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16:19
工党（英国，英文名：Labour Party）为英国议会第二大党，成立于1900年2月27日，最初被命名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后于1906年议会大选中取得胜利，改名为工党。
工党最初由工会组织、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等社会主义团体联合成立。工党成立之初无个人党员也无明确纲领，各组织与团队以集体名义加入，宗旨是在议会中实现独立的劳工代表权。自1900年来，工党在英国政坛的地位逐渐稳固；1906年大选中其获得了29个议席，组织建立独立的议会党团。1918年2月和6月，工党两次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名为《工党与新社会制度》的纲领和新党章，确定党的目标是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同时开始吸收个人党员。1922年11月，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1923年、1929年工党先后两次在英国短期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在1945年、1964年、1974年三次上台执政。1997年大选中工党重掌政权。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工党击溃保守党而获胜。工党因在2010年5月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而成为在野党。2007年托尼·布莱尔因辞去党领袖和首相职务，其政治同盟者戈登·布朗继位，2010年大选失利后戈登·布朗辞去工党领袖，偏左派的爱德华·米利班德继任。2015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带有极端左翼色彩的杰里米·科尔宾成为党领袖。2020年凯尔·斯塔摩出任工党领袖。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7月5日，凯尔·斯塔摩出任英国首相。
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按时间主要表现为劳工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
工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在政治方面，工党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开放、负责、敏感的民主国家；在所有制方面，工党主张“社会控制经济”，使社会对关键经济部门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在分配方面，工党主张通过一系列税收以及福利措施重新分配收入与财富，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平等；在经济政策方面，工党信奉约翰·凯恩斯主义，并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为维持稳定的高就业率，强调刺激社会需求水平，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及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并减少失业；在国防方面，工党强调“集体安全”。
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政坛上出现了两支力量：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主要为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与费边社），工会人数众多但对政治不感兴趣，社会主义团体的目标是改变政治但其人数极少。如何将这两股力量有机整合起来为工党成立的关键。1868年，“工会代表大会”诞生，这一年任命了一个议会委员会，目的是选送工会代表入下院。1874年的大选，在自由党的帮助下，两位工人候选人成为了英国最早的工人议员。工人支持自由党成为工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倾向，“自由–劳工同盟”形成。
英国是现代文明世界的先锋，最早实现工业化，也最早开始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的先驱。1760-1830年期间联合王国占欧洲工业产量的约2/3左右，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快速跃进到9.5%。186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可谓已达到了发展顶峰。在19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欧洲人口的10%，世界现代化工业能力却达到40-45%，欧洲的55-60%。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逐渐丧失了其工业霸主地位，其工业生产于1880年和1890年依次被美国和德国超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实力下降更为严重。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英国的发展速度缓慢，制造业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先后多个国家超过，欧洲大部分富裕小国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它。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以及对外贸易方面均落后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退居西方世界的第5位。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在欧洲仅位于第4位。英国经济低迷，国际收支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收入分配和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的不平衡以及分权主义等均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英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为约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以及英国“社会主义”改良学说，率先进行实践这种理论的便是工党。
1867年和1884年议会中关于改革选举权的措施赢得了很多工薪阶层的选民。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劳动者集中起来在一个工厂上班，生活条件也是集中居住。亨利·佩林关于1886-1910年英国选举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英格兰共和国与威尔士男子足球代表队约有89个议席，在英国约有100个议席，工人阶级组成了至少1/2的选民。多年的斗争使工会认识到在国会里若没有自身代表，工人运动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无法得到法律保证，工人的要求也无法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若工薪阶层可以团结行动起来，那他们就可以将其数量优势转变为议会中的选票优势以及政治影响力。
19世纪晚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英国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英国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工人的觉醒，相继诞生了一些工人政治组织，例如1888年的苏格兰工党、1890年的布雷德福劳工联合会等。1893年，独立工党在这些工人政治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其建立是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使得英国工人有了一个可以脱离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但是它还不是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主要局限于苏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工业区的工人，群众基础较狭窄，因此建立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被提上日程。
除了劳工主义外，19世纪中期后对工党的产生影响最大的为费边社会主义。
英国工党尽管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代表，然而和欧洲大陆国家社会民主党成立时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工党成立时的主导思想为劳工主义。工会的劳工主义思想是由19世纪中期的工联主义思想演化而来。工联主义两个显著特质为：在追求目标方面，不从事政治活动，不反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专注在体制内维护劳动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益；在斗争策略方面，主张阶级调和，不主张阶级斗争，不采取暴力与雇主对抗，而是希望以谈判与合作解决劳资冲突。工党的主导思想劳工主义为不追求宏大的目标，无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而是仅把维护劳工的利益当作唯一诉求。
费边社于1884年1月由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立，其成立时没有明确的理论，更没有后来的费边社会主义，仅为一个期望从事社会改革的小团体。费边社实际为一个智囊团，自成立以来，它一直活跃于英国政坛左派的理论界前沿，传统为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然后通过评论、报告、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1889年《费边论丛》的出版与传播奠定了费边主义的基础，也标志了费边主义的成形。费边社反对激烈的变革，主张通过缓慢持续的改良来改变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平过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的这套社会改造构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
费边社起初把实现其改良主张的希望寄托于自由党，忽略了工人组织，当他们看到了工党的希望后，便将渗透的目标转向它。费边社领袖常常参加工党的会议，向其灌输费边社的思想主张。部分工党领袖也曾是费边社成员，愿意接受费边社的思想主张，因此费边杜对工党的政策渗透十分有效。费边杜领袖悉尼·韦伯为工党制定了党章和党纲，且在工党1918年2月、6月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以悉尼·韦伯夫妇等为主要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需要在解决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国家观影响了早期工党的社会政策和主张。工党在其基础上宣布了它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其标志为公有制。1939年，费边社在其规则中明确了“费边社附属于工党”的定位，且这一定位一直保留至今。在数十年间，费边社作为既附属于工党，又在组织、出版和财务方面独立于工党的社会主义团体，为工党出谋划策。
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连续出现对工会不利的判决，工会认识到简单的产业行动不能够解决劳工的问题，且自身的合法地位无法律的保障，所以参加议会活动，希望通过议会立法来改革保护自身权益，这象征着工会的主导思想由工联主义转变为劳工主义。建立“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这一个想法最早出现于1890年，这源于工会代表大会以及社会主义团体的共同努力。1898年，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工会工人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而在此同时，独立工党也逐渐靠近工会代表大会以及苏格兰工会代表大会，其建议应该采取联合行动。1899年9月的工会代表大会上，全国码头工人工会的詹姆斯·塞克斯顿与铁路联合会的霍姆斯提出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一议案在工会代表大会会议上以微弱的优势被通过。
“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时无任何的政治纲领，算不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只是一个为了阻止英国雇主对工会进行不法侵害的选举联盟以及议会内部的压力集团。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会领导人仅把“劳工代表委员会”看成其在下院的压力集团，专门用以说服自由党政府采取维护劳工利益的政策。
1900年2月27-28日，伦敦工会组织、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团体联合举行了工党“成立大会”，此时使用的是“劳工代表委员会”。“劳工代表委员会”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的全国性合流，为工党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然而作为联盟型的香港工会联合会而不是内生型政党，从创立之初“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主导思想比较复杂，工党内的思想主要为工会信奉的劳工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团体追求的多种社会主义思想。
至1903年，有127个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工党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让工人代表进入斯里兰卡议会，目的是更好地保障下层劳工阶层的合法权益，并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使得社会财富在社会上层以及下层劳苦大众间可以均匀分配，因此英国工党为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一个香港工会联合会。
由于工党成立之初力量相对弱小，在许多方面需要与自由党合作；而自由党因竞选的需要，也希望得到工党的支持。因此，1903年工党与自由党达成了秘密协定，即工党在大选中支持自由党，自由党在选举中支持工党。此时工党在政治上受限于自由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只能违心表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党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加入了自由党组建的联合内阁。1915年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自由党领袖）改组内阁，打破了香港工会联合会之间的界限，邀请保守党和工党参与组建国民联合政府，在工党内投票表决后，工党领导人出任自由党政府教育大臣。这是工党的第一次参政，获得了初次管理政府的经验，为其成为执政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6年，自由党出现分裂后工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以悉尼·韦伯夫妇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工党的决策层。
1918年2月与6月，工党两次召开特别会议，主张在进行组织改革之时，实现主导思想的革新。1918年2月伦敦工党年会通过了工党新党章。党章中有著名关于公有制的第四条，这是工党在党章中首次明确提出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新党章规定除了把原有的集体党员制度予以保留之外，还在各选区设立组织以吸收个人党员，还规定了工党地方组织能够吸收承认党章的“一切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为个人党员，成立个人党员小组。全国执委会成员增至23人，其中5人为地方工党代表，4人为妇女代表，12人是工会代表，另2人归为社会主义团体。1918年6月在工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工党党纲《工党和新社会秩序》明确表明要通过议会选举来上台执政，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在思想上奉行思想的多样化，反对将一种特定的思想定位为指导思想。工党在党纲中围绕福利国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新的社会大厦建立在四点基础之上：国家最低生活标准的普遍实施、国家财政政策的彻底改革、工业的民主管理以及将剩余财富应用于公共福利事业，这是福利国家的最初计划。工党党章的变化与党纲的出现标志着了它的主导思想从劳工主义已经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劳工主义为维持18年的英国工党的主导思想。
1922年选举中，工党首次提出了其竞选纲领并独立参选。工党主张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对高收入者采取累进征税制，对铁路、矿山等基础设施与资源进行国有化等，而且工党还声明反对阶级战争与暴力。工党的纲领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小布尔乔亚的支持，因此工党在本次选举中取得了142个席位，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以及正式的“预备执政党”。
1924年1-10月，工党首次上台组阁，从此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29年大选，工党再次执政，虽然其在一些涉外事务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在关于工会利益的问题上，工党未能解决，工会因此一度与工党的关系紧张。
二十世纪20-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多，工党政府内部在是否需要削减政府公共开支与提高税收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拉姆齐·麦克唐纳离开工党，并在1931年8月组建联合政府。1931年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由此工党出现了大分裂。工党在这之后长期在野，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章第四条中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标使得有产者对此充满敌意，普通百姓对其也存疑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工党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支持者较少。
二战的爆发使得工党有机会上台执政，希特勒疯狂的进攻导致保守党首相约瑟夫·张伯伦“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因此保守党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被迫改组政府，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出任首相，组建了战时内阁，战时内阁主要由保守党与工党组成，大致的分工为工党主管内政，保守党主管战争和外交。在战争期间，工党在停止所有竞选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加联合政府，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战后英国民众渴望拥有新的生活，工党据此发表了《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竞选纲领，承诺全面落实二战时联合政府通过的、由贝弗里奇起草的《贝弗里奇报告》，保证能够提高全体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工党并未掩饰其最终目标是将英国建成“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它也表明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它，而是通过克服现有制度的缺点，逐渐接近最终目标。结果，工党在1945年7月的选举中胜利，得票率达47.8%。大选胜利后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政府首相。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产业的工人在工党党员中的比例严重下降，工党上台执政后非常重视工会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各种政策首先考虑工会的需求，尽可能满足其需求。1945年工党将英格兰银行、煤矿、电力、运输以及煤气等部门归为国有。1946年艾德礼政府颁布了国民保险法以及国民保健法，规定就业的国民需要参加国民保险，以在特定情况下享受津贴补助，而且想将全国医院收归国有以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工党左派代表、卫生大臣挺住各方的压力，在两年之内将全国医院收归国有。1948年克莱门特·艾德礼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艾德礼工党政府开创的福利国家政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与保守党共识政治的基础，20世纪50-70年代是英国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
1950年5月，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议，即“舒曼计划”。该计划的首要条件为取消某些国家的权利，而由一个超国家的执行机构对各个国家的煤炭与钢铁工业进行管理。在该计划公布后，英国下院以309票：296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工党政府拒绝参与舒曼计划的巴黎会议讨论的建议。
1962年底，工党内部的分裂结束而又重新团结起来，领袖休·盖茨克的威望得到提高，工党的威信也不断上升。在1964-1970年、1974-1979年，工党先后组织了4届内阁。1964年大选时工党宣言中的国有化内容大部分减少，仅提到了钢铁业与供水业的国有化，强调公有制需要为国家的计划服务。
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0年先后4次大选中工党都遭遇失败。《1982年工党纲领》宣称，工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宗旨为建立一个“人人均可享受丰富生活的无阶级社会”，其首要任务为“使权力的对比发生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根本的及不可逆转的变化”。工党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两者不可分割，因此1982年工党年会决定将英国25家大公司归为国有。
从执政根基看，1951-1983年工党的大选支持率大体呈下滑趋势，尽管赢得大选，优势也不突出，甚至是组成少数党政府，相反，保守党多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胜利。
1994年，托尼·托尼·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并将其领导下的工党称为“新工党”。托尼·布莱尔认为，新工党要想重返政坛，既不能走保守党的新路，也不能走工党的老路，而需要超越左派与右派，即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工党大选宣言中已经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国有化与公有制的内容，然而1997年大选中工党取得国会最多数，重掌政权。
工党在21世纪初连续赢得了2001年和2005年的选举，托尼·布莱尔也成为担任英国首相时间最长（1997-2007年）的工党首领。在2005年大选过后，工党已是连续三届执政，然而工党因在2010年5月英国下议院选举中失败而成为在野党。2007年后的英国工党因内外问题而备受压力，托尼·布莱尔因辞去党领袖和首相职务，其政治同盟者戈登·布朗继位，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得工党政府疲于应对，2010年大选失利后戈登·布朗辞去工党领袖，偏左派的爱德华·米利班德继任。
2015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爱德华·米利班德无奈辞去工党领袖，带有极端左翼色彩的杰里米·科尔宾在选举中成为党领袖，2015年9月左翼代表杰里米·科尔宾被选举成为政党领袖以来，英国工党在青年人群中掀起了一股持久的“科尔宾热”。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于2016年9月25日-28日在利物浦举行，在9月24日举行的工党党魁选举中，现任党魁杰里米·科尔宾以压倒性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成功连任。杰里米·科尔宾任党领袖期间，保守党政府因脱欧公投结果使得党及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并在2016年、2019年两次更换党领袖。然而工党未能把握住良好的机会，在2017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选中失利，2019年更是创下自1983年以来工党得票率最低的纪录。2017年英国大选之后，工党内部在脱欧政策上未达成一致，党内分为以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为首的“软脱欧”派，以及以副领袖汤姆·沃森为首的留欧派。留欧派十分不满杰里米·科尔宾模糊不清的对欧立场，而杰里米·科尔宾对此不以为然，不过也在部分策略上作出了一些调整和让步，并在2019年的一些选举中初见成效。
2020年工党再次进行了党领袖选举，前影子内阁大臣凯尔·斯塔摩出任工党领袖。这是在1979－1997年间工党连续四次大选失利后的第二次连续四次大选失利。2021年5月8日，公布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工党赢得议会30个议席，维持其多数席位优势，将继续执掌威尔士地方政府。
2023年举行的英格兰共和国地方议会选举涵盖了230个地方议会共超过8000个议席，工党增加了537个地方议席，在21年来首次成为地方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工党政党领袖凯尔·斯塔摩宣称：“工党将在下一届的大选中占据多数席位。”而且多项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工党的支持率连续领先保守党。不少政治分析人士预测，在下一届的大选中工党很有可能结束保守党连续13年的执政。
当地时间2024年5月4日，英国地方选举以简世德二度连任伦敦市市长正式收官，英国工党大获全胜。工党候选人大卫·斯凯思以1.5万票的优势击溃保守党对手基恩·邓肯。斯塔默表示，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增加185个议席。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大选，据2024年英国大选计票结果，7月5日凌晨，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获得选举胜利。工党政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出任新一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政府。
2017年的大选是工党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次，其在18-24岁青年选民中获得了62%的高得票率，议会中的席位数增至262个，党员人数也超55万人，引发众多媒体和学者认为的“青年震荡”现象，“青年震荡”意为青年群体的行为或影响力引起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重大改变。在此次大选中，18-24岁的青年选民变化趋势十分明显，青年有如此高的投票率是自1990年从未发生的，这是由于在过去近20年里，政党忠诚度的下降、党员人数的不断减少以及英国的政治体系中尚无有效的鼓励青年的政策，使得青年对职业政治家与主流政党的信任度慢慢降低。1990年初以来，英国大选中18-24岁青年选民的投票率急剧下降，1992年的大选中，超60%的18-24岁的青年人参加了投票，而2002-2015年间的平均投票率为40%。
作为英国政坛最大的在野党，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欧洲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思潮、第三党的异军突起、“脱欧公投”以及苏格兰王国独立公投等多种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工党政党领袖执政理念变化的影响，加之工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纷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欧洲社情民意、政党政治的深远变化等现实困境，其在2010-2019年的四次大选中连续败北。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工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以摆脱其在野党命运。变革主要包括从爱德华·米利班德开始的“左”转、杰里米·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后工党的发展路线整体地向“左”调整、凯尔·斯塔摩的调整政治战略等。
在政治方面，工党认为，英国并非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工作处于秘密并且缺乏敏感性，社会受到权贵的统治，贵族院权力仍然很大，因此必须要改革废除贵族院，建立一个真正开放、负责、敏感的民主国家。
在所有制方面，工党主张“社会控制经济”，使社会对关键经济部门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在经济政策方面，工党信奉凯恩斯主义，并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要维持稳定的高就业率，强调刺激社会需求水平，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及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减少税收、控制进口等一系列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并减少失业。
在国防方面，工党强调“集体安全”。工党主张英国采取非核的防务方针政策以及单方面的核裁军措施，拆除在英国的所有核基地和核弹，并反对在英国内部署巡航导弹。
政治方面，工党奉行宪政保守主义，但在某些方面与保守党还是有区别，如工党一直倡导议员收入的公开化，而保守党对其则一直抵制。工党是英国政治史上率先开始全民公决的政党，主张把关系国家的重大问题提到全国人民面前进行表决。
英国的政党政治具有“纲领性”特征，主流政党想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政治议程，确定关注的核心议题和解决这些议题有效的政治纲领以及具体政策，这样才有利于提高政党的辨识度，吸引选民关注，从而赢得全国大选胜利。2019年英国大选之后，工党渐进地推进着其自我革新，然而在政治战略层面，工党重建“选举-专业型政党”的事业还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完成，重建选民联盟的任务艰巨；在政治理念以及政治议程方面，工党内部关于政治议程还存在分歧，使得政治议程的意识形态轮廓仍然不清晰。
2020年凯尔·斯塔摩上台后推进政治议程的举措主要有：一、逐步淡化工党的激进色彩，放弃抽象原则对政治的主导；二、适时展示工党的政治议程；三、在《未来之路》演讲中升级了政治议程，提出建设要“贡献社会”的愿景；四、基尔·斯塔默在2021年的工党年会上就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就教育、健康、社会关怀等问题阐明了基本主张。这些政治主张与保守党不同，进一步充实了“贡献社会”愿景的内容，清晰地描绘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结束后工党希望建设英国的战略愿景。
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工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选举联盟发展成英国的主要政党之一，主要靠的是工人阶级的支持，由此具有工人阶级的烙印，这决定了在制定政策时，工党必须优先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同时，工党又为议会宪政党，需要从国家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工党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英国社会两个方向的压力，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左右为难。因此工党的历史常被描述为是一个在更左派与更右派间摇摆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工党左右翼对诸多政治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1970年以来，工党左右翼之间的争斗主要围绕公有制、税收、工会主义和产业战略等一些经济政策问题而展开，经济问题始终是选民最关心的事情。
一般来说，右派认为，通过扩大及改善公共服务、打造更慷慨的福利国家，可以在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最贫困人群的处境等。为此，需要确保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运行，以激发强劲而且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产生的充足的税收，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和福利以为再分配提供良好资源。
相反，左派始终对英国的资本主义的价值抱有怀疑，他们认为英国经济过度依赖伦敦金融城和其公司治理体系，会使得对生产性行业的投资陷入长期匮乏，并由此使得增长回报从劳工转向资本。为实现工党的政治目标，左翼主张国家实施更多经济计划，使关键部门公有化，并加强对劳动力与金融市场的监管，可称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两大方案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变化，但总体轮廓依然不变。
1945年后，工党偏向左翼。克莱门特·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采取高度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力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政府也将20%的经济国有化，制定了各项工业经济计划，严格控制进口和资金流动。在1950年克莱门特·艾德礼下台后，在休·盖茨克的领导下工党明显右转。在安东尼·克罗斯兰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工党转向致力于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与建立福利国家的支出以减少不平等。20世纪60-70年代初，在威尔逊领导下，工党的定位遭受质疑。至1980年初，工党再次明显左转，在1983工党承诺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成立国家投资银行，将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已经被私有化的钢铁、造船以及航空航天工业重新国有化。1983年大选中落败后，工党首领尼尔·基诺克在击败以托尼·本为首的左派后，推动工党放弃早先对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的承诺，转向政治的中间地带。这项由尼尔·戈登·金诺克开始、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完成的转变，力图将“新工党”打造成一个专注于将经济增长成果造福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的政党。第三条道路在1997年由托尼·布莱尔提出，其理论支柱为社群主义理论，旨在寻找国内社会与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要构建一个以合作与包容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以确保人人和各个社团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由此培养共同体精神。2010年戈登·布朗竞选失败后，工党再次发生转向。爱德华·米利班德与“新工党”保持距离并开始谨慎地左转，主张采取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2015年大选失利后，杰里米·科尔宾则推动工党大幅左转。斯塔默时期逐步淡化了工党的激进色彩。
在分配方面，工党主张通过一系列税收以及福利措施重新分配收入与财富，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平等。为解决贫困以及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工党根据其价值诉求以及政治哲学，在经过活动机构、组织程序的计划后，制定出了具体的社会化措施并实施。
2010年-2020年期间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呈现出左转的趋势，而其社会政策更能获得传统选民的青睐。2021年英国中期选举之后不久，凯尔·斯塔摩及其团队发起了名为“劳动人民新政”的运动。这项运动的基础为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选民群体变化进行理性分析后，其中心为“更安全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更公平的经济、人人享有工作机会、更高的工作报酬”，承诺“让英国成为最佳工作场所”，这是工党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对于英国发展提出的重要议程。工党还制定了公平薪酬协议计划，并承诺会在下一届工党政府时期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使英国真正可以为劳动人民服务。
1918年工党在《劳工与新社会秩序》中提出了外交政策，将集体安全与民主原则应用于外交政策上，主张以单个国家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安全地位低于依靠所有国家提供的集体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期间，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使得理想主义在较大程度上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工党认为世界结成一个联邦是可以实现的理想，在这个联邦中各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来发展，也可以与他国充分合作，而国际联盟可成为世界联邦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渐渐接受了温斯顿·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原则，放弃了之前的理想主义，而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此时工党的外交政策为在战时与盟国密切联合，然后在战后进行国际合作。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其力量建立欧洲均势，以满足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关于非殖民化问题，工党也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工党深信外交政策上的关键问题是结成英苏联盟。20世纪中后期，在国防方面，工党强调“集体安全”，主张英国采取非核的防务方针以及单方面核裁军措施，拆除英国的所有核基地和核弹，反对英国部署巡航导弹。工党认为美英冲突加剧了国际紧张的局势，而世界目前最为紧急的任务为避免核战争。因此，工党非常重视缓和与裁军，主张英国继续在英联邦、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中为促进缓和以及建立欧洲无核区作出努力。
在外交与防务事务上，杰里米·科尔宾批评了原来布莱尔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做法。2017年大选中，杰里米·科尔宾表明工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英国人民和国家的安全，把解决冲突和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但在战争冲突、全球恐怖主义、核危机、难民危机、粮食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等各种威胁面前，吸取保守党政府与之前工党政府的教训，工党不会单边性地采用武力方式，而追求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
工党党魁选举变化历程为从议员选举到允许选区工党和工会参与，再到废除选区与工会的集体投票，实行党员个人及工会会员直接投票，而且具有正式选举权的人数不断增加，普通党员第一次有机会参与政党党魁选举中。团体票中斯里兰卡议会党团与地方党部的选票各占30%，工会的选票则占40%。而由于工会集体投票权的废除，参与投票的人群更广泛，新选举办法规定，投票原则为“一人一票”，任何一个没有加入工党“对立党派”的，皆可在网络上进行注册，成为工党的支持者，从而参加政党领袖选举。右派候选人更有可能当选党魁，工党左派力量由此被削弱。
工党的一般决策步骤为：由工会等附属组织、各选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首先提出政策动议，经过执委会汇总后，由其下属委员会或者研究小组负责制定政策建议，然后经全国执委会批准，送交党的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决策。
自从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之后，英国工党的决策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7年前，工党的政策主要是由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决定，1997年《执政中的伙伴关系》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改变了这种决策方式。根据该文件，政策的制定过程由联合政策委员会、全国政策论坛以及8个政策委员会三个机构负责。8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经济、医疗和犯罪等方面的政策意向，然后把意向下发至地方各级政策论坛进行讨论，之后由政策委员会汇总讨论情况，最后当全国政策论坛与联合政策委员会认可后可送至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表决来确认政策。过去普通党员只能通过工党年会参与决策，而当前普通党员还可通过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以及联合政策委员会等多个机构来参与党的决策。全党公决模式1996年由托尼·布莱尔首先引入党内，全党公决即工党把部分党内事务的决定权交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
工党领袖全称为“工党议会党团主席和领袖”，权力很大。当工党执政时工党领袖出任首相，指派内阁成员；当工党下野时为反对党的领袖，“影子内阁”成员由其指定。
工党是一个拥有从基层支部至党的代表大会的严密组织系统。党的代表大会是工党唯一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即工党年会。党的全国委员会是最高常设机构。下设中央执委会、地区委员会、选区委员会与基层俱乐部等。政治活动机构除议会党团、年会之外，还有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总部。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工党和决策，为党的最高管理机关。
议会党团由工党在下议院的所有议员组成，在野的时候接受议员选举出的“影子内阁”领导。工党的领袖为议会党团的领导人，执政的时候担任首相。随着工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成为与保守党一起轮流执政的两大香港工会联合会之一后，工党议会党团的地位不断上升。
选区工党组织为工党的基层组织，负责选区内工党的日常事务与选举工作。工党在各个选区的党组织均设置“管理委员会”，人数为20-100人，由“管理委员会”选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1989年工党年会后“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之前选区附属组织的代表组成变成了由选区内全体个人党员及其所属组织的代表组成，在“管理委员会”中，工会以及其它政治组织占40%票数，个人党员占60%。实施个人党员代表一人一票制，增强了个人党员的作用。
联合政策委员会首先由尼尔·戈登·金诺克成立，其逐步取代了全国执委会的下属委员会及研究小组，以削弱全国执行委员会于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全国政策论坛由尼尔·戈登·金诺克成立，以此扩大普通党员的决策参与权。不过该论坛是在托尼·布莱尔成为党领袖之后才发挥其影响。全国政策论坛由来自党各部分提名的共175名代表组成，两年改选一次，负责依照一个滚动计划来审查、监督近三年来党政策发展情况。论坛下设8个政策委员会，议题涵盖了经济和社会、产业和贸易、运输、环境、教育和就业、犯罪和司法、卫生和福利、民主和公民身份及英国的世界地位等多个领域。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以评估工作进展情况，每年提交一份报告，列入全国执委会总报告。为了使全体工党党员都能在最大限度上参与决策，全国执委会在全国各地召开地方论坛，以收集建议。尼尔·戈登·金诺克还建立了政策协调委员会，若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影子内阁”对联合政策委员会的报告持有不同意见时，则由政策协调委员会出面协调。
在基层，工党有一个促进者网络，约400人，其协助在全国进行政策论坛，促进并在地方选区、支部以及社区举办政策论坛。
英国工党的经费来源于两部分，包括中央党部收入与选举基金。中央党部主要来源为工会捐款、政府补助、地方党部的党费和其它个人或团体捐助。而工党的选举基金约有90%来源于工会的捐款。工党经费离不开工会的资助，工党中央约有4／5和全党约1/2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
从工党的起源来说，工党原本是工会活动的副产品，最初由工会与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共同组成。工党内部存在着工会与议会党团两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两者时而互相配合，时而互相冲突。工会支持成立工党，希望通过政治行动来保护工会利益，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工党依赖于工会，若没有工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工党就不可能诞生。
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英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也是英国工党与工会从合作转向分裂的拐点。在此之前，工党与工会一直是合作、团结的友好拍档。工会以工党为自己的“议会代表”，通过工党发挥其政治作用，在决定党内事务时，工会的表决权占40%；工党则以工会为群众基础和力量的主要源泉。威尔逊政府时期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发生了从“合作”到“分裂”的重要变化。在工会与工党的关系上，自托尼·布莱尔开始削弱了工会对工党的影响和作用，拉大工会与工党的距离。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尼尔·戈登·金诺克与约翰·史密斯担任工党领袖时，就已注意到需要同工会保持一定距离。约翰·史密斯在任时取消了工会选举的集体投票制，而实行一人一票制。托尼·布莱尔将“一人一票制”的适用范围扩大，调整了社会福利、工资标准以及抑制罢工的措施等方面的措施，在这些方面同工会的观点明显不同。
1945年大选后，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成功当选为首相，他聚集了党内能人志士，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图，构建了一个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贝弗里奇报告》中贝弗里奇设计了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并在普遍性原则、统一原则、保障基本生活原则以及权利义务对原则等基础上实施。其中，社会保险制度是其关注重点。工党上台后，在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改革既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先后推出了《工伤保险法》、《家庭补贴法》、《国民救助法》等一系列法案，使大部分社会成员通过社会保障等获得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强化了国家在福利领域中的责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据此宣告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还采取了高度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承诺充分就业，力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政府将20%的经济国有化，制定了各项工业计划，确保对进口和资金流动进行严格控制。
1964年，工党再次执政，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担任新任英国首相。从其1964年上台到1979年大选后下台的这一段时期里，工党几乎垄断了对英国政坛的统治，仅在1970-1974年短暂在野。然而从哈罗德·威尔逊的执政效果来看，工党受到的批评多过赞美。
1964-1970年，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担任首相，这一时期也是英国经历严峻经济危机的时期。哈罗德·威尔逊在第一段任期内，试图通过推行科学技术改革、商界与劳工领袖的社团主义关系和“指示性”经济计划体系来解决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问题。1964年12月，威尔逊政府与工会联合签署了《生产率、物价和收入问题意向宣言》，旨在促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适应。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工人罢工次数极大上升，从1966年的1937次升到至1969年的3116次。为限制工会权力的不良影响，哈罗德·威尔逊委托就业和生产力部长芭芭拉·卡斯尔起草了关于劳资关系的白皮书，希望工会从维护部门利益转而承担起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但是《代替冲突》的发表给工党内部和工会均带来了很大震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该白皮书的呼声越来越高。1969年3月，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以16：5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白皮书的所有提案。
1983年尼尔·戈登·金诺克（Neil Kinnock）获得工党领袖职位后力争结束党内分歧。其上任后提议，选举团中选举方式为一人一票制。然而由于左派阻力太大，其提议未在年会通过。1989年年会同意尼尔·戈登·金诺克党员投票的提议。1994年工党形成了新的领袖选举制，该制度规定，领袖选举仍使用选举团制，选举团仍由选区工党代表、议员、工会及其附属团体代表组成，但这三部分所占票额变为各1/3。同时，废除工会集体投票，改由缴纳政治基金的会员一人一票；选区也实行党员一人一票。
对于工党来说，连续四次大选失败，意味着变革的势在必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94年被推选为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的演讲辩论口才优秀，于1997年以“第三条道路”为竞选口号，成功带领工党夺取下议院多数席位，由此结束了工党在野18年的历史，迎来了工党自成立以来的辉煌时期，托尼·布莱尔为工党中在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在托尼·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后，第一件事是修改工党党章，废除了党章第四条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承诺。他将把这样一个放弃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目标并改变了阶级基础的党称为新工党。并需要走第三条道路。
重返政坛的工党政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1997年的选举中，针对英国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秩序混乱以及社会犯罪率升等问题，托尼·布莱尔提出了《新工党、英国的新生活》的纲领，作出了一系列承诺，结果，工党以43.2%的得票率与418个议席的成绩，获得胜利，托尼·布莱尔也成为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在教育问题上，托尼·布莱尔把教育当作第一要务，在青少年失业者方面工党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结果不仅提升英国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促进英国方经济增长，而且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犯罪率，由此稳定了社会秩序。此后工党又连续赢得2001年和2005年的选举。托尼·布莱尔这次上台执政后，兑现了之前的承诺：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此前保守党的基本政策，为了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尼·布莱尔执政后没有增加税收，还在保守党政府已降税的基础上再度大幅降低英国公司的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英国的经济及社会生活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冲击。虽然不能把此次危机对英国的影响完全推给英国工党和托尼·布莱尔，但其与工党在1997年上台后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放松对企业、尤其是对金融业的管制相关。
英国工党前领袖托尼·布莱尔于2007年离开首相之位，而后成立了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这家机构最初是一个高端的政策咨询公司，现已成为一家跨国企业，在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新加坡与加纳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拥有800多名员工，2021年收入达到8100万美元。
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以“蓝色工党”与“一个国家的工党”理念为基础，在2015年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多项具体的措施：包括富人群体增税、减免大学学费、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加大在国民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并废除私有化计划等；推行全国初级儿童保育服务、增加新房建设投入等；爱德华·米利班德坚决反对脱欧公投，主张维护并加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希望恢复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25岁被选举为北伦敦区议员，在其30多年的议员生涯中，由于其秉持“激进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不被工党主流认同而一直位列“后座议员”。自2015年9月杰里米·科尔宾成为政党领袖以来，英国工党在青年人群中掀起了一股持久的“科尔宾热”。在杰里米·科尔宾及其党内盟友的共同努力下，工党又回归到198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路线。这条旧式的工党路线由于融合了“绿色工业”的环保政策、免除大学学费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受到青年一代的大力支持，而这些政策也成为“科尔宾主义”的核心理念。
杰里米·科尔宾的政策非常激进，主张提高富人纳税额度，并将其用于资助底层民众；其经济主张相对较为宏观，主张增加货币发行量、实施相对宽松政策；在基础设施方面，其强调国有化。尽管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在2017年大选中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在外部保守党和右派媒体的攻击下，同时又面临决策迟疑、国防和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定位、党内派系争斗以及基层选民工作失调等难题，而且整个脱欧公投期间，杰里米·科尔宾所代表的留欧立场十分模糊，2019年底新一届的大选中杰里米·科尔宾也失败。为此，杰里米·科尔宾辞职，为期5年的“科尔宾时代”也就此终结。
2019年大选惨败，预示工党陷入了结构性困境。为了摆脱困境，2020年4月初，工党选举了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接替杰里米·科尔宾，担任新任政党领袖，开启了艰难的改革历程。工党希望基尔·斯塔默能带领工党走出泥沼，在之后的选举中重整旗鼓。在基尔·斯塔默的领导下，工党渐进地进行着自我革新。基尔·斯塔默管理工党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增进政党团结，优化人事安排，控制工党的管理机构，维护领导的权威；二、严明党纪，革新组织制度，边缘化强硬左派力量；三、调整政治战略，体现“建设性反对派”和替代政府的能力。
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获得选举胜利。工党政党领袖凯尔·斯塔摩出任新一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政府。
工党成立之初是由65个工会与3个社会主义团体而组成的联合组织，工会与其他团体以集体名义入党，党通过联合机制间接地获得了“党员”。1918年前，工党只吸收集体党员而不吸收个人党员，工会集体党员一直占工党历史上党员的绝大部分。而在1918年后工党开始吸收个人党员，然而附属组织（绝大部分为工会）的集体党员仍是其主要的党员来源，党员主要为工人和中产阶级，工党在新党纲中也未把个人当成党的事业的基本单位。据有关数据统计，1979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650万；1983年有工会集体党员610万；1990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492万。到1918年工党才开始吸收个人党员，1928年工党个人党员数量为214970人；1952年工党个人党员超过一百万人，达到历史的最高峰，这之后个人党员人数表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工人大量减少，加之保守党政府的打压，使得工党党员的数量不断下降，个人党员的减少特别突出。1979年，工党有党员722.4万，其中集体党员655.8万，个人党员数量为66.6万，到了1983年，工会党员减少到615.9万，个人党员为29.3万。到1990年大约只有31万人。此时工党领导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尼尔·戈登·金诺克掌权后提出了要使工党成为拥有百万党员的大众党的“全国党员发展计划”，尝试通过发展个人党员扩大党员队伍，改变工党“工会党”的特性，关注吸收个人党员，但其并未成功；史密斯领导后也努力发展个人党员；托尼·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快吸收个人党员。个人党员由1992年的27.9万上升到1997年的40多万。这一举措优化了工党内部的党员结构，为工党废除集体投票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工党1997年大选胜利作出了贡献。1997年大选后，工党依然加紧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工党还注重发展妇女党员，提高其在工党内的地位。
工党初期个人要入党，只能够通过已加入工会或者各种社会组织间接地入工党。之后发展个人党员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入党：一是鼓励多数集体党员重新登记而成为个人党员。工党在1993年规定，工会的集体党员仅在成为个人党员后才能够在选区党组织参加投票或者成为议员候选人；工会集体党员在登记成为个人党员时还可按一定折扣缴纳党费。二是进一步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主要从中产阶级和特权阶层中大量吸收个人党员。规定社会人员无论其成分与职业如何，只要能够认同工党基本党纲，并且按时缴纳党费，言行不严重违反党章，就可以经过选区党组织或者中央党部登记而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享有个人党员的权利。
英国工党内部的派系没有很强的人身依附特点，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路线分歧，而且工党是一个分权型政党，工党的决策权分散在选区工党、议员和工会手中，工党领袖并不是其领导核心，没有统摄全党的权力。工党领导团队的换届，并没有有效缓解其内部组织危机，而是以新的形式在多个层面上呈现，变成了工党内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2020年4月，斯塔默当选工党政党领袖后，工党的组织危机主要表现工党内部左派、中派、右派三个派系之间的斗争。
杰里米·科尔宾的立场较为激进，是工党中有名的“老左派”，他主张国有化，反对君主立宪制，反对英国保留核弹，多次对哈马斯、爱尔兰共和军等组织表示同情。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担任工党党首后，党内的左翼势力重新获得机会。这一时期以杰里米·科尔宾为首的左翼高层提出要加大公共福利支出、主张关键产业国有化，试图改变英国长期的新自由主义化。由于左翼这种对工党左翼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党内左派吸引了大量青年人加入工党之中。左翼势力在工党内部迅速成长，并于科尔宾时期达到一个巅峰。大批青年人加入工党后，左翼团体渐渐在地方与基层壮大。
2022年换届后，以凯尔·斯塔摩为首的工党中派领导层未表现出应有的领导力。与工党左派、右派两派相比，中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缺乏经验，缺乏聚合各派的组织能力，因此只能以人事调整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增强其在工党内部的影响力，并削弱左翼在党内的地位。
“混合经济”模式为工党右派的典型经济思想，曾经在尼尔·基诺克工党时期得到发展，工党右派贯彻“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没有必然的联系，非必要时不必采用国有化政策”这一经济思想主张，代表了资本家和少数人的经济利益。
工党右翼不满杰里米·科尔宾及其盟友在工党内大力推行的左派政纲，借助于对议会党团和高层行政机关的把握，通过对杰里米·科尔宾的不信任议案，并干预2017年杰里米·科尔宾的竞选活动，希望阻碍杰里米·科尔宾及其团队在工党内继续推行左倾方针。在科尔宾时期，以左、右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左、右派别冲突愈来愈严重，党内派系对立渐渐升级，并在2019年７月工党党内反犹事件的曝光呈现于公众面前。
工党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1918年工党党章的通过，英国工党成为一个宗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党，并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肇始者。在1918年，工党宣布了其社会主义目标，其党章的第四条规定：“要确保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人享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可能要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在能够获得的民众管理和对行业或服务进行控制的最佳体制的基础上，对劳动成果进行最公平的分配。”工党提出的口号为“为多数人奋斗”。
工党党报为《劳工周刊》，党内左派报刊为《论坛报》，理论刊物是《新社会主义者》。
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按时间主要表现为劳工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
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立至1918年工党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写入新党章，这一段时期为工党的初创萌芽时期，主要奉行劳工主义思想，即为劳工阶层争取权利。这是由于该时期是工党成立初期，与自由党和保守党相比较而言，实力非常弱小，为早日站到英国政治权力中心，其必须积蓄力量。在这一时期工党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工会、社会主义团体和合作社，而工会的力量最大也最可依赖。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工党成立至1918年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劳工主义。
1918年新党章与党纲的推出使得工党在社会政策与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蜕变，主要变化表现在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表述，这一改变标志着工党由工人阶级正义党跃升到社会主义政党。这一新党章的确立标志着以往的劳工主义意识形态让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关于社会政策的方面，工党也并不再局限于为劳工阶级谋福利，而提出了更多方面、更宏伟的社会蓝图。1948年工党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经济国有化，主张福利国家理论，为整个西方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0年后，工党理论创新的依据为吉登斯理论。1994年，工党理论整体转型，吉登斯的专著《超越左和右》为其标志。1997年，在托尼·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后，将工党称为新工党，他认为，英国应该走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在对待国家权力上，第三条道路寻求在各层面重建政府，力图补偿现有政体在民主上的欠缺，推进行政的透明度、宪政改革和地方民主。在对待市民社会上，这条道路则在承认市民社会的价值的同时又能看到国家权力对于促进市民社会繁荣可以发挥的作用。在民族问题上，这条道路赞成“世界民族”的概念，承认民族的重要性，又欣赏民族的现代融合，赞赏“模糊民族主义”以及“多元主权”，主张区分民族和国家。在经济问题上，其目标是将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国家，将重点从为公益事业花钱转向为“儿力资本投资”。在全球秩序上，其认为，人们已不再生活于两极世界，因此国家所面对的仅是各种危险而已经没有敌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党追随自由党，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1918年2月和6月，两次召开特别会议，有了多明确的党章和党纲，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型香港工会联合会。1951年在工党的领导下，在法兰克福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各国社会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该组织成为了现代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本营，对战后欧洲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2年社会党国际解除不许其成员党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这一禁令后，工党开始与外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工党先后与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共产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与联系。在工党的执政经历中，为了更好地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常常为了确保议会中取得优势而不愿与英国其他政治力量开展合作。
2024年3月，英国“工党台湾之友会”代表团窜访台湾。3月31日，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英国工党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英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和政治基础。中方敦促英方有关政客停止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正告有关英国政客，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都必将受到中方有力回击。
学者姜跃于2005年评道：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不仅更新了思想观念，挑战了传统理论，积极应对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挑战，又运作出一套符合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即第三条道路。这显示出传统政党积极主动向现代政党转型的理论勇气。第三条道路实际为工党在现代条件下执政的一种新理念，它要建设的是带有英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出台，不但使工党执政找到了自己的理论道路，同时也堵住了保守党人对工党从未有过政治理念的嘲笑。
学者郑海祥于2023年评道：改革，是工党目前唯一的出路，不过改革的目标需要工党正确选择。不过工党已找到了推进自我改革的合理策略与明确方向，并提供了初步的政纲与理念支持。然而在工党前进的道路上，其内部派系主义与权力博弈依然暗涌，政治议程内容还存争议，意识形态轮廓不清，还面临艰巨的重建选民联盟的任务。在英国简单多数选举制的保护下，工党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在轮替执政的队列。但若其无法有效应对身份政治冲击，无法在政治理念、纲领和政策方面超过新工党和科尔宾主义的主张，推进实质创新，无法围绕重要议题重建选民联盟的话，就需要做好长期在野的心理准备。
学者李宏于2017年评道：就目前而言，被左派民粹主义包围的英国工党处于两难的境地：秉承托尼·布莱尔路线，可能难保工党特性，引发认同危机，引起一些选民进一步流失；若保持科尔宾路线，回归传统价值，虽然能够吸引体力劳动者、蓝领或依靠政府救济的群体，但杰里米·科尔宾的激进立场与主张会引发民意恐慌，从而降低再次执政的可能性。工党目前的困境是多重原因综合导致的结果。首先，后工业社会持续侵蚀着工党的社会基础。20世纪70年代，工党4/5的选票源自工人阶级，只有少于1/5的选票来自中产阶级。而目前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数量比例大约为4：3，工党选民的中坚力量不断减少。其次，选民投票行为也发生了变化。2010年大选失败后，工党放弃了托尼·布莱尔的中间道路而向传统价值回归。2015年再次失利后，杰里米·科尔宾成为领袖，然后在爱德华·米利班德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左转。杰里米·科尔宾持有的激进左翼立场和观点，不仅引起了其支持者和工党选民之间的张力，也加剧了其与普通选民的疏离。因此，工党如何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吸引选民，避免被边缘化，避免从反对党沦为抗议党是工党面临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