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27 11:10
魏徵（公元580年-643年)，简化字为“魏征”，字玄成，祖籍巨鹿县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西）。初唐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魏徵出生名门望族，早年家道中落，喜好读书，好纵横之说。隋末投奔瓦岗军，但未得重用。后跟随李密部归降唐朝，并自请安揖山东省劝李勣归唐。后因窦建德攻陷浚县，魏徵被窦建德俘虏后得授起居舍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兵败，魏徵又再次归唐，入李建成麾下授太子洗马，辅佐李建成并献策平定刘黑闼。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礼遇魏徵授其谏议大夫，诏其安抚河北省的李建成、李元吉旧部。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升尚书左丞。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迁为秘书监，校定古籍，并开始参预朝政，得唐太宗器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升任侍中，负责门下省事务。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隋史》等隶书魏徵历时8年领编修撰完成，授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等。魏徵曾自以无功于国两次辞官，但唐太宗均不允，自比良匠魏徵为金矿。六月，终允其辞去侍中，又拜为特进，任知门下事。除了陪伴君侧，魏徵为官期间还写下大量奏疏，如《论时政疏》《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论御臣之术》等，并劝谏唐太宗要注意言行一致，居安思危，同时以“至公”思想推行偃革兴文，劝谏唐太宗效仿圣哲，主张王道仁政君主德治，广开言路，同众大臣共同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徵又受诏成为太子太师教导太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获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陪葬昭陵，后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同年，因受太子谋反案牵连，唐太宗命人推倒魏徵墓碑，取消魏徵长子与公主婚约。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因感念魏徵的劝谏之心，又复建其纪念碑。
魏徵曾领编修撰《群书治要》及《隋书·经籍志》，其上疏谏言多见《贞观政要》，后世辑存有《魏郑公文集》《魏郑公诗集》等著作。魏徵对各史皆“多所损益，务存简正”，使这“五史”皆获“时称良史”的赞誉。世人曾评价魏徵“一代名相”“千秋金谏”“人镜”。学者赵才萱在《大唐名相魏徵传》中评价魏徵堪称中原地区君主专制时代罕见的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是诤臣良臣的杰出代表。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魏徵出生于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西）。魏徵出身曲阳魏氏，其先祖魏博洽经史，刘骜时期官居钜鹿知府。魏徵曾祖父魏钊仕于拓跋宏，授建忠将军。魏徵祖父魏彦则在元诩时期官拜骠骑长史。而魏徵的父亲魏长贤，早年在北齐朝廷担任著作左郎，后因上书讥讽朝政，被贬为上党屯留县令。魏徵年少时父亲便去世，因不善经营家中产业，家道中落，出家为道士。虽落魄潦倒，但魏徵胸有大志一心向学。他喜好读书，涉猎广泛，见天下大乱，尤喜好纵横之说。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义响应瓦岗军李密，召魏徵为官掌管文书记录等。李密每次收到元宝藏的文书总是称赞，听闻是魏徵所写，便召见召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魏徵随后献上十条密策以壮大瓦岗，李密虽称奇却没有采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王世充转攻洛口，被李密击败。魏徵对李密的长史郑献策称，李密虽多次胜利但损兵折将过多，瓦岗没有府库，将士们有功而无赏影响作战士气，不如加固深沟高垒与之相持，待敌人粮尽，便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才是取胜之道。而且东都的粮食用尽，王世充无计可施会决一死战，穷寇难与争锋，便不与其交战。郑颋不以为然，认为是老生常谈。魏徵却称这是奇谋深策，拂袖离去。
没有采用魏徵的计策，李密轻率出战，遭到惨败，魏徵便随之归降李唐，但未得起用。当时李密原来的部下徐世勣仍占据着大片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市，北到魏郡，举棋不定不知何从。魏徵便自请安揖山东，授秘书丞赶赴黎阳。他写出《与徐世书》劝导徐世勣应审时度势，避免错过成大事的时机。李𪟝收到文书后便决意归唐，并开仓运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窦建德率军攻打黎阳，魏徵、李神通、李勣等人都被俘获。窦建德久慕魏徵的才能，又拜其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带兵攻打窦建德，以少胜多取得了“虎牢关大战”的胜利，窦建德就擒后，魏徵也随裴矩到了长安二次归唐。李建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声名，便将其纳入麾下任太子洗马，掌管图书经籍，礼遇厚待。魏徵见秦王李世民功勋见长，劝说李建成应尽早巩固太子之位，并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当时刘黑闼作乱山东省，李元吉镇压失败，魏徵建议太子李建成请战立功，同时可结交山东豪杰，使其地位更加稳固。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十二月，李建成前往山东，采用魏徵的建议，改用招抚政策瓦解了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胜利，并结交了山东豪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取得玄武门政变的胜利。他问魏徵为何要离间兄弟，魏徵答先太子若是听他的，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听罢，器重他的耿直，又素来看重他的才能，便接纳并礼遇魏徵，让其担任詹事主薄。李世民登基后，魏徵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时河北州县局面混乱乱党丛生，魏徵及时提醒李世民：不示至公，祸不可解。李世民便派魏徵前往安揖河北稳定局面，遇事可酌情处理。魏徵在磁州遇到旧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押解回京，魏征对副使李桐客称，如果释放了二人，人们便会相信朝廷发布的诏令是算数的，必然对民心安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仍听凭将“二李”送京师，则只能说明朝廷说话并不算数，必将失信于民，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应以国家大计为上，主上以国士的礼相待，便应以国士的担当来报答知遇之恩。随即命人释放他们，免除其罪责，使朝廷信誉的感召远达天下，李世民非常满意，魏徵最终也圆满完成了安抚山东、河北的任务。
魏微宣慰山东归来不久，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升为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之后，李世民对他愈发器重，经常传召他入内商谈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徵有经国之才，性情耿直不屈不挠，太宗对他的谏言都欣然接受。魏徵也欣喜于李世民的信任， 对唐太宗知无不言，尽显其才能无所隐瞒，所谏二百余事都切中帝王心，太宗也都理解他是诚心诚意为了国家好。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李世民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称不足十八岁的中男，若身体魁梧壮实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责备其固执。魏徵答称：军队在于治理得法，皇帝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匹敌天下，并指出太宗已多次失信于天下。太宗惊愕问其原因，魏徵举例几项太宗失信于民的例子：当时太宗即位时下诏“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但部分官吏仍以秦王府国司不属于官家，所欠财务仍征求索取；有诏令“渭河平原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但不久又有敕令“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两令相悖；地方官孜孜不倦处理公务，但到征点兵员却质疑他们使诈，这并非诚信的治国之道。李世民听罢高兴的称赞魏徵：过往认为他固执、疑他不通达政务，但现议论国家大政方针都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无法得到良好治理，这是天子的过失。于是撤销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征兵诏令，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一月，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久未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太宗：中原刚平定，岭南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驻扎大部队。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未形成，不宜兴师动众。李世民称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为何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魏徵道冯盎若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告发其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皇帝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若太宗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便可不用劳动军队使他顺从。于是太宗下令收兵。至十月（初六），太宗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李世民称魏徵只建议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便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李神通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他镇抚交趾郡。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传旨于他望他诺守信用，但卢祖尚执意辞退。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若天子不能发号施令，如何治理国家，便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高洋的为人，魏徵答道：齐文宣帝狂暴躁，然与他争论时都能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市长史魏恺出使南梁还朝，拜为光州市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称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不愿成行。齐文宣帝便宽赦了他。李世民认可魏徵所讲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但杀了他也过于粗暴，还不如齐文宣帝。便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之后有人诽谤魏徵结党营私包庇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调查此案，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太宗上奏魏征没有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这些诽谤。虽无私情，也应责备。太宗命温彦博告知魏徵。之后魏征入朝上奏太宗，称君臣一心，道义则为整体，若不求公道，只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这样做，那么国家兴衰难以预料。李世民悟之，魏征又跪下称望做良臣而非忠臣。太宗问其区别，他答曰良臣是稷、契、咎陶一类人，忠臣是龙逢、比干一类。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光耀，后代子孙福禄无边。忠臣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忠臣空名，相差远矣。太宗又问：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徵用古代君王案例说明为君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太宗被魏征打动，并赏赐魏征五百匹绢。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徵升任秘书监，开始参与朝政。魏徵见丧乱之后，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便奏报朝廷组织学者校定四部分类法书。数年后，秘书府中的图籍，精要完备。当时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各国都想趁此派遣使者进献贡品。李世民派文泰使臣厌纥干前去迎接。魏徵根据历史经验分析，谏言称各国使臣众多会导致耗费大量的国力资财。太宗听后立刻追回诏令。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欲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行谏称秦王府的旧僚属，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担心每个人都仗恃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庞相寿称自己从前为秦王，只是王府的主人，现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如此不可以违背，便赐帛打发他走，庞相寿流着泪离去。
李世民原先曾感叹大乱之后国家难以治理。魏徵却劝谏他乱后应仁政治天下，以古代君王汤与武王教化百姓的先例，说明让百姓回归淳朴便天下太平。宰相封德彝不认同，以夏商周秦为案例，称魏徵是书生，高谈阔论会祸乱国家，不可听信。太宗却接受魏徵的建议而不怀疑。宰相封德彝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去世，但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即位四年，便已实现天下大治，一年判死刑仅二十九人，刑法几乎不用，米价每斗才三钱。蛮夷君长服用衣冠，带刀宿卫。东到大海，南过五岭，夜不闭户，行不携粮，路上就能得到供应。李世民对群臣说这是魏徵劝谏仁义治国的结果，叹息封德彝见不到此情此景。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文武百官不断请行封禅大礼，太宗不以为然，认为若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禅也无不可。但群臣还是不停地请求，李世民便欲听从，惟独魏徵认为不可。太宗问是否认为皇上功劳不足，抑或是德行不厚，唐朝不安定，还是四方古彝族未归服、年成未丰收，符瑞未到，以致不足以泰山封禅。魏徵均肯定太宗的功绩，但答道，虽皇帝有上述六点理由，然隋亡大乱之后，人口没有恢复，国库粮仓空虚，而陛下驾东去泰山，大量的骑兵车，耗费难以承担。且陛下封禅泰山，则各国君主聚集，远方夷族首领跟从，如今从伊河、南洛河东到大海、泰山，人烟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虚弱。况且赏赐供给无数，也不能满足这些远方人的欲望，免除几年徭役，也不能补偿老百姓的劳苦。像这样崇尚虚名而实际对百姓有害的政策不可采用。当时正赶上黄河南北地区数州县发大水，于是李世民便停止封禅一事。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三月，长乐公主即将出嫁，因是皇后所生，唐太宗为其筹备嫁妆，礼数加倍于永嘉长公主，严重逾越制度，魏征反对，称长幼应有所尊崇，情有浅深，但礼法不应相逾越。太宗听从其言并告知了长孙皇后，皇后嘉赏其忠直谏言，遣使赐予魏徵赏钱四十万、缉四百匹，并赐予大宅。一次李世民曾罢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道找机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惹怒陛下，太宗道魏徵常在朝堂上羞辱他。皇后退下，穿上朝服站在庭院内，李世民惊奇地问这是何故。皇后道常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于是于此祝贺陛下。太宗才转怒为喜。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五月，魏徵任职检校侍中，进爵郡公。太宗临幸九成宫宫女，后被安置在围川县官舍中。尚书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到后，县官将宫女腾出官舍给李靖、王。太宗发怒下诏审讯他们轻视该宫女。魏徵进谏称李靖、王珪是心腹大臣，官舍本是召见官员的地方。宫女则是奴仆，不应因此审讯官员让天下人骇然。李世民醒悟过来，按下此事不再过问。
后来太宗在丹霄楼宴享群臣，太宗称魏徵、王珪从前侍奉旧主实为可恨，但他抛弃旧怨，任用才士，便无愧于古人。又问魏徵每次进谏皇上若不听从，到皇上发言时魏徵便不应答的原因。魏徵答曰事有不对便会进谏，若不听从却回应了就怕会照办。太宗又问他为何不能择机再陈说。魏徵回应以舜训诫群臣要当面直言的例子，称这不是稷、契侍奉尧、舜的做法。太宗大笑道人称魏徵举止怠慢，其实他是恭顺妩媚。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十三日，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很多陈年旧案积压无法决断，魏徵虽未学律法，但却能抓本质以情处断，人人心悦诚服。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想要分派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没有得到合适人选。李靖推荐魏徵，太宗称魏徵针砭规劝朕的过失，一天也不能离开身边。便另派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全国各地。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部史书编修完成，历时8年。魏徵为总编修，多所损益，荐在简正。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隋书》的序论及《梁书》《陈书》《南齐书》的总论皆出其手，时称“良史”。唐太宗十分欣喜对各级别进行嘉奖，魏徵以总监之功，赏赐特丰，加左光禄大夫，进封常茂，赐物二千段。
魏徵自认无功于国，只是凭借辩说便参于朝政帷幄，自觉惭愧，便以眼睛有疾病请辞官职。太宗不允，自比金矿需要魏徵这样的良匠劝解他继续辅佐。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魏徵又二次辞官，李世民允其辞去侍中，诏拜为特进，后又提拔他为知门下省事，诏朝章国典，参议得失，禄赐、国官、防阁并同职事。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右仆射温彦博病逝。右仆射出阙，太宗想起用魏徵补上空缺，但魏徵坚决不受。
魏徵在这段时间仍以谏诤为已任，为匡正君德、继续推进“贞观之治”向前拓展，除了陪伴君侧，随时廷对之外，还夙夜孜孜，写下了大量奏疏。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论时政疏》、四月《再论时政疏》即《谏太宗十思疏》。五月李世民出巡进驻昭仁宫，对地方官多有谴责。魏征上疏《三论时政疏》，谏言因郡县供奉不精而形成无节制的风气导致灭亡，唐取代隋更应谨慎约束，及时知足。太宗非常吃惊，称没有魏徵是听不到这样的谏言的。七月《四论时政疏》，还有《理狱听谏疏》《韦宏质安议宰相疏》《论君子小人疏》。后期生活日渐奢靡，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五月魏徵趁诏五品以上官员议事之时，提出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并上疏《》，指出李世民游猎纵欲、亲小人疏君子、崇尚奢华、劳役百姓等不予克制的后果，再次提醒李世民居安思危。李世民听后深受感动并愿意改之，并将魏徵的谏言做成屏障，朝夕见之以警醒自己，并交给史官记入史册，使万世知君臣之义，还赏赐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又上疏《论御臣之术》、十二月《论治道疏》等等。
皇太子不学无术，太宗意属皇四子魏王泰，太子之位岌岌可危，但魏徵坚决上谏拥立嫡长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六月，李世民称朝堂上正直者没人能比过魏徵，便任命魏徵为太子，魏徵以身体有疾推辞，但太宗引用汉朝四皓的故事恳请魏徵受诏教引太子。
贞观十七年，魏徵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家中没有正厅，原先李世民屡次要为他营造，都被他谢绝了。前尚书右仆射温彦博病逝以后，家中没有正厅，灵枢就停放在侧厅里。太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才命人为之赶造了正厅，太宗为此唏嘘不已。现在，眼见魏徵的病势转重，他为了让这位贤相寿终正寝，便用正准备建造小殿的材料给魏徵建造了正厅，五天就竣工了。太宗又顺从他所崇尚的高洁，遣派宫廷使者带着不加纹饰的屏风、几案、床等家具和素祷等赐给魏徵。魏徵病势转重后，太宗更加担心，命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住宿在魏家守候，以便随时沟通信息。赐给魏徵许多药饵、食物，宫中派出的使者不绝于道，还曾两次亲临魏宅探望。第一次去时，屏退左右和魏徵洽谈许久，十分投机，又下诏抚慰赠其被子两张。第二次亲临魏宅，带领太子李承乾和衡山公主，魏徵在床上让人给披上朝服，拖着带子见驾。李世民见此潸然泪下，强忍悲伤安慰魏徵，并问他有何话说，魏徵对他说“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为放心不下唐朝，在场的人无不唏嘘感慨。太宗准备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长子叔玉，并诏为朝散大夫。他让魏徵再起身最后看看新儿媳，但魏徵已无法答谢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十七日，太宗梦见魏徵神色如常，到早朝时，便听奏魏徵去世的噩耗，时年六十四岁。唐太宗亲临吊唁，恸哭不已，并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李世民下诏赠其葬礼鼓乐四十人，绢布千段、米粟千石等厚葬魏徵，陪葬昭陵。魏徵妻子裴氏称魏徵平生节俭，豪华的葬礼会违背他的意愿，便只简单用布车装上魏徵灵柩。太宗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撰碑文和挽歌词，自书于石，特赐魏徵家实封九百户。魏徵去世后，太宗经常悼念不已。同年二月，太宗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列位第四。
魏徵去世之后，唐太宗在朝会时对群臣说，魏徵的去世如同他失去了明得失的一面明镜。李世民还将魏徵临终前未写完的《遗表稿》公之于世，并让朝臣书写在笏板上，一旦发现了魏徵所指出的这类过失便及时改正，以期望“人镜”精神发扬光大。太宗又下诏希望群臣不要僚苟且顺旨，应像往昔魏徵一样坦诚及时的指出帝王的过错。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怂太子李承乾谋反，以谋反罪处死，牵连罢免流配。而魏徵因曾经举荐过二人，去世后又以人镜扬名，有人便妒火中烧，乘机攻击他曾偏袒同党，又说他曾经录写前后谏铮言辞往复，给史官褚遂良看过等等。李世民由此对魏徵产生了怀疑，开始怀疑魏徵是侯君集一党，手诏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推倒墓碑，顾家也逐渐衰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冬，辽东一战爆发，唐太宗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到次年九月班师，虽俘获人口但将士死伤惨重。唐太宗感叹若魏徵还在，便不会有此行，于是又赏赐慰劳魏徵的妻儿，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修纪念碑。
贞观初期社会动荡，魏徵提出了“偃革兴文，布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主张，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积极推进由武人统治转变为文人治国的转变。在理政方面，魏徵也以“晓达吏方”为人称道。他任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期间，和尚书左丞戴胄一起，为提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力进行整肃，“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遂使尚书省工作“百司匪懈”。李世民在房玄龄、魏徵等良臣们的辅佐之下，在隋朝中央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央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从而使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国家的官制，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而且还具备了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某些元素。
魏徵的“王道”思想是在孟子“仁政”“王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初唐社会现实而提出的治国方向。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魏徵与封德彝等人进行一场治国行王道还是霸道的论争， 其意义指向德治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魏徵认为应行王道，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在这场论争中，魏徵将唐初理政与古之圣哲之治并提，行圣哲之道，胜残去杀才是治国理政的重点，以德、仁行之于世，教化民众是李世民当前应遵循的治国方向。而封德彝强调“严刑峻法”走的是“霸道治国”的路线。唐太宗听取了魏徵的意见，以仁政治天下，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
魏徵的治国思想以德礼诚信为原则，他在给唐太宗上书时多次反复说明“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君有一德，臣无二心”、“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徵多次劝谏唐太宗要注意要诚信治国，另外还认为君主还应以诚信对待臣子，维护君臣关系的稳定。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徵上疏强调诚信在君臣关系中的重要意义，称诚信促进君臣之间增加默契，也能帮助君主辨别是非忠奸，百利而无一害。魏徵为《隋书》作序、论时指出：杨坚与隋炀帝都是没有维护好君臣关系，应引以为戒，强调应：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魏徵从大唐王朝的“至公”出发，对古代源远流长的“君道”和“臣道”，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理正君臣关系的准则。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二月，魏徵在《论治道疏》中引经据典又融汇前代兴亡的历史事实，对君主如何使臣以礼，提出了极有价值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方法：1、进人以礼，退人以礼；2、竭诚待下，用人不疑；3、委以大体，细过勿追，并在其中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言论。
魏徵择官用人的主张，集中体现在贞观十四年 (公元640年）所作的《论御臣之术》疏文中。为了扭转李世民“骄奢自溢”而导致用人不善、赏罚不明、官场混乱的局面，魏徵上疏批评太宗“用人不善，赏罚不明”等问题。他认为要做到1、明于知人，善于任使；2、才行俱兼，行重于才；3、唯贤是举，不拘一格。李世民和魏徵君臣二人一致主张唯贤是举，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则应不计资历，不计地位声望，不计亲疏恩怨，一律兼收并用。因而贞观一朝，呈现出人才济济、盛况空前的局面，大大推进了“贞观之治”的开拓发展。
整顿朝廷官员吏治，魏徵着重于明赏慎罚与率之以义的原则。他在《论时政疏》中明确提出：刑赏之本，在乎扬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李世民不能“因喜怒遂滥其赏罚”，不能“以小恶弃大善”，不能“以小过忘大功。魏徵还不遗余力的反对“告讦”，反复提醒太宗亲贤臣远小人。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前后，太宗派遣出使地方的宦官为非作歹，影响很坏。魏徽为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避免历史上的宦官专权、国家危亡的悲剧重演，就向太宗极谏：阉竖虽徵，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漫润之谱，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又上《论君子小人疏》批评李世民宠信小人，疏远君子。太宗经魏徵提醒，也感到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他对魏徵说：“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表示从今以后，停止宦官出使地方。并从此杜绝了宦官干预政事的现象。终贞观之世，没有发生宦官乱政的事情，也是贞观之治开明的体现之一。
魏徵直言敢谏，能言善辩，为诤臣典范，与李世民论道时也提倡唐太宗要广开言路，大兴诤谏之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曾问他当皇帝如何明智清醒，怎样就会愚昧糊涂。魏徵回答称人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列举前朝史实，以唐尧虞舜为典范称他为明君是因善于兼听；又以胡亥偏信赵高、萧衍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为反例说明昏君是因偏信而导致天下大乱，以人君要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才能真实反映上来。他的言论得到李世民的肯定。魏徵不仅以身许国，犯颜直谏，还“深惧群臣莫肯进言”，竭力佐助太宗广开言路，疏通各个方面信息反馈的渠道，以求上情下达，下情上传。
魏徵亲眼目睹过隋炀帝残暴荒淫导致的大乱，认为隋朝亡国就在于隋朝的统治者不懂得“居安思危”，一味沉浸在享乐之中，最终导致国家败亡。魏徵便多以隋朝为鉴，以历史为鉴，多次上疏中向唐太宗论述隋亡的原因，在与唐太宗的日常问答中， 他也多次以隋朝为鉴劝说唐太宗，以此提醒唐太宗多反省治国理政的不足之处。除此以外，魏徵也多上疏论述劝谏李世民要以人为鉴，以己为鉴，善始慎终。如十三年（公元629年）后期，在内政外交取得一定成就后，逐渐骄奢怠惰起来。魏徵直言敢谏，几次上疏，条陈利害，《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规劝唐太宗明鉴过往君王不能善始善终的教训。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均认为应实行分封之法，建藩屏以辅王室，封建亲贤可使功臣子孙长久，但遭到魏徵、李百药、马周等大臣的强烈反对。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下诏书《封建功臣昭》分封王室及功臣，并指定有关部门制定条例、划分上级等措施。一时群臣激烈反对，魏徵从维护唐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出发了一道言简意的奏疏，切切实实地提出了“五不可”之议。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陈述了分封既破坏社会安定、劳民伤财，又不能屏藩王室等弊端之后，指出：圣人举事，贵在相时，时或未可，理资通变。分封之争持续到贞观十三年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以唐李世民被迫下“诏停世封刺史”得以匡正。这是以魏徵为代表的贞观朝臣们审时度势，据理力争的结果，其中魏徵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金朝诗人李纯甫写诗赞扬说：贞观力排封建议，魏徵原只是田公。贞观初始议封建时，魏徵虽已居官正四品下的尚书右丞之职，但他刚转侍李世民不久，竟敢犯颜直谏，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魏徵在继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初唐时期政治民生状态而提出“含养百姓”，维护初唐时期的社会稳定，包括三个方面：
贞观初期，魏徵向李世民历数其“失信于民”的三件事，其中两件即为赋税和兵役，魏徵劝谏唐太宗在赋税和兵役上不可失信于民，不令百姓疲于徭役，而应给予人们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他认为“薄赋敛，轻租税”是保证民心的头等大事，在《十渐不克终疏》中他上疏称：脱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贴泰，民心会倾向于能给百姓创造和谐稳定生活条件的君主。
在对外民族政策上魏徵也同样采用此观点。贞观初，李世民命侯君集、 薛万均平定高昌国之后，唐太宗为扩大版图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罪人以戍，接受高昌人入关。魏徵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设此州县往来交替劳民伤财，高昌国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调兵途中和戍守过程中，士兵的生命岌岌可危，威胁陇右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如此唐朝不仅得不到任何好 处，反而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帮助此地人民恢复生产、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 对于当时还处于发展初期的唐朝来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魏徵提出解决高昌国问 题的办法是“抚其民而立其子” ，恩威并施即可，反对因安定高昌而消耗民力。
魏徵认为要提高统治者的民间声望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稳定。他认为“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 ，通过施行“仁政”使人民增加对统治者的好感，顺应民心民俗，不对百姓提出无理的要求，不强制百姓因为统治者的某些需要而做损害自身利益的事，要求君主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思考他们的基本需求，即“安堵黎元，各付生业”。百姓自身生存是头等大事，他们并不关心朝代更迭、党派之争，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尤其在战乱频仍、天灾迭出的乱世。百姓的眼光更多的放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比如徭役、赋税、 生存资源的分配等。
魏徵的理念同样表现在安抚突厥的政策上，他建议“宜遣还河北，居其旧土” 的方式安置突厥部落 ，将突厥作为藩国往来，既能够使突厥人仍维持他们原先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无需影响本国百姓日常生活，且能够为中央省却许多冗事杂务，节省资财。魏徵还建议两国通商，称：若任其商贾往来，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
当百姓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便要教化民众，即“因民而教”。魏徵认为百姓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性情，强制改变百姓的行为只能起到 一时之效，如果手段过于激烈，很大可能会引起百姓的反抗。性情是本，俗化是末，“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匿无所生， 邪意无所载矣” 。魏徵认为教化百姓需要从思维上进行根本的改变，把道德、仁义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激发人们自觉主动，而非被动消极地去听从安排。“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 ，道德教化给君主带来的好处远大于用刑罚鞭策的方式治理社会。
魏徵根据当时社会实际情况，提出以 “轻刑减令”为主导，包括“辨明刑赏”、“赏罚公正”在内的思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徵专以“刑罚”为要上疏李世民，向唐太宗辨明刑赏的目的，“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 贱而轻重者也”。刑赏不能因掌权者的好恶而定，而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而且要“轻刑减令”。魏徵认为君主明辨刑赏偏重于“赏”而非“罚”，统治阶级治国理政要以“仁德”为心，爱民厚俗，教化百姓，改变百姓的性情中的“恶”，“厚其性而泯其情， 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变风易俗，使百姓有向善之心。在仁义与刑罚的关系上，仁义是本，刑罚是末，所以君主治国应以爱民、赏民为主，严刑峻法为 辅，二者地位有别，应辨明本末轻重。
魏徵曾任尚书右丞三年，检校侍中、侍中四年，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拜特进后仍诏门下省事历时六年。尚书右承掌兵、刑、工三部。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有部分司法权，魏徵的任职的官职权限多与司法有关。他在长期的监管立法、司法实践中，提出并倡导的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防患于未然的执法思想、重事实不严讯等审判定罪原则。学者赵才萱认为魏徵的律法思想原则，为唐朝《贞观律》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世民每年会于九成宫遗址避暑，只苦于宫墙内无泉。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满腹文章的魏徵跟随太宗来到了九成宫，此时喜见清泉涌流，他便引经据典提议将此泉命名为“醴泉”。太宗欣然，遂命魏徵为之作铭，欧阳询书。魏徵作成《九成宫泉铭》，整篇铭文洋溢着魏徵饱满的政治热情，同时也有良臣对皇上的告诚警示和居安思危，戒奢尚俭的殷切期望，文采绚烂，韵律铿锵。再加上此碑为欧阳询晚年所书，浑厚沉劲，意态饱满，风骨内柔，神明外朗。碑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楷法严谨峭劲，不作姿媚之态，为欧阳询代表之作。明代陈继儒评：“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石墨镌华》推此碑文为“楷书第一”。因此，《九成宫醴泉铭》成为后人研习楷书的范本。魏徵清华大学笃实的铭文与欧阳询雄浑沉劲的书法配合融汇，成为传世之佳作，历时 1380 余年，为世代文人墨客所珍视，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新唐书·魏徵传》称魏徵“通贯书术”。他的书法造诣宏深，也是一位书法鉴赏家。《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其下特加注云：李世民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草迹命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书……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可见，在书法造诣上，太宗是把魏徵与虞世南、褚遂良同等看待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和《简明书法辞典》等辞书，均将他们一并编入唐朝大书法家之列。由于魏徵的书法作品存世量少，真伪难辨，而现存于世的《唐魏郑公洪范真迹卷》便被称为旷世之宝。
魏徵出使山东省时，作叙事诗《横吹曲辞·出关》，抒发了他投笔从戎以来曲折坎坷的历程，抒发了报答感恩李世民的知遇之恩。该诗气势雄厚，感情真挚，一扫初唐诗坛的浮靡华艳诗风，开盛唐自由诗风之先河。清代沈德潜评价称：盛唐（诗）风格，发源于此。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徵任秘书监以后，恪尽职守。在先前整比图籍的基础上，又组织人力民间购募，收求经籍，并对秘府图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校定。四部分类法书编撰定稿，即《经籍志》四部，后来编入《隋书》，又并入《隋书》，称《隋书·经籍志》。由于隋朝史料大多已遗失，《隋书》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隋史专著，其价值非常重要，也是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史料，详细地记录了唐朝以前的典籍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合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总结了古代典籍的数量，并且对古代典籍的性质、特点和价值进行了评介，为后来一切史书《艺文志》及目录提供了良好范例。其中魏徵所著的《隋书·文学传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理论中，具有纲领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隋书·经籍志》它积极吸收唐代以前的有关成果，把中国的历史典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从而形成了新的图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近代。同时，又将史部细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个小类，并且对纪传、编年两种体裁进行了明确划分，对史著与史料作了严格的界定。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为史著；排在起居注之后的为史料。学者谢保成在 1983 年《中国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魏徵引领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在总结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前期历史学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种分类法，对尔后的史籍分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贞观初，魏徵奉旨主编了旨在为帝王提供龟鉴的《群书治要》这一传世之作，成书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九月，共五十卷。该书整理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共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的浓缩珍本，如魏徵在序文中述：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匡政巨著。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以来侯王能够自己保全自己的很少，因生来富贵，骄奢淫逸，多不懂得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所以如此。我想使所有的子弟知道前人的言行，希望他们用来作为典范。于是，命令魏徵采求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实，取名为《自古诸候王善恶录》赐给诸王。魏徵不辱使命，“考览载籍，博求鉴镜”，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了自古诸侯王行善恶得失的经典事例，分为普恶两部分，各为一卷。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可见对该书的重视。但此书散失，未能流传，仅文献中保存了魏徵当年所做的《诸王善恶录序》后收入《全唐文》。
魏徵在贞观初，就明确地提出“乐在人和”，注重乐舞的社会功用。他在《隋书·经籍志》，“乐”类书评中，进一步阐释说：乐者，先王之所以致种，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他还制作雅乐歌词，歌颂本朝功德，《魏郑公诗集》辑录诗 34 首，其中大部分是为《五郊乐章》《享太庙乐章》和长发、大基舞、大明舞等乐舞所做的歌词。魏徵等人还将《秦王破阵乐》改为《七德舞》，培植乐舞艺术，其场面雄伟壮观，每逢享宴演奏，“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收到了“人和”的效果。《七德舞》传入日本、天竺，风行一时。
魏徵还协助李世民确立了十部乐，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武威郡、龟兹、疏勒国、高吕四部，均来自境内少数民族。其余四部则是东方和西方的外国音乐。十部乐中有八部为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散开怀抱，兼容并包，体现了唐太宗、魏徵等贞观君臣们改革开放的精神。
魏徵担任侍中主持祭祀、庆典迎宾、朝贺、宴会等重大典礼仪式，并制礼作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礼记》（亦称《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礼记》二十卷为魏徵与令狐德棻菜合撰，全书完成进呈御览之时，他与令狐德装同上奏章《嫂叔男服议》，对《礼记》的编篡原则和对嫂叔男等的孝服居丧期月进行改革的原因做了说明，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与嘉奖。
魏徵以“至公”为上，直言敢谏，能言善谏，为诤臣典范，而且论道佐时，佐太宗开广言之路，大兴铮谏之风，给“贞观之治”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唐初诤谏之风开导者之一的魏徵，以超越了韩非式的极端冷峻与理性思辨传统模式，将孔子所总结的“谲谏、憨谏、降速、直谏、讽谏”等谏净方法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同时，也十分重视进谏方法，诸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普诱、相机而谏等等。魏徵以他面折廷争的实践和数十万言词强理直的奏疏，以及由此而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辉煌政绩，影响和带动了初唐一代直臣和谏风，他对于古代谏术思想的总结、取舍与发展创新，丰富和扩充了君主专制时代的谏术理论宝库，从而为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魏徵一生中对唐太宗谏言无数，并创作了大量公文对贞观时期的政治统治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全唐文》、《贞观政要》等古籍中保存众多，其中最多的是疏体。魏徵的疏体公文格式多遵循固定格式，分为三到四个部分，通常以一个现象或者是问句开头，引出所要论述的问题，深究问题的原因并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做法并恳请皇帝采纳，其疏体公文确定了非常实用的公文结构，魏徵提出建议时利用了疏体分条列项的特点，将见解娓娓道来。如贞观十一年的《谏太宗十思疏》，贞观十二年的《十渐不克终疏》，使公文每一段的字数有所控制，也便于皇帝在阅读的时候抓住重点。另魏徵的疏体公文18 篇，其主要内容涉及多样，主要有议论治国之道、劝勉李世民言行等，大多都是对太宗的建议和规劝。
魏徵疏体公文的创作风格有大量运用修辞手法：1、设问体现匠心。设问通常出现在公文的开头，可吸引太宗的注意，在自问自答间自然地引出所要论述的问题，开门见山又暗藏匠心；2、排比增加气势，如《谏太宗十思疏》中：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3、引用凸显典雅，多引自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或者是先哲之理论。另外魏徵的疏体公文风格质朴刚健。初唐时期文风主要沿袭南朝，颇显绮丽。诗坛则深受齐梁影响，多喜好淫靡浮艳的宫体诗。而魏徵的公文和其他散文的则是质朴纯粹，清新刚健。
唐太宗李世民多次赞扬魏徵：
唐太宗文德长孙皇后：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王珪：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
唐初重要参谋褚亮在《圣制故司空魏徵挽歌词表》中评价：魏徵早逢兴运，誉美当朝，为圣主之贤臣，预能官於多士。出纳通显，凭藉宠私，忠诚所到，心力同尽。
初唐文学家陈子昂在《答制问事·贤不可疑科》中评价：臣伏见李世民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实由能容魏徵愚直，获尽忠诚，国史书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启，从谏之道开，贞观已来，此实为美。
唐朝文学家、《贞观正要》作者吴兢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中称：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
唐代文学家柳芳：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
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评价：贞观之时，文臣无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书之，後代美之。
唐朝学者邵说在《让吏部侍郎表》中评价：则齐桓诸侯之主，能收管仲；李世民非常之圣，特任魏徵。咸为得人，终成大业。
李豫时期宰相常衮在《大历五年大赦天下制》中评：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𪟝、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
唐朝大臣、散文家独孤及在《驳太常拟故相国江陵尹谥议》中评：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极言直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公。
李适：
李纯时期宰相权德舆在《论江淮水灾上疏》中评：我李世民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词，上裨大化，无疆之，实兆于斯。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论魏徵旧宅状》中评价：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尽忠辅佐，以致太平
刘昫、赵莹在《旧唐书》中盛赞：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宋祁、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盛赞：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李世民之睿，身殁未几，猜谮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北宋诗人韩琦：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谏勇贲育，切磨上聪。术则仁义，道惟大中。尧舜我后，皋我躬。遭会真主，言行计从。引金自况，谓公良工。以公喻鉴，焕乎吉凶。君如是圣，臣如是忠。宜不期月，亟成治功。高视三代，谁其比隆。惟魏之学，乡贤是崇。图祀者五，诚德之丰。公实生魏，群贤之雄。尊近遗远，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载敞儒宫。义一为劝，礼增有容。学者来视，以严以恭。高山景行，众发其蒙。有羙魏都，黄河注东。如公之名，滔然不穷。
清朝乾嘉时期代表诗人、散文家袁枚在《魏徵论》中评：才智之士，非贤臣也。太宗有故纵魏徵之心，博纳谏之名。魏徵有挟制李世民之意，彰能谏之直。.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则不谏。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矣。女之四嫁，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
魏徽投靠李密时，正值李密新破王世充军，正磨军急攻深沟高垒拼死抵抗的荣阳城。魏徽想让李密冷静下来，便设下酒宴宴请李密。李密看到厨师端过来一盘从未见过的光溜溜、亮闪闪的丸子，着急入口便被烫到。魏徵夹起丸子在旁边的凉水里蘸了片刻，说：“元帅，这叫拔丝丸子，你蘸一下水再尝尝。”李密照样，果真外脆里嫩，连声赞道。魏徵便乘机说：“元帅，现在荣阳正好像一颗拔丝丸子，吃急了会烫着上嗓，莫若用冷水一浸......”李密即刻明白了魏徽的意思，当即决定对荣阳围而不打，“冷”它一下子，又让魏徵修书一封，劝降杨庆。魏徵在信中分析时局，指出隋王朝“内外崩离，人情怨愤”，各路起义军“共举义旗，同剪凶虏”，“唯荣阳一郡，仍独守迷”，劝杨庆“独守孤城，援绝千里”不如举城从义。杨庆收到信后，经过一番比较权衡，终于举城投降。瓦岗军未费一兵一卒，便得了荣阳一郡。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鹞鹰，非常喜爱，正放在手臂上玩得高兴，忽见魏徽来了，他生怕魏徽见了，批评他玩物丧志，便赶忙把鹂揣在怀里。魏徵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故意拖延时间，奏起事来没完没了，太宗既“昔鹏且死”，又“素严敬”魏徽，不便辞送，直熬到他把话说完，结果，那只鹞鹰已经闷死在太宗的怀中了。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魏徵从故里祭扫回京，见太宗已经准备好了外出的车驾，可是时隔许久却不见动静，后来又听说不去了。魏徵不解面见李世民询问为何，太宗羞愧的表示：“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长孙皇后访寻得知，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便请求聘为嫔妃。太宗乃聘为充华。已经颁发了诏书，只是前往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徵听说此女已经许配陆家，此事虽然尚未查实，但深恐册封成立，无法挽回，便急忙赶写了一封奏疏，速速送达后宫。奏疏中谏言皇帝应为百姓设身处地而想，郑女已有婚约，却被娶进宫，并非为人父母之意。李世民沉痛自咎，立即停止册封之事。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十一月葬昭陵。太宗为痛失结发贤妻、良佐与内助，悲痛万分，思念不已，便在宫苑造起“层观”，以望昭陵。魏徵深恐太宗耽于丧偶之哀而误了国家大事。一日太宗带上他一同登观望昭陵。魏徵故意说：“臣昏，不能见！”太宗即用手指给他看。他又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唐献陵是高祖李渊的陵寝。唐太宗便领悟到他在提醒不能只顾着夫妻情厚，却忘了父子之情，进而理解魏徵在告诫他一国之君，务必节制丧偶之哀，以国事为重，于是含泪毁观。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李世民驾临同州（今陕西大荔）沙苑打猎，亲自与猛兽格斗，晨出暮归。魏徵连忙上《谏格猛兽表》进行规谏。他在奏表中引经据典，如《逸周书》赞美周文王不敢在打猎中玩乐；刘彻喜欢与猛兽格斗，司马相如劝阻；刘奭到郊外祭祀天神，借机打猎，也听取了薛广德劝谏，停止与猛兽格斗等。魏徵又说“臣窃恩此数帝，心岂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已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他恳切地要求太宗制舍私情之娱，停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僚兆庶。如此苦口婆心地规谍，一是为了保障李世民的人身安全，二是为了维护太宗作为一国至尊的形象。唐太宗看完深以为然，说：“昨日之事偶属尘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为诚。”
据说有一年，鼓城一带因天早无雨，谷种未播。乡亲心急火僚，摆设香烛供品对天求雨三天。忽然从天上落下一张纸签来，上写着“要想脱此难，必拜禾女鬼”。大家便猜到是魏徵的魏字。但京城山高路远，有人便到赵魏村东魏家祖坟去祭拜魏长贤老人家祭拜，跪求他转告魏徵。魏徵得知故乡有灾荒，上天庭去拜见玉皇大帝，一进灵霄宝殿，便得知是观音巡视，降签提示众乡亲找到了魏徵。魏徵十分感激，恳求玉帝火速救灾。玉帝立即传旨，命龙王到鼓城地界兴风播云，好好地下了一场透雨。魏徵又发起愁来七月十五种什么庄稼来得及呢。书童提醒了他去找神农大仙帮助。因三年以前，狐狸仙姑曾在玉皇大帝前告了神农的状，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要将神农开刀问斩。多亏魏徵了解实情，方救了神农一命。于是，魏徵马上就去找神农大仙帮忙选定了。一种成熟期只有一天的谷种，就径自带上谷种到鼓城去了，当夜谷种撒播完毕。次日清晨，一块块耕地上就钻出了绿油油的小谷苗，见风就长，中午出了谷穗儿，天黑便成熟了。一场饥荒就这样缓解了。人们感念魏徵的恩德，把这种谷子叫“魏徵谷”。于是，“魏徵谷，当日熟”的赞颂传遍了远近城乡。
晋州城里原来有条火神庙街，街北头临近北海子边有座小庙，庙中供奉一个火神像，牌位上供奉着“唐口郑国公魏徵之神位”。据说贞观年间，魏徵回故里探亲，一天城东有几家百姓失火了。魏徵听说后，马上带领随从三四十人赶来灭火。他亲自站在街头北海子边的高土岗上指挥。附近百姓也纷纷赶来，端盆提桶从北海子打水灭火。但是风助火势，越烧越猛，不仅扑不灭，反而越来越厉害，火到之处鸡飞狗跳，老人儿童呼号悲啼。魏徵心急如焚，他猛地抓起一截正在燃烧的高梁秸，向它吐了口唾沫说：“火啊，火啊，你就烧我的心吧，千万别再烧俺乡亲的房屋啦！”说罢，一口把火棍吞下肚去。过了一会，他感到一阵恶心，张口一吐，吃的喝的全都吐了出来，落到哪儿，哪儿的火就立刻熄灭一大片，魏徵口中不断地往外吐，后来竟如同喷泉，直向熊熊烈火喷去，不一会儿，大火就全部熄灭了。魏徵这才感到胸中舒适了。乡亲们都围拢来，磕头作揖，感谢他舍着生命，灭火消灾。此后，乡亲们为了感念魏徵身灭火的恩情，就在他吞火的地方盖了一座火神庙，把魏徵尊为火神，供率起来，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火神庙祭拜。这火神庙和火神庙街牌坊 1947 年前后才拆毁，火神庙遗址至今尚存。
魏徵墓当地人称魏陵，位于礼泉县昭陵乡魏陵村北五凤山，为昭陵陪葬墓之一，葬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依山凿石为墓，是距昭陵玄宫最近的惟一地处山上的一座功臣墓。墓前有“乳峰”一对。墓碑高4.03米，宽1.10米，厚0.44米，龟座，碑头饰蟠桃浮雕。碑为李世民亲自撰书，今已仆地，文字灭，惟碑首所刻蟠桃纹完好清晰。
据《张汪镇志》记载，建在古薛河河道内的墓地，现为滕州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的主人为初唐名相——魏征，相传，在临终前，魏征对其如何安葬这件事，留了心眼，想让儿子把他葬在唐太宗允诺之地的山顶上，但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儿子肯定会把他葬在下洼地。于是，他也反其道而行之，特意交待儿子把他葬在下洼之地，他认为儿子还会按照之前的行事风格，故意把他埋在山顶之上。谁也没有料到，魏征这个儿子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他的遗愿，也算尽最后一份孝心。于是，就派人四处寻找低洼之地，最终找到了张汪镇境内的薛河，在当时是最低洼的地方，便将魏征葬在此地，也就是1997年魏氏后人为魏征重新立碑之处。
据了解，魏征庙村位于尉氏县洧川镇西北1.5公里处，因魏征死后归葬在这里，因魏征墓而有魏征庙。魏征是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魏征敢于直谏，劝诫李世民居安思危，兼听广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对实现贞观之治颇有贡献，成为百姓传颂的一代名臣。人们敬仰魏征的高风亮节，就在魏征墓前修起了规模宏大的魏征庙。
“魏徵的传说”是一千多年来在魏徵故里晋州市民间广泛流传的魏徵的传说故事。主要流传方式为一人讲，众人听或家庭的或小群体的，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徵在民间的形象。这些故事有生活的、又有政治的、有青少年时代的秘闻隐事、也有居官治国的轶闻奇话。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讲述了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睿智、勤奋好学、刚直不阿、清正廉明。“魏徵的传说”是老百姓心与口编成的语言音响式的历史。虽不为正史经卷所载，却丰富和填补了史料的空白，它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民间文学历来有补充丰富和纠正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晋州市已陆续建起魏徵研究会、魏徵街、魏徵小学、魏徵公园、魏徵故居，发行了专辑“魏徵的传说”，创作了《大唐名相》等一批文学艺术作品。魏徵公园、魏徵故居被命名为河北省廉政教育基地。虽然现在讲述魏徵故事的老人越来越少，但魏徵公园、魏徵故居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讲解员，用新的方式继续讲述着魏徵的故事。魏徵文化的兴起将为晋州市乃至全省的人文环境、社会风气、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11年1月，“魏徵的传说”被石家庄市公布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魏郑公谏录》
《贞观政要》
《旧唐书·魏徵传》
《新唐书·魏徵传》
《资治通鉴》
关于魏徵故里多有纷争，主要原因是古籍记载不一致而衍生的歧义：《旧唐书·魏徵传》作“钜鹿曲城人”，《新唐书·魏徵传》作“魏州曲城人”，且在该书《宰相世系表》中，说其先祖为“馆陶魏氏”。李隆基时吴竞编撰的《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中说：“魏徵钜鹿人也，后徒家相州内黄”，而《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等史籍，述及魏徵家族的籍贯，均毫不含糊地表述为“钜鹿下曲阳”（即今之河北省晋州市）。由此衍生出魏徵籍贯的七八种说法，学者赵才萱认为，“钜鹿下曲阳县”即河北晋州市鼓城区为魏徵籍贯，理由有三：
第一，确定古钜鹿郡下曲阳即位于河北晋州市鼓城村的论据：据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唐朝李吉甫撰《元和县图志》和《晋县志》《畿辅通志》等史志记载，晋州市春秋时期为鼓国，都城在鼓聚（今河北省晋州市区），到战国时期属“赵”，称“下曲阳”，为“古三晋之地”。西汉晋州市境内设三县：下曲阳县、临平县、安乡县。北朝北魏时期“下曲阳县”改为“曲阳县”，为钜鹿郡治所在地。北齐时省曲阳县归入高城县，属钜鹿郡，治所仍在原曲阳县（今河北晋州市鼓城村）。到隋朝下曲阳县为昔阳县治所，后改为鼓城县，之后直到唐、五代十国、宋时期，一直称鼓城县。到南宋八年（公元1215年）设晋州，仍为治所地。到之后厘清依据晋州的发展变革，便可为考察魏徵籍贯锁定了前提。
第二，确定晋州为魏徵故里，依据有三：1、根据多项史籍记载，如《魏书》《北齐书》中魏收所撰其祖先魏歆祖籍为下曲阳县；魏徵本人主编的《隋书》，在叙及其族兄魏澹的籍贯时，明确认定为“钜鹿下曲阳县人”。2、根据境内遗迹：《晋县志·古籍志》载：赵魏，县西南五里，即魏文贞故里。表业，县西南五里，即魏文贞别业，此处已建成晋州仿唐式魏徵故居；魏公祠，原在晋州城西关村西口，坐北朝南，占地一亩八分。创建年代无考。据《晋县志》载，该祠在明天启、清康熙、咸丰年间曾三度重修；另晋州境内魏氏族人遗迹诸多，如魏收墓等，可证明此为魏徵故里。
第三，魏徵籍贯众多纷纭的原因是：1、《旧唐书·魏徵传》对魏徵籍贯的表述“钜鹿曲城人”不确切；2、《新唐书·魏徵传》对魏徵籍贯“魏州曲城人”、世系的表述不正确，导致以讹传讹；3、《贞观政要》对魏徵籍贯“钜鹿人”表述不准确；4、辞海的多个版本沿袭不统一。
据小说《西游记》第十回记载，长安附近的泾河龙王化身凡人，与一名算命术士打赌，结果输给袁天罡后人袁守诚，泾河龙王不甘心，于是私自改了雨数，犯了天条。袁守城占卜得知：明日大臣魏徵负责斩首泾河龙王，只要想办法拖住魏徵，过了行刑时间，便可逃过死罪。龙王托梦恳求李世民，处斩时刻拖住魏徵，救自己一命，李世民答应。原来魏徵是“武曲星”下凡，接到玉旨午时三刻处斩泾河龙王。太宗宣魏徵进后殿，一起下围棋，魏徵无计脱身，趴在棋盘上睡起来，可元神出窍，梦中斩了泾河龙王，血淋淋的龙头滚入皇宫。泾河龙王被魏徵梦中斩首后，阴魂不散，夜夜到皇宫闹腾，要唐太宗还他命来。闹的李世民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秦琼、尉迟敬德守在宫门保驾，果然泾河龙王不敢来了。可没过几天，泾河龙王又从宫殿后门进来找李世民算账，于是魏徵亲子抱剑为李世民守后门，这样泾河龙王再也不敢来了。李世民体念他们守门辛苦，就命画师画了秦琼、尉迟恭画像贴于宫殿前门，画了魏徵贴于宫殿后门，这样照样管用。后来流传于民间，秦琼、尉迟恭就成了正门两边的“武门神”，魏徵就成了单门的“文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