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7 22:27
据历史记载，最早提到日本的文字是在公元3世纪的中原地区古代文献中，当时称之为“倭”。而在公元7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根据中国皇帝的国书中的称呼将其国名改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名称至今沿用不变。
关于日本文化，它是指日本人民在自己的历史、地理、宗教和社会背景下所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各种艺术、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色和表现形式。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影响，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在日本的文化谱系中，中国文化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的引入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和书写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儒家思想、道教等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也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并对日本的道德观念、社会伦理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1996年以来多次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证实日本民族主要由西伯利亚通古斯、古代中国汉族、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人、少量的长江下游吴越人、马来群岛的马来族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融合而成。
日本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起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日本语言口音中有大约80%左右的部分源自汉语的变音。此外，日本语言的语音特点主要来自商周时期到清代不同时间段的中原地区汉语方言口音，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口音等的融合。因此，可以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一个多方面、长期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日本国名称的由来
古代日本神话中称自己为“八大洲”或“八大岛”，没有正式的名称。
《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随着日本在公元五世纪实现统一，它获得了新的名称——“大和”。
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
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接到了来自齐国方士徐福等人的上书，声称海中有一座神奇的山峰。为了探寻这座山峰的奥秘，秦始皇下令派遣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道。
根据史书记载，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点是位于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琅邪是当时的一个古港，从春秋时期起就有航海家们从此处出发，航行至朝鲜半岛，然后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抵达日本九洲。
关于徐福第二次出海的始发港，目前没有详细的史书记载，因此存在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第二次出海是在他的家乡赣榆区，即农历十月十九日出发。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从山东崂山出发。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第二次出海仍然选择了琅邪作为起点。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徐福第二次航海时，他假扮成仙人，以获取百工的技艺和知识。这些技艺包括汉字书写、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
徐福的东渡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一代名为"弥生文化"的诞生。在此之前，日本还没有文字和农耕技术。徐福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因此在日本人民心目中成为了"农神"和"医神"。近年来的考古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发掘逐渐揭示了这一事实。在日本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与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的碳化米粒遗存相同类型的碳化米。这表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同时，日本还开始使用青铜器、铁制工具和丝织品，并开始有了文字。所有这些发现与此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日本学界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原地区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汉字与中文相似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礼记·射义》的传入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本的弓道发展做出了贡献。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弓道中的"文射"仪式。现代日本的弓道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视为国之经典。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在弓箭技艺上，更是治国思想的接受与融合。古代日本人以渔猎为生，强弓精箭是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然而，在接触到中原地区的《礼记·射义》之后，日本出现了以"文射"为目的的射箭活动，弓箭变成了娱乐文化，其中包含了张弓搭箭、竞射并饮酒的仪式。同时，日本社会也形成了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
弥生文化
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弥生文化起源于公元前两百多年，到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间，正好对应中国的战国末年和秦汉时期。在弥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剑、铜和铜铎等文物。据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和梅原末治等人研究，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术来自中国。铜铎主要分布在中央日本，而铜剑和铜鉾则以九州为主。此外，在弥生町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古、古镜以及秦式匕首和汉字等文物。
徐福曾经率领船队东渡，传播中国文化。据传说，徐福曾经在日本留下了许多文物，如镜、玺等。日本人也很喜欢葫芦，这与中国入海的方士有关。稻米的传入结束了日本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医神”，并在日本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徐福遗迹，以示对他的崇敬。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他的东航给日本带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中国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绳纹文化
日本历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其中绳纹时代是日本的石器时代之一。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在这个时期，日本的陶器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绳纹装饰，因此被称为绳纹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绳纹陶器的外观变得越来越复杂，花纹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这反映了当时陶器工艺的成熟和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然而，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其地理位置使得当时欧亚大陆先进文化无法传入日本。
在绳纹时代，日本的人们居住在坚固的穴居中，以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尚未涉足农耕。由于生产力的滞后，当时的社会仍停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在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古坟文化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日本出现了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这标志着日本从弥生文化进入了古坟文化时代。这些古坟的建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里面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在世时享有的权力。与一般民众的简易安葬相比，这些古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大和国（以内为中心）在5世纪初实现了统一，专制集权的体制逐渐形成。在这个时期，日本不仅从大陆输入了物质文明，还开始引入大陆的精神文明。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被称为“归化人”，同时中国的阴阳学、天文学等知识也传入了日本。到了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也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开启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幕。因此，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追求和丰富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旦日本与外界建立联系，外来的先进文化就会立即被引入，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精神文化方面，巫术和祭祀在原始社会的日本人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几乎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大和地区以及融合各个民族而形成的“大和民族”，建立了天皇制国家，并统一了百余个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朝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土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市、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思想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德川末期（1845－1867）是日本面临民族危机和封建制度危机的时期。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美列强开始对日本产生兴趣。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第二次来到日本，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打开了日本的大门。随后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锁国政策，将日本置于半殖民地地位，加深了民族危机，使日本面临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加剧，反对幕府专制的斗争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高涨。尽管幕府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但最终由于封建的幕藩体制的病态而在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明治文化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三个阶段。
在明治初期，新政府刚刚脱离封建体制，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旨在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文明开化意味着解放过去近代社会的束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不仅要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吸收其精神文明。福泽谕吉被誉为国名教师，他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物质和内在的精神。物质文明容易获取，而精神文明则较难追求。”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物质发展”的发展模式，以实现日本的现代文明化。在此背景下，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以“明六社”为中心，发起了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西化的浪潮，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潮水涨落是常态。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之后，国粹主义者又重新出现，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兴传统价值观。与此同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了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引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的文化已经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冲击和融合中，探索出了日本现代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
大正时代（1912－1926）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其最显著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在文化各个领域的兴起。自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在城市和农村都逐渐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行政党政治和普选，从而形成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大正文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主旋律。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其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吉野作造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在大正时期，除了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也以新伊曼努尔·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影响广泛，被视为大正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力。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以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庶民生活的研究，也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文学领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白桦派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大正时期，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战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时期，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生活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迅速发展，并且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得益于战后思想言论自由度的扩大和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类劳动者文化团体和文化俱乐部相继涌现并展开了活跃的文化活动。劳动者们通过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形式的创作、交流和表演，推动了文化的多样化和普及化。
其次，旧有的文化形态在战后得到了复兴。许多传统的艺术形式、音乐、舞蹈等再次受到重视和关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海外文化的流入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国际交流和文化引进，日本人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艺术、音乐、电影等形式，这些外来文化元素与本土文化进行了融合，催生了新的文化创作和表现形式。
最后，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融合也是战后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高级文化也逐渐向大众开放，形成了一种互动和共生的关系。
文化的大众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商品化的趋势，人们过度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导致了创作热情的减退和颓废文化的泛滥。因此，在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迎来了新的天皇明仁，新的年号平成也随之诞生。上世纪末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冷战结束，全球正向多极化趋势发展，日本也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个时期，日本文化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将更加繁荣。
在这个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文化开始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文化中。例如，流行音乐、时尚、电影、动漫等文化形式开始向海外输出，不仅吸引了全球年轻人的关注，还为日本文化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这个多元文化交流的时代，日本文化也逐渐变得开放和多元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开始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和创新，同时，民间文化也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变化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加多彩和富有魅力。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文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文化产业商品化、文化消费主义等问题也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创作热情的减退和颓废文化的泛滥，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
柔道（Jūdō，じゅうどう）是源自日本的一种格斗术，主要以摔法和地面技术为特色。日本被誉为"柔道之国"。柟道起源于柔术，并且在日语中意为"柔之道"，即"温柔的方式"。这项运动强调选手对技巧的掌握，而非力量的对抗，因此在奥运会比赛中是唯一允许使用窒息或扭脱关节等手段来制服对手的项目。空手道则是一种不使用武器、仅使用拳和脚进行实战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最初只是一种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不对抗力量。相比柔道和空手道，合氣道更注重精神修炼和健身，因此深受老年人和女性的喜爱。
书道，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称书法为"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才出现"书道"这个名称。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形式，源自古代舞蹈戏剧和神社寺院的节庆戏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能剧以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为特点，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
寿司是一种食物，以生鱼片、生虾、生鱼粉等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捏成饭团后食用。寿司的种类繁多，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色。大多数寿司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上紫菜或豆皮，也可撒上鱼子酱等。吃生鱼寿司时，搭配日本绿茶或日本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古代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是一个多方面、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公元4至5世纪，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日本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并大量移民汉人到日本，其中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这些移民成为了大陆文化的传播者。在雄略天皇时期（457-479年），约有18000名大陆移民来到日本。他们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进一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从630年到894年期间，日本派遣了多次遣唐使船前往唐朝，随行的还有许多留学生和求学者。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并担任了右大臣的职位。阿倍仲麻吕在19岁时入唐留学，改名晁衡，在中国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大诗人有密切交往。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回国后，他为日本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说，李白闻闻阿倍仲麻吕在途中遇难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写下了《日本晁卿辞帝都》的诗，表达了哀悼之情。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和高僧也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大师和他的弟子经历了许多困难，最终东渡日本。他们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了律宗佛教，对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鉴真被日本人民称赞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利用汉字作为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式创作的，被称为“万叶假名”。然而，使用汉字作为音符书写并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即片假名。这一创新使得日本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后来，留唐求法的僧人空海（弘法）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即平假名。
在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照唐朝的教育体制建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立太学，地方设立国学，各设博士、教授和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天平文化（729-748年）达到了高潮。
在16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日本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例如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此佛教传到日本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佛教得到了积极的扶持，并在全国兴建了许多寺院。但当时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于私人信仰。随着大化改新的到来，律令制国家开始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空海(空海)和创立法华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日本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了官方宗教，获得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在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因此，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例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思想和净土宗等开始广泛流传起来。禅宗传入日本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主流派别。由于禅宗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
在佛教传入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随着儒学和佛教的传入，神道教吸收了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了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然而由于神道教素质低下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处于依附的地位。
在江户幕府时期，佛教开始衰落，而神道教则摆脱了附属地位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了中原地区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秩序。明治维新后，为了巩固皇权，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将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神道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日本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8世纪初，日本编写了两部历史巨著：《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后者采用中国正史体裁，全书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了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编写了《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在文学方面，著名的作品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是贵族的文学作品，是一部汉诗集，受到六朝风格的影响较强。而后者则是一部日本诗歌（和歌）全书，共20卷，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其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平安时代，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其中，《古今和歌集》是一部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的和歌选集，共收集了1100首和歌，它们的作者来自各阶层人民。
镰仓时代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文化作品开始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此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方面，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被视为这个时期的重要文献。
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矛盾与统一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还包括输入与输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以及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从输入与输出方面来看，日本是一个擅长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唐朝文化，并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引进西方的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不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也是导致中国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开始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并提出了“国际化”的战略性口号。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推动海外文化交流项目，并鼓励资助与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日语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研究、翻译和出版。这些举措使得日本的茶道、花道和文学作品等享誉世界。
另外一个矛盾与统一的方面是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日本古代，政府虽然强调外来文化，但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则不然。在江户时代，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17世纪比较繁荣，很多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这些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日本人在性方面的态度也体现出了矛盾与统一。总的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他们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原地区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特色地域——今日的电器街秋叶原。秋叶原是日本著名的电器街，如今除了销售家电和数码产品外，商务和餐饮等功能也逐渐完善。
秋叶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高架桥下出售电子器件和家电的一些散商铺。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进步，秋叶原也转向了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相关产品的销售。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电子产品的兴起推动了日本的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游戏动漫周边店铺进驻秋叶原。
特色地域——女仆咖啡店，宅男的另一个“家”。女仆咖啡店是日本独特的特色之一，客人们不仅可以品尝咖啡，还可以欣赏女仆们的表演。由于日本动漫的推广，许多宅男对女仆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真人女仆，而女仆咖啡店就应运而生。在秋叶原地区，大约有30多家类似的店铺，比如非常受欢迎的"MIA"。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卡片游戏，客人可以通过点饮料来参与游戏，只有在游戏中获胜才能与女仆合影。这种游戏形式让顾客感到愉悦和有趣，并且还可以增加店铺的营业收入。
地域特色——世界上最高的自立式铁塔，东京塔。东京塔超过了世界上第一座高塔——埃菲尔铁塔，高出它13米，达到了333米的高度。东京塔承载着7个电视台、21个电视中继站和广播电台的无线电发射任务。它的底部是铁塔大楼，一楼是休息厅，二楼是商场，三楼是规模最大的蜡像馆，四楼则是近代科学馆和电视摄影棚。
塔内设有大瞭望台，在150米处，以及特别瞭望台，在249.9米处，游客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在夏季，东京塔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站在塔上，可以看到遥远地方的点点灯光点缀着这个繁华都市，带来别样的景致。
地域特色——地震带带来的"美妙的副产品"温泉。由于日本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质环境使其成为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壳运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也导致了日本拥有众多的火山和崎岖地形。尽管地壳活动给日本带来了伤害，但也带来了美妙的"副产品"——温泉。
日语（英语：Japanese；日语：日本語；日语假名：にほんご）是日本的官方语言，拥有1.25亿母语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6%。
关于日语的起源一直存在争议。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将日语划分为阿尔泰语系，但这种说法已经被广泛否定。默·赫尔伯特和大野晋认为日语属于达罗毗荼语系，西田龙雄认为日语属于汉藏语系，白桂思认为日语属于日本-高句丽语系（即扶余语系），列昂·安吉洛·塞拉菲姆则认为日本语言和琉球语言可以组成日本语系。还有一种假设认为南岛语系、壮侗语族和日本语系可以组成南岛-台语门，即认为这三者有共同的起源。
在日本古代，人们不使用文字，直到应神天皇时期才开始接触汉字。《日本书纪》是用全部汉字写成的史书，其中记载了“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到了应神天皇时代，百济国派遣阿直岐到日本，公元285年，百济近肖古王时期的博士王仁将中国的《论语》《孝经》等书带到日本，这是日本接触汉字的起点。三国时代之后，汉字和汉文化正式大量传入日本。
唐朝时，日本人发明了通行于女性之间的假名。官方文书仍使用文言文，因此现代日语受到了古代汉语的深刻影响。以昭和31年（1956年）出版的《例解国语辞典》为例，在日语的词汇中，和语占36.6%，汉语占53.6%。昭和39年（1964年），日本国立研究所对90种杂志用语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了和语占36.7%、汉语占47.5%、西洋语占近10%的结论。
多少世纪以来，日本的传统乐器用独特的旋律表现着日本风土人情以及日本人心灵世界。从有着千年历史的管乐器，到18世纪传来日本的弦乐器，它们伴着日本传统演艺的传承而发展成为日本独特的音韵表现形式。日本的传统音乐分类很细，有50个，也有说有80个不同类型。其中纯粹由乐器演奏的种类是极小部分，绝大多数都是歌唱与乐奏的组合。歌唱大部分都是单旋律（独唱或齐唱），伴奏大部分都只有一种乐器。
日本传统音乐根据歌唱的发声法、乐器以及它们的音色是否相同为基准而分门别类。例如「义太夫曲」、「常盘津曲」、「三弦曲」（即长歌）等，它们都是歌唱与三弦琴伴奏的组合，如果在唱声或乐器两方面，即使只有一方面音色不同，则就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每个类型都有其规定的唱声和乐器的音色。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的乐器也可以大致分为弹奏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
三弦琴
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弦弹奏乐器之一的三弦琴了。三弦琴使用琴拨弹拨三根琴弦进行乐奏，它用于歌舞伎、文乐以及其它各种演艺。琴长约100公分。
据传，古代中国的三弦琴乐器经由琉球王国（冲绳县）传来日本，这就是日本的三弦琴。三弦琴琴长约80公分由两部分构成，即共鸣箱（兽皮蒙在木框架上做成）和带有三根弦的琴杆。
弹奏时用琴拨弹拨琴弦发出音声。用琴拨从上向下弹拨时，琴拨在拨动琴弦的同时敲击鸣箱的蒙皮，发出类似击鼓的音声。而用琴拨从下往上抄拨时，便会产生琴弦自身的纤柔音声。此外，用左手指来弹拨琴弦，便出现更为鲜亮的音色。可以说，三弦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能使各类音色的声响交纵汇合成一种美妙之乐。
三弦琴有着近20个种类，根据声音的高低以及音色的不同来分类并加以使用。三弦琴的长度都是一样的，但琴弦、琴杆和琴拨等的差异甚至会在音域上产生八度音程的差异。当需要用较强的声音来进行音乐表现的时候，就要使用粗弦的三弦琴和较厚的琴拨，较柔的歌曲时，则需要三弦琴以能奏出纤细音色的琴弦为其伴奏。不同的音乐场合需要不同音色的三弦琴，例如歌舞伎有歌舞伎的三弦琴，小曲有小曲的三弦琴，演奏者根据艺术表现的要求使用相应的三弦琴。同样，其它各种各样的日本传统乐器也是以种种细微的调节来实现所需的音色表现。诸多的音乐实践使日本传统音乐的音色越来越丰富，并不断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音韵表现形式。
神乐笛、龙笛、高丽笛
雅乐中的三种竹制横笛，表面和内部都涂漆。神乐笛长约45公分，龙笛长约40公分，高丽笛长约36公分。
将螺贝壳的尖端切去并做一吹口，吹口上大多带有吹嘴。这一乐器主要用于宗教仪式的乐奏。其尺寸大小各异，从20公分至50公分不等。
雅乐中使用的双簧片竖笛，用竹子做成，表面和内部都涂有漆，长度约为18公分。
MUKKRUI
流传于北海道阿伊努民族的口琴，用线扯动竹制的薄板片而发出音声，并利用口腔使之产生共鸣。
冲绳鼓
冲绳地方各岛屿的民间演艺中使用的鼓，鼓皮上穿有绳带，用以调节绷紧度。冲绳鼓直径约为23公分。
大鼓
雅乐中使用的鼓，直径约210公分，带有火焰状的图案装饰。
小鼓
小鼓是日本典型的打击乐器之一。在日本，多数的鼓是用两根鼓槌捶击鼓皮进行演奏的，但是，小鼓是用手指捶击鼓皮，为了确保微妙的音色，演奏者需要在演奏中根据鼓声来对鼓皮系带的绷紧度进行调节，或是朝鼓皮上哈气以保持鼓皮的潮湿度。用绳带等将两块鼓皮连接起来做成的鼓。鼓手左手扶住搁在右肩上的小鼓，并用右手击鼓。在演奏中也可以用绳带来调节鼓皮的绷紧度，使鼓声出现高低强弱的变化。直径约为20公分的小鼓除了用于「能」、歌舞伎外，还用于其它各种传统演艺。
薄拍板
用线绳将数十块薄木片缀在一起而做成的打击乐器，双手握住两端（与肩宽同样幅度），然后向内侧弯拢合击木片以发出音声。多用于民俗演艺。
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在平安京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生产日本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しがらきやき）
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 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之后肥前国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这种瓷器不仅在日该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而非通常的700-800℃，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该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案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
冲绳县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璃制品而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
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市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
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日本建筑演变简介
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若以佛教建筑传入日本的飞鸟时代算起，亦已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其间的发展和演变充满了生气和特色，其中又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553~1183年）（还包括飞鸟时代以前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
近世则为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1573~1867年）。
若以研究对象的类型来分，有寺院、神社、住宅、都市、城郭和茶室等等。
飞鸟时代（553~44年），是日本建筑真正成体系发展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建筑虽然现今已不存在，然所谓飞鸟样式的建筑却有留存，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
关于飞鸟时代建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战后寺院遗址的发掘颇盛，通过遗址发掘的考古研究，获得了一批珍贵可靠的实证材料。
平安时代是日本建筑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之一，在 8世纪后期至12世纪的四个世纪中，日本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演变时期。简而言之，即唐风向和风的演变，或说唐代建筑的日本化。在内容上，佛教建筑仍为主流。受唐文化的影响，密教与净土教盛行。故日本平安时代建筑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密教与净士教建筑的研究为中心的。
日本的密教有天台宗与真言宗，二宗的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则自然是密教寺院建筑研究的重点。此外东寺、醍醐寺、室生寺、当麻寺等也都是密教的重要根据地。
奈良时代（645~80）是日本古典建筑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建筑尤其兴盛，其建筑奠定了日本所谓和式建筑体系的基础，并且这一时期的寺院木构建筑拥有相当数量留存至今。著名的代表有东大寺、西大寺、药师寺、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及唐招提寺。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建筑的形式亦不例外，尤其是中世纪的日本建筑。其可分为三大样式，即和式建筑、唐式建筑、及天竺式建筑。而其中所谓的唐式建筑即是源于中国宋元一带的建筑样式。而宋元文化中又以禅宗思想对日本的中世文化影响最大故唐式建筑又称禅宗式建筑。
传统的日本建筑师强调整体的生态设计，他们以敏锐的感官去探究空间的深层本质，进而转换成建筑空间的元素，以塌塌米、竹、石、纸、木等，简单的构成要素，形塑"空、间、寂"的独特的日本美学。
樱花原始物种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栽培品种却起源于日本，日本的樱花有几百个品种，一般分为染井吉野樱（淡红白色）、山樱（淡红白色）、大岛樱（白色）、江户彼岸樱（白色或红紫色）、垂枝樱（红色）等。受气温的影响，樱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方沿着纬度依次开放，因此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前线”。日本有句俗语叫“樱花七日”，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七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半月左右。
在日本，樱花被视为吉祥之物。在传统的婚礼等喜庆场合，经常要饮用一种在盐浸的樱花瓣里加入开水的樱花汤，便是取樱花的吉利之义。樱花盛开的四月，也正是入学、就职的时节，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此樱花又代表了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形象。除此之外，在日本到处都是用樱花命名的街道、车站、市镇、商标、饭菜、茶点、汤饮。文学家写咏樱诗，画家绘樱花图，音乐家谱赞樱曲，银行印出樱花图案的银行券，工场制出樱花工艺品，电视台以樱花为背景作节目，还特别办了报告樱花开放动态的专栏。樱花的魅力和影响力渗透到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日本也称为“樱花之国”。
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都能够看到一边赏花一边举行宴会的情景。
日本园林一般可分为枯山水、池泉园、筑山庭、平庭、茶庭、露地、回游式、观赏式、坐观式、舟游式以及 它们的组合等。
日本的自然山水园，具有清幽恬静，凝练素雅的整体风格，尤其是日本的“茶庭”，“飞石以步幅而点，茶室据荒原野处。松风笑看落叶无数，茶客有无道缘未知。蹲踞以洗心，守关以坐忘。禅茶同趣，天人合一。”小巧精致，清雅素洁；不用花卉点缀，不用浓艳色彩，一概运用统一的绿色系。为了体现茶道中所讲究的“和、寂、清、静”和日本茶道歌道美学中所追求的“佗”美和“寂”美，在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表现出深山幽谷之境，给人以寂静空灵之感。空间上，对园内的植物进行复杂多样的修整，使植物自然生动，枝叶舒展，体现出天然本性。
正仓开运猫是日本猫文化的一种，和招财猫一样都能代表好运、招财等美好的含义，是招财猫最早的形态。不过招财猫只是代表招财，而正仓开运猫则代表开运、守运、招运和转运等含义。
一开始日本是没有猫的，唐朝的时候，高僧鉴真大师接受日本使团的邀请远渡东洋，去到日本传授佛学文化，水路漫长，为了防止宝贵的佛教经典免受使船上老鼠的啃噬，鉴真和尚便携带了一批“唐猫”上船担任守护经书的重责。平安抵达日本之后，“唐猫”和经卷一起养在了东大寺的正仓院，日日接受佛法的熏陶。后鉴真和尚传授的佛法和带去的佛经为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受日本人的尊敬。相传，日本人相信万物皆有灵性，因此守护佛经、日日陪伴鉴真和尚的“唐猫”便慢慢被日本民众赋予了灵化的形象，他们相信“灵猫”拥有守护、保护的能力，能给人带来好运，这便是正仓开运猫和招财猫最早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