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9 19:14
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号台山，又号“海上贱儒”“海上孤生”，别号“紫云黄山人”，晚年自号“福庐山人”，谥号文忠。叶向高是明朝大臣、政治家、文学家。福建福清县孝义乡化南里云山境（今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人。他历官三朝，两入中枢，独相七年，大学士四载，民间称其“叶相”。
叶向高出生时正值家乡闹倭患，幼年随家人外出避难，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才重回老家。叶向高24岁高考取进士，授职庶吉士，随后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7岁。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叶向高任南京国子司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叶向高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跟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起接受任命。十一月，叶向高进入朝廷，第二年，首辅朱赓去世后，叶向高成为唯一的辅臣。叶向高一心为民，多次谏言，但很少被采纳，于是心灰意冷，称病不出。党论兴盛，叶向高上疏请求未被采纳，斗争愈发激烈。国本之争中，坚定立储，并多方周旋最终得以遣返弘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见福王一事已了，便请辞更加坚决，最终被皇帝允许，并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应召入朝再为首辅。由于熹宗年少，不能分辨忠奸，且宦官专权，忠臣纷纷被逼走，叶向高上疏无效，还招来魏忠贤的记恨，屡遭排挤，于是再次请辞。天启四年（1624年），叶向高获准辞归。天启七年（1627年），叶向高病逝，享年69岁，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叶向高初任内阁唯一辅臣时，便多次请求增补阁臣，后得应允，朝政运转得以恢复。在国本之争一事上，尽力保全太子储位，安抚民心，且多次进谏，清除税，改善民生。天启初年复任大学士后安置辽民消除安全隐患，在位期间致力于疏通言路，避免偏听偏信；遇灾遇险，请金赈灾；支持海禁政策，严禁通倭贸易；促进西学，帮助天主教传播，促进文化交流。叶向高著有《苍霞草全集》《编》《四夷考》《玉塘纲鉴》等作品，他致力于馆阁文学的倡导和实践，强调文学的使用功能。叶向高的文学创作带有闽南地区文人的烙印，散文重实用复古，诗歌取材于台阁山林间。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三十日，叶向高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当时倭寇入侵福建省，还怀着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患，在路边的旧茅厕里生下了他。嘉靖四十年（1561年），叶向高随家人外出避难。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率部荡平全县倭患后，叶向高才跟随父亲叶朝荣重新回到老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叶向高开始读书，并拜师王肖冈，正式受业儒学。王肖冈为其改名为“向高”。少年时的叶向高“过目成诵，属对敏捷”，人称“奇童”。万历七年（1579年），叶向高考取福建乡试的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荣登进士第，授职庶吉士，随后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7岁。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叶向高任南京国子司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叶向高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第二年，叶向高被召为左庶子，担任皇长子侍班官，辅导皇太子朱常洛读书。同年，朝廷盛行征收矿税，叶向高为此上疏，引用东汉西官府聚积钱财的事例，试图说服朱翊钧，但并没有得到批复。此后，叶向高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接着，又改任吏部右侍郎，此时他再次强调征收矿税的危害，又请求将辽东税监高淮撤职，说辞有条理又真诚。
万历年间妖书案兴起，叶向高写信给当时的大学士沈一贯，劝其尽早结束利用妖书案打击其好友郭正域一事，以免殃及更多人，却遭到了沈一贯的训斥和羞辱，两人也因此结下仇恨。叶向高后来有迁升的机会，也全被沈一贯给否决了，因此在南京任官九年未晋升。后来沈一贯被罢免，沈鲤也辞官了，朱赓独揽大权。皇帝决定增加阁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叶向高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起接受这一职位。十一月，当叶向高进入朝廷时，于慎行已经死了，王锡爵坚决推辞不出来任职。第二年，大学士朱赓去世，次辅李廷机由于流言长期闭门不出，于是叶向高就成为内阁唯一的辅臣。
由于朱翊钧不理国事，叶向高当时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朝中重要官职空缺，士大夫的任命往往又不下达，君臣之间形成很多隔阂；二是朝廷中官臣拉帮结派，宦官擅自征税、开矿，民不聊生；三是明神宗宠幸贵妃，迟迟为福王拖延回封国的归期，使得众臣民忧心忡忡，担心太子的储位受到威胁，多次上疏请求皇帝遣返福王都未得到回复。
叶向高初入内阁，便陈奏选用人才、治理财政的计策，极力请求填补空缺的官职，罢免矿税，但明神宗并不采取他的提议。直到吏部尚书孙丕扬因为举荐贤能却未被任用而请求辞官，叶向高特地上疏请求留用他，明神宗也不答复，导致朝堂内官员越来越少，叶向高见自己所谏无成效，于是称病不出。直到明神宗多次下诏，他才出来管理事务，但神宗依旧不回复他的提议。会试时所选拔的言官明神宗也迟迟不认命，叶向高问起，明神宗表示言官所言没有道理，因此不愿增加官员，浪费国库资金。叶向高劝谏明神宗忠言逆耳，以大国为重，明神宗依旧是敷衍应对，直到叶向高请求的奏章多达一百多份，明神宗见叶向高如此执着，这才任用了方从哲、吴道南。
叶向高当大学士期间，党论兴盛，御史郑继芳极力攻击给事中王元翰，朝堂内群臣由此分党论派，常常发生斗争。叶向高积极调剂各大臣的感情，安抚不同的意见。为调节党争，叶向高请求明神宗将两人奏疏下发，要求部院评定对错，并对这二人挑起的事端进行对应的处罚，用以警示想要挑起党争的他人，但明神宗并不配合他，导致群臣们认为党争并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便愈演愈烈。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与其他派系争论不休，王绍徽等撰写《东林点将录》，并将这一名录献给魏忠贤，让其按照名录上的姓名驱逐朝堂内东林党人，叶向高因曾经拥护东林党人，使得一向不支持党争的他不幸被点名为东林党党魁。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群臣连疏累上的情况下，朱翊钧迫于形势，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确立其储君之位，群臣才稍微安心。但万历帝对于郑贵妃的宠爱以及对福王的偏爱，又令朝中支持立储的官员忧心忡忡，不断请求福王回封国。作为太子曾经的老师，叶向高也不遗余力地推动着福王归国之事。叶向高多次上疏，明神宗将归期一再拖延。直到王曰乾案发生，即王曰乾指控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人诅咒皇太后、太子死，拥立福王一事。此事一发，明神宗得知事态严峻，便听从了叶向高的建议安排福王回到了封国。
由于三年考绩的优异表现，叶向高被提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同时，他在延绥的战功也被记录在案，被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并被转任为户部尚书，之后又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在一品官三年期满后，他被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并被转任为吏部尚书，且进入建极殿任职。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皇太后驾崩。同年三月，福王回到封国。叶向高辞官的请求相比于之前朱翊钧对于他的提议不回复时更加地频繁，奏章写了十几道。直到八月，明神宗才同意他辞官回家。此时，他又被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作为对他多年贡献的奖赏，明神宗赏赐他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并派遣行人护送他回家。
叶向高在辞官六年后，由于光宗即位，特别下诏召他回朝辅佐。不久，熹宗即位，再次下诏催促他回京。叶向高虽多次推辞，但都没有被准许。叶向高恳切地表示所有事情需草拟上报后再慎重处理，熹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回到朝廷，再次成为首辅。不久，熹宗就采纳了叶向高的请求，发放国库银二百万两，作为辽东战事的紧急后备资金。
叶向高这次再入内阁成为首辅，虽未直言进谏如明神宗在位之时，但也纠正了熹宗的很多不恰当的决定，救下了很多忠臣良将。在给事中章允儒请求减少上供的袍服一事中，由于太监故意激怒皇帝，导致皇帝下令廷杖章允儒。叶向高明白章允儒并没有犯错，不忍看他遭此灾祸，于是两次上疏营救，朱由校这才只剥夺了章允儒俸禄一年；在得知御史帅众对宫廷事务颇有微词并指手画脚后，太监立马将此事告知熹宗，熹宗也听取了太监的意见打算将其流放，叶向高惜才，竭力营救才得以免去帅众的流放之罚；在给事中傅魁营救王纪一事上，熹宗恼怒，打算将傅魁贬职流放，傅魁不仅没有救回被罢免的王纪，还导致自己的前途不保，叶向高担心此事牵扯过多，于是出面替傅魁求情，熹宗最终只剥夺了他的俸禄，并未将其流放，但王纪还是被罢免了。王纪被罢免后，御史吴牲、王昌举荐他，部议讨论后决定用原官职召回王纪。魏忠贤对于部议的这项决定很不满，他将此事告知朱由校，导致文选郎将要受到重罚，叶向高进谏求情，多方劝说下才使得文选郎得以免罚；在给事中陈良训上疏指责魏忠贤等太监祸乱朝堂，魏忠贤得知此事，立刻从奏疏中选取“国家命运将要终结”一句告知熹宗，表示陈良训诅咒帝王，熹宗立即命令将陈良训下狱。叶向高最终以辞官相要挟，才使得熹宗权衡利弊下只是剥夺了陈良训的俸禄；在熊廷弼、王化贞被判处死刑一案中，叶向高请求熹宗等待司法部门复核之后再决定两人的生死，尽管当时言官极力劝熹宗尽快处死两人，但熹宗还是同意了叶向高的请求。
朱由校在党争上偏信魏忠贤一派，导致叶向高所提的很多建议也未被采纳。当有朝臣请求将全国各省、府、州、县的仓库储蓄全都搜刮运到京师时，叶向高表示不赞同，他认为省城里的库藏早已耗尽，藩库所剩也不多，全部收刮尽难以预防各地出现类似山东白莲教叛乱之类的起义乱象，但熹宗当时并未听取他的意见，而是坚持搜刮全国储蓄到京师。
熹宗年轻，缺乏辨别忠臣和奸臣的能力，熹宗听信魏忠贤、客氏等人，使得国权逐渐转移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使用阴谋杀害太监王安，设局使吏部尚书周嘉谟和言官倪思辉等人辞官，见此乱局，大学士刘一燝也极力请求辞官归乡，只求明哲保身，不愿参与其中。叶向高上疏朱由校，希望熹宗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从而改变这样的局势，熹宗并未有任何表示，却遭到了魏忠贤的记恨。此后不久，刑部尚书王纪被罢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也先后受到言论上的谴责和攻击，他们纷纷无奈辞官归乡。叶向高愈发着急，眼见上疏请求无效，局势无法逆转，便要求和邹元标一起罢免，但朱由校并未批准，叶向高当时是内阁首辅，熹宗是不可能随意让他辞官归乡的。众朝臣也明白叶向高位高权重，因此当时朝中和魏忠贤对抗的官员都依附于叶向高，魏忠贤对叶向高的敌意也越来越深，于是总故意挑叶向高的毛病以此责备叶向高，使叶向高为难，让朱由校对叶向高逐渐失望，叶向高因为魏忠贤的骚扰也曾多次要求辞官，熹宗依旧未允许。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魁弹劾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勾结受贿，熹宗于是下诏命令将汪文言下狱。叶向高上疏替汪文言喊冤，他认为勾结受贿的证据并不充分，汪文言是自己的下属，要惩罚应当先罚他这个内阁首辅，因此极力要求皇帝尽快罢免自己。傅魁的奏疏落入了魏忠贤手中，魏忠贤便想借此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在得知叶向高以辞官相争后，忌惮叶向高在朱由校心中的地位，便连同左光斗等人都没有定罪，只处罚了汪文言一人，此事便如此结束了。同年六月，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叶向高听闻此事，心中不安，担忧事情如此发展会愈发糟糕，于是上疏先是称颂魏忠贤勤劳，后指出由于朝廷太宠爱他，盛名之下难免招致非议，应该解除他的权力，让他衣锦还乡，保全其始终。魏忠贤得知此事十分愤怒，却又因为外廷势力强大，并不敢随意加害叶向高，只能忍气吞声。魏忠贤对叶向高的恨意也更加地深了，因此当魏忠贤的党徒中有人劝导他制造大案时，他也不再顾忌叶向高及外廷的势力，下定决心除掉一个个与他作对的朝臣。此后，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弹劾魏忠贤，却被魏忠贤反咬一口而遭受廷杖刑罚，叶向高出面营救却不奏效，万最终惨死于棍下。不久，御史林汝翥不小心冒犯了太监，即将面临同样的廷杖之罚，吓得他连夜逃到遵化巡抚驻所。林汝逃走后，朝堂内传出谣言表示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因此众太监便将矛头指向了叶向高，包围了叶向高的住宅整日大声喧闹，叶向高烦不胜烦，对于当下时局早已深感无力，也不再对朱由校抱有希望，一直请辞归乡。
天启四年（1624年）时，叶向高多次乞求辞官，已达二十多次，态度坚决。熹宗为挽留叶向高，命令加封叶向高为太傅，派人护送他回家，赏赐给他的财物比按常法赐予的还要多。同年，熹宗同意了他辞去太傅的职位，并命令有关单位每月给他五石米，八个轿夫。叶向高辞官后，韩爌、朱国祯相继成为大学士，但没多久都被罢免了。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也在当月离世，享年六十九岁。崇祯初年，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忠”。
按照明制，皇子除一人立为太子外，其余诸子皆封为藩王，受封之后，就必须立即离开京城回到封地去。由于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因此偏爱其子朱常洵朱常，明神宗不愿立嫡为储，最终在群臣的请求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朱常洵也封为福王。等到福王的府第建成后，工部上疏明神宗按照制度应该让福王回封国，叶向高拟旨交上去，明神宗并不理会，且将福王的归期改在次年春天。临近归期，叶向高又向明神宗请求先整顿仪卫、舟车，明神宗依旧不予采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春天，廷臣交相上疏请求，明神宗又将归期改在第二年春天。随后明神宗又降旨向众臣解释朱常洵的庄田没有四万顷因此暂时不能回封国，叶向高再次进言告知明神宗此举将要失信天下，而且皇子之间关系危机四伏，容易造成人心不安，劝明神宗尽早将福王送回封国，明神宗避重就轻，不予理会。
就在群臣为福王回封国的事争论不休时，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曰乾案，王曰乾上疏攻击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跟孔学以及妖邪的王三诏用巫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叶向高劝明神宗扣留王曰乾奏疏，赶快确定福王归期，只有彻底解决福王的问题才能消解王曰乾案的影响。朱翊钧对于此事完全采纳他的意见，太子、福王这才得以相安无事。而贵妃却还想让福王多在京城停留，明神宗也应允了，命令内阁宣布诏书，叶向高将诏书拦下，劝告明神宗，列举种种，最终说服明神宗，让福王如期归国，太子的疑虑得以打消，群臣安心。
明末，各级官吏贪污腐败。叶向高初入内阁时，许多官位长期空缺，国家行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边缘，因此叶向高向皇帝谏议皇帝多用贤人，将官位空缺填补上，国家有人则要用，君王应当做到这些事，以免长此以往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民众苦不堪言。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开始，叶向高多次上奏“有官必补，有补必速”。皇帝才答应增补吴道南和方从哲为内阁大臣，辅助叶向高主持朝政。
万历朝中后期，全国各地苛捐杂税沉重，矿监税使在地方横行霸道，民不聊生，叶向高多次上书请求废除不合理的矿税制度。他上疏《再请止矿税疏》，指出内忧大于外患，各地矿监、税监横行不法，中饱私囊，已经严重影响百姓生活，长此以往容易引发祸患，请求皇帝体恤民情，废除矿税制度。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在《请处置钱粮揭》中又大胆揭露榷税的危害，请求取消苛捐杂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叶向高再次上奏《请罢矿税揭》，希望皇帝体恤民生民情“革除税店，罢撤中官”。十八年后，在叶向高的极力劝谏之下，朱翊钧终于下令罢免辽东税监高淮和福建税监高寀，解两地民困。
辽民指关外辽东半岛的穷苦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政府不断向辽民加派“辽饷”，使得辽民纷纷涌入关内。叶向高认为人民不安定，国家必定会乱，自古以来流民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希望能吸取前人的教训，引以为戒，并将安辽民作为第一要务，最终将辽民疏散到广大荒地中耕作。
万历后期，言路闭塞，奸臣当道，叶向高不断地劝谏皇上疏通言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叶向高在《条陈各项急务疏》中提到咽喉一堵塞，人就没法吃，现如今言官的弹劾陈述却一概不报，长此下去，话道会堵塞，这实在不是国家之福，借咽喉类比言道，向朱翊钧强调言官的重要性。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集团排斥异己，打压东林党。叶向高仍坚持提醒皇上要广开言路，避免偏听偏信，使得朝政暂时得到了清明节。
叶向高认为贤才是君主所共同治理的对象。共同重视专注，专注而无间隙，没有间隙就能使臣子和君主心思一致，左右顺利无阻，治理才能够成功。因此，叶向高提倡亲贤远，举贤荐能。明末时各党派互相攻击。叶向高认为各党派中有君子也有小人，主张去除小人，任用君子，不管是属于什么党派。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刚开始担任内阁首辅时，全国各地正在闹洪灾，百姓到处流浪。叶向高得知河南省、江西省、浙江省、湖北、湖南省各省洪水泛滥，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感慨这是二百年未见的大灾难。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直隶、山东省、山西省、河南、陕西省、福建省、四川省七省闹旱灾，叶向高又再上《拯荒揭》请求赈灾，最终取出帑金五万，米三十五万石，圣母也救济银十万，宫中各出多余的东西来赈灾。各省因水灾旱灾上报时，叶向高请求兼二季税银分发救济，皇上也全部都允行。
叶向高之所以支持海禁政策，严禁通倭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有重农抑商思想，但因他生活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所以对待商人的态度又具有两重性。对于陆商既支持又宽容，对走私海商主张严厉打击。他曾写信给当时的福建按察使陈邦瞻，要求他将禁止通倭海商走私作为福建第一要务，严查通倭海商，重赏在严查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水师官兵。一些走私海商为了躲避打击，在日本定居下来，成为早期的华侨。
天启四年（1624年），叶向高致仕南归，途径杭州市，结识了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叶向高对其颇为欣赏，邀其入闽。在叶向高的引荐、帮助下，艾儒略与闽中达官显宦、文人、士大夫结识，开始了在福建省的传教过程。叶向高对天主教充满好感和尊重，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扩大了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
叶向高作为馆阁词臣，对台阁体倍为推崇。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入主内阁后，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积极倡导重振台阁体，掀起了台阁体创作的一个新浪潮，完成了台阁体的短暂复兴。叶向高还结合晚明社会的世情变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追求雅俗共存的文学、注重自然真情的书写。这与公安派“性灵说”、唐宋派“复古说”、江南文人“适俗辽俗”的文学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又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
叶向高幼年时遭受倭乱，两次为相面临的艰难局面，使得叶向高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作为闽南人，他又对家乡饱含深情。叶向高的文学创作既具有大格局和气度，又带有浓厚的闽南地区文人的烙印。他的诗歌自由地走于台阁山林之间，散文重在实用和复古。
《明史》称“叶向高有裁决判断的能力，善于处理大事”；“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品性端正有抱负，喜欢扶持培养品行端正的人。”
朱翊钧称赞他为“秉心持政忠清廉慎”。
清末陈田《明诗纪事》中云：“文忠诗和雅有节。”
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论叶向高诗云：归田之日，衔左相之洼尊，赌东山之茶墅，诗品在山林台阁之间，诸体皆具。大意指叶向高虽辞官归里，优游山水，但他吟咏山林的诗作仍具台阁雍容之气。
清代学者钱谦益称赞叶向高为人，言辞婉转，聪明敏捷，小心谨慎，恭敬顺从，受到君王的重用。当朝堂内部党派之争纷乱不休时，善于调剂纷争与纠葛。启奏请求分封藩国，调护国本，随机应变，处理问题圆滑而周道，使君王能深信且听从他。再次被召用，以矫正君王的行为为政，朝堂之上许多小人当道，运用智谋避免灾祸，善于处理进退的问题。作为大学士的叶向高若是离去，国家大事只会越发混乱。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两人对弈，谈天说地，由此相识。叶向高在出掌内阁后，尊崇利玛窦，对于他将基督文化带入以儒家礼教观念治国的明朝政治文化中心的行为并不制止。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利玛窦生前希望自己能葬在京郊，但依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叶向高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多方交涉，使利玛窦获准赐葬京郊，成为“御赐墓葬”的第一位外国人。面对众人的质疑，叶向高则认为利玛窦的道德行为高尚，翻译了《几何原本》功劳深厚。厚葬利玛窦这一举动是官方承认基督教会的象征，也是繁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泰昌元年（1620年），叶向高再度入阁，路经无锡时，偶然得知过百龄棋艺不凡，便邀请过百龄来对弈。过百龄来后，叶向高见是一个儿童，以为外人虚张声势。可是一交手，叶向高竟连失三局。比赛过程中，有人提醒过百龄对面是位大官，要让着些，过百龄并不理会，依旧专心下棋，只把叶向高当做棋友。叶向高也对他的品性颇为欣赏，棋艺更是自愧不如，提出带他去北京，因过百龄年纪尚小，故没去。此后，逢人赞赏“棋坛国手”时，便会谦称为“弈中第二”。
叶氏宗祠位于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宗祠面朝大海，背靠山脉。南北宽23米，东西深43.8米，建筑面积为1008平方米。宗祠外部由砖石结构组成，祠内以木质结构为主。曾在清代顺治被损毁，后被叶氏后裔以及华侨出资修缮。1987年，叶氏宗祠即入列福清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还被收录在《八闽名祠大观》《福州十邑名祠大观》中。2008年，叶氏族人在宗祠外建造了一座宽敞的“向高广场”，广场正中立着叶向高石雕像，石雕像下有碑文介绍其生平。
黄阁重纶石坊位于福清市融城镇南门外利桥街，始建于明崇祯元年，是为了纪念两朝大学士叶向高的贡献而建。石坊用白花岗石建造，仿木楼阁式。坊门跨街，匾额为巨大月梁，下有镂雕神形雀替承，上置青石雕隔扇，双面镂空透雕三组。1985年定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芙蓉园，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法海路，花园弄19号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坐北向南，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鞍式山墙，富有福州民居特色。芙蓉园1991年被福州市政府列为“名人故居”，1992年被鼓楼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福州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芙蓉园被列入单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万历四十二年，内阁首辅叶向高罢政后重建此园，并作为私家花园兼书院。全园面积不及3亩。古代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叶向高因其小，故取名“豆区”。豆区园内有书院、亭阁、假山、池塘、拱桥等，布局精巧，婉约秀雅。这座被称为“天上神仙府，世间宰相家”的园林，虽然饱经沧桑，却一直声名远播。
叶向高墓碑通高140公分，宽78公分。上篆额，右读直下双排文字，字径约4公分，曰：“明故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加赠太师谥文忠叶公墓志铭。”墓志铭是颜体楷书，共计76行，每行约130字，字径约1公分。整个墓志铭简要追溯了叶氏自固始县徙闽的渊源历史及叶向高的逸闻轶事，记述了叶向高“纵谈无失言，信笔无失手，入俗无失色，缪结忙迫无失步”的个人风范。叶向高墓志铭的撰文者是朱国祯，书丹者是文震孟，篆额者是郑三俊。三人均为明代后期大臣、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