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11 15:49
《坤舆万国全图》（英文名：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 又名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图，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合作绘制，并由明朝官员李之藻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刊行的世界地图。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文献，《坤舆万国全图》一共有12个以上的版本。近代罗马大学汉学家德礼贤是研究利玛窦最重要的人物，他在1958年确认利玛窦地图共有3个版本，在不同年份和地点完成。
《坤舆万国全图》长380.2cm，宽168.7cm。主图部分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附图部分包括四个角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并有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等配文。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中国国内已经失传。利玛窦于1608年创作的“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中国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中国南京博物院。现有原刻本四幅，后摹本三幅，以及少量刻工私刻版和“清代刻板”，收藏于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内。
《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它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将亚洲东部放置在该图的中心，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学者阙维民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成为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瑰宝。
《坤舆万国全图》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全国，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明朝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治的稳定，地图制作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成为中国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的重要来源。
1552 年，利玛窦出生的当年，也是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到了明朝中期，近邻日本正处于室町幕府时代，朝鲜是明的属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经殖民美洲，葡萄牙人更是在亚非海岸建立了无数殖民据点，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征服了马六甲海峡，并占据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岛屿，展开贸易和劫掠活动。直至1557年，葡萄牙人最终在中国澳门占据了一个可靠据点，以澳门为基点设置远程贸易航线。中国由此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
直到明末时期，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晚明的国际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内的国家于中国的贸易始终处于结构性贸易逆差地位。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极大推动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因而一张涵盖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的国家地区的地图成为首要需求。
除商贸之外，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中国科技曾独领风骚，但到晚明之际已日显颓势。与此同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迅速发展。明清之际，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给耶稣会提供了来华传教的有利契机，在传教布道之时，客观上传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技文化，因而为地图的制作提供了科技支持。
利玛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利玛窦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是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其中很多作品由中文写就，使意中两国得以相互了解。
李之藻（1565年—1630年），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杭州人，万历进士，明代科学家。1610年入天主教。李之藻与利玛窦交往甚深，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主要译著涵盖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书籍，如《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简平仪说》《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
朱翊钧万历十年（1582 年），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并于次年来到肇庆市。 1584 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市知府王泮的鼓励下，编绘出第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这也是第一幅现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根据新发现的刘承范所撰 《利玛窦传》，这幅地图的中文名称应当是 《大瀛全图》。《大瀛全图》及其摹本至今尚未发现。
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5 － 1598 年），利玛窦在江西南昌期间，绘制过多幅世界地图，但都已失传。不过，在章潢 ( 1527 － 1608) 编著的 《图书编》中，却有利玛窦绘制的椭圆形世界地图 《舆地山海全图》、北南两半球图 《舆地图》的摹绘图，这也是现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摹本。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或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598 年或 1600 年），利玛窦在南京市绘制了 《山海舆地全图》。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将此地图刻印出版。根据当时中原地区文人的描述，地图印刷出来后，再用不同的色彩进行着色，于是成了一幅彩色世界地图，而图上 “中华幅员大如弹丸黑子”。在冯应京 ( 1555 － 1606) 所编的 《月令广义》中，保存了一幅 《山海舆地全图》的摹绘本。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李之藻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跟随他学习西欧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见面后，意气相投，李之藻对利玛窦多有照顾。为了表示感谢，利玛窦把欧洲式石制日晷赠送给李之藻。据说，当他看到利玛窦带来的 《山海舆地全图》后，惊讶之余，建议利玛窦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将中国放在地图中间，以符合当时的朝贡体制和人们的接受度，两人也在互相交流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万历三十年秋（1602 年），利玛窦在北京绘成 《坤舆万国全图》，在李之藻等人的资助下，以木版刻印出版。李之藻原雕版由六条屏幅组成，每一条屏幅高 1. 79 米，宽 0. 69 米，拼合起来总长约 4. 14 米，总面积约为 7. 41 平方米。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央，利玛窦用中文写了序言,从中可知其来华缘由及在华制图历程。据 “乃区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可知利玛窦为绘制地图借鉴了大量中西文献。由“盖知天地而可证主宰天地之至善，至大，至一也。不学者，弃天者也；学不归原天帝，终非所学也”，可知其所作图的传教目的。
《坤舆万国全图》长380cm，宽192cm。主图部分，也就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地图用多种颜色描绘而成：南北美洲用粉红色，亚洲呈现淡淡的土黄色，欧洲和非洲近似于白色；山脉以写景法描绘，用淡绿色勾勒，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用深绿色画出水波纹；五大洲的名称是红色字体，国名和地名都用墨笔书写，以字体大小作为区别，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颜色淡雅，视觉舒适，便于观看。地图上标有的五大洲，包括当时刚被发现的南极洲，而大洋洲由于还没有被发现，并未被绘出并无在各大洋中。此外，此图绘有 16 世纪不同类型的帆船 9 艘，在各个海域中，还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 15 种，南极大陆上还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鸵鸟、恐龙等 8 种。地图中的插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图文结合的形式让地图变得形象生动。
附图部分，包括四个角的天文图和地理图，右上角画有《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是《赤道北地半球图》和《日月全食图》，左下角曾有《赤道南地半球图》和《中气图》，这些起辅助作用的小图包含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
配文部分，利玛窦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等。比如，他介绍了南美洲国家伯西尔（即巴西）：“伯西尔，此言苏木。此国人不作房屋，开地为穴以居，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以鸟毛织衣。”除地名及相关附注说明外，还有两块：一是对世界地图和诸小图的说明。其中，利玛窦署名的有两篇，即全图说明和“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其他说明均不署名，有九重天说明、天地仪说明、四行论（即古希腊的世界由四元素构成的学说）、昼长昼短说明、量天尺说明、日月食说明、中气说明、南北两半球说明，此外还有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横度里数表。二是序文题跋，有利玛窦的自序以及李之藻、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的题跋。图中摹有印记 3 个，其中 2 个为椭圆形，1 个为正方形，均是耶稣会的会徽。
天文地理：《坤舆万国全图》中，天文地理信息包括天体运行、日月星辰、日食月食等。
地球地理：地球地理信息包括各洲、各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和边界、山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等地理特征，以及地震、火山、气候等自然现象。
中国地理：中国地理信息包括各省市的位置和边界、山川河流、湖泊、城镇、名胜古迹等地理特征，以及各省市的历史、文化等人文信息。
世界地理：世界地理信息包括全球各大洲、各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和边界、山川河流、湖泊、城镇、港口、海洋和海峡、名胜古迹等地理特征，以及各国家的历史、文化等人文信息。
海洋地理：海洋地理信息包括全球海洋和海峡的位置和名称、海底地形、洋流等自然现象，以及各国家的海岸线和港口等人文信息。
该图于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直到1922年，这幅图的临摹版出现在北平的古董市场上。
1922年，北平悦古斋主人韩懿轩有个16岁的儿子叫韩博文，他自幼学画、习书，常随父去古玩集市，虽未成年，已俨然是行内人了。这一年，韩博文在晓市上看到一幅很大的地图，摊贩说是宫里出来的东西，要价20大洋，围观的人群均对此不以为然。韩博文却仔细的观察起这个地图，只见地图分六幅，第一幅右上角有《坤舆万国全图》六个字及长篇题识，全图彩绘世界之地貌，中国正居其中，还有大量的地名标注。
韩博文看后不动声色将《坤舆万国全图》买下，带回悦古斋给韩懿轩看。韩懿轩也说不好这件东西的来历，于是请好友金梁过目。金梁是晚清进士，知识渊博，他略加考证，即确认此图乃是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应为清宫内藏。
韩博文年纪轻轻就在晓市上收购到珍贵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常在悦古斋购买字画的一个美国人听说后，特意来到悦古斋要求高价收购此图。这时商务印书馆经理孙伯恒得知后立即告知了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时任馆长的裘善元立即派人与悦古斋磋商，并请金梁从中帮忙以重金将该图收购。
随着抗战爆发，利玛窦于1608年创作的“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随其他的文物南迁，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全国解放后，这幅地图最终留在南京博物院。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文献，《坤舆万国全图》一共有12个以上的版本。近代罗马第一大学汉学家德礼贤是研究利玛窦最重要的人物，他在1958年确认利玛窦地图共有3个版本，在不同年份和地点完成：
（1）《舆地山海全图》：1584年，肇庆市；
（2）《山海舆地全图》：1599-1600年，南京；
（3）《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北京。彩绘本藏南京博物院，墨线本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外，学者龚缨晏、梁杰龙也指出，《坤舆万国全图》除了李之藻原刻本外，还存在刻工私刻版和“清初刻板”。刻工私刻版 《坤舆万国全图》也是由六条屏幅组成，但与李之藻的正版相比，每一屏幅略小一些，图上缺失三个耶稣会印章，第六条屏幅下面 “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几个字被漏刻。而“清初刻板”是在明代灭亡后还曾印行的，图上“明”字被改作了“清”字。
《坤舆万国全图》现有原刻本四幅，后摹本三幅。原刻本分别为1608年南京博物馆藏本、日本宫城县图书馆藏本、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贝尔图书馆藏本以及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后摹本有韩国实学博物馆藏本、东北大学（仙台）附属图书馆藏本以及香港海事博物藏本。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
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日本宫城县图书馆藏本，是目前与 “原刻本”最接近，保存最完整的版本之一，该版本总体保存较好，部分区域有轻微破损，该图整版主体是单色黑白版，偶尔一些大的地名用红色标注写出，该藏本全图是日本人后期摹本，图中的日本区域是标注最详细的区域，中国区域不仅没日本详细，而且面积还有缩水。由于利玛窦是耶稣会传教士，所以以赤道线为轴在地图边界线的外侧的左下，右上，右下位置有三枚耶稣会印章。
此幅六屏幅完整（三枚耶稣会印章被刮去）。由詹姆斯·福特·贝尔信托会为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购于 2009 年。
此幅六屏幅完整。图上三枚耶稣会印章均人刮去，这可能发生在日本禁教期间。此版本应该是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到日本的。此版本虽然极少受到蛀虫侵蚀，但每屏幅的周边都有较为严重的破损，纸面上有多处漫，不少文字模糊不清。
此版各大洋中绘有 16 世纪不同类型的帆船 (商船)9 艘，且各不相同。在各个海域中，又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 15 种。南极大陆也绘有陆上动物 8 种，有犀牛、大象、狮子、非洲鸵鸟等等。其中有翼兽相比南京博物院藏彩绘本口中多了食物。
日本彩绘本编辑者是新井白石，而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以及彩色版地图 (1708 年版)，根源自明朝的李之藻 1602 年版单色地图。该图收藏者是 “狩野氏图书”。即狩野直喜 (1868-1947)，明治时代的中国通，文史研究学者。故此，图上有日语译名，但内容资料上，日本编者仅在地名上有所编补，核心资料仍采自李之藻原图。
本地图是坤舆万国全图中式屏风（内容同明万历三十年版），屏风于日本制造。坤舆万国全图在 1607 年后部份流传到日本，并立即受到当地上层社会的青睐，被复制成卷轴画、册页或做成屏风。
传播地球科学知识，丰富世界地图的内容和形式，推动世界地图的制作和发展：此图集成当时的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信息，将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整合在一起。地图中介绍了经纬度的含义与测定、阐释了昼夜长短、确定了地球赤道的周长。其在椭圆形世界地图上增加南北半球附图编图方式，也成为现代世界地图最常采用的表现形式。使得世界地图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
引发人们对世界地理文化的兴趣和探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给中国带来了“地球”的概念。为当时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世界地理和文化的认知，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世界地理和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兴趣。
反映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地图上展示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为研究当时的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西历史交汇的文化多样性。这一中西合璧的世界地图，在绘制过程中参考了西方的椭圆形投影等诸多技术，同时也参考了大量中国典籍，此图也曾传入日本，还被日本人摹绘，成为世界不同民族交流的桥梁。
《坤舆万国全图》的保存和修复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式：
保护措施：除修复外，还需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如加强馆内环境的监测和控制，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制定完善的防火、防盗、防灾等保护措施，保障《坤舆万国全图》长期保存和传承。
手工修复：在《坤舆万国全图》发现早期，缺乏现代技术，修复主要依靠手工修补和复制，人们用纸片、墨水等手工材料进行修复和补缀，以尽可能保持原貌。
数字修复：随着数字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进步，数字修复也成为了地图修复的重要手段。数字修复主要是采用图像扫描和数字处理技术，对地图的损伤部分进行修复和重构，使其恢复原貌。
玻璃保护：《坤舆万国全图》被收藏在图书馆中，采用玻璃保护方式，将其固定在厚玻璃上，并且限制光照和湿度等因素，防止其进一步受到自然环境的损伤。
《坤舆万国全图》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是一个长期而繁琐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中找到一些利玛窦汉文世界地图藏本,它们是东西方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这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和专业的人才，才能尽可能地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和藏品开始向数字化展示转变，以便更好地向全球观众展示和传播。
《坤舆万国全图》在确定椭圆投影数学基础后，对其进行数字恢复，数字恢复过程包括经纬网制作、图象几何纠正和矢量化等过程。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将其成功复原，让历史上见证过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古老地图重获新生。
《坤舆万国全图》目前已经在国内外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数字化展示。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最早将《坤舆万国全图》进行数字化展示的机构之一，该馆通过对地图进行高分辨率扫描和数字化处理，将地图的图案和文字呈现在屏幕上，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直观、方便的观赏方式。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故宫博物院、大英图书馆等也都将《坤舆万国全图》进行了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展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方便和快捷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更深入地探究《坤舆万国全图》的历史和地图学意义。
南京博物院在文物保护与传承中，设计了《坤舆万国全图》的系列文创印章。这些印章着眼于地图绘制的各大海域，生动再现鲸、鲨、大象、狮子、等海生动物和陆生动物。同时还基于对艺术和历史的精准把握，开发出挂带、钥匙扣等系列文创周边，充分融合美观性和实用性，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坤舆万国全图》的历史文化底蕴。
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东西方皆从20世纪初开始。早在1904年，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学术刊物就发表了名为 “Il p. Matteo Ricci e la sua opera geografica sulla Cina” 的论文，学者黄时鉴认为开启了利氏地图的学术研究的发端。1917年，英国学者巴德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后，将其与安布罗兹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进行研究，并初步陈述利氏在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过程，学者黄时鉴认为这是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学术研究的一大推进。此后，英国汉学家翟林奈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主要文字译成英文，并指出并改正了皇家地理学会藏本中的许多错误。
1936年，中国禹贡学会出版的《禹贡》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为”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在该专号中收录了国内学者洪业、陈观胜、顾颉刚、童书业、贺昌群、朱士嘉等人的文章，学者黄时鉴认为这使国际学术界听到了中国学者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这一专号全面介绍当时的国外研究成果，并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进展。
1938年，德礼贤的意大利文巨著《利玛窦神父的汉文世界地图》出版。此书以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底本，根据大量的汉文和西文文献，对利玛窦世界地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学者黄时鉴认为这是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20世纪中期以来，在研究利氏地图的中国学者中，方豪当推首位。他的《李之藻研究》等著作，为研究利玛窦世界地图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王绵厚、曹婉如、林东阳为首的中国学者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上再次活跃起来。王绵厚的《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曹婉如的《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林东阳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等文章，都推进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
1995年，学者约翰·戴发表长文《利玛窦地图汉文摹本探源》，公布新获得的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一条屏辐，首次探讨此类摹本上的帆船和动物等的出处，同时力图全面介绍世界各地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版本和收藏情况，学者黄时鉴认为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对近一个世纪研究成果进行汇总。
20世纪90年代，青木千枝子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保存在日本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进行再考察，着重研究在日本流传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摹绘本，澄清了一些误解。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兆良的《明代中国与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书中挑战了世界史的三大经典学说：一、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三、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李兆良和中科院院士高俊一同在北京举办了中原地区地图历史学术专题报告会，随后在杭州市、南京、深圳市等多地演讲。
《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地名多达1000个以上，一直以来，国内学者李兆良通过对详细的地理地名考析，得出 《坤舆万国全图》并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根据欧洲世界地图翻译绘制，而是郑和时代的中国人绘制的结论。据李兆良所分析，该地图的地理测绘学不是1602年完成，而是1430年左右，即郑和第六次大航海之后。该地图的欧洲部分是1400年以前的地理，中国部分为1430年左右，部分美洲却是1800年以后欧洲人才知道的，与西方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历史严重冲突。卫匡国的 《中国新地图集》不可能是他在中国９年内完成，证明经纬度、球形投影等技术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地图绘制技术，不是 “西学东渐”。此外，其他明代文化文物在美洲遗存等旁证有力支持地图论据，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抵美洲，《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文献，用现代地图学技术测绘，明代中国人是15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地图学的真正先驱。
对此，学者龚缨晏在通过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后，从史学角度、逻辑学角度分析其观点，认为李兆良在引用观点资料时存在史实错误，逻辑混乱和无视历史的问题，李兆良的“新发现”的观点不能成立。
根据业内学者提出的正反观点，李兆良及对于《坤舆万国全图》究竟是否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达美洲”的问题，业界还尚待研究探讨。
《坤舆万国全图》作为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反映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学者李敏杰、朱薇认为此图的出现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地理学知识，对国人世界观的冲击很大，具体包括以"地圆"说冲击"天圆地方"说，以经纬度定位冲击"中国中心说"，以"五洲说"冲击"九州说"，并给国人带来了先进的地理学、气象学、天文学等知识。
学者骆遥,李敬敏则认为此图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西历史交汇的文化多样性。这一中西合璧的世界地图，在绘制过程中参考了西方的椭圆形投影等诸多技术，同时也参考了大量中国典籍，此图也曾传入日本，还被日本人摹绘，成为世界不同民族交流的桥梁。
学者阙维民则认为此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将亚洲东部放置在该图的中心，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成为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