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2 23:49
普陀宗乘之庙（英文名：Putuo Zongcheng Temple）也称为“小布达拉宫”，是中国河北省承德市的佛教寺院，属于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普陀宗乘之庙位于避暑山庄北侧，狮子沟南麓，坐北朝南，东邻须弥福寿之庙，西邻殊像寺，占地25.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宫的意译，意为“观世音圣地”，这是普佑寺中最辉煌、规模最大的一个庙，是清政府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
普陀宗乘之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竣工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历时四年半。是乾隆为了庆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乾隆60大寿和三十六年（1771年）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寿辰及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特令内务府仿拉萨布达拉宫而修建的。后由于清末国力衰退，民国时期的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力尚未充沛，停止了对普陀宗乘之庙的维护与修缮，加之侵略者的掠夺与破坏，寺庙损毁严重。普陀宗乘之庙是汉藏结合式寺庙，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庄严，其主体建筑大红台位于山巅，60余座（现存40余座）平顶藏式白台和梵塔白台随山势呈纵深式自由布局。
普陀宗乘之庙作为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列为中国四十四个名胜风景区之一，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成为全国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
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将清统一准噶尔之战全面平定之后，内蒙古地区、漠北、青海省、新疆等地的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王公首领要求赴承德市，参加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乾隆60大寿和三十六年（1771年）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寿辰。乾隆为了借两次盛大集会宣扬国威及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特令内务府仿前藏政教领袖达赖驻地布达拉宫，在承德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于是，爱新觉罗·弘历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派遣两名官员，一名画师、一名测绘学师，至布达拉宫测绘临摹，1767年下旨在承德修建普陀宗乘之庙，并且要求庙内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作为给皇太后钮钴禄氏举办生日庆典的场所。
修建工程开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原计划3年竣工，但因乾隆三十六年（1770年）五月一日，工匠抽烟造成失火，烧毁了都罡殿群楼、花台，紧邻八方亭的御座楼群楼、七辈喇嘛楼（“洛迦胜境”殿）以及大量工程木料，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才竣工，历时四年半。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十八日，普陀宗乘之庙举行落成典礼，内蒙、喀尔喀、青海省、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随同瞻礼，齐聚一堂，乾隆还在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万法归一殿”接见了跋涉万里自俄罗斯归来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
普陀宗乘之庙竣工之后，作为皇家寺庙，普陀宗乘之庙的安全主要由添设的弁兵负责。因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普陀宗乘之庙之西修建了看守兵丁的居住之所。此后，每年七月十一日在殿内举行佛教学位考试。腊月二十七、正月十四在此举办送崇活动，全体喇嘛在此念经，驱除妖魔祈求太平。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南墙发生塌，同时千佛阁和大红台群楼的顶部也出现了渗漏现象，修复所需费用达四十二万两白银。
爱新觉罗·颙琰十一年（1806年），受夏秋雨水的影响，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顶面出现沉陷和渗漏，尽管问题严重，但由于修复工程庞大费用高昂，被搁置，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布达拉大红台四层群楼台顶的渗漏问题进一步恶化，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群楼台顶沉陷和渗漏已到无法忽视的地步。嘉庆皇帝遂派遣工程大臣常福前往查勘，并进行估价核算。随后，从嘉庆十六年下半年开始，对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四面群楼台顶进行了粘补修缮工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七月底完工。
然而，爱新觉罗·旻宁十五年（1835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大红台群楼三层顶面再次遭受雨水侵蚀，出现塌陷和渗漏问题。尽管情况恶化，由于清末国力衰退、民国时期的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力尚未充沛，道光帝仅批复“相机保护，毋庸请修”。此后，大红台群楼三层的塌陷和渗水问题逐渐加剧，开始逐步崩坏。
民国时期，反动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对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据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瑞典语：Sven Anders Hedin）《帝王之都—热河》记载，普陀宗乘之庙遭到了侵略者的破坏和盗掠，他们把寺庙内的艺术品洗劫一空，从普陀宗乘之庙运出去的艺术品装满了二十多辆大卡车，留下的寺庙墙体也被大面积砸毁。在1911年，这里还有600名喇嘛，然而当1930年斯文·赫定访问时，喇嘛的数量已经减少到约100人左右。普陀宗乘之庙的喇嘛数量大大减少，由于生计所迫，喇嘛们已经无暇维护寺庙的日常事务。然而，万法归一殿璀璨的金顶、色彩斑斓的彩绘以及精湛独特的建筑风格依然深深吸引着斯文·赫定。他随即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决定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复制万法归一殿的两万八千多个主要部件，并将这些复制品带回美国。紧接着，他再次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将万法归一殿完整地复制了出来。这个来自中国的建筑艺术杰作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的展示引起了当时世界的震动。由于其金顶闪耀的光芒，西方人亲切地称这个复制品为“辉煌金庙”。
在“文革”时期，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再次遭受了沉重的破坏。在“破四旧”的浪潮中，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被迫中断，众多珍贵的佛像、书画和经卷被烧毁。普陀宗乘之庙内部收藏的重要文物如鎏金铜质的欢喜佛、金漆雕龙供桌以及大红台六层琉璃南无阿弥陀佛幔帐等也在这段时期遭受了损害。复建工作于1987年至1988年间进行。
现存普陀宗乘之庙整体格局保存完整，碑阁、五塔门、琉璃牌楼、东西中罡子殿、大红台建筑组群等主体建筑都保存了原有的建筑结构，寺庙环境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历史环境要素。
但也存在部分白台建筑木构件缺失、彩画脱落、油饰褪色、仅存基址，或原址复建。白台建筑遗址普遍存在地面凹凸不平、排水不畅，顶部渗水严重，墙体开裂，台基条石移位、缺失较严重等问题。而大红台也存在顶部局部排水不畅，渗水严重，墙体外鼓、移位，墙面脱落等问题。红台、白台顶部建筑均不同程度存在屋面瓦垄脱节开裂、斗变形、砖石风化酥碱等现象。
目前，万法归一殿现存唐卡25幅；唐卡下方3米处有20樘纸本壁画，每面5樘，每樘3幅，纸本设色沥金，现存54幅；唐卡与纸本壁画共计79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污染、断裂、残缺等问题严重，亟需保护修复。另现存的石刻碑文档案大部分处于光天化日之下，经过30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冻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表面污垢、生物侵害、缺失、裂隙、粉状剥落、碑刻字迹模糊等现象，加之存在人为在碑刻文物上刻画、题字、留言等现象以及在周围燃香、自驾汽车排放尾气，引起了酸雨，从而导致了对碑刻文物本身的破坏， 严重影响了御碑的美观与完整性。
普陀宗乘之庙坐落于承德市避暑山庄正北狮子岭南麓，，东邻须弥福寿之庙，西邻殊像寺，坐北朝南，占地25.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承德市地处北纬40°27′54″至40°28′28″，东经117°29′30″至118°33′24″之间，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连接华北与东北地区，总面积4700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由于淋溶风化承德地区以丹霞地貌为主，有多个著名的丹霞地貌景观。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中温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5～9℃，夏季最高温度不小于30℃的平均日数仅37.4天，全年无霜期160～170天，是长城以北热量较充足的地区，年平均降水量450～850mm，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林地、草场、野生植物和动物。承德以南是农耕区，以北是游牧区，地处农牧交界地带，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的交集地，有利于清代统治者实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金瓦屋顶，俗称金顶，即以鎏金铜质瓦件饰装的建筑屋顶。金瓦屋顶建筑除了在承德市和北京有少量发现外，大部分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等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金瓦屋顶是藏传佛教寺院政教权势的重要象征，也是宗教建筑最高等级的象征。普庙一共有三座金瓦顶建筑，分别是万法归一殿、慈航普度殿、权衡三界殿。
琉璃瓦顶，即以琉璃瓦件饰装的建筑屋顶，是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形式之一。普庙现存的琉璃瓦顶建筑一共有十三座，有以汉式传统建筑形制为主要特征的碑阁、琉璃牌楼、戏楼、洛迦胜境殿、楼梯廊这五座单体建筑，也有汉、藏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建筑，下部或院落围墙为藏式台体建筑风格，屋殿部分为汉式传统琉璃瓦顶建筑风格，如南正门、东边门、西边门、中院东白台殿、后院东白台殿、钟楼、中罡殿、后院西七号白台楼等八座单体建筑。
藏式白台建筑，外墙粉刷成白色，在墙体上装饰红色盲窗，台顶四周垒砌外刷红浆的女墙，与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房极为相似。普庙中的藏式白台建筑按照具体的建筑形式可以分为实心白台和空心白台，实心白台即台体整体为实心，且没有院落，自成一体，如中院西单塔白台，以及五塔门、三塔水门、西掖门、东掖门等白台建筑。而空心白台，即台体为空心，内部自成天井式的围合院落，在院落内部建有单坡、平顶、硬山顶等不同形式的汉式传统建筑。诸如前院东西角白台、东罡殿东南角白台、圆白台等完全意义上的空心白台建筑。但大部分空心白台建筑并不是完全意义的空心白台，而是由实心白台、与实心白台相围合的院落围墙、院落内汉式传统建筑三部分组成，由于围墙饰以与实心白台一样的红色盲窗，且围墙墙体较厚，建筑形制与前文所述的空心白台基本相同，故将此种白台建筑类型也归类于空心白台，如东罡殿、西罡殿、东五塔白台、西五塔白台等。
普庙为仿布达拉宫而建，具有浓郁的藏式建筑风格，但是由于政治、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部分建筑历经多次改建，或多或少的融入了汉式传统建筑风格，就寺庙的总体来看，形成了“藏式建筑风格为主，汉式建筑风格为辅”的汉藏结合式寺庙建筑风格。在普陀宗乘之庙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琉璃牌楼和碑楼均有保留汉式建筑风格的特点，而在中轴线上的重要位置则修建了两座汉式风格的独立建筑，从某种程度上象征了“皇权至上”的观念。此外，藏式风格的建筑也在普陀宗乘之庙得到了充分展示，例如彰显藏传佛教文化的五塔门以及分布在大红台两侧的白台建筑，都呈现了藏地建筑的独特特色。此外更多的建筑体现了汉藏建筑艺术在多个方面融合的成功，例如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山门，结合了藏式城台和汉式庑殿的元素；寺庙中的白台虽是藏式平顶碉房的形式，却采用了汉族砖混结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与布达拉宫在中国建筑历史上熠生辉，前者是在借鉴西藏布达拉宫风采的基础上修建的，融合了满族、汉族等多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是对藏式建筑的创新发展。
承德普陀宗乘之庙是仿照西藏布达拉宫修建的，但也融入了满族、汉族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建筑特色。
西藏布达拉宫以其独特的红白主色调著称，而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筑设计中，这两种经典色彩也得以延续。不过，庙宇同时也巧妙地融入了当地承德市的独特风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在色彩装饰的艺术中，黄色被引入，在碑阁、大红台建筑群的券顶和正南门等处都出现了黄色色彩。这个决策不仅仅是装饰的选择，更是封建社会中对皇权地位的隐喻。尤其是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券门内部的黄色装饰，巧妙地保持了庙宇整体色调的和谐，保留了布达拉宫的主导色彩以达到仿建之功效，却又暗示着皇权无上的权威。这种色彩的策略性应用，实际上传达了皇权与宗教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文化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和融合的意愿。通过这种方式，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在色彩的运用中，以独特而精巧的手法，呈现出皇权与宗教之间相互妥协与包容的一种微妙的共存与互补。
轴线布局，作为汉式传统建筑群体的主要布局方式，在普庙整体布局中也得到了应用。普庙前院，纵轴式布局的特点尤为明显。山门、碑阁、五塔门三座建筑位于前院中轴线上，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三座建筑至高无上的地位。中院，琉璃牌楼是中院与后院相分的一个重要节点建筑，其所处的位置仅与前院轴线向东偏差了9°左右。中院东西面阔150多米，南北进深仅40米，南北的距离仅为东西距离的1/4，在这样狭小的封闭空间内，琉璃牌楼虽向东有所偏置，但丝毫未能影响到琉璃牌楼与五塔门南北成轴的布局特点，院落东西两侧的东、西边门呈左右对称的分布，进一步增强了琉璃牌楼与五塔门之间的轴线感。后院，众多的藏式白台建筑散布于院内，虽然没有重要的建筑节点凸显轴线，看似呈不规则分布，但是位于后院轴线上蜿蜒曲上的冰裂纹石板甬路，以及后院南北纵深较大的特点，突显了后院白台建筑以中间石板甬路为轴线左右分布的布局特征，巧妙地减弱了后院白台建筑布局的杂乱之感，为行进中的人营造了杂而不乱、错落有致的视觉感观，具有强烈的亲和感及神秘感。
普陀宗乘之庙打破了一般寺庙封闭的对称格局，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将大小不同的建筑群自由散置，佛阁浮屠，层层相迭，但主次却非常分明。各个建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轴线关系，例如众前院中轴线两侧分布的五座藏式白台建筑，东侧为三座（两座已塌毁），西侧为两座。五座白台建筑，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对称处理，而是错落有致、疏密结合的分布在碑阁的两侧。通过自由分布的藏式白台建筑，一方面烘托了主体建筑碑阁的庄重和宏伟，起到了一种“众星捧月”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对碑阁之后的五塔白台起到了“障景”的作用，使刚进入普庙山门的行人只能看到碑阁，而不能从碑阁左右两侧进一步窥探寺庙的纵深安排，给人以神秘之感，同时对碑阁与五塔门之间的过渡起到了前导和后续的作用，缓解了行进中的人由于连续看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而产生的视觉冲突。从大红台群楼顶部俯视后院的整体布局，白台建筑以琉璃牌楼为起点，从中轴线开始逐渐向两侧辐射分布，疏密有序、疏而不空，密而不乱，均衡协调的完成了院落的整体布局，巧妙地用“众星捧月”的方式烘托了普庙主体建筑大红台的核心地位；另外甬路两侧白台建筑灵活自由的布局，肃穆中略带轻松，给人以欢快自由的心理感受，与大红台的巍峨庄严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映衬了大红台的宏伟庄重。
普庙主要由前、中、后三个院落组成。前院进深约90米，中院进深约70米，后院进深约200米，三个院落层层递进呈纵深发展。前院，建筑主要分布在碑阁以北的院落空间。院落南部较为空敞，是进入寺庙的缓冲空间，这样的布局能够对进入寺庙的信众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同时突显了碑阁的威严气势。中院，与前院和后院相比，是三个院落中最小的一个，在这个院落中，除了五塔门和琉璃牌楼，轴线上并不置设其他建筑，但是由于山势突兀增高，使得从五塔门至琉璃牌楼之间的轴线空间急剧缩小，略显逼仄和紧张。中院狭小的缓冲空间，从视觉和心理上给人以冲压，加之人为所赋予琉璃牌楼特殊的政治宗教地位，成功的为入庙瞻仰者营造了强烈的宗教心理感应。中院与前院基本上处于同一地平，在普庙整体院落布局设计中将琉璃牌楼至山门这一区域从五塔门一分为二，进一步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或许也是为了营造强烈庄重的宗教氛围。后院，为寺庙的最后一个院落，与前院和中院相比，是最大的一个院落。深幽的后院与狭小的中院相比，能够给人一种放松的心理感应，似有进入自由“佛土”之感。纵观整个普庙通过各个自成体系的院落，借助山地地形的高低起伏营造院落地平的高低，通过逐渐增高的院落地势来突显寺庙主体建筑的宏伟气势。
普庙中的植物丰富主要有油松、白皮松、侧柏、槐树、丝棉木、槭属、桑树等树种，与建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给普陀宗乘之庙营造了一种清幽肃穆之感。另外在普庙中，各种类型的叠石也多有分布，与其周边浓郁的木植相呼应，增强了寺庙的山林意境。普庙中用石块依山体中所形成的垂直小型断崖，按照一定的坡度层层叠砌，形成两个不同地势的自然过渡，在视觉上给人以自然舒适之美。还有零星点缀在道路两旁，随着道路走势时断时续的叠石。为随山势迂回曲折的道路增添了不少情趣，对自然山体突出的岩石进行人工雕琢设计，在不尽人意之处辅以人工叠石，使其具有欣赏价值。
寺庙园林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寺庙中的道路，其最具独特之处就是道路随地势起伏，高低错落。在普庙中，后院的道路最富具园林化。普庙道路的园林化主要体现在寺庙后院的轴线道路及通往轴线两侧各座白台建筑的道路。从琉璃牌楼而入，道路为冰裂纹狭窄甬路，随山势迂回曲折、时升时降、时左时右、时狭时阔、时缓时陡，时而明朗时而幽静，把人、建筑、寺庙地势、叠石、植被等环境融为一体，蜿蜒迂回的道路如同一条纽带把寺庙中的所有景观串联起来。后院具有园林表象特征的甬路与前院和中院中规中矩的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寺庙浓重的宗教氛围所带给人的压抑之感。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避暑山庄北侧狮子沟内，东邻须弥福寿之庙，西邻殊像寺，周边用蜿蜒曲折的虎皮石墙围绕封闭。寺庙坐北朝南，占地2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就势，逐级抬高，60余座（现存40余座）平顶藏式白台和梵塔白台随山势纵深自由分布，主体建筑大红台建于山巅之上，总体平面布局与拉萨布达拉宫几近相似。中轴线并不明显，全寺平面布局从前至后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组成，它们由南至北排列在中轴线上；第二部分是白台群，主要由东罡殿、中罡殿、西罡殿、西五塔白台以及东五塔白台组成，以中罡殿为中心，东罡殿位于其东边，西罡殿位于其西边，西五塔白台位于其西北方向，东五塔白台位于其东北方向；第三部分为大红台，主要由大白台、群楼、文殊圣景殿、千佛阁、万法归一殿、御座楼以及慈航普渡殿组成，大白台是大红台群楼及周围殿宇的基座，白台东南处是文殊圣境殿，西面为千佛阁，万法归一殿位于红台群楼中间，红台东面是御座楼，西北角建慈航普渡殿。这种建筑布局与外八庙的其他庙宇布局有所不同，也是中国寺庙建筑所独有。
山门也称南正门，是一座由开有三孔拱门的藏式城台和汉式单檐庑殿顶门楼组成的建筑，山门面朝南向，城台为砖石结构，拱门上列一横排盲窗（即仅有窗台窗框的假窗），中央庑殿以黄琉璃做瓦顶，施绿琉璃瓦剪边，面阔共七间，通廊环绕，廊内前后置槛窗，东西两侧为实壁墙体。殿内供护法神像，从左至右依次为四面护法神、章古鲁蓬护法神、大黑天玛哈戛拉护法神。门前两侧设有石狮一对，两侧为雉围墙、开有一孔拱门的白台式腰门（掖门）和空心白台式角楼，中间通道保留原有平缓的五孔石拱桥。
碑亭位于山门正北，建筑在须弥台基之上，方形平面，三开间，其屋顶为重檐黄琉璃瓦歇山顶，使用砖拱结构，墙体坚固厚实，四面开有拱门，碑亭前有四座经幢幡杆，呈左右对称分布。亭内立有三座巨碑，外观近似清代陵墓中的碑亭样式，四面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其中汉文为爱新觉罗·弘历亲书。中间的碑文为《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建庙背景及经过；东边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西边为《优恤士尔扈特部众记》，记述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西迁与东归过程及清政府抚恤该部的情况。
五塔门位于碑亭之北，两侧施用腰墙与前面山门的围墙合围形成闭合院落，塔门前置石象一对，为大乘派象征。五塔门采用三拱门藏式白台形制，墙面实壁上设三层红色梯形盲窗，白台墙体四周砌女儿墙，台上所立的五塔从东往西分别为黑、白、黄、绿、红五色。关于这五色的意义，一种说法是每色代表一个佛教教派，黄塔代表黄教（格鲁派），红塔代表红教（宁玛派），白塔代表白教（噶举派），绿塔代表花教（萨迦派），黑塔代表黑教（笨波派）等五大喇嘛教派。清代是尊黄教为国教，故黄色居中。还有一说为五塔之色代表五尊佛，加上塔身装饰，分别为不动金刚佛（黑）、大日如来佛（白）、宝源佛（黄）、不空成就佛（绿）和无量光佛（红）。
过五塔门后经蜿蜒的石阶循级而上可至琉璃牌楼，琉璃牌楼两侧用腰墙与后部隔断。琉璃牌楼为清代官式做法的三间四柱七楼形制的汉式琉璃牌楼，采用黄、绿琉璃瓦覆顶，色彩鲜艳，具有鲜明的汉族建筑特色，在牌坊前面正中石匾额上刻有爱新觉罗·弘历御笔“普门应现”四字，意为观音显现普度众生之门，传说诚心至此膜拜者可以见到观音菩萨；牌坊后匾额题为“莲界庄严”，意为观音道场，即布达拉宫是达赖居住的圣地，神圣庄严。其南为月台，月台两侧设有石狮一对。五塔门与琉璃牌坊之间的东西围墙上，筑白台中间辟门，上有庑殿，对称配置，供僧人进出使用。
从琉璃牌楼至大红台台体之间的部分为白台群，沿路两侧散置30余座大小不等的白台，呈X形不规则分布，疏密得当，错落有致，毫无杂乱无章之感。主要建筑为东罡殿、中罡殿、西罡殿、钟楼、东五塔白台、西五塔白台、单塔白台、后院东白台殿等建筑，其余为简单的藏式白台建筑。白台为藏式平顶碉房形制，建筑用汉族砖混结构法式，其形式多样，分殿台、楼台、敞台、实台等，形状不一，体量不等，功能各异，层高一至四层，二三层者居多，大都白灰抹面，琉璃砌顶，盲窗采用红底青砖镶边的做法。有的两座白台组合成一处院落作僧房；有的台上建汉式殿堂，作佛堂、钟楼使用；有的台顶置舍利塔；有的白台砌成实心，只起障景增景及点缀作用。白台建筑群表现了布达拉宫前山脚下梵宇的特征。
白台建筑群中，对着琉璃牌坊的是中罡子殿。古书称北斗七星为“罡”，殿的朝向为正北正南，所以称之为罡子殿，罡子殿按西藏自治区典型的民居特色设计，四面砌碉房高墙。中罡子殿墙面设有两层盲窗，西面房顶建有庑殿，面宽三间，单檐黄琉璃瓦顶施绿琉璃瓦剪边，内供吉祥天母、四面护法神等佛像。中罡子殿东是东殿，亦称东罡子殿，南向外墙三层盲窗，正南辟门，其院落殿房平面成“L”形，北面两层采用硬山灰瓦顶，东罡子殿内供各式密宗佛像。中罡子殿的西北处为西殿，亦称西罡子殿，是经堂，其佛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铜铸镏金的吉祥天女像。
罡子殿后面东、西两侧各有东五塔白台和西五塔白台。西五塔白台在前，五塔均为白色；东五塔白台在后，台顶五塔颜色与五塔门一样，也是按黑、白、黄、绿、红五色排列。
大红台是普陀宗乘之庙的最后部分，位置最高，面积1.03万平方米，利用地形将几组建筑连成整体，显得体量庞大，通高有43米。大红台建筑群为寺庙的主体建筑，位于寺庙的最北部，座落于山麓的最顶端，主要由大白台、大红台、群楼、万法归一殿、御座楼群楼等部分组成。
大白台为中部大红台群楼和东部御座楼群楼基座，台宽约150米，高约18米，占地面积约万余平方米，容积18万余立方米，实心，白灰抹面，外立面设有三至五层红灰抹成的藏式梯形盲窗，其中正立面设有三层梯形盲窗。大白台主要由东、西、南、北四个部分组成，南部为下部用15层花岗石条石砌筑，上部以条砖砌筑，墙面设三层梯形盲窗的高约15米的白台基座，在其南立面的东西两侧设有登至台顶的通道；台顶西侧为千佛阁，东侧为“文殊圣境”殿。东、西、北三部分，主要为逐层内收的叠石戗台护坡，主要功用是戗护大红台群楼和御座楼群楼。
大白台西面为千佛阁，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平顶，呈退台状，有汉式琉璃垂花装饰，四周有围廊（围廊现已坍塌），阁内供奉着蒙古王公向皇太后敬献的千尊佛像，中立《千佛阁碑记》，为乾隆三十五年御制，阁内条幅曰：“妙相合瞻千利资诸福，繁釐同祝万欢洽群藩”。千佛阁的西北面建有圆形的实心白台，起装饰作用，也与布达拉宫更为相像。
文殊圣境殿位于大白台东南角，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平顶藏式建筑。主要由上部空心白台和下部实心白台基座两部分组成。上部空心白台东西向宽16.42米，南北向深9.95米，墙厚0.68米。墙体顶部施用墙身刷红浆的女墙，女墙上施用琉璃佛八宝及角旗；墙身为城砖糙砌，外墙面抹灰刷白浆，镶饰藏式红色盲窗，北立面墙体西侧开凸出于墙面的绿琉璃罩门，为进入台体内部的唯一入口，南侧墙体嵌“文殊圣境”满、汉、蒙、藏四体字匾。
哑叭院位于大白台以东，是皇帝来该庙上香时僧人回避之所。
大白台中央为大红台，高25米，上宽58米，下宽59米，呈梯形状，外观七层，一至四层实心，均置盲窗，上部三层间隔开真窗与盲窗。盲窗装饰与白台相对，白台的盲窗采用红底青砖镶边，而红台盲窗采用白底青砖镶边的做法。大红台南面正中嵌饰垂直琉璃佛龛6个，黄绿相间，既是中央轴线的标记，也是重点装饰的地方，起到吸引视线的效果。红台顶部所砌女儿墙，其东、西、南三面均装饰有黄琉璃佛，起着收口的作用，龛内供南无阿弥陀佛，黄绿相间，色彩极为绚丽。进入红台，其间南群楼题“秘密胜境”，意为传授密法的伽蓝，其东西次间内各有一座八方檀香紫檀木塔，两座九级木塔坐落在须弥座上。在一层楼内的正中供奉着黄教五世祖，分别是宗喀巴、贾曹杰·达玛仁钦、克珠杰·格勒巴桑布、根敦朱巴、格桑嘉措。通过二、三层空井直达群楼平台之上，每座木塔内供奉有鎏金铜无量寿佛1080尊，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奇观。
走进红台内部，内里为红色三层回字形阁楼，即南面外观的五至七层，红台四面合围成群楼，每层楼共有开间44间，其中：群楼南部进深三间，楼阁面额“秘密胜境”；北部偏东进深四间，面额“极乐世界”；东侧进深两间，面额“庋经之阁”；西侧进深两间半，楼阁面额“大乘妙峰”。大红台群楼顶面四周用条石拔檐，上砌女墙，东、西、南三个立面的女墙墙身外侧镶饰99座琉璃佛龛，内供无量寿佛像；南立面墙面正中嵌饰六个琉璃幔帐，黄绿相间，内供无量寿佛。
寺庙最为重要的万法归一殿坐落于群楼的天井院内，为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下部四周柱廊环绕，被三层群楼合围；上部为重檐攒尖顶，殿顶全部覆以鱼鳞鎏金铜瓦，每块鎏金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当年建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其四角飞檐高挑，四脊饰波纹，法铃宝顶，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之上，远远望去金光闪烁，气势华贵庄严。殿内平面开间与进深均为五间，入口处陈设有珐琅菩提塔，中央紫檀佛龛内供弥勒像，东西两侧还有多尊铜佛像。殿内正中三间中空无柱，顶部为精美的八角藻井，中央有金色的二龙戏珠图案，四周天花板以梵文六字真言装饰，色彩鲜艳，交映生辉。
慈航普渡殿位于大红台群楼西北角高台上，位居寺庙最高点，坐北朝南，双围柱重檐六角带正脊建筑，意寓佛心慈悲如航船，济渡众生。慈航普渡殿镏金铜瓦，重檐六角形攒尖顶，重檐间挂匾额“普胜之界”。殿内设讲经地坪，坪上供观音，匾额“示大自在”，表明心离烦恼喜乐、通达无碍、功德圆满；条幅“水镜喻西来妙观如是，月轮悟南指合相云何”，其联喻世界变幻无常，如同镜中花、水中月，只有心达清净，方可悟知佛法。
大红台东面是御座楼，红台东群楼内有隧道通过步级下行可到，御座楼外观白台形式，南面高四层，东西总长、南北总宽均为30米，平面呈规整的“回”字形，外观四层，实为西藏“都纲式”的两层群楼。御座楼内四周环廊围绕，高二层，中央天井靠南起戏台，朝北，三间三层，首层全开敞，二层围有槛窗，西北局部开敞，三层槛窗围闭。在御座楼群楼台体顶面，建有戏楼、洛迦胜境殿、权衡三界殿三座单体建筑。
洛迦胜境殿位于群楼顶部的西北角，是一座单檐卷棚歇山顶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外有檐廊，槅扇入口上有横额“妙德圆成”。
权衡三界亭位于御座楼顶层北面东北角，为一座饰有鎏金鱼鳞铜瓦的重檐八角亭。因佛教把世俗世界划分为俗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而得名。该殿平面八角形，重檐镏金铜瓦，亭内原有的吉祥天母像，已迁移到西罡子殿展出。二层正面外檐下悬挂“权衡三界”匾额。亭内有匾额“精严具足”，条幅“法界现神威即空即色，梵天增大力非住非行。
1961年3月4日，普陀宗乘之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国务院公布承德市为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避暑山庄和包括普陀宗乘之庙在内的外八庙被列为四十四个名胜风景区之一。
1985年，包括普陀宗乘之庙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入选国家旅游局组织的“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活动。
1991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
1994年12月，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包括普陀宗乘之庙的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8年6月，包括普陀宗乘之庙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被中央文明委，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评为全国首批十大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2007年5月，包括普陀宗乘之庙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获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2018年，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设计和保护维修工程荣获2018年度“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奖。
藏传佛教在清朝中央政府处理与蒙藏民族关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乾隆时期国家财政力量雄厚，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比较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以宗教为手段，招抚各少数民族，实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旨在团结笼络各少数民族，巩固发展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取得了显著效果。从表面上看普庙是为乾隆及其母亲庆寿而建，但实质上却是清帝“神道设教”政策下的产物，即利用喇嘛教对蒙藏进行绥服政策，以达到“即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之目的。故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在康乾盛世时期体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通过宗教手段团结不同少数民族，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统一。庙宇作为宗教圣地，象征着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助于强化国家的多民族统一意识。另一方面，普陀宗乘之庙的存在加强了清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通过普庙的建设和宗教活动，清政府能够在边疆地区建立影响力和威望，加强对地方政权和官员的约束，维护了中央政权的稳定性。
普庙为皇家敕建寺庙，虽然敕建普庙的目的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是其本身仅仅是一座具有宗教性质的寺庙。普陀宗乘之庙作为一座宗教圣地，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庙宇的建设和存在能够提供信徒们进行宗教仪式、祭拜和修行的场所，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佛教教义，增强信仰者的精神寄托。而且普庙承载了丰富的佛教文化和传统。庙内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品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历史和演变，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佛教文化，让后代能够了解和尊重这一重要的宗教传统。
“普陀宗乘”为观音菩萨道场及佛教圣地之意，是仿照西藏布达拉宫建造而成的，建筑规模小于布达拉宫，故俗称“小布达拉宫”。普庙充分利用藏式建筑风格，打破汉式寺庙对称分布格局，巧妙利用自然地形，将大小不同的藏式白台建筑自由散置，层层相迭，其总体布局是藏式建筑与汉式传统建筑、建筑技术与园林技术相结合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普陀宗乘之庙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建筑风格和设计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审美和建筑技术。修建庙宇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多个艺术领域的创作，体现了一定的艺术观念，融合了清代汉式传统风格和佛教宗教特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历史建筑的重要资料。
普庙的建筑形式融汇了汉、蒙、藏等多种建筑形式，汲取了西藏自治区“山地寺院”和“内地汉族寺庙”的传统手法，将两者巧妙融合，代表了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就。其人文景观与承德市独特的丹霞地貌等自然环境完美结合，自然和谐的规划布局是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成功实践；其高超的造园艺术曾经影响欧洲，在18世纪世界景观设计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建筑艺术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礼制思想，在建筑、园林、佛学和历史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与西藏的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表达了中国18-19世纪的审美趣味，融合了中国文化的佛教宇宙观。
普陀宗乘之庙是清代鼎盛时期的建筑遗迹，具有民族、历史、艺术等多种价值，反映了当时社会活动、关系、意识形态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是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建庙后，清帝每年都会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重要军政事务，接见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领袖，使这里成为中国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见证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等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和发展。庙宇的建筑风格、装饰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次， 康乾时期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位于边疆地区，反映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在维护边疆稳定、推动少数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边疆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普陀宗乘之庙各建筑内的碑文档案，如《普陀宗乘之庙碑》、《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以及《千佛阁碑》等，至今仍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营建于18世纪清康乾盛世时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建筑群。1982年被列为中国四十四个名胜风景区之一，2007年成为全国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
避暑山庄景区在承德市的“生态强市，魅力承德”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市的旅游业以避暑山庄为龙头，通过“旅游+”和“+旅游”的发展模式，促进了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了餐饮、住宿、交通、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推出休闲文化产业项目，如“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和“帝苑梦华”，解决了游客只在白天游览的问题，有效促进了“夜经济”的发展。2019年，全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都有超过18%的增长，为“生态强市，魅力承德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活动，小布达拉.行宫景区开展了多样的文化及惠民活动，以举办展览为主要方式，先后组织参加了首都博物馆《西藏历史文化展》、苏州博物馆《中国古代屏风》等展览，并在中国园林博物馆隆重举办了《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为普陀宗乘之庙旅游开发增添了新的亮点，对宣传承德文物资源，提高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文化遗产的传播和社会教育功能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景区还进行了改造升级，提升了游客的观赏体验和便捷服务，以及引入智能终端设备来给游客提供信息。而文创产品的开发也为景区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为景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景区还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遗产日宣传活动，其中2016年，承德市成功举办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展示了多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最大程度提升了承德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得到了国家、省文物局的高度认可。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避暑山庄及普陀宗乘之庙等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集东方文化之大成”，作为中国的“金色名片”之一，在2018年正式签约加入“直播中国”项目，登陆央视网。在避暑山庄景区内共设置了湖区全景、金山、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和磬锤峰国家森林公园五个直播点位，能够24小时实时直播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的景色。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各个栏目有节目需要时会随时调用网络平台上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的视频资源，由此景区的宣传途径与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拓宽与强化，不断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到2021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旅游业发展受阻，为复苏景区旅游经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围绕2023年春节期间及后疫情时代文化和旅游市场如何活起来、火起来，推出了春节期间景区优惠政策，吸引了更多游客，春节期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达到8036人次，较2021年同时期增长1232.67%。
普陀宗乘之庙是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清同治元年（1862年）由于清末国力衰退，清政府停止提供普陀宗乘之庙的修缮费用，加之民国时期的战乱，在侵略者的掠夺破坏下，寺庙损毁严重。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寺庙的保护问题，1987到1988年进行的第二个《避暑山庄外八庙十年整修规划》才开始普陀宗乘之庙的复建。1961年，将避暑山庄及其周围的普陀宗乘之庙等寺庙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75年至2005年，经过三个十年整修规划，进行了古建筑修缮、复原、环境整治、消防安防设施等工作，充分的修缮和保护了普陀宗乘之庙，同时也改善了保护区周围的环境。
2010年7月，中央财政投资6亿元用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修缮。工程于2013年6月开始，2016年全部完工并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其中“普陀宗乘之庙保护修缮工程”被评为“2018年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工程”。通过此工程，古建筑安全隐患基本解决，消防能力提升，文物保护状况显著改善，为未来保护、研究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承德文物局对寺庙馆藏品进行妥善保管，配备囊匣，并对外庙文物库房进行抗震加固，改善了文物保存环境；安装激光夜视仪，逐步构建了综合人防和技防的安全系统，保持景区内的古建筑整洁、安全和稳定的状态。
对于碑文档案的保护，景区2014年就已全部完成了所有碑文的拓片工作，并统一进行了保管保护，但这种方法无法还原石刻碑文的周围环境和与其他石刻之间的关系，也在保存和使用中遇到困难。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借助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对石刻碑文档案进行保护和展示成为信息时代的新任务，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文物管理单位拓展视野，适应新形势，利用新技术建立数字化保护管理体系，实现对石刻碑文档案的永久传承、保护和利用，展现其价值，提升了石刻碑文档案的保护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