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7 22:23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出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头；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家伦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蔡元培；1919年，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担任编辑；同年，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1920年到1925年赴欧美留学，1926年归国参加北伐，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941年8月，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9年，赴中国台湾；1952年，任台湾省考试院副院长；1969年，病势渐重，同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
罗家伦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提出“学术化、民主化、廉洁化、军事化”治校方针，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摆脱了民国外交部官僚把持学校的局面，将清华大学纳入国立大学管理体制；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针，建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主要著述有《新人生观》《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罗家伦于1897年12月21日生于江西进贤，其父亲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词，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典故，如此持续了好几年，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往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四岁进入私塾读书，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官》《仪礼》《尔雅》，十五岁进入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南昌市英文夜校学习外文；罗家伦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私塾教育的体验，对罗家伦日后的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官话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达现代人的感情有着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于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革命党人，且孙中山在1913年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所以复旦公学特别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学生的政治兴趣比较浓厚；在中学时代，罗家伦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他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开始探索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同年，26岁的胡适开始担任北大教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国文学、亚洲文学名著等课程，之后又开设西洋哲学史、欧洲文学名著等；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罗家伦在这种学习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
在北京大学，学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北大一院二楼的的国文教员休息室，这里的核心人物是胡适、陈独秀的同道钱玄同，另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核心人物是李大钊。在这两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繁琐的礼节和客套，大家在这两个地方特别随便，一进屋子就辩论，互相诘难，所以每到下午三点以后，这两个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大家辩论的话题，最初一个阶段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
1917年就职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罗家伦虽然是新潮派学生，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他也会去听课；胡适则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
1918年，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不满《新青年》的有些文章，决定要创办一份刊物；同年11月，罗家伦与20多名人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并提议取名《新潮》；大家推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新潮》杂志出版了第一期；罗家伦在《新潮》的1到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市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得销路大增。
1919年4月胡适的美国老师约翰·杜威来华讲学，次年来到北京大学作长期讲学，胡适担任口译，罗家伦则是负责笔记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北大的三年，罗家伦深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例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这些话与《共产党宣言》都相接近。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亨利克·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找到时任总统徐世昌，坚决反对新思想。徐世昌将此事转交教育部长傅增湘办理，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说：“自《新潮》出版，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人被旧派人物视为北京大学“四凶” ，蔡元培顶住压力，保护了新思想的师生四人。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随即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同年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进行示威游行，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学生示威游行才偃息鼓。这次为时三天的学生运动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人，成为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五四运动前，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一致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 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5月3日，蔡元培将北洋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省条款的消息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连夜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5月4日，罗家伦联络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文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当天的游行还发生了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郭钦光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
5月5日，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字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大会还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罗家伦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市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冒险将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市，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5日，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在五四运动期间，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决的精神”；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全面检讨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1920年，24岁的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罗家伦获得五位赴美留学的名额之一，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1923年，到德入柏林洪堡大学研究院。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
罗家伦在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中，在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六个学府就读过，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其视野开阔，学问渊博，对其日后执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大有裨益。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学术上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东南大学），并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27年，罗家伦任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的教务主任、代教育长，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到1941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1941年8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结束驻印度大使工作，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市，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国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同年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1947年，民国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当时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中国宪法。印度国旗本想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罗家伦作为一个外国人给了最后的建议并被采纳：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
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失败后退往台湾，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方面要求台湾外交机构必须马上撤离，很决绝；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地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答转道抵台北市。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收复北京，张作霖退往关外，北洋政府垮台，蒋介石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外交部和大学院（由教育部改制而组建的主管全国教育的机构）却上演了清华控制权的争斗，双方想要谋取清华校长一职的就有30多人。罗家伦力主在清华大学前加“国立”二字，经过一番争执后，大学院和外交部达成一致：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二、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组成新的校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恢复教育部后为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同年8月29日，31岁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罗家伦只带了一个秘书走马上任，将留美同学杨振声、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过来，由杨振声任教务长，冯友兰任秘书长（遂后改文学院长），这四个人组成了清华大学的首届领导班子。罗家伦在任期间的功绩主要有五方面。
此前清华的管理人员地位比教师地位高，工资也是如此，其他学校称为“教职员”，而清华则为“职教员”；罗家伦的对策是给教师发新聘书，提高工资；给管理人员发委任状，降低工资，对此不满可以立即走人；纠正了官本位现象。
清华学校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庚子基金都存储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了这笔款项，专门成立了清华基金，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国立清华大学除了享有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之外，每年还可以动用清华基金四十万元，因此国立清华大学的教育经费非常充裕，这在全国所有大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罗家伦进清华时，清华分“西学部”和“国学部”两部分，实际上是将教师划分华籍教员、华籍西文教员和美欧籍教员三类；最初美国教员在传播现代文明、促进清华大学“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等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在校内享有特殊待遇，新招来的外籍教师质量差，教学效果不佳；罗家伦到任后正巧发生荷兰籍音乐男教师猥亵女生事件，罗家伦趁势将他解聘，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罗家伦给该国公使写了封信，说明委由。通过这件事，学校里的外国教师趾高气扬的气焰一下子就给打了下去，不再以高人一等自居。
此前清华只重视“西方学问”的课程，轻视“中国学问” 的课程，久而久之学生都深受影响。罗家伦让教务处提高中文课的要求，将中西学科放到同等重要位置，逐渐扭转了原先的“重西轻中”的风气。
清华大学是留美预备学校，向来不招女生，罗家伦推行民主化，男女平等，在1928年的秋季招生，入学15个女生，从此改变了清华不招女生的习俗，顺利实现了男女同校。
此外，罗家伦在任期间还实行了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
1929年，罗家伦回到杭州市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罗家伦在杭州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他愿意出让其在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罗家伦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商量购书事宜。最终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八千多本藏书；这批书籍大部分至今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古籍藏书。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结束了中大这场“易长风潮”，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华族已濒临死亡，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是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而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应该对民族和国家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大学使命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大学教育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目标应该一致；第二，互相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标迈进，步伐也应一致。即组织起来，共求民族复兴大业的胜利。
罗家伦提出他的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高尚的理想，认定的目标，伟大的使命，只有养成新的学风才能达到，新学风的养成，须从“矫正时弊”入手，破而后立。所以他为中央大学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并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尤其是“诚、朴”两字，在中央大学相沿成习，蔚然成风。
罗家伦一上任便整顿校务，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
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玛丽·居里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罗家伦在任期间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农学家梁希、金善宝等；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罗家伦掌校后，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七院的格局，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
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
东南大学图书馆原有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经过几年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离秦淮河上游不远，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
1935年11月，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教育部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同年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殊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市、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
1937年，罗家伦制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整所大学，包括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区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罗家伦在1932年的中央大学就职演说中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沦落到遭受外敌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罗家伦主张教师应以专任为主，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国立中央大学，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又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好的学风与“泱泱大风”的气度是相辅相成的，大学教育只有为民族、国家培养出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才能承担起创造有机体民族文化的使命。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1917年，罗家伦的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当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时，激动地给了满分，但翻阅这位学生的成绩单后，却发现他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科也表现平平；但招生委员会和主持会议的蔡元培校长，都对于破例录取罗家伦无异议，最终罗家伦成功入学北大。
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以文情并茂的情书攻势苦追北大校花张维桢；初始因相貌丑陋遭拒，后来张维桢被罗家伦的才华所感动，终于开了三个条件才答应嫁给他：1、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2、学成后回国任教大学校长，3、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的距离。罗家伦为了求得美人芳心答应了，但这个传闻与张维桢资料不相符合。
罗家伦还曾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回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京大学传为笑谈。
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书籍《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 评）
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华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书籍《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 评）
“父亲是研究历史的人，自然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也就格外强烈。他在中大所作出的努力及获得的成就，不仅自己留下了丰富的纪录，许多同事和校友们也都写过详细的回忆，为校史的编撰人提供充足的资料，作出了公允的论述。”（罗家伦女儿罗久芳 评）
在罗家伦并不算成功的政学生涯当中，领导五四运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中大十年以及担任驻印大使，显然是四个最光辉的经历。（新京报 评）
在中大任上，罗家伦也有好大喜功之讥，并缺乏远见。1936年，罗家伦在南京郊外圈地八千亩，向政府索款240万元，打算建造一所航母式的中央大学。不料开工才两月便抗战军兴，留下了烂尾工程。中大迁渝后，经费在国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罗家伦仍觉不敷使用，与财政部长闹矛盾。（新京报 评）
罗家伦主政清华时，常着一身军装马靴，以“纪律化”“军事化”管理学生。此种做法与北洋政府以来大学的独立自由风气格格不入，给师生留下了恶劣印象，至今仍为教育史的研究者所诟病。（新京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