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0:02
阿拉伯社会主义一些阿拉伯国家奉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以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主要流行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苏丹、叙利亚、伊拉克、突尼斯等中东地区。由于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奉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可分为五种类型，即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纳赛尔社会主义、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也叫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
但由于它们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解释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如有纳赛尔主义、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等。尽管这些国家在实行阿拉伯帝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理论口号和具体做法中有许多不同，但是存在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精神为思想基础，拒绝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以消灭“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正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拒绝共产主义；主张建立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化；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建立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联盟，走全民民主的道路，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以阿拉伯帝国民族统一为主要对外目标，争取实现阿拉伯各国统一，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和以色列复国。
米歇尔·阿弗拉克在40年代即提出了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要点是：1、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劳动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必须与阿拉伯民族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与统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2、“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理智的经济制度”，用它来“制止（民族）内部的仇视和争端”，“清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及由此产生的贫穷和愚昧”，（阿拉伯）“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不受饥饿”，而且要“使人们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使用”。3、“阿拉伯帝国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起源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并表达阿拉伯民族“崇高的道德品质”。米歇尔·阿弗拉克不赞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认为它们是“外来的”，不符合阿拉伯民族的条件。
1963年2、3月，复兴党先后在伊拉克、叙利亚上台执政。复兴党由地下党变成执政党，使复兴党首次面临如何统治一个国家的问题。
同年10月，叙利亚复兴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六次民族代表大会，对党统治国家的新经验加以总结并使之理论化。大会通过了《理论原则》的文件，对复兴党的理论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理论原则”，除了与米歇尔·阿弗拉克早期提出的一些相同的论点以外，主要是：1、认为“社会主义”是阿拉伯帝国统一的实际内容，但由于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所以资源贫乏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单独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阿拉伯统一后才具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物质条件。2、复兴党进行的变革是“革命”，不是“改良”。这一“革命”要由“成熟的革命先锋队”领导。这个先锋队要熟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辩证逻辑”为自己“分析社会经济的出发点”。3、在像阿拉伯国家这样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即：消灭剥削；克服落后和赶上先进工业国。4、国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国有化的消极面是有可能产生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削弱民主，产生官僚主义。因而进行国有化的同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鼓励群众的创造精神，使它负担管理经济的责任。5、解决土地问题的“社会主义”办法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应当避免坚持个体所有制，声称要在农村创造“社会主义关系”（主要是指合作社、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防止产生农业资产阶级。
伊拉克复兴党建立稳固政权后，开始逐渐形成了伊拉克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75年11月，萨达姆在党的宣传工作讨论会上发表题为《论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谈话。1977年4月，他又在中央计划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发言，提出了关于“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思想。要点如下：1、“社会主义建设”既有理论上的特殊性，又有实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阿拉伯帝国民族和伊拉克国家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但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然而这种“开放性”绝不意味着“照抄照搬”或“对阿拉伯范围以外的思想效忠”。2、复兴党既是“工人阶级政党”，又是“全体群众的党”。党“信仰伊斯兰教精神和宗教原则”，“不在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保持中立”，但它“不是宗教党”。伊拉克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只能由复兴党一党领导。任何其他政党（指伊拉克共产党）不能担负这一责任。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依靠力量是“基本劳动者和革命的社会阶层”。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必定要“同资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发生冲突”，而且要“经过激烈斗争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3、伊拉克复兴党在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除了具有一般的社会主义及民族的特性以外，还具有“人道主义的特点”，即承认个性，允许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但私有制不是“绝对的权力”，应服从社会公众利益）存在，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国家集中指导下的“群众民主管理”，以“防止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4、伊拉克在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下“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同时又“高举民族统一斗争的大旗”（这个论点由萨达姆提出，与过去复兴党的“没有阿拉伯统一，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传统论点不同）。但伊拉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不能提供建设一个“既能在国际大集团之间生存、又能保持全面彻底的独立性”的“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所以阿拉伯国家必须完成统一。5、伊拉克“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情况是因为有巨大的石油收入，所以不存在资本积累的问题。伊拉克可以高速度地全面发展经济。没有认真的发展，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方面，强调工、农业并举，不提“农业第一”，但农业在投资和国家最高领导头脑中应得到“优先考虑”。6、在实现“社会主义过渡”之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是提高消费水平，也不是对现有的社会财富加以“分配”（复兴党认为这样的“分配”是分配“贫困”），而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力，但不能为了提高生产力而“牺牲”生活水平，必须求得生产和生活条件同时得到改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推进社会福利事业，而增加福利时又要考虑到民族斗争的需要。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1944年密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与萨拉赫丁·比塔尔（Salah al-Din al-Bitar）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自此之后，虽然阿拉伯社会主义演伸出了不同的流派（如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复兴党社会主义、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纳赛尔主义、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第三世界理论等），但仍保有其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以阿拉伯帝国民族统一为目标，以及平等、均富的社会主义理想等。
目前，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等阿拉伯国家信奉阿拉伯社会主义。
复兴党：Zaki al-Arsuzi、密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萨拉赫丁·比塔尔（Salah al-Din al-Bitar）、塔里克·阿齐兹、萨达姆·侯赛因、哈菲兹·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
纳塞尔主义：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
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艾哈迈德·本·贝拉
摩洛哥社会主义：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
巴勒斯坦社会主义：乔治·哈巴什、纳耶夫·哈瓦特迈赫（Nayef Hawatmeh）
黎巴嫩社会主义：卡迈勒·琼卜拉特（Kamal Jumblat）
叙利亚社会主义：Akram al-Hawr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