者则用于异姓部落。监使是突厥统治时吐屯（turtun）另名，主要职务是监督各部落，有权调动部落兵马，收取贡赋。
袭自唐制的有将军、都督（Tutuk）、刺史。回纥将军一般统兵在外，有时也出使他国，协理邦交，史载将军皆出自内外九姓，无粟特外族。都督、刺史的官号源于唐在漠北进行羁縻统治，在较大的部落设立都督府，较小的部落设立州，分别任命所在部落首领为都督和刺史，与唐制不同，都督、刺史之位皆是世袭，拥有很大的自主统治权，只需向唐定期朝贡，战时派兵从征。
据林幹研究，回纥沿袭突厥制度，除汗国直辖地之外，将其余地区分为左、右两部，分设左设、右设管理。肖爱民将这种管理办法统一归为两翼制度。
回纥汗国内仍以部落为基层单位，汗国与部落之间实行军事联合，汗国与部落之间以及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不甚紧密。“内九族”以氏族为基础，“外九族”以部落为基础，“外九族”与汗国之间存在纷争，甚至爆发军事对抗。“外九族”的部分首领可到唐廷做官，如仆固部的仆固怀恩，跟随朔方节度使讨伐安禄山，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省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可见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在汗国建立后，已逐渐走向解体。
回纥汗国的军事制度中体现了浓厚的草原民族特色，实行部落兵役制，在军队征召、调遣、作战等方面均以部落为单位；实行兵民合一，平时游牧，战时作战，且自备武器、粮食、战马等必需品。此外，还有一支昼夜保卫可汗的禁卫军，是汗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军队的后勤由随军家属和家畜构成，由此，军队可以迅速获得物质支持，进行远距离作战。在汗国内，从特勤、叶护、设到国相、达干、梅录、将军等都可领兵出征，显示出文武兼具的特色。经研究推测，回鹘军队沿袭了北方民族军队中的十进制编排传统，以“百人队”为基本单位，组成“五百人队”“九百人队”，乃至 “千人队”。回纥军队中，除了勇猛的骑兵外，还有步兵，且极有可能是模仿薛延陀而设置的披甲的步弓手。
作为游牧民族，回纥经济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回纥放牧的家畜包括羊、马、驼、牛等，其中以羊、马为大宗。羊是回纥人最重要的家畜，羊肉可供食用、羊奶可以饮用或加工成奶制品，羊毛则是回纥各种毛织品的原料。马是主要的代步工具，回纥人日常骑马放牧，在战场上，骁勇的回纥骑兵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另外，马也成为对外交往中的重要物品，如崇德可汗迎娶太和公主时，聘礼中便有两万匹马。除了放牧外，回纥牧民也会狩猎野生动物，作为补充，或食其肉，或取其皮，其中以貂皮、灰鼠最为珍贵，常作为贡物纳唐。部落内还会举行季节性的围猎活动，既可以补充物资，强健身体，又可以起到联络部民感情的作用。
回纥商业贸易的繁荣与粟特人在汗国内的活动有关。粟特人原本是生活在中亚河中地区、以经商著称的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操持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转运贸易，在突厥汗国统治时期便广泛分布于漠北。在回纥汗国时期，可汗等回纥上层在经济领域倚重粟特，而粟特也借回纥的力量操控对外贸易，二者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唐回绢马贸易中，在中原的粟特人受到回纥的庇护，成为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回纥境内的粟特商人也借助商业特权操控国内经济，垄断对外贸易，进而介入权力中心，与可汗等人共谋国事。
此外，对外贸易的繁荣基于便利的交通。在汗国不同时期，因周边情况的发展，自首都哈喇巴拉哈逊到中原的道路也随之改变。其中最为著名者无疑是唐贞观年间修建的参天可汗道。据严耕望考证，参天可汗道一端为回纥都城，并在此分东西两道，中途汇合于鸊鹈泉（今乌拉特中旗西北中蒙国境线附近），抵达中受降城城址（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原丝绸之路被阻断，为了与回纥重获联系，“回鹘路”的地位迅速上升，回纥作为这条交通要道上的枢纽，控制了原丝绸之路的转运贸易，从中受益颇多。
回纥汗国与周边国家商贸往来频繁，以回唐之间大规模的绢马贸易最为突出，并一直维持到汗国灭亡。丝绸在欧洲是稀缺奢侈品，回纥通常向唐大量出口马匹换取绢帛丝绸，并转卖到欧洲牟取暴利。这种交易不止于官方层面，回纥可汗及贵族往往也会以个人身份与唐进行交易。除此之外，两国之间还进行茶马贸易，是绢马贸易的重要补充。
早在北魏时期，回纥先民就接触到了农耕生活。至唐朝在漠北实行羁縻统治之后，在此屯田，回纥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牟羽可汗时期，将不食荤而食素的摩尼教定为国教，且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这大大改变了回纥人的生活方式，间接助推了国内的农业生产。在回纥汗国遗址中，曾出土国铁、杵磨等农耕工具。据薛居正所述，汗国内从事农业的人主要是汉人，他们大多是从唐朝边境劫掠过来的俘虏。总的来说，汗国的农业虽属于次要地位，但相较于此前的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其农业发展状况又进步得多。
伴随游牧业、农业的发展，回纥的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分工日益专业化精细化，如专门从事毛制业的织毡匠、制皮匠及织布匠，专业的采石匠、冶炼匠，从事碑铭、人像制作的的石匠、雕刻匠等等。在现存的回纥汗国遗址中，也出土了铜镜、瓦片、青铜门等精致的手工艺品。
在经济蓬勃发展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基础上，回纥汗国修建了大规模的城镇，这些城镇不仅仅是军事要塞，更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重职能，回纥人也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
早在第二任君主英武可汗时期，回纥就有在汗庭附近修筑围墙的习惯，是为城市的雏形。根据不同的规格、功能、对象，回纥城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汗庭、可敦城、公主城。这些城市直接服务于统治阶层，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功能于一体，如哈剌[là]巴剌嘎斯古城、博尔巴金古城、查干苏木古城、祁连古城、和日木登吉古城、贝巴力克古城、哈剌和林古城。第二类是小型城镇，这类城市各方面不及第一类城市，但又体现出一定的礼制和等级，如格枝格布德音古城、 布日嘎斯浑地古城、伊和扎格特古城、隆给巴剌嘎斯古城、扎格朱古城等。第三类是主要用于边防的城市，在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的叶尼塞河上游、赫姆奇克河沿河一带，就分布着18座城堡和2处哨所，城堡附近修建有边墙，构成了一条严密的防御线。第四类是沿用型城市。这些城市并非回纥所建，而是从其他国家手中掠夺而来，如北庭城、裴罗将军城、丰州城等。
回纥汗国的都城“哈喇巴拉嘎斯”是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亦称“斡耳朵八里”，在蒙古语中意为黑城。据《磨延啜碑》记载，该城位于鄂尔浑河流域中心地带，是回纥汗国的首都所在，840年被黠戛斯人烧毁，标志着回纥汗国的灭亡。1912年，由俄国考古学家马斯科夫率领的队伍对古城进行了首次发掘，此后，不断有学者对古城进行考察、挖掘，并取得许多新进展。据悉，城址占地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分为主城和外围街区。主城采取“日”字形平面结构，分东西两部分，西城是核心区域，内有大型宫殿基址，外围街区除了少量宫廷建筑外，还有市场、作坊、寺院、客栈、民居。城外环绕一条10到15米宽的护城河，周围有塔式建筑，疑似用于城防。2004年7月，哈喇巴拉嘎斯古城作为蒙古国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关于古城内出土的玉册书，我国学者徐驰进行了归纳研究，在目前已经公布的12枚玉册中，有2枚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之手。将这些新出土的玉册与传世文献互为对照，可以让我们对李湛、李恒时期唐与回纥之间的往来有更深入的认识。
以安史之乱为界，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可分为平稳期和微变期，双方大部分时间处于友好状态，但也偶有摩擦。安史之乱前，唐朝国力强盛，而回纥还处于相对弱小的部落阶段，于是回纥主动寻求与唐交好。629年，回纥遣使朝贡，拉开了与唐友好往来的帷幕。吐迷度统治时期，唐帮助回纥打败了薛延陀，回纥接受唐朝羁縻统治，设立“六府七州”，依俗而治。此后，回纥首领接受唐朝封号，并帮助唐朝征讨外族，平定内乱，如药罗葛·婆闰协助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后，双方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唐朝发展由盛而衰，而回纥则成功建国，开始向上发展。这一时期，回纥虽然继续接受唐朝的册封，但性质已发生变化，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都督官号到可汗汗号的变化中，体现出的是唐对回纥政权的承认。为了获得回纥的帮助，唐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拉拢政策，前者即和亲，据统计，唐代共有七位公主嫁到回纥，回纥共有一位公主即毗伽公主嫁与唐敦煌王李承寀，借着和亲的名义，回纥索要大量陪嫁；后者即互市，突出体现在唐回绢马贸易上，这一贸易在安史之乱便已存在，以朝贡形式展开，在之后则作为唐对回纥援军的答谢，固定化并大规模化，官方贸易之外更有私人贸易。以“40：1”为价的绢马贸易已经严重背离商品价值规律，其实质是唐付出直接经济代价换取对回纥的羁縻统治，保持内外稳定的手段，而回纥也同样借此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影响到了回纥国内外政策发展。相应的，回纥在军事上援助唐朝，不仅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还牵制了吐蕃势力，在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中占据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当然，对抗吐蕃的行动也与回纥本国的利益一致。
但是，回纥与唐的相处中并不是始终和平的，如在平定安史之乱时，肃宗答应回纥在收复洛阳后允许其在城内大掠三日，虽然劫掠得到阻止，但亦给双方关系蒙上了阴影，又如唐将仆固怀恩的背叛，牟羽可汗时期对唐的劫掠等等。
大约在746年，唐将仆固怀恩反叛，恰逢吐蕃占据陇右地区，怀恩遂联合回纥、吐蕃势力反唐，但以失败告终。此后，随着吐蕃势力继续向西域扩张，侵犯到了回纥的利益，两国关系进入长期交恶阶段，将近百年里，双方间围绕着北庭、西州、凉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夺战。大体上，战争早期，回纥由于与唐结盟而占据上风，在唐安史之乱后，尤其是790年北庭沦陷后，唐朝势力基本退出西域，回纥与吐蕃、葛逻禄胶着对峙，互有胜负。在怀信可汗时期，回纥发展日益衰落，吐蕃势力再度抬头，最终吐蕃全面接管西域。
840年，回纥国灭，吐蕃也被此前的战争所累，陷入分裂，双方都无力承担大规模战争，关系渐趋友好，甚至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部分民众南迁投奔吐蕃，与当地人，包括此前就留居甘、凉一带的回纥人建立起了唐末五代十国的甘州回鹘政权。大约在10世纪30年代，党项族西夏人崛起，成为回鹘、吐蕃实力发展的共同威胁，由此，回蕃结盟对抗西夏，回蕃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葛逻禄与回纥一样，出自铁勒，其部众大多来自谋落、踏实力、炽俟三部落。历史上，葛逻禄与回纥既有联合，又有对抗，其中又以对抗为主。在部落扩张过程中，葛逻禄被分成左、右两厢。左厢葛逻禄活动于乌德健山附近，先后臣服于东突厥、薛延陀、唐朝、后突厥汗国。右厢葛逻禄活动于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先后受西突厥、唐朝、突骑施汗国统治，并向南发展，势力扩及北庭。在后突厥汗国灭亡之后，一部分左厢葛逻禄人臣服于回纥，另一部分则长期与回纥对抗，并取代了突骑施汗国，于756年前后成为西域霸主，势力向西扩展至楚河流域。此时，北庭地区尚有一部分葛逻禄人，暂时臣服于回纥，但在吐蕃的策反下，他们联合吐蕃、黠戛斯及当地的白服突厥对抗回纥，这次反抗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此后，葛逻禄人继续与吐蕃结盟，与回纥时战时和，直到汗国灭亡。
黠戛斯亦属于铁勒的一支，被汉朝人称为昆坚、鬲昆，与回纥语言、文化相近。回纥汗国建立后，黠戛斯与回纥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双方时有战争。为了对抗回纥，补充己方力量，黠戛斯与吐蕃、突骑施、葛逻禄、阿拉伯帝国等回纥的敌对势力交好。在汗国后期，与吐蕃的长期斗争已经大大削弱了汗国力量，黠戛斯终于得以扭转战局，840年，汗国的句录莫贺将军为了争权夺利，将黠戛斯军队引入王城内，回纥汗国最终被黠戛斯所灭。但此后，黠戛斯只在漠北地区维持了短期统治，便退回叶尼塞河流域。
契丹源出东胡，是活动于西拉木伦河（今西拉木伦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的游牧民族，曾受突厥、唐朝、回纥统治。在回纥汗国强盛时期，契丹为其臣属，委派监使行监国之职，实行羁縻统治，并收取赋税。但契丹也向唐朝遣使纳贡，这引起唐朝皇帝不满，因此对契丹君主不予封授。汗国灭亡后，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派遣牙将杀死回纥在契丹的监使，终结了回纥对契丹的统治。10世纪，契丹建立起了辽朝，流散后的各回鹘政权反而朝贡于辽。辽朝职官制度深受回纥汗国影响，表现之一便是官号的借用。
库莫奚简称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分布于契丹之南。在回纥汗国强盛时期，奚也是其属国，接受羁縻统治。在奚的回纥监使不仅要收取贡赋，还要搜集中原信息。历史上，回纥可汗曾将公主嫁给奚的首领，奚也曾摆脱过回纥统治，与室韦一起联合截杀了回纥使团。在汗国败亡之后，奚王曾接济遏捻可汗一行，但终因唐朝的打击而将回纥残部驱逐。
室韦也源出东胡，兴起于兴安岭山区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后世蒙古的祖先。室韦分支颇多，如漠北的九姓达、内蒙古地区的阴山山脉室韦、黑车子室韦。室韦曾受回纥羁縻统治。在汗国灭亡后，南迁的乌介可汗先后投靠室韦和解部和黑车子室韦，但在唐的利诱下，黑车子室韦将可汗杀死，回纥遂投靠奚，但之后再度依附黑车子室韦，这批回纥部众在黑车子室韦败于黠戛斯后，被带回漠北。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意为“巫师”。萨满教是原始宗教之一，其核心思想是万物有灵论，从而衍生出对自然、对祖先以及对部落图腾的崇拜。在汗国建立前，回纥人就多信奉萨满教，而在汗国建立后，萨满教传统也始终发挥着影响作用。如可汗尊号“登里”（腾格里）中体现的对天的崇拜，又如尊号中的“阙”，意为湖泊，表明可汗自认为水神后裔。此外，在回纥祖先传说中，对山、树、狼等生灵的崇拜也随处可见。这些宗教思想观念也融入到统治者日常行为中，如可汗面东而坐中蕴含的太阳崇拜，回纥军队出征前令巫师进行占卜，使用厌胜之法诅咒敌军的习惯。
牟羽可汗时期，将摩尼教强制定为国教，萨满教势力元气大伤，但萨满教徒信奉的巫术依旧在民间影响巨大。在敦煌市、吐鲁番等地，出土过关于解梦、相面的回鹘文文献，表明萨满文化虽然式微，但仍以占星术、解梦术等形式存在着。
摩尼教是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在祆教[xiān jiào]基础上，融合基督教、诺斯替教、佛教等宗教因素而创立的世界性宗教，以光明黑暗斗争二元论为基础教义，曾在萨珊波斯广为流传，后遭禁毁，教徒四方逃难。
据《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宝应二年（763），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牟羽可汗在洛阳市遇到了四位摩尼教僧人，受他们的教化，皈依摩尼教，并将僧人带回国内，下令将摩尼教尊为国教。另据《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所述，摩尼教初时遭到汗国内达干和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牟羽可汗一面劝导民众，一面强制规定，最终才获得成功。李荣辉进一步指出，在763年之前，摩尼教已经在汗国内有了一定信徒，早期的信徒应是国内的粟特人。根据敦煌卷子P.t1283，他推测745年之前，回纥国内已存在摩尼教信仰。至于为何会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不少学者亦有解释，其中最有影响者当属国内宗教史专家林悟殊。他认为，当时的回纥汗国需要宗教的力量来强化集体认同，维护内部统治，加之国内粟特群体商业经济、政治力量的日渐强盛，其信奉的摩尼教自然而然便成为首选。王小甫则补充了当时北方草原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兴盛的背景，并结合回纥发展历史、教和摩尼教的关系等内容，解释了牟羽可汗的宗教选择背后亦有政治考量，是对此前文化的决裂，标志着新的文化凝聚的开始。另外，他强调了回纥接受的摩尼教是从中原而来，已经受到佛教改造，而非直接经漠北草原或西域传来。
在牟羽可汗死后，顿莫贺可汗时期，摩尼教势力虽遭到了打压，但在此后的发展中，摩尼教僧人不仅参与朝政，形成“可汗或与议国事”的局面，而且成为了回纥与唐朝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纽带。陈垣先生就曾言“其敬重等于宰相都督，其亲信等于骨肉”。在汗国崩溃后，摩尼教仍然得到回鹘统治者一段时间的重视，但在佛教的影响下，摩尼教渐趋消亡，据史料研究，杨富学等人将回鹘摩尼教消亡时间定为12世纪以前。
佛教早在汗国建立前，就在回纥部落中流传。回纥首领特健俟斤之子名菩萨，在佛教中，菩萨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几乎同一时期，回纥契苾部中也出现了一位名“沙门”的首领。这些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说明了当时佛教信仰已然存在。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蒙古国的巴彦诺尔墓进行研究，经徐驰考证，认为墓主应是仆固部首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在该墓中，出土有莲花摩尼宝珠壁画、兽面图壁画、“迦陵频伽”式木俑、长茎金莲花等与佛教有关之物，为当时漠北的佛教信仰提供了可能性证据。汗国时期，可汗与佛教有过一定接触，但因记载不详，学界研究不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汗国疆域的扩张，佛教的影响力也日渐深入到民间，并在国灭西迁之后，愈发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润，在高昌回鹘、河西回鹘时期迎来强盛发展。
回纥汗国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交汇区域，在历史和周边关系的影响下，境内通行多种语言。回纥曾被突厥统治，因此承袭了突厥卢尼文，该文字系统由40个字母组成，与古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文在字形上相似，是一种从右向左书写的文字，具体材料可见《铁尔浑碑》，该碑是汗国第三任可汗移地健为其父磨延啜树立的功德碑，主要歌颂了磨延啜的功绩，兼及汗国的部分地理历史。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在汗国内占据着特殊且重要的地位，粟特文便也成为通用语言之一；加之回纥与唐朝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有着繁荣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国内亦有精通汉字者。
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上就有突厥卢尼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据悉，该碑位于蒙古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喇巴剌沙衮附近的哈喇巴拉嘎斯古城，于1889年被沙俄学者雅德林采夫一行发现，在发现时，碑体已碎成20多个残块，但此碑依旧对研究回纥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石碑的汉文部分保存最为完好，而突厥文部分剩字不多。在中外学者拉得洛夫、西里格尔、沙碗、李文田、王国维、罗振玉、羽田亨等人的整理刊录下，可知此碑全称"九姓回鹊爱登里罗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汉文译为“天赐福神武智慧可汗”，即汗国第九任可汗——保义可汗。碑文汉文部分的立碑者是内宰相颇于伽思、外宰相伊难主，撰写人大概名为“莫贺达干”。在这一部分中，追述了先世英武可汗、牟羽可汗参加平定唐朝安史之乱的功绩，并颂扬了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的壮举，阐述了保义可汗保卫北庭、龟兹地区的过程， 表现了回纥与唐之间的亲密联系。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曾据石碑中的粟特文纪年，考证出石碑的年代为814年，徐承炎在此基础上，结合保义可汗时期回纥大事表，得出立碑并非只为纪功，还有借请婚和亲，从唐获取财富，缓解国内经济困境的目的。
此外，《磨延啜碑》上亦有这三种文字，该碑以汗国第二任可汗磨延啜自述的口吻，叙述其随父亲骨力裴罗兴兵作战，灭掉突厥汗国的经历，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回纥对葛逻禄、拔悉密的战争。
回纥人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回鹘文，这是一种拼音文字，最初是18个字母，最后发展成23个字母，其中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1个辅音。回鹘文最初由右向左横写，后改为由上到下竖写，且具有多样的书写形式。20世纪50年代，在蒙古国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发现了一方由回鹘文刻写的石碑《乌兰浩木碑》，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回鹘文碑铭，证明了在汗国时期，回鹘文就已经被发明出来，只是在西迁之后才得到大量使用。回鹘文对之后的契丹文、蒙文及满文的创制影响深远。
作为北方草原民族，回纥盛行收继婚和姊妹婚，前者指寡妇被前夫家族内的其他男性亲属收娶，唐朝咸安公主在第一任丈夫顿莫贺可汗死后，就被继任的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收娶，后者即姊妹二人同嫁一夫，或在妻子死后续娶其姊妹，牟羽可汗在妻子死后，要求续娶妻妹，即唐崇徽公主。
与中原王朝一样，回纥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制，可汗的妻妾称可敦、少可敦。在《旧唐书》中，记载有太和公主与回纥可汗进行婚礼仪式的一段描述：可汗在迎娶公主前，首先要选择吉日，公主也要在回纥贵族女子的教导下学习相关习俗，在婚礼当天，公主要依次穿上回纥和可敦的服饰拜见可汗，再坐在由九位宰相抬着的肩舆上逆时针转九圈。在婚礼流程中，回纥贵女不仅起着教导作用，往往还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作为迎亲、谢聘的使者。
与突厥人一样，回纥有火葬习俗，一般将火葬后的骨灰埋入土中。另据考古发掘，土葬亦在回纥盛行。在发掘的回纥墓葬中，墓穴由内外两室构成，内室被木块、石头封闭，死者遗体被放置在木板上，被放置在墓穴内室右角，头朝北方或东北方，周围摆放有陪葬品。
自上世纪末迄今，中蒙两国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境内发现众多呈方正形状的遗址，被称为“四方形遗址”，它们大多分布在额尔浑河谷地区，包括乌布尔哈布其勒3、5号遗址，胡拉哈1号遗址，浑地壕赖3、5、6号遗址约40座遗址。经考古学家估算，这些遗址年代大致在7到9世纪之间，且应是回纥皇室陵墓。这些遗址就在斡耳朵八里周边，从遗址中的出土物中，我们也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对于死去的杰出战士，回纥人往往会树立石人像，以示敬意。这些石人像一般由灰色花岗石制成，戴着特殊的帽子或发辫，手中拿着并非长剑、匕首的器物，腰间挂着许多东西，面东而立。
回纥有面大哭以悼念亡者的葬俗，悼念者用刀划破脸皮，让血水和泪水混合，以表达心中的悲痛。这种习俗在草原地区起源很早，且十分流行。此外，史载回纥汗国仍存在殉葬的行为。
据《旧唐书》记载，回纥的贵族女子穿暗红色的“通裾大襦”，头戴饰有“如角前指”的金冠，男子则身穿长袍，戴胡帽，这种长袍的特色之处在于翻领的设计，有“回鹘装”，胡帽有冬帽、夏帽之别，冬天有貂皮帽，夏天则是尖顶卷边的“金边帽”。
回纥男子有辫发习惯。女子则通常梳髻，被唐人称为“回鹘髻”，并流行于唐朝贵族女子之间。回鹘髻的基本样式是集发于顶，编为圆髻，髻根以红色绸绢系扎，上挽成椎状高髻，在此基础上亦有变化，如中间高耸、两侧略低，或从头顶结束中分两束再分别挽髻，有些髻上戴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或两鬓插簪钗，耳边及颈项各佩许多精美的首饰。
作为游牧民族，早期的回纥人逐水草而居，住在类似蒙古包、便于拆卸的毡帐中。这是一种穹庐式样的帐篷，周边围有用木棍、皮条相连接的“哈那”，并用两根横拉绳索固定。帐篷圆顶部位开有天窗，一面开门，无门扇。作为统治者，可汗的帐篷无疑最为金贵，时人称“金帐”。据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所述，回纥可汗的金帐坐落在高台基座上，贴有大量金箔或金板，周边修有防御的围墙，金帐之大，足以容纳百人。
在汗国建立后，由于经济发展和贸易需要，汗国内兴建了许多城市，意味着回纥人正朝着定居的生活方式缓慢过渡，呈现出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状态。在部分已经发掘的城市遗址周边，有相当数量的村落和耕地，以及大型贵族陵园。但从史料记载中可知，直到公元820年前后，可汗及其军队也并不经常住在城内，即使在王城内，也是居住在金帐中。
回纥人沿袭了突厥人惯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磨延啜碑》《铁尔浑碑》《铁兹碑》等回纥碑文中，便出现了羊年（743）、鸡年（745）、猪年（747）、虎年（750）、兔年（751）等记载。在回纥之后的契丹和蒙古族也受其影响，继续采用着生肖纪年法。
回纥汗国总计97年，历13位可汗，其中12位可汗受唐13次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