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47
刘大夏（公元1437年-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湖南省华容县）人。刘大夏是明代杰出的名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与李东阳、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
刘大夏生于正统元年（143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景泰五年（1454年），状元黎淳读书于圆觉寺，刘大夏与诸多达官子弟拜黎为师前往学习，天顺八年登甲申进士，三月廷试与李东阳等十八人俱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观政（实习）。成化时期，官职方主事、郎中。弘治时期，由王恕等人推荐，历任右都御史、兵部尚书。他从黄陵冈疏浚贾鲁河、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修胙城县径东明、长垣市到徐州市三百六十里长堤，水大治，改张秋镇为“安平镇”。后因病辞官，在山下筑草堂，读书其中。时称“东山先生”。刘大夏深受朱祐樘宠遇，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朱厚照即位后，刘大夏屡疏请辞，以太子太保衔归乡。刘瑾专权时，被罚戍酒泉市。正德五年（1511年），遇赦返乡，旋即复官致仕。正德十一年（1516年），刘大夏去世，年八十一。追赠太保，谥号“忠宣”。
刘大夏一生留有诗集四卷，文集奏疏一卷，还有《宣召录》《西行草》等著作留存于世，其全部遗文均收集在《刘忠宣公遗集》里。刘大夏的文集主要体现在奏疏上，绝大部分为议政之作。他所提倡的“清廉、刚正、仁爱、忠勤”等道德规范对当今“以德治国”仍然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刘大夏在诗歌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台阁体的突破，他的诗收录于《东山诗集》，内容多写景抒怀，且多表达心向山林之志，下笔多缘事应景而发，意真情切，语言自然畅达、不事雕刻。
刘大夏生于正统元年（143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大夏六岁时，其母严夫人带他到京师拜见当时的名流杨溥，杨溥觉得刘大夏不同凡响，日后必成大器，故为他取名“大夏”，也正是因此，杨溥做主将姑姑的曾孙女吕氏许配给刘大夏。刘大夏十四岁时，就“神气秀爽，每读书籍，强记过人。”景泰五年（1454年），状元黎淳读书于圆觉寺，刘大夏与诸多达官子弟拜黎为师前往学习。同窗学友每当老师外出便群聚喧议、嬉笑取闹，唯独刘大夏潜心苦读。凭着刻苦和天资，刘大夏中“天顺己卯（三年）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年）登甲申进士，三月廷试与李东阳等十八人俱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观政（实习），刘大夏主动放弃本可留在翰林院工作的机会，自请进入六曹（六部）为吏。于成化元年（1465年）在他而立之际被授予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其“明练于天下，事所奏复，多当上意。”被兵部尚书余子俊视为得力干将。
刘大夏在兵部车驾司主事、郎中与职方司郎中任上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安南王黎侵犯老挝受到挫折，太监汪直想借安南兵败之机出兵讨伐安南，以此建立军功并邀功捞财。宪宗急命人到兵部查阅永乐年间用兵安南的军事档案。正好刘大夏在职方司任职，管理这些文档。当时，刘大夏认为此战一开，“西南立糜烂矣”，不仅安南生灵涂炭，明朝西南边境局势也将难以处理。于是他冒险藏匿了档案，兵部奉旨追索，但仍无所得，致使每天有许多官吏被打被关。最后刘大夏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到牵连，不得不深夜向兵部尚书余子俊自首，并亟陈利害。余子俊被他忧国忧民的诚心所感动，遂答应刘大夏与汪直敷衍周旋，故意拖过战机，避免了这场战争的发生。
成化九年（1473年），内廷中官怂朱见深“再兴郑和下西洋盛典”，以此宣扬明朝国威和皇上功绩。皇帝“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刘大夏又一次藏匿了这些资料，库吏检索三日毫无结果。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问库吏说：“库中案卷，焉得失去？”刘大夏在旁回答：“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我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项忠感念其忠心可嘉，遂联合其他大臣谏止了该事情。而在顾起元1628年编的《客座赘语》中则记录，1465-1487年间，兵部侍郎刘大夏焚毁了国家档案馆中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
成化十九年（1483年），明宪宗怠理朝政，宠幸太监。以致当时“宫中九虎”倚仗皇帝声势，横行朝野。许多大臣对这些中官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宫中九虎”头领是太监阿九。阿九的兄长滥用所管京营的兵役营私舞弊，刘大夏予以劝阻，阿九胞兄不听，还仗势污辱他。 刘大夏激愤地抽笞了阿九兄长。阿九在皇帝面前诬告他，宪宗偏信谗言，将刘大夏逮捕下狱，并下令东厂特务侦查刘大夏有无罪责。东厂查不到有关刘大夏违法乱纪的证据，宪宗只得判处刘大夏杖责之刑，不得已予以释放复职。
刘大夏虽是进士出身，但文武兼备。“当出而靖难者三，行边者二，治水者一，所至有成绩。”他几次安抚内乱，肃清隐患。弘治四年（1491年），刘大夏时任广东省右布政使，广东后山山寇兴风作浪，并胁从附近百姓举兵反叛。 “督府檄大夏讨之，”接到朝廷命令之后，刘大夏遂与广东按察使陶鲁共同领兵平匪，并命令官兵生擒山贼。数月之后，官兵全部擒获所有反叛人员。为了不伤及无辜与受胁迫者，刘大夏召集当地土人参与审理叛乱分子，对于被胁迫者或无辜者一律无罪释放。对真正参与反叛的山寇乱党则予以绞杀。此举使得参与反叛的一半以上的人员得以保全性命。后人有诗赞曰：“东山此老同开手，南海今年定洗兵。”
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刘大夏升任右副都御史前往山东张秋治理黄河。刘大夏提出了其治河方案：“北堵南分，引水入淮。”即“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除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另外还建议在“张秋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 俱长三十四丈，中砌石块一条。“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在确定了治河对策方案之后，刘大夏就治河工程所需做了全面的准备工作，并请示孝宗把物资钱粮落实到位。在新开月河解决漕运通行之后，刘大夏根据黄河失治，没有稳定河道北决南泛的情况，提出了“北堵南分”的治河方针，即在北岸筑堤防守，在南岸多支分流以杀水势。为了黄河以后不再北决，巩固新修张秋之堤，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大夏等又在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即“太行堤”与“大名府长堤”。太行堤建成之后，刘大夏认为两堤相距甚远，“河或失守，必复至张秋，为漕河忧。”决定又在旧决口以南建筑减水坝，此项工程历时两个多月而完工。弘治八年（1495年）七月，刘大夏和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回京复命，这次黄河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
弘治十年（1497年），时值蒙古进犯大同市，朝廷准备对蒙作战。于是派刘大夏前往河北宣府清理兵饷、筹备粮草。临行之际，兵部尚书周经对刘大夏说：“今边粮属中贵子弟久矣，公于此辈无假借，其难哉。”刘大夏到边境之后，没有立即征购粮草，而是询访当地百姓，了解实情。刘大夏不顾豪门权势，毅然新发布文告：“凡境内外官民客商，愿意交售粮草者，只须粮十石以上，草百束就一律按价收购。”此告一出，交售者十分踊跃，不到两月，就完成了任务。同年，刘大夏针对明朝选拔武臣的弊端，向朱祐樘建议开行武举，并具体提出可行的办法。对精通武艺者，“许各赴所在官司投报，礼送赴试。果可取者，礼送兵部，会萃数月，请于次年四月开科。初试骑射，人发九矢，中三矢以上为合式；二较其步射，亦发三矢，中一矢以上为合式；三试策二道，论一道优者，列职论官以示崇异。”“在京：兵部题试；在省，巡抚、御史题试。”此制一定，海内智勇之士，“莫不仗剑而起，各售其术，期以效用于世。”“鞭笞四夷，伸威万里，将无不如吾意者。”
弘治十三年（1500年），刘大夏被朝廷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总督两广明朝军事事宜。刘大夏赴任之时只携带两个仆人前往，当年十月抵达苍梧县就立即兴利除害，纠正法纪。当时“班军为中镇及总戎，私役者以千计，每瑶壮犯顺，则兵力不支。”刘大夏针对这种情况采取措施，不出数月，就“武备整饬，军威大振”。时值广东省某地有十三村顽民，彪悍跋扈，势力强盛。刘大夏前往招抚，动以至诚，晓之大义，并发布戒谕，颁令什伍之法，赏罚黜陟。
弘治十四年（1501年），土人黄金因督府征兵违反期限，州吏黄文通来他家催促，但黄金拒不发兵。黄文通到其营地发脾气，黄金怒火中烧，率兵攻打州府，焚毁黄文通家房屋，又纵兵抢掠民财，影响恶劣。为了维护朝廷权威，刘大夏采取措施，率兵捕获黄金并就地正法。史载：“十四年辛酉，大夏捕诛之。”后来刘大夏又“精心无倦，裁省供役，禁斥贪残。”使两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盗贼亦为之衰止。”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了扭转国家财政困难，节约行政成本，刘大夏提出了解决冗员冗费问题的措施。具体为三种措施：第一，裁减传奉官数量。刘大夏主张大量裁汰传奉官，甚至认为“大汉将军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当夺官。”第二，削减镇守中官。朱祐樘曾经询问刘大夏：“兵饷何以为常乏？”刘大夏回答说：“臣无瑕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另外，刘大曾在对孝宗的奏折里也坦言道：“镇守大监拯为民害。”鉴如这种流弊危害，刘大夏屡次上疏，“请撤四方镇守中官。”第三，整饬光禄寺。光禄寺负责掌管宫廷祭祀筵宴时的厨料供应，自成化以来，“内员渐繁，常供不足，乃责京师邸户办之，甚苦。”平日“光禄日办桌面，不胜查算，日杀牲无虑数百，既非节财之道，亏爱物之仁。”刘大夏目睹此弊，力荐朱祐樘整饬光禄寺。于是孝宗下令：“减光禄寺无名供馈，裁革腾骧勇士及诸监匠役之为国者，内外快之。”裁减光禄寺，使“岁省光禄银钱八十余万”连当时的光禄卿艾璞也称赞刘大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谓也。”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刘大夏向皇帝陈述兵政十弊。兵政十弊“一曰京军苦于出钱供应；二曰营军苦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军以漕运破家；四曰江北军因京操失业；五曰漕运艰难，而滥食者众；六曰养马困苦，而私用者多；七曰镇守太监 贪婪特甚，宜择清廉；八曰守备内臣滥占军数；九曰升赏多涉权要； 十曰禁卫苞苴公行。”在这兵政十弊里他重点指出将帅占役、士卒逃亡、边军困苦等问题，提出“由原委属官及各清军御史，严督司、府、县清军官，将前弊尽革。”“痛减征敛之繁，慎重守令之选。使逃民复业，人户充实。”
正德三年（1508年），刘大夏因抨击宦官专权，“于权体多所裁抑，深见疾于小人”，为武宗宠信的太监刘瑾所忌恨。刘瑾遂捏造罪名， “假田州岑猛事，逮击诏狱”，当年八月，刘大夏被投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都御史屠慵力救和李东阳婉解，他才得以免除死罪。起初兵部拟定把刘大夏充军广西壮族自治区，刘瑾的死党焦芳认为把刘大夏充军广西无异于鱼归大海，放虎归山，不如改戍酒泉市（今甘肃酒泉），于是刘大夏被发配肃州。
正德五年（1510年），“京师风霾蔽天，宁夏置藩叛乱，肆赫天下，公得释归。”八月，刘瑾谋逆事发被诛，朝廷恢复刘大夏原官，因年老不再起用。刘大夏在七十五岁时回到故乡。正德六年（1511年），荒年歉收，百姓缺衣少食，生存艰难。刘大夏为救活乡人性命，设法周济，花光所存积蓄守护刘氏家族。正德十年（1515年），刘大夏遭遇重疾，因其自致仕日便居住在东山草堂，不幸遭遇强盗入室抢劫，家人拥住刘大夏仓惶出逃，但当时刘大夏已经八十岁，遭受惊吓后又在松阴下躲避时间过长，返家后身患重疾，江河日下。正德十一年（1516年）五月二十九日，“北河河水涌流，流声如号。渡舟覆溺，堤岸崩溃，雷电、风雨大作，已而复霁。”伴随着异常的天气，刘大夏在当日傍晚寿终，卒年八十一岁，赐谥号“忠宣”。
刘大夏虽出身官宦之家，但深知民间疾苦，屡次上疏孝宗“备陈军民困苦之状”，力主裁汰冗官冗费，革除弊病，以此减轻百姓负担。刘大夏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关注民生，而且他替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譬如弘治四年，刘大夏时任广东省右布政使，在平定后山山寇过程中就格外关注百姓生死。为了不伤及无辜，他亲下“生擒”之令，并会同当地土人共同审理罗实，对于罪大恶极的首犯、要犯予以镇压，而对于被胁迫之普通百姓则无罪释放。
刘大夏的中国传统为官思想曾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起过作用，他所提倡的“清廉、刚正、仁爱、忠勤”等道德规范对当今“以德治国”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刘大夏一生平定动乱，安抚时局，对维护明王朝的安定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当时的国力及周边的形势，他认为“度今之计，唯有守耳”，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境内外一切争端与动乱。
刘大夏一生留有诗集四卷、文集奏疏一卷，还有《宣召录》《西行草》等著作留存于世，其全部手稿均收集在《刘忠宣公遗集》里。在诗歌方面，刘大夏是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文坛宿将，操持文柄四十余年，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翰林制作大家。“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曾对刘大夏说“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无用矣。”“其属文赋诗，简易明白，下笔立就，不务巧纤艰深，而词旨浑厚和雅。”刘大夏“才学优闲，德性纯厚，蜚声艺苑，绩学词林”。他的诗，在当时就广为传颂。
刘大夏在诗歌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台阁体的突破。刘大夏对这一体裁的突破又着重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在内容上“台阁体”内容多反映宫廷生活为歌功颂德之，与百姓生活不相贴切，没有太多的史料价值与思想价值。刘大夏的诗能从这一内容上加以突破，取材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题材涉及甚广，内容丰富，或以抒心志、或临别赠友、或倾诉离情、或有感而发。其次，在形式上，刘大夏力主诗歌应为事为时而作，倡立质朴、真切、热忱、俊爽之风格。刘大夏的诗风格简洁、明快、清新、朴实。他的诗在艺术风格上力求雄浑大气，以疗沉之病，改变了台阁体那种安闲、矫情、华丽的写作风格。或以诗明志、直抒胸臆；或以诗为剑、斩恶伐邪。
刘大夏不仅在诗歌方面有所建树，在文辞方面也颇有影响。作为一个朝廷官员，他的文集主要体现在奏疏上，绝大部分为议政之作。如《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议行武举疏》《条列军伍利弊疏》《灾异陈三事疏》等对设立武举、招揽将才、应对灾异、边防建设、黄河治理、酒粮运输、屯田事宜、陕西马政及军政弊病都提出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建议。刘大夏的文章语言简洁明了，论事有理有据，主题鲜明，一气呵成。嘉靖年间，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的门人武进区薛评议“在孔子庙则有杨文、夏忠靖，在孝庙则李文正、刘忠宣，皆以文章饰政，昭著中外。”
刘大夏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其作品集《刘忠宣公遗集》中，刘大夏诗文讲究事核意真，其写人记事，皆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如《送魏舜夫出教成都》《送李仲康出知永新》《送江宪幕致仕还乡》《送唐孔亨赴南京》《送刘国纪下第南还》《送罗进士还京师》等诗作，记载并反映了相关人物的政治现状和情感、心态变化历程，刘大夏交游诗数量较多，为后人在进行相关个案研究时提供借鉴。刘大夏文集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篇幅记载与茶陵派中人的交往，特别是与李东阳、谢铎等人，如《梁园看花和李西涯韵》《和同游诸公咏韵》《寄和谢李二翰林联句韵》《和西涯方石二公席上联句韵二首》等，都展现了与茶陵中人交往活动的情况。《刘忠宣公遗集》中数量众多的交往诗作，为进行明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文人群体的研究提供了史料。
刘大夏诗文题材丰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其创作内容多与社会现实状况息息相关，这对研究明代的社会现实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如《覆金洪陈边务疏》《议行武举疏》《条列军伍利弊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山西马政疏》等，记载并反映了当时边务、武举、军伍、马政等社会现实情况，使得后人在研究相关事件之时，可以作为佐证史料参考。刘大夏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宣召录》，以第一人称记叙了孝宗与刘大夏商讨的一些机密国家大事，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实，是研究明代孝宗时期政治情况的珍贵材料来源。此外，刘大夏的一些诗作还涉及到广州、广西、肃州等在明代较为偏远地区的社会风俗、百姓生活状况、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可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明史》
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自将，皆具经国之远谠，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历事累朝，享有眉寿，朝野属望，名重远方。《诗》颂老成，《书》称黄发，三臣者近之矣。恕昧远名之戒，以作传见疏。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至宦竖乘权，耆旧斥，进退之际，所系不重哉。——《明史》
大夏清修刚介，而中实坦易。喜人之善，恕人之不及。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裘无余裘。不居城市，未尝千人举荐及为人请托，自守泊如也。扬历中外，政迹卓然。为权奸所构。垂老戍边，而毅然之气卒不少变。完名全节，虽夷狄皆知重之。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为“刘东山”云。——《明武宗实录》
本朝得君之专莫如孝宗之于刘公大夏。茂绩不可殚述，略疏其概。如治河之功重费轻也，治边饷之收市法也，裁抑太监苗逵之延绥功也，匿西洋王三保之故也，处置壮浪土帅鲁麟之就闲也，革御马光禄之浮费也。李东阳所谓“与物无竞，临事有为”生辰八字，得公之神矣。——《续藏书》卷十七《经济名臣·刘公》所引李东阳之评语
惜造膝之语，少有传者，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风，惘惘神游耳。——《续藏书》卷十七《经济名臣·刘公》所引王世贞之评语
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不尔抽身早亦得。君不见，汉二疏，千载想慕传画图，乃知我公真丈夫。——《续藏书》卷十七《经济名臣·刘公》所引李梦阳之评语
刘大夏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时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因各种原因致使这些资料至今下落不明，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谜案。关于这一点，后人颇有争议，现今仍有人对刘大夏口诛笔伐，称刘大夏是烧毁郑和宝贵资料的元凶。刘大夏被当成守旧派被声讨多年。
刘大夏对治河作出了贡献，但也留下了不少问题，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他在武陟、虞城、沛县一线构筑太行长堤数百里，防止黄河北决，以保运道无恙。南岸则既不筑堤也不堵口，皆由大清河以入海。有人这样评议“自刘大夏筑大行堤二百余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于淮河，逆水性而祸民生，亦可谓拙于谋矣。”
刘大夏是明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科的进士。明清时期，乡试同一年考中的举人、会试同一年考中的进士，都可以称为“同年”。甲申一科人才之盛，在十个同年中，有“一大学士、一都御史、四尚书、四侍郎”，皆为最高权力机构成员，明朝权力中枢、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皆有他们的身影。一大学士指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一都御史指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四尚书分别是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刑部尚书闵挂、兵部尚书刘大夏、工部尚书曾鉴；四侍郎分别是吏部左侍郎焦芳、礼部右侍郎谢锋、工部右侍郎张达、户部右侍郎陈清。“十同年”在历史上多有修名，只有缺席聚会的焦芳有恶誉。弘治十六年（1503年）三月二十五日，天顺八年的甲申一科进士举行了聚会，聚会处在刑部尚书闵挂府第之达尊堂。参加聚会的十人中，李东阳等九人在北京朝中任职，只有王轼在南京任职。恰逢王轼来京办公事，十人相约聚会，并请当时的宫廷画师吕纪绘制了各人身着官服的同学聚会长幅画卷《甲申十同年图》。
《甲申十同年图》为绢本彩绘，长257厘米，宽48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上人物分为三组，从卷首起第一组三人分别是南京市户部尚书王轼，吏部左侍郎焦芳、礼部右侍郎谢锋，第二组四人分别是工部尚书曾鉴、刑部尚书闵挂、工部右侍郎张达、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第三组三人分别是户部右侍郎陈清、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从画面来看，此次聚会经过精心准备，少不了惯有的宴饮唱和。十人中只有焦芳因赴湖南公干，并事先预留下旧稿，因此图中每人的相貌均为真实的写照。全幅画背景衬以梧桐、修竹、芭蕉、松树，其间穿插几案、书册、酒具以及童子数人，景物简练有序。
李东阳在《甲申十同年图》的序言中，关于刘大夏的形象描述如下“为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者，面微方而长，须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而中坐。”
刘大夏随画赋诗《十同年》：“早同汇进晚相亲，晓露晨星尚十人。许国共怜青眼旧，论交谁谓白头新。极知文盛曾唐宋，敢说科名又甲申。珍重少年黄阁老，挥毫墓写意殊真。”
刘大夏为官清廉，其在广东任职时，广东官库有一项专门的余钱，从来不记入银库的账薄。这笔余钱作为布政使掌管的私房钱，已经在广东沿袭了很久。刘大夏初到任，查看官库，正好发现了前任留下还未取走的这笔余钱。正当他疑惑时，管钱库的人为此对他做了专门介绍，并说明这笔钱不记入银库账薄的原因。刘大夏听后犹豫了很久，大声说：“我刘大夏平日读书决心做好人，为什么碰上这件事，却沉吟了这许多时，真是有愧于古人，不是大丈夫的作为。”于是命令全部计入账簿，作为正当用途来开支，自己一点也没有私拿。
2021年11月25日，电视剧《刘大夏与弘治中兴》拍摄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华容县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