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0 18:53
沙陀族（shatuo），是以我国沙陀突厥人为主体，又吸收六州胡人、射脾人、回纥人等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
沙陀族的种族来源说法众多，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新唐书·沙陀传》中的说法，唐贞观七年（633年），处月部首领觐见李世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处月部归附于唐。唐永徽四年（653年）唐朝在处月分布的地区设置了金满、沙陀二州。自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在朱邪尽忠和朱邪执宜的带领下内迁，并于盐州（今陕西省定边县）安置。李国昌协助唐朝镇压庞勋之乱，被赐名李国昌。唐乾符五年（878年）李国昌与儿子李克用杀大同市防御使造反，被唐征讨后大败逃往鞑部，唐中和元年（881年）被赦免，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唐天佑四年（907年）唐朝灭亡，沙陀逐渐崛起，并在五代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封建王朝。
在沙陀政权统治期间，沙陀族沿袭唐朝的官制，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宗教方面除了信仰萨满教之外，佛教与道教也有所信仰，同时沙陀人学习文言文与儒家文化，音乐舞蹈也逐渐与汉族乐舞交融，婚姻方面则沿袭突厥，实行收继婚制。而这期间由于朝代更迭，战乱四起，加之沙陀政权消亡，沙陀人便逐渐分散于辽宋金夏元境内，但沙陀人活动范围大部分在山西省以北地区，后逐渐与汉融合。
沙陀族的内迁与建立的政权对北方民族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者徐黎丽认为沙陀人统治中原地区北部近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沙陀人拯救唐王室于危难之中，他们建立的政权使得北方民族的历史在融合中得到了发展，而且还是中国正统王朝的延续，同时还促进了民族融合，沙陀人在开发中原的代北地区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沙陀的族称最早出现在何时目前尚不清楚，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认同《新唐书·沙陀传》的说法，其中明确记载了“沙陀是西突厥别部处月的后代”以及“处月居住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达山)的南面，蒲类(今新疆巴里坤湖)的东面，有大，名沙陀，因此被称为沙陀突厥云”。另外《沙陀传》中还有“沙陀那速”其人的记载，“沙陀那速”是李治永徽年间(650-655年)射脾部首领，他的姓名就可能源于“沙陀”。在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还记录了沙陀也被称作是“朱邪”。
据《新唐书·沙陀传》中所记载沙陀意为“大碛”，也就是说沙陀突厥人是居住在有“大沙碛”地区，而沙陀也是沙陀突厥的简称。学者巴托尔德认为“沙陀”是草原居民的意思。
关于沙陀族的族源追溯有很多说法，其中认为沙陀人的族属乃是“西突厥别部处月种”的学者不在少数，《新唐书·沙陀传》明确指出了沙陀是西突厥别部处月种。另《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记载“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司马光《资治通鉴》也称“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而且现在学者林惠祥、林幹、王仲荦等人也认同这一观点。
外国学者巴托尔德认为沙陀族主要源于突厥乌古斯，他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称突厥乌古斯迁到中国“东突厥斯坦”后，被中国称为"沙陀"，意指草原居民。而且还占据了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别失八里城并参与了中国公元久世纪后期的内乱。
部分学者认为沙陀族主要源于射脾部，学者薛宗正在《突厥史》中说“沙陀似即射脾部”，20世纪50年代，学者岑仲勉通过对 《阙特勤碑》的解读，提出了沙陀应出自处月射脾部的说法，学者赵荣织在《沙陀简史》中也认同这个观点。
还有学者认为混合说可以说明沙陀族的来源，学者张西曼和朱绍侯认为沙陀族是由大月氏和回纥混合形成的部族，而徐庭云、蔡家艺、郭平梁却认为沙陀族是多个部族混合而成，徐庭云认为沙陀族是由西突厥、突厥、回纥、粟特混合而成的部族，蔡家艺则认为沙陀族是以处月部为主，还包含了处密、射脾两部，郭平梁认为沙陀族的主要来源是处月、处密、射脾三部。
唐贞观七年（633年），处月部首领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到长安朝见唐李世民李世民，后隶属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贞观十六年（642年），乙毗咄陆可汗进攻伊州（今属新疆哈密市），派处月和处密围天山军。唐郭孝恪击退敌军，攻克处月俟斤所居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对唐投降，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也归附于唐。
唐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贺鲁听说太宗驾崩，开始反唐，同年十二月，沙陀朱邪孤注响应阿史那贺鲁，但射脾俟斤沙陀那速表示反对，并获得李治的嘉奖，永徽三年（652年）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生擒朱邪孤注。次年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他派遣使者去唐朝请求合攻阿史那贺鲁，唐朝派出左屯卫大将军程咬金、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等人率军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后在原先处月分布的地区设置了金满、沙陀二州。唐显庆二年（657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被平定，处月部属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管辖。
唐龙朔二年（662年），处月首领沙陀金山跟随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在天山击败铁勒，沙陀金山也因此获得了墨离军讨击使一职。之后在唐长安城二年（702年），沙陀金山被封为张掖郡公，升任金满洲都督。唐先天元年（712年）因吐蕃威胁，处月迁至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沙陀金山之子辅国带领部下去长安觐见唐玄宗李隆基，唐开元二年（714年）沙陀金山逝世，辅国复任金满州都督，唐玄宗封其母鼠尼施氏为国夫人，辅国后被封永寿郡王，死后由儿子骨咄支继位。
唐天宝元年（742年）骨咄支兼任回纥汗国副都护，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率军发动安史之乱，骨咄支应唐朝召请，参与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并且因为平叛有功被授予特进、骁卫上将军。在骨咄支死后，他的儿子朱邪尽忠被封酒泉县公，升任金吾卫大将军。
安史之乱后，吐蕃开始对外扩张，占据了河西走廊等地，还挥师进攻长安，最终唐朝被迫于建中四年（783年）与吐蕃订立了“清水盟约”。唐贞元三年（787年）吐蕃进攻北庭，此时沙陀居地毗邻北庭，受回纥节制，沙陀经常收到回纥的骚扰，后沙陀首领朱邪尽忠于贞元六年（790年）率部投降吐蕃，与吐蕃暗中配合，回纥溃败。
沙陀投降吐蕃后，沙陀部七千帐归吐蕃，沙陀于唐朝的联系也被中断，而吐蕃为了控制沙陀部众，将沙陀迁往了张掖市（今甘肃省张掖县），之后回纥为了洗雪前耻，于贞元七年（791年）集结兵力收复北庭，在贞元十三年（797年）回纥进据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吐蕃怕沙陀与回纥勾结，想把沙陀迁往黄河以北地区，朱邪尽忠和儿子朱邪执宜商量后决定内迁，投靠唐朝，他们于唐元和三年（808年），率领沙陀部3万人东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朱邪尽忠在逃亡途中战死，最后朱邪执宜带着近万人和3000匹马达到灵州，被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安置在盐州（今陕西省定边县），朱邪执宜被授予都督府兵马使。
唐朝因顾虑沙陀临近吐蕃，防备其可能反复，而且沙陀部众众多，所以范希朝调往河东节度使时，命令沙陀全体迁至河东。范希朝选出1200骑的骁勇，称之为"沙陀军"，其余部众安置在定襄川，执宜部则居神武川（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一带）黄花堆（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北黄花梁），称"阴山北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纥汗国派兵进攻吐蕃。唐朝惧其扰害，下令朱邪执宜率兵屯天德(治所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西南)。第二年吴元济叛乱，侵扰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鲁山县(今河南鲁山县)等地，朱邪执宜受命领兵进讨，叛乱被平定后，朱邪执宜被任命为检校刑部尚书。长庆元年(821年)，镇州都兵马使王廷凑私下起步叛乱，杀刺史田弘正。朱邪执宜应召征讨，与王庭凑的军队战于深州市(今河北深县西南)，朱邪执宜给予叛军重大打击。朱邪执宜因功授命为金吾卫将军，入宿卫。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因沙陀众骁勇，一向被“九姓”“六州胡”所畏服，变奏请封朱邪执宜为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一带，朱邪执宜遣部落3000余人分别驻守，便不再更迁。
唐朝后将沙陀分散至各州，以减弱其力量。在李漼时，朱邪执宜的儿子李国昌任太原市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并率领骑兵协助唐朝镇压庞勋之乱，被赐名李国昌，任大同军节度使。后协助唐朝抵御回纥汗国，并先后调任延、振武节度使，晋升检校司徒。唐乾符五年（878年），代北发生饥荒，漕运不继，大同市防御使段文楚为缩减开支，克扣部下衣食费用，引起部众不满。此时李国昌之子李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驻扎蔚县(治所今河北蔚县)，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以文楚为儒生，难共图大事为由，潜拥李克用而杀文楚，而那时的代北地区大有人借天下将乱之际聚众割据，李克昌亦有称雄之心，而段文楚却成了他们割据称雄的阻碍，于是李克用杀了大同防御使，同时上表朝廷请赐节，以求得叛逆之举合理化,可“朝廷不许”，并且命李国昌为“大同军为防御使”，可李国昌不奉诏，于是唐朝派军征讨，唐朝在几次征讨后，李国昌父子战败后率领沙陀部众逃往鞑靼部，沙陀族内迁遇到了阻碍。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唐中和元年（881年）在沙陀都督李友金的推荐下，李国昌父子被唐朝赦免，李克用在鞑靼招募士兵万人后，便率军南下，不料行至太原市后受阻折回。中和二年(882年)，李国昌率沙陀部自鞑靼回代州，数侵并、汾及楼烦诸地。唐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率沙陀部众在梁田陂击败起义军﹐黄巢退出长安，李克用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陇西郡公。而李国昌被任命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沙陀依托镇压黄巢起义的功绩很快再度崛起。
唐中和四年（884年）李克用追击起义军到山东省冤句(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因粮食用尽返回。他途经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时，宣武节度使朱温忌惮李克用功高且桀迈难制，便在城内宴请李克用，将他灌醉后发兵围攻驿馆。李克用被亲兵拼命救出，部下300多人被杀，自从此李克用和朱温结怨。李克用回太原市后，大规模招募和训练军队，并向唐帝八次上表控告朱温，要求出兵报仇。可当时唐朝已经衰落，无力干预藩镇之间的纷争，后李克用开始逐鹿中原，而李克用势力的主力便是沙陀三部落。此时以沙陀李克用为首的山西省地区势力与以汴州朱全忠为首的开封市地区势力开启争霸，河中藩镇和昭义藩镇在这阶段是争夺地带。由于朱全忠势力较强，昭义镇和河中镇一度归属于他的势力，而非沙陀势力。而河东和代北节度使归属李克用，这时的沙陀势力控制了包括这两个节度使辖区在内的区域。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923-936年），是为后唐庄宗，这是沙陀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因沙陀朱邪氏是由唐朝赐姓“李”，于是李存以故唐宗室自居，史称后唐。《文献通考》记载“后唐之所谓七庙者，以沙陀之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而上继唐之高祖、李世民、李漼、李晔”。后唐建国之初，以魏州为东京，太原市为西京，镇州为北都。同年十月，后唐灭梁，随即迁都洛阳市，以太原为北京。后唐立国之初，沙陀得到扩张，共有13个节度，50州，灭梁后又增加20余镇。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前蜀，又得汉中市及两川10节度、64州、249县，其辖地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三省以及陕西省、河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北、安徽、江苏省、四川省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沙陀人石敬瑭在辽朝主耶律德光的支持下称帝建立政权，史称后晋（936-947年）。石敬称后晋高祖建都开封市(今河南省开封市)。后晋建立之初就将幽(今北京市)、(今河北省蓟县)、瀛(今河北省河间县)、莫(今河北省任丘市)、涿(今河北省涿县)、檀(今北京市密云区)、顺(今北京市顺义区)、新(今河北省涿鹿县)、(今怀来县)、儒(今北京市延庆区)、武(今河北省宣化区)、云(今山西省大同市)、应(今山西省应县)、寰(今山西省朔县东马邑)、朔(今山西省朔县)、蔚(今河北省蔚县)等16 州割让给辽朝，自此契丹进入沙陀族盘踞的河东地区发展势力，后晋疆域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外，大致与后唐相同。在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十二月，后晋派军与契丹军对峙，被契丹军包围，守将杜威率军投降。契丹军顺利南下，后攻入东京汴梁，出帝被废降契丹后晋亡。
后晋灭亡后，各地藩镇向契丹称臣，契丹军队四处剽掠，契丹军队行进开封市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部人）广招士兵，组建沙陀族人守卫河东地区，遏制侵扰。开运四年（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947-950年），世称后汉高祖。定都于汴。同年相州、代州、晋州、陕州、潞州区等地纷纷归附后汉，而刘知远与契丹在河东地区进行斗争，经过一系列战争后，河东地区重新回到了沙陀势力中。后汉疆域除秦州区(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凤县(今陕西省凤县东北)、阶州(今甘肃省武都县东南)、成县(今甘肃省成县)转归后蜀所有外，其余大致与后晋相同。
后汉灭亡后，占据河东的沙陀人刘崇在太原市（今陕西省太原市）称帝建立政权，并定都晋阳，史称北汉（951-979年），世称北汉世祖，北汉疆域有并(治所在今山西省晋阳县)、 汾(今山西省汾阳县)、忻(今山西省忻县)、代(今代县)、岚(今岚县)、宪(今山西省静乐县西南娄烦)、隆(今山西省祁县东南)、蔚(今河北省蔚县)、沁(今山西省沁源县) 辽(今山西省左权县)、麟(今神木市北)、石(今山西省离石区)十二州。其地绝大部分在今山西省北部，只有两州分别在邻近的今河北省和陕西省。可北汉依附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每年要进贡大量物资和财宝给辽朝，因此国家财政困难。最终在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被赵光义所灭，沙陀人居住的河东地区彻底归属北宋。
散居于辽朝境内的沙陀人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屡次战争中被俘的俘虏，但具体被俘虏多少并无史料记载，在《辽史·属国表》中有“沙陀军”的描述，也就是由丁壮俘虏组成的军队，是契丹部族军的一部分。后晋灭亡时，晋绥军被迫投降的达数十万人，虽然大部分都投归后汉了，但也有一部分留在辽朝境内，这些人被勒令徙居于恒、定、云、朔之间。二类是石敬瑭时期被并入籍的沙陀人，在石敬瑭称帝后就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燕云十六州大都有沙陀人分布其中尤以云、 应、朔、寰、蔚五州为最密集，这便使得大批沙陀人被并入辽籍，成为契丹贵族奴役的对象。
宋朝境内有众多的沙陀人，一是后汉—后周转入的沙陀人，一是北汉灭亡后的沙陀遗民。自郭威建立后周后，各地沙陀镇将又纷纷归附郭威。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废掉后周建立宋朝，而原隶属于后周的沙陀镇将又归附宋朝，因此散布在宋境内的沙陀人，大部分都是后汉时的沙陀遗民，而且还有不少的沙陀世族，比如有安守忠、安忠、杨承信、郭从义、白重赞、张从恩、郭崇等人，他们的先人都是 “沙陀部人”或“沙陀部将”。北汉灭亡后，原居住于辽境内“安庆市”的“六州粟特”人也请内附。宋太平兴国年间，云、朔、应三州沙陀人迁徙入宋，同时宋朝将一些沙陀部人迁居于并、潞等州安置，而且宋朝在沙陀人徙居内地后组建“安庆直”和“三部落”军。
金朝境内是否有沙陀人，金史并没有记载，不过学者蔡家艺在《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一文中表示辽朝被金所灭，其境域大部分为金所有，难免有部分沙陀人杂处其中，他认为云、朔、应三州的沙陀人不可能在太平兴国年间一次全部徙尽，因为史籍没有大规模的迁徙记载。据《金史·兵志》记载，金朝有一支打先锋的的“忠孝军”，骁勇善战，学者蔡家艺认为很符合沙陀人的特征，因此“忠孝军”中难免杂有被俘的沙陀人。
有关西夏境内的沙陀人，宋、辽、金时期史籍不可考，不过元代史籍中有记载，例如在蒙古汗国建立初期，率众归附于成吉思汗的西夏重臣“昔里钤部”先世，可能就是沙陀族遗民。在西夏国鼎盛时期，自陕、陇至敦煌市一带境域大部分都在西夏管辖之下，有一部分沙陀族难民流落到西夏境内。
五代时期已经有部分沙陀人进入了蒙古草原地区，这支沙陀部在金元时期出现了一个名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的人，而且《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了相关事迹，明确指明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是沙陀人，而且他被封为高唐王，这部分沙陀人的后裔在元朝时融入到了蒙古族之中。
自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内迁盐州，沙陀族历经唐、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前后共 171 年。他们以山西省北部为基地，驰骋中原，先为强藩，后建三朝一国。期间由于战乱影响，朝代更迭，其众后多散分于汉、辽朝、党项族、鞑靼等各族中，并逐步被同化。其中同化于汉族中为最多，他们不断吸收汉人文化，而且与汉人通婚，李克用的元妃刘姓、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后李嗣源李嗣源的皇后曹氏、后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等都是汉族女子。沙陀人长期生活在广大汉族人民中间，人口又较少(内迁时仅近万人)，经过百余年的相互影响，逐渐与汉族及周边民族融合。
沙陀族在历史中有记载后，长期居住在北庭一带，也就是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李适贞元五年（789年）吐蕃进攻北庭，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归附沙陀，在回鹘收复北庭后，沙陀七千帐被吐蕃迁往张掖市（今甘肃张掖一带）居住。唐元和三年（808年），朱邪尽忠率部三万余落打算投靠唐朝，却在石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被吐蕃追上，朱邪尽忠战死，他的儿子朱邪执宜率残部士卒二千、骑士七百北投灵州(今宁夏灵武)，后被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安置在盐州（今定边县）。沙陀部在石门大败后，沙陀人分三部分迁徙，一是以朱邪尽忠为首的沙陀部核心向北迁往灵、盐二州；一是向东南迁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以西地区）；一是向东迁至凤翔区(今陕西凤翔)一带以及向东北迁徙的朱邪尽忠弟弟葛勒阿波所部，他们抵达今山西省省太原市西南地区，后归振武军（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在元和四年（809年），沙陀举部随范希朝迁往河东地区，期间范希朝组建了一支1200人的“沙陀军”，而朱邪执宜率部保神武川之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部)，更号阴山北沙陀。由此，沙陀部基本上迁至今山西北部地区，加之人口较少（内迁仅近万人），之后便逐步在河东以北发展，并逐渐与汉族融合。
沙陀人建立的“三代一国”（后唐，后晋，后汉与北汉）在官制上承袭唐朝，中枢机构有三省六部制。宰相的名号和机构都沿袭唐后期，“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一般用于笼络藩镇，只作为加兼官，或是作为荣誉称号加赠给重臣宿将和亲王。而真正的宰相是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各部尚书、侍郎及他官加同平章事。同时中书门下以及宰相的权力受到枢密使、翰林学士与端名学士的分割，而且在地方政体中都设置节度使。在地方官制上承袭唐朝，分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一些地方也会设置一级行政机构“军”，例如后晋的清远军。军的地位比州低，与县同级但比县更重要。
“三代一国”在科举制度方面，虽然没有废除科举，但参军是当官的主要途径，因为那时候战争频发，武将是朝政的主要领导阶层，科举选举处于次要地位。
沙陀族早年居住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以东，他们的社会经济主要是从事游牧畜牧业，牧养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在他们迁居内地后，初居云、朔一带，后因势力扩大，又相继散布于蔚州、代州、忻州市、太原等地，逐渐与汉族或者少数民族杂居，一些人开始走向定居或者半定居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定居农业，不过根据有关记载游牧畜牧业经济还是沙陀人的主要经济基础，比如《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中就记载了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军使时“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而且沙陀人的养马业发达，《旧唐书》记载“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另外沙陀人兼营狩猎，他们猎取狼、狐属、黄羊、野兔、獐、鹿等野生动物，以攫取毛皮和兽肉。而且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李存勖的皇后刘姓就经常派人将宫中的物品带往坊间进行销售，而且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权后，为了扩军备战，他命人在河南省与河北省建立马市，与周边进行贸易。后李嗣源时期，各族朝贡之物除了马匹之外，还有独峰驼、白玉团、羚羊角、砂、白耗布、以及各种毛皮等物，这些货物都禁止与百姓私市，只能与官换易。
沙陀人原本是学习突厥文、突厥语，不过在迁往内地后，便开始学习汉文与汉语，又加之不断与汉族融合，汉语和汉文逐渐成为他们的交流工具。据《旧五代史·安叔千传》中记载曾任晋阳节度使的沙陀人安叔千被人嘲笑“安没字”，而“没字”就是指安叔千不懂汉语文。
沙陀族由于与汉人来往密切，汉族的思想文化也逐渐被他们接受，其中儒家学说逐渐进入沙陀人的意识中，后唐创始人李存勖13岁能熟读《春秋》，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次子李从荣自幼喜欢儒学，时常召集儒士饮酒赋诗，并写了千余首诗，收录在《紫府集》中。
后唐初期，音乐和舞蹈主要以边疆少数民族音乐为主。而后晋建立后，中原传统音乐与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同步兴起。在《旧五代史·岳志上》就有“边部郑声”“重兴二舞”等相关记载，“边部郑声”就是指边疆地区的民俗音乐，每当乐声响起时，在场的人都可以边舞边唱，而“二舞”则分为文舞与武舞，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等大典上用到的乐舞，也就是雅乐。这也就表明沙陀族的音乐舞蹈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又吸收了汉族的乐舞。沙陀原本的音乐舞蹈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旧五代十国史》中记载后晋出帝石重贵“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不过当时不被认可为“音乐”。
在唐末时期，沙陀人和吐谷浑赫连部为了争夺代北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李克用成功杀害赫连铎并擒获白义诚，彻底掌控了代北地区。与此同时，沙陀人和吐谷浑人之间的合作也在悄然发展。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和南下镇压黄巢农民军的战争中，有很多吐谷浑人支持他。这部分吐谷浑人成为了“代北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代时期的后唐将吐谷浑部落的宁朔和奉化两都督府设立，完成了由羁府州向正州的转变过程。
李克用父子以沙陀势力为基础创建了后唐。在沙陀势力内部，存在大量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与沙陀人共同居住在代北地区，形成了萨葛、安庆、鸡田等粟特部落，其势力庞大。这些粟特人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来自六胡州和河东道本地的粟特群体，还包括来自于沙陀故地伊、西、庭三州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与其他民族一起被编入李克用势力的军队为他征战四方，而粟特人占据了很大比例，是沙陀人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沙陀人的宗教信仰原与突厥相同，都信奉萨满教，崇拜天、地、日、月等一切自然神。据《旧五代史·庄宗纪》记载，李存勖为祈求神灵的庇护，到龙门（今洛阳市南）雷山祭祀天神，而《旧五代史·明宗纪》有李嗣源“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的记载，另外后唐末帝李从珂崇信卜，授予术士张为将作少监同正，赐给金紫。
佛教在唐朝就已传入突厥人中，不过唐代的沙陀人是否信奉佛教并未有史料言明。不过据《旧五代史》记载，李存勖的妻子刘氏信佛，也导致他对佛教也表示虔诚，有胡僧来朝见，李存勖便“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可见也有沙陀人信奉佛教。到了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道教受到了石敬瑭的青睐，在天福五年（940年）还请了道士张薦明讲老子的《道德经》，并将《道德经》雕上印板，颁行天下。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婚恋，男方人死后，参与葬礼的人都要穿着好看的衣服，若有人在葬礼上看中了女方，便可以下聘求娶，而且父母不能反对，还有就是收继婚制，这些习俗被沙陀人沿用，后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原就是他叔叔的妻子。而且沙陀禁止强奸和诱奸有夫妇人，后唐时沙陀严禁盗马。
根据《突厥人变迁史研究》以及《沙陀对唐朝政权的积极影响》两书表明，沙陀人统治中国北部近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一是沙陀人助唐戍守边疆，征讨反叛藩镇，镇压农民起义，拯救唐王室于危难之中。沙陀人在内迁唐朝后主要职责就是守卫唐朝的北部边疆，抵抗吐蕃、回纥汗国等实力强大的政权，例如龙朔二年（662年），沙陀金山就协助薛仁贵讨伐铁勒于天上。同时沙陀人帮助唐朝镇压藩镇的反叛，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例如沙陀骨咄支应唐皇召请，参与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另外沙陀人李克用也曾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唐朝内部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是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使北方民族的历史在融合中得到发展。在此时期，沙陀人在任用人才方面，后唐、后晋、后汉的皇帝不分蕃汉，汉人在三代一国中起着决策作用，而且沙陀政权以唐后自居，延续了唐朝威望。同时，沙陀人建立的政权进一步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各方面的融合。五代十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以及后来的史官还把沙陀人建立的政权认为是中国历史正统王朝的延续。
其三是沙陀人在开发中原的代北地区的过程中作出过巨大贡献，促进了河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沙陀族是个游牧民族，而中原是农耕民族，沙陀人内迁至代北后为了扩充生活产品的多样性，便开辟荒地，发展生产，同时又在河东地区发展畜牧业，促进了河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后李嗣源时期，还出现了“年谷屡丰，兵戈罕用”的情况。
其四是沙陀人促进了民族融合，不仅是沙陀自身与汉族的融合，还有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各方面的融合。沙陀族经过了很多次迁徙，他们的迁徙打破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在迁徙过程中，沙陀人沿途吸收、融合了其他族的氏族和部落。自沙陀人建立政权后，自身又逐渐融于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