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22 13:18
墨子，生卒年不详，姓墨名翟，战国时期至唐宋年间皆持此论，自元代开始有争议。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又说宋国人或楚国人），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
墨子出身平民（有说其为贵族之后），精通手工技艺。他早年多在鲁国生活，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但后来厌倦儒家烦琐的礼制，创建了墨家学派。他曾到齐、宋、卫、楚等国游历，宣扬自己的学说，游说大国不要攻击小国，有“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等事迹。
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家思想以“十论”（即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兼爱、非攻）为主体，是墨子为救社会之弊而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学说。他探究了知识与逻辑方面的问题，论述知识的分类与来源，并提出了检验知识真伪的“三表法”，又以“心之察辨”作为其补充；在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逻辑体系中，他阐明了“辨”的目的与作用，论述了关于“辨”的四项原则和七种方法。同时他在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圣”。墨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及其学说的基本材料。
关于墨子生平史料记载颇少，《史记》无其传记，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二十四字描述。
墨子姓墨名翟，战国时期至唐、宋年间，并无异说。但元代尹世珍《琅嬛记》中称墨子姓翟名乌，清末学者胡怀琛则认为墨子是不知名的外国人，“墨翟”只是“蛮狄”或“狄”的转音，其真实姓名不得而知。方授楚、伍非百等学者都曾反对这两种说法。
清人江瑔《读子卮言》中列举八证，证明墨子本不姓墨，因墨家之徒称“墨者”，将其尊称为“墨子”，他是以学派为姓。钱穆则称“墨”乃古代刑罚名称之一，转词为刑徒、奴隶，因墨家生活菲薄，以自苦为极，因此称“墨”。哲学家李石岑认为墨子是一名木匠，而木匠常用绳墨，所以姓墨。
关于墨子的出身，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墨子是贵族出身，唐代林宝在《元和姓篆》中说，墨子是孤竹君的后人，孤竹君是商朝诸侯国孤竹国的第七任国君，原为墨胎氏，后改为墨氏；历史学家顾颉刚则认为墨子是殷人后裔，为宋恒公之子目夷的后人。因墨子常自称“贱人”“鄙人”，故有学者如杨宽认为墨子是贫贱出身，学者卢中阳等则认为墨子是手工业出身，又根据司马迁“墨翟宋之大夫”认为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任继愈则认为墨子精通机械制造，不是普通的手工业者，属于城市手工业行会师傅的阶层，后来墨子脱离劳动，上升为“士”，从事教育和说辞活动。
墨子出生地有宋国、楚国、鲁国三种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墨翟宋之大夫”，后宋代葛洪《神仙传》《文选·长笛赋》《荀子·修身》(杨倞注）等都认为墨子是宋人；《吕氏春秋·当染》《慎大》（高诱注）中作其为“鲁人”，清人毕沅《墨子注》和武亿跋《墨子》则称“鲁”为“鲁山县”，鲁阳春秋时候属楚国，即墨子为楚国人；清人孙诒让定墨子为鲁国人，民国学者张纯一沿袭并补充了孙诒让之说。
清代学者胡怀琛、卫聚贤等曾提出墨子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但此说法被斥为“奇谈怪论”，并不为人认可。
20世纪90年代，山东大学张知寒教授则在“鲁国说”的基础上，发文论证墨子是小邾国滥邑之人，而小国及其滥邑，均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墨子应是滕州人。
下表为历代学者对墨子生卒年的考证
现代学者徐希燕综合以上数据，考证墨子的生年应在公元前48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3年），卒年应在公元前389年（前后误差不超过5年）。
墨子早年多在鲁国生活，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吕氏春秋·当染》载，墨子在鲁国学习周礼，《淮南子·要略篇》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常与鲁国儒者相辨难，还曾与鲁国国君问对，建议鲁君“尊天事鬼”“爱利百姓”“偏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后来他反对烦琐的礼制，开始选择吸收不同于儒学的异域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说。
墨子的学说不容于鲁国，墨子便开始前往他国游历，当时大匠鲁班（一作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知道此事后，从鲁国出发，日夜兼程十日十夜赶到楚国首都荆州（今江陵县）去见公输般，假称欲献千金请公输般帮其杀侮辱他的人，诱使公输般说出“义不杀人”之话，接着又以“攻宋不仁”说服公输般，但公输般称攻城之事已经告知楚王不能取消，墨子便让公输般替他引见楚王，但楚王称云梯已经建好必须要攻宋。墨子便解下衣带作城墙，让公输般用筷子作攻城器械，与公输般演练城池攻防战，数次攻防后，公输般器械用尽均不能攻破墨子的守御，墨子仍游刃有余。但公输般仍称有破解墨子防御的方法，他不说而已，但墨子早知其意便说，公输般的方法不过就是杀掉他后，便无人可帮宋国守城，但其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拿着他的守城器械，在宋国等待楚国入侵，即便他死了，楚国也不可能攻破宋国城池。楚王只好取消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时，正下雨，墨子要道闾门避雨，但守门之人却不接纳墨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墨子曾担任宋国大夫，但学者梁启超曾在《墨子学案》中辨其是非，认为墨子救宋并不为求官，墨子是以平民终老；学者萧公权也认为，墨子不曾仕官于宋国。又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墨子在宋国期间曾被司城子罕囚禁于牢狱之中。
《渚宫旧事·周代上》载，楚惠王五十年（公元前439年），墨子再次游楚，献书楚惠王，但楚惠王以其年老而不用其书，鲁山县文君批评楚惠王不见墨子是“失士”，惠王使鲁阳文君追封墨子，但墨子不受而去。墨子还曾游历卫国，劝说卫国大夫公良桓子，卫国为小国不如蓄士以备患。
墨子也多次前往齐国，收了不少齐人弟子。曾经为了阻止齐国攻打鲁国，以“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的利害关系游说齐大王，引导他打消攻鲁的念头。除此之外他还派弟子胜绰到齐将项子牛手下做事，并亲自游说项子牛，指责齐伐鲁是“齐之大过”，但项子牛三次攻鲁胜绰都随之前往，墨子认为胜绰没有节操，便让弟子高孙子去面见项子牛请其将胜绰辞退。
墨子在游齐之后重游楚国，客居楚国鲁山县时，便多次向鲁阳文君宣扬“非攻”的思想，他告诉鲁阳文君，大国侵略小国就如小孩骑竹马一般，最终自己也会疲惫不堪。当鲁阳文君两次计划攻打郑国时，他也来劝导鲁阳文君放弃战争的意图，一次他以“偷窃”来形容鲁阳文君攻打郑国的举动，后来鲁阳文君仍不死心，又想攻打郑国，他认为郑人将自己的国君杀了，他现在攻打郑国是帮助上天惩罚郑国，墨子便又告诉鲁阳文君，如果一个人的儿子不学好，他便用竹板将儿子打了一顿，但这个人的邻居也拿起木棍来打他儿子，还说是顺从父亲的意思来惩罚儿子，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据钱穆考证，墨子后来逝世于鲁山县。
墨家思想以“十论”（即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兼爱、非攻）为主体，是墨子为救社会之弊而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学说。
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十论”是具体的行事主张，墨子认为当时的“天下之害”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所造成的，为此他提出了“兼爱”，主张无差别的爱所有人；而当时各国之间的土地兼并战争，属于“不义”之战，他提出了“非攻”，明确反对侵略战争，并利用天之意志来论证其正确性；在“兼爱”的原则上，他提出了“尚贤”的主张，要求打破世袭制度而唯才是举；在“尚贤”的前提下，他设计出了“尚同”的政治结构，自天子至三公、诸侯再至乡长、里长，选用贤才统一思想与行动。
“非攻”与“尚同”都涉及“天”的存在，墨子又以“天志”“明鬼”肯定了天之意志与鬼神的赏善罚恶的作用，同时又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了“非命”，反对宿命论。虽然确立了鬼神的存在，但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防止奢靡浪费，他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
关于墨子学说的起源，胡适曾指出，墨子出生于儒学兴盛的鲁国，墨学与儒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另一方面，墨子曾经学习过儒家的学说，但又提出了诸多反对儒家的意见，如针对儒家厚葬久葬所提出的“节葬”，针对儒家中礼乐提出的“非乐”，针对儒家信天命而提出的“非命”，等等。墨子的其他主张也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冯友兰对墨学起源也曾做过解读，他认为贵族政治衰败之后，兼并战争四起，出现了一种专门帮别人打仗的人，此类人被称为“武专家”或“侠士”，墨家便是从这类人中诞生，墨子所领导的团体也是此类的团体，墨学是侠士职业道德的发挥，而侠士是出身下层阶级，墨子思想学说是典型的平民学说。
墨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兼爱”为核心和最高道德原则，主张无等差的爱一切人，与儒家的“爱有等差”形成鲜明对比。墨子认为如果平等相爱，那么社会就会出现一个人与人相亲相爱、国与国和睦相互的理想局面。
墨子又将“兼爱”原则展开为“兼相爱，交相利”，爱人应以利人为内容和目的。与儒家的“重利轻义”不同，墨子提倡“义利并重”“义利结合”，“重利”即是“贵义”，“贵义”是“利天下”“利人”的手段。墨子认为义就是利，利天下利他人的行为便是“义”，而“自利”便是“亏人”，便是不义。他将“义”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准。为了保证“义”的权威性，墨子将“义”说成是上天所要求的，而且有能赏善罚恶的天之意志和鬼神作为监督和制裁“不义”的手段。
在道德评价上，墨子又提出了“志”与“功”两个概念，“志”即道德行为的动机，“功”即道德行为的标准，他认为，考察评价一个人，不能单看效果，而要将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即所谓“合其志而观焉”。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十大主张中的“尚同”“尚贤”。“尚同”，毕沅、孙诒让等解释为“上同”，也即与上级政长保持思想、言行等方面的完全一致，因为意见不统一便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故墨子要求人们“尚同”而不“下比”。尚同是高度的集权主义，它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个体没有自决权，凡是听到善事或不善的事都要报告上级，上级肯定的便肯定，上级否定的便否定，有善就推荐给上级，上级有过就加以劝谏，一切都要服从上级，不能附和下面。
“尚贤”则与“尚同”密切相关，即任用“贤良之士”保证“尚同”的实行，墨子指出了尚贤的重要性，墨子视贤才为国家的珍宝、政权的辅佐，将境内贤才的多寡直接与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相联系。“尚贤”的实质，就是要求由贤人来担任各级行政长官。由此也引发了争议，徐希燕等学者认为“尚贤”是由选举而来，是由民众参与，并有一套完善的选举制度与选举程序；但张永义等学者认为，上级政长都是由上级任命，是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
“非攻”是墨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子认为，当时所流行的战争均属于兼并掠夺战，他明确反对此类战争，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其一，战争是灾难、祸害的根源，因掠夺性战争而亡国的国家不可胜数；其二，战争会对交战双方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三，墨子用“义”作为标准界定与划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兼并掠夺战均属于不正义的战争；其四，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发动兼并掠夺战的国家所得利益并不足以弥补在战争中所失去的利益。
当然，墨子提倡“非攻”，但并不代表他反对一切战争。他将真正区分为“诛”与攻两类，伐“无罪之国”定义为“攻”，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将伐“有罪之国”定义为“诛”，如大禹征讨有苗、商汤放逐夏桀，武王伐纣等，这是一种正义的战争。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救守”包括对被侵略兼并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援和弱小 国家自身的防守。墨子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力攻伐的弱小国家，他与其弟子都 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侵略的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如“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与此同时，墨子更注重小国自身的守御，为此他提出了以守城为中心的一套防御作战理论。首先在防御作战时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使民众同仇敌忾，动员民众参与作战，并能做到人尽其才、赏罚分明；其二则要加强战备，他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守城的防御战术及器械，同时要求后勤保证充足，对外联络他国、争取外援；其三守城时不能一味死守，要善于捕捉战机发动反攻，要注重消灭攻方的有生力量。
“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中核心理念之一，其主要体现为：
其一，为了防止生产过剩，墨子认为天下百工，如制车轮的、造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炼金属的、做木匠的等，凡是足以供给民用就可以停止；在衣食住行方面，只要能保证基本需求就足够了，不必要去追求奢华、排场。
其一，节葬，墨子认为厚葬与久丧耗费民财，针对当时“棺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的情况，他提出衣服三领，足以使死者之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足以使死者的骸骨腐烂在里面，挖掘墓穴要深但不要通泉水，尸体的气味不散发于外，这些就足够了。
其二，非乐，当时的贵族追求音乐享受，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是对物质财富的大量浪费，而且音乐还会影响生产，故他要求“非乐”。
另外墨子十分注重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经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来保障、推动农业发展。其一，需要强力从事生产，勤勉才能致富，天下的资财才会充足，社会才能稳定繁荣。其二，要大量开垦荒地，并且充分发挥地力，同时还要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大量繁殖人口，增加劳力，而战争最防碍农事，因此“非攻”也是重农思想的体现。其三，要合理分工，使不同阶层、职业、性别的人各尽所能，提高生产的效率。
墨子强调储备财物，他在《七患》篇中说，仓库里没有储备充足的粮食和武器，就不能应对饥荒之年和发动正义的战争。因此，他重视各行业的全面税收，而且要求负责税收的官员廉洁奉公、尽忠职守，各种散佚之财收归国库，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一切赋税劳役都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坐地买卖、摆摊售货，或往来贩贱买贵的商人阶层已经形成，墨子对商品交换的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商品的价格不是绝对的，它随货币币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币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货币升值或供过于求时, 商品价格就会下降; 当货币贬值或供不应求时, 商品价格就会上升。价格适宜, 商品就能成交, 而 价格适宜与否, 取决于双方的买卖意向。
墨子的教育目在于培养所谓“贤士”“兼士”和“义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兼爱相利的职责，成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才。其教学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其一为教育治世论，墨子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其功于天下，上有利于为政治国、弘扬天下公义，下有利于传授百姓技艺及其修行；其二为人性所染论，墨子认为人有可塑性，强调了教育环境对人所起到改造作用，其“人性如素丝”的理论验证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其三为天志决定论，墨子认为，上天希望人与人有力就互相营救，有道就互相传授，有财就互相分出，在教育理论的体现便是，人们懂得道理要互相传授与教化。
墨子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兼爱”基本思想为核心，他希望通过实行“兼爱”，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状态。其教育内容可分为“谈辨、说书、从事”三类，“谈辨”包括思想方法、形式逻辑以及辩论才能的教育；“说书”指阐明书中理论与原理，包括经济、政治伦理、法制等学科；墨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具有科学意识的先贤，“从事”即生产、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涉及到数学、几何、力学、光学和军事、农业、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内容。
墨子的教育原则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主动性原则，他不赞同儒家“供己以待”的教育方式，即等待弟子来进行提问，然后再进行引导性的教育，他强调主动教育，即使弟子不来请教，老师也应该主动去教。次之为实践性原则，他反对仅停留于言谈而不进行实践者，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要求言行一致；再有则是量力性原则，墨子在教学中提出量力而为的原则，对于弟子来说，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就应该量力而学；对于老师而言，学生的知识水平不一，就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量力而教。基于以上的教育原则，墨子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和动手实验。
墨子的认识论具有朴素唯物哲学倾向，他重视实践对知识的检验作用，意识到只有直接生产者的实际经验才能作为改革现实的实践，在当时的年代是很进步的思想，当然它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墨子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三类，即“闻知”“说知”“亲知”。“闻”指听到、听见、闻知、传闻，“闻知”意为从自身外获得的知识，可指为间接经验，“闻知”又可分为“传闻”和“亲闻”。“说”指解说、阐释、论 证、推论等，“说知”就是根据已知推测到的未知的知识，可指为理论知识。“亲知”是亲身感受获得的知识，可指为直接经验。
墨子将知识从内容上分为四类，即“名”“实”“合”“为”。“名知”是关于事物的概念的知识，“实知”是关于事物的具体实物的知识；“合知”即“名”“实”相合，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的知识；“为知”是有计划、有目的实践之知，其目的有分为六种，即“存、亡、易、荡、治、化”，“存”，如制甲，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用；“亡”，例如治病，是为了疗病去疾；“易”，如买卖商业行为，是为了交易，“治”则是为了培养一件东西，如庄稼治理；“化”是为了使某件事物得到变化，如养殖蛙鹑。
墨子还提出了检验知识真伪的三种方法，即“三表法”。第一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为依据衡量是非；第二表，“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生产者的直接经验作为知识来源；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实践效果来检验言论的好坏。
同时墨子认为人可以通过“五官”获得感性认识，而当某项技能熟能生巧之后，便可以不再通过五官去感知，便可用“心”来辨析察识“五官”所获得见闻之知，这种辨析察识属于理性的认知活动，用以鉴别见闻之知的真伪，这种辨析察识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也是对三表法的重要补充。
墨家的逻辑思想始于墨子向儒家所展开的反“周道”的思想斗争，即庄子所说之“儒墨之是非”，后墨子的关于方法论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逻辑理论。
战国时期思想上理论上的论争统称为“辨”，《墨经》对“辨”的解释为，“辨”是双方根据自己的见解争论是非，与事实相符合者获胜。“辨”的作用是明辨是非，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玩弄名词概念，并将事实作为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这是其逻辑理论的出发点。
《小取》篇列举了“辨”的四项原则，第一个原则为“以名举实”，即所运用的名词概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名”又可分为三类，“达、类、私”，“达”指最高的类概论，如“物”的概念包括了所有的物，“类”指一般的类概念，如“马”这个概念包括了所有的马，“私”指个体的概念，如“臧”专指奴隶。其二为“以辞抒意”，即要求语言清楚正确的表明判断的内容，其三为“以说出故”，即在推理论证时要有充分的证据或理由，其四为“以类为推”，在辩论中，彼此同类的事物，其判定的标准应该一致，辩论双方对其的认定也需要一致。归纳便是有系统的类推，因此这就是初步的归纳法，人的知识从个体开始，对某一类的个别有了一定认识，就推到同类的其他事物。
四项原则之后，《小取》篇又列举了七种“辨”的方法，“或、假、效、辟（譬）、、援、推”。
“或”是指特称命题，这种命题中主词的外延只有一部分在谓词的外延中，比如“马或白”，《小取》说：“或也者，不尽也。”《经上》说：“尽，莫不然。”，“尽”是全称命题，这种命题中主词的外延全部包含在谓词的外延中，如“马或四足”。
“假”就是假设，假设一种还未发生的情况而预言其后果，如“如果天下雨，地就要湿。”
“效”就是效“法”模仿，“法”就是公式或标注，要验证某个命题的真伪，便可将该命题作一个可以效仿的“法”，照此法实验，如果结果为真，便是“中效”，反之则是“不中效”。这种方法也是“三表法”中第三表的发展。
“辟（譬）”就是譬如，即借用其他具体的事或物来说明一件事情或道理。
“侔”即形式逻辑中所说的直接推论，如“白马是马”，便可推论出“乘白马是乘马”。
“援”是援引前例或对方所说的话作为类比推理的前提，《小取》中从“多盗非多人也”，推论出“杀盗非杀人”，但该观点是错误的，它仅注意到“盗”与“人”两个名词的差异，却没有意识到“人”的外延包含了“盗”。公孙龙与孔子后人孔穿辩论时，公孙龙引用孔子“楚人非人”推论出“白马非马”便是“援”在辩论中的引用。
“推”，是根据一个已知的事物推导出另一个同类的未知的事物。如《公孟》篇载，儒者公孟子说“无鬼神”，有说“君子必学祭祀”，墨子则说你们认为没有鬼还要祭祀，就好像没有客而行客礼，没有鱼而下渔网。
以上方法中，“辟（譬）、侔、援、推”都是依靠不同命题的相同之点作推论，《小取》篇中指出这样的推论是很可能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以偏概全，便会将本来正确的命题转化为错误的命题。这种思想已具有辩证法的意思。墨子是反对诡辩的，但其在上文所说的“杀盗非杀人”却又陷入诡辩之中，荀子曾批评其为“惑于用名以乱名”。尽管墨子的逻辑体系有些许错误，但总体来说，其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
墨子是一个有神论者，其“天志”“明鬼”两项主张明确有上天和鬼神的存在。“天志”即天的意志，天是有人格和意志的至高神，它无所不在、全知全能，人们必须服从上天的意志，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天的意志是义的提倡者、发起者，它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并且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墨子的“明鬼”极力说明鬼神的存在，且具有赏善罚恶之能力，若人对鬼神的存在心存疑虑，对鬼神赏善罚恶的能力不信服，天下将会大乱，反之则可消除天下混乱的局面。他认为鬼神是天的辅佐，是天志的推行者和拥护者。同时他还通过“三表法”从“众之耳目之实”、三代圣王之事迹以及“先王之书”等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论证了鬼神的存在。
墨子虽笃信上天、鬼神，但却否定“宿命”的存在，他以“三表法”作为明辨的标准，提出了“非命”说，他所批判的“命”是排除人努力的宿命论和不劳而获的懒人思想。但“非命”与“天志”两者并不矛盾，“天志”是借助民众对上天的敬畏来劝导实行兼爱，“非命”是防止民众相信命运而不再努力作为，同时上天也拥有改变命运的权利，因此人可根据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墨子看来，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墨子将其定义为“兼”，个体或局部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中划分出来的，个体或局部被墨子定义为“体”。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构成了墨子的连续宇宙观。由此墨子建立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墨子将时间和空间称为“久”与“宇”。他认为时间与空间，对于整体来说是无限的，对于部分来说是有限的。整个连续不断的时间和空间是由不可再分的时间元“始”和空间元“端”所组成的。
墨子明确反对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即万物始于“无”，他认为万物始于“有”，物质的性质是依附于物体的客观而存在的，人的认知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如人对热的感知来源于火，但热是独立于人之外，客观存在的。虽然宇宙间的万物是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的，但其运动、变化是服从某种因果关系的，且决定果的因必须是充足、完备的，否则就不一定会得到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墨子也意识到，物质运动、变化的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其因果关系也会因为存在条件而变化。他继承了传统的五行说，即时间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中元素组成，但他又批判了“五行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的理论，他认为“五行毋常胜”，即“五行相胜”并不是不变的，如火烁金，是因为火多，而冶金耗费木炭，是由于金多，因此火与金之间是视具体的条件来决定相胜的关系的。同时，物质运动、变化的原因也很多，同样的结果不一定是相同的原因，不同的原因可引出相同的结果，如人生病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病因可呈现出同样的病症。
墨子还将时间与空间与物体运动联系起来，他认为物体的运动是在空间与时间的四维坐标系中进行的，其运动状态体现了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这与近代运动学中的认识是一致的。另外他还论述了运动中的物体与其影子之间的关系，物体的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表现是连续的，其影子也随之连续不断的更新，即物体运动时，前一瞬间的影子会立刻消失，下一个地点会产生一个新的影子。逻辑学家沈有鼎运用逻辑学上的排中律，认为墨子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他认为影子的运动和物体的运动是有区别的，但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金秋鹏认为，墨子的看法并没有违反排中律，墨子对动、静与时空的连续性和单元性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
《经上》和《经说上》上关于数学的论述有十余条， 虽无数学符号、方程式及图示之类，但给出了点、线、面、体、圆、圆心、矩形、平行等的定义或界说，它们被称为“端、尺、区、厚、圈、中、方、平”，并定义了同形、形（体）中含形（体）、形（体）中之形（体）、 形（体）中空隙及两形相交、两形重合、两形比较等图形之关系，分别被称为同、有间、、、仳、次。其中园、矩形、圆心等概念已与现代几何学的定义一致。学者方孝博谈到撄、仳、次等概念时，称其“理论完整，自称体系，逻辑性很强，可以认为是中国两千余年前最优美的几何论文了”。
《经上》和《经说上》上关于数学的论述有八条，分别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本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光源与物的相对位置同影的关系、球面镜成像原理、凹镜成像、凸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和理论说明。这些论述根据科学实验建立一个完整的光学理论体系，虽然实验结果不够精确，但在当时已是非常先进的水平了。
《墨经》中还有数条关于力学知识的论述，涉及到力的定义、物体重心、力的平衡及有关杠杆、桔等器械的描述与说明。虽然其体系不如其光学体系那样完备，但在内容和理论方面却毫不逊色于古希腊力学思想，如它将力定义为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已与伽利略·伽利莱以后的西方力学对力的定义一致，甚至其对重心的描述已与现代力学中重心的概念相当吻合了。
墨子所创建的学派，被称为墨家学派。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学派，它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团体组织，在先秦诸子建立的学派中，它是唯一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社会团体。墨家从事谈辨者称为“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其领袖称为“巨（矩）子”。据学者郑文杰考证，墨家的钜子是由墨者里面最贤能和最有道德之人担任。有学者认为选举“巨子”的过程与中国夏商之前出现的“禅让制”十分相似，但大多数人均持反对意见。学者郑杰文认为墨子在世时便被弟子尊奉为“巨子”，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墨子生前不曾称“巨子”，在墨子死后，墨家门尊追认其为第一任“巨子”。根据现有史料，孟胜、田襄子相继担任过“巨子”，而后腹䵍在担任“巨子”时，制定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
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身体力行的号召下，墨家成员身穿布衣，以自苦为荣，不仅有知识和专业技能，并随时准备为兴利除害而献身。墨家在墨子的组织下，其徒属充满天下，甚至有“墨翟之言盈天下”的说法，墨学也成为当时与儒学并列的“显学”。按照墨家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去职，做官的墨者还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墨家纪律严明，《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同时墨者对“钜子”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分别为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胡适曾将墨家划分为“宗教的墨学”和“科学的墨家”，“科学的墨家”为“别墨”，《墨经》（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为“别墨”所作，此后冯友兰在此基础上将墨家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但詹剑峰持不同意见，认为并没有“前后墨家”之分，“别墨”只是墨家各派内部争辩而讥讽别派的称呼。至西汉，由于刘彻“独尊儒术”的政策，墨学逐渐消亡，由显学变为绝学。但墨家的思想并未消亡，而是已经融入到儒、法等诸家思想中去了。
墨家学派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当时各家学派的尊重。虽然当时的学者对墨子及其墨家学派有所批判，但庄子、孟子等就曾对墨子以及墨家身体力行的实践能力，和为天下之利而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赞叹不已。
《吕氏春秋》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但因史料无载，可考者无几，下表为墨子弟子后学中可考者。
墨子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布天下。尽管墨家在汉代以后逐渐消亡，但墨家的思想和精神却或多或少的融入到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在批评墨子思想的同时，就引入了墨子思想的有关成分，丰富儒家思想体系。如孟子的贵民、重民思想就就有借鉴墨子“利于天下百姓”思想的成分，荀子“兼利天下”思想便有借鉴墨子“兴天下之利”思想的成分。
《庄子》一书也吸收一些墨子的思想为己所用，如《庄子》中的“明鬼”一说应是受墨子思想的影响，另外它在批判墨子思想的某些主张时，为其自己的思想提供了一些借鉴，如它通过批评儒墨之间的争论完善了自己的“齐物论”思想。另外墨子思想与法家思想在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理论、用人理论、非命强力理论以及实用主义等方面有一致之处，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墨子思想中的这些理论影响了法家相应思想的形成。
记载墨子言行的《墨子》一书中，涉及了哲学、政治、逻辑以及数学和物理学等内容，其中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更是让该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自然科学专著，在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有及崇高的地位，墨子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科圣”。中原地区古代一些科学家也深受墨子影响，如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就曾研究过《墨子》，魏晋时期的数学家也明显受到过《墨经》的影响，三国时期科学家马钧所研制的抛石机受到过《墨子》中转射机的启发。宋代科学家沈括不仅研读过墨子，而且在其著作中还曾多次引用。
另外墨子的逻辑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逻辑理论。他所提出的“志功”这对范畴，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以功利为原则作为评判人道德行为的尺度，为后来正确理解动机与效果的辨正关系提供了方向。墨子的城守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防御的理论基础，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墨子》，以至于将一切牢固的 防御称之为“墨守”。
墨家不仅是一个思想学派，它还是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在墨子的身体力行之下，如其“止楚攻宋”，以实际行动帮助弱者，造就了墨家的“任侠”精神，其后钜子孟胜信诺守义死守楚国阳城君的封地，也是墨家侠义精神的体现。墨家消亡后，但墨家的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便是墨家“兼爱”精神继承者，中国文化中匡扶正义、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墨家精神的影响。
墨子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十一篇，现存《墨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大部分为其弟子及后学在不同时期编而成，其中《墨经》（《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作者有争议。
胡适最早将墨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墨经》是后期墨家所作，后冯友兰等学者持相同观点。但《墨经》的早期注家鲁胜认为《墨经》为墨子自己所著。后詹剑峰等学者明确反对胡适将墨家划分为前后期的说法，并认为《墨经》中《经上》《经下》是墨子自著，《经说上》《经说下》为其学生听墨子将经时所作的记录。学者杨俊光只承认《经上》《经说上》为墨子所著。
墨子思想所代表的阶级属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者李季最早提出墨子为小生产阶级的代表，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其观点为墨子出身低微，且其弟子也多为小生产者，其政治主张代表了小生产者的良好愿望，并曾被代表统治阶级的各家学派批判过。
哲学史学家赵纪彬等认为墨子是奴隶阶级的代言人，其证据为“墨子的非命思想，是奴隶大众变革意识的反映。”
而历史学家郭沫若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墨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其论证是墨子是以帝王为本位，替“王宫大人”说话。历史学家韩连琦也持有相同意见，并补充了几点论据，他认为墨子蔑视“耕农”，不反对剥削，并坚决主张镇压贼寇，还企图恢复周天子封诸侯的局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历史学家吕振羽认为墨子思想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又反映了一点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学者杨凤麟便认为墨子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因为其“尚贤”“尚同”不可能是小生产者的事业。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墨子思想是代表庶民的一个学派，学者童书业更进一下指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庶人阶级中上层分子的利益。哲学家杨荣国则宣称墨子是新兴的封建主的代表。学者梅贻宝主张思想家的学说与社会阶级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墨子思想的评价，也存在不同意见。历史学家蔡尚思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认为，墨子是中国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无比伟大的，因为墨家追求的是平等、积极的社会道德。但郭沫若的态度却与之截然相反，他在《墨子的思想》中说墨子的思想不科学、不民主、带有充分的反动性，其论证便是墨子的思想是为“王公大人”即统治阶级说话的。哲学家任继愈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有一章名为“在宗教外衣下墨子进步的社会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墨子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历史观以及宗教思想论述了其观点。冯友兰则认为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没有脱离宗教唯心主义的影响，在客观上成了一个有神论的宣传者。学者杨凤麟在《简述墨翟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则用二元论来解释墨子思想中的矛盾现象，他认为墨子的认识论在讲一般道理时，确实是唯物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却没有贯彻到底，还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同时又以人的认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作出了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结论。
墨子的“天鬼观”是否为宗教，墨子本人是否为宗教家或宗教教主，曾引起激烈争论。
郭沫若、韩连琦等学者认为墨子是因被完全否定的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其观点为墨子明确天之意志、鬼神的存在，是复古奴隶制。王是天的代言人，天的意志即王的意志，墨子鼓吹“天志”实际上鼓吹王权至上，是极端专制、极端保存的宗教思想家。
章太炎、张纯一等则认为，墨子是虔诚的积极救市的创教教主，他们认为墨子主张“天志”“明鬼”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并非由于他的迷信，更不是想利用别人的迷信心理。
梁启超、蔡尚思则比较矛盾，一方面认为墨子是利用天鬼改制，即否认天鬼观是宗教，另一方面又认为墨子“迷信天鬼”，是一种浅薄、原始的中国式宗教。
而蔡元培、詹剑锋等则不认为“天鬼观”为宗教，也不认为墨子是宗教教主。蔡元培认为墨子是科学家，詹剑锋进一步指出，墨子“既没有像老子那样全性葆真、超出物外之想，也没有后世道教的炼丹道术；既没有耶稣那样自命为救世主，宣扬天国近了，也没有佛陀那样逃避现实，遁入空门。”因而墨子不是创教教主。
自从晚清学者邹伯奇在《学计一得》指出了《墨经》与对圆心的定义，认为《墨经》中有科学。孙诒让在《墨子间序》中提及了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的关系，梁启超则对墨家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加以比较，胡适则更进一步把墨家逻辑、印度因明和西方的三段论加以排比论证，认为墨家逻辑虽不注重形式，但具有同样的效果。此后，学术界对于《墨经》中逻辑和科学的研究比较热烈，评价也很高。
但也有一些不用的意见，郭沫若则在《墨子的思想》中认为，墨子以“墨子·天志”为法仪，墨子信仰上帝鬼神，故他的思想不科学，《墨经》中的科学知识是属于粗浅的、家喻户晓的常识，即便真的有科学，也是墨子传播宗教的工具。哲学家庞朴认为墨家辩者的学说虽然正确，但缺乏足够的启示性；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路在其《“墨经”逻辑研究中的问题与方向》中认为，《墨经》中的体系缺乏推理形式方面的研究和论述，不是一套科学的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命题的形式和推理形式，构造了三段论演绎系统，创造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因此两者取得的成就不能相提并论，中国史学界过高的评价了《墨经》中的逻辑学。
庄子很钦佩墨子“形劳天下”的精神，他曾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却指出墨子“非乐”“节用”是“为之大过”，并说“其意则是，其行则非也”。
孟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攻击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他认为墨子的主张“兼爱”即为“无父”，为“禽兽也”，并且他还曾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认为自己作为圣人之徒，批判墨子就是维护道义。
荀子则认为墨子尚功利、重节俭、主兼爱差等的主张毫无可取之处，《荀子·非十二子》载：“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甚至《荀子·富国》篇中全面否定墨子的学说，“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我以墨子之‘非乐’，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彻底否定墨子非乐、节用的价值，指责其为贫国乱世之学。
韩非子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曾议论：“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而不辨。”，认为墨家著述在于传道立言，宣告世人，因为不求文藻华彩，所以墨子一生虽立言甚多却不以文哗众，行文质朴。但他认为孔、墨的学说虽工于巧辨，但却无益于国家之富强，《韩非子·八说》载：“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则国何得焉?”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班固肯定了墨子学说的价值所在，但也认为其“节用”“兼爱”会导致政治混乱。
宋代学者朱熹尽管将墨学视为“邪说”，但对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持肯定态度，赞其为“正道之言”。
梁启超曾说：“就艰苦实行这方面来看，墨子真是像极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
孙中山曾说：“有时候最讲‘爱’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教育家蔡元培宣称：“先秦唯子墨子颇治科学。”，胡适甚至认为：“墨子也许是中原地区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鲁迅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脊梁’，传奇式的伟大英雄。”
季羡林曾说：“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在哲学、教育、科学、逻辑、军事防御工程等许多领域，都有伟大的贡献，是一位平民圣人。”
蔡尚思宣称：“墨子的大部分思想与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无比伟大的，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美国爱丁堡大学美籍华人李绍昆教授说：“墨子是伟大的宗教教育家、伟大的科学教育家、伟大的社会科学教育家和中国的革命教育家。”
郭沫若则认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雅威，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
晋朝道教理论家葛洪在其《神仙传》中说，墨子活到八十二岁时慨叹“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于是走上了求仙的道路。至汉代时刘彻还曾派使臣杨违礼聘墨子出山，但墨子不从，据见过墨子的使者描述，当时有几百岁的墨子还像五十多岁人的容貌。《真灵位业图》还将墨子列为玉清三元宫第四阶左五二位神真。
在道教的方术中，有一种法术专门叫做“墨子之术”。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还专门对其做了描述，其《神仙传》中许多人物均能推行墨子之术，《新五代史·唐家人传》也有此类记载。
令道教典籍《太平经》中某些言论与墨子的互助互有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因此道教研究专家王明认为《太平经》和墨子的思想有某种继承关系，甚至认为《太平经》中的一部分社会政治思想是“墨家流变”。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小邾国（位于今滕州市）。在小邾国滥邑境内的某个小村庄，有一户墨姓木匠夫妇。某天妻子做完家务休息时，梦见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在头上盘旋，鸣叫几声后，便落到村中一座名为龙山的山旁。妻子便感到一阵轰鸣，红光四射，腹痛难忍，不久后，她便生下一个男孩。小男孩为母亲梦凤所生，便传闻他是凤鸟转世（元代伊世珍《琅嬛记》和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都有类似记载)。后来墨木匠给男孩取名为翟，翟便是耀，就是他母亲所梦见的凤鸟。
“墨守成规”这一成语便来源于，墨子“止楚攻宋”时解下衣带与公输般演练城池攻防战。因为墨子善于守城，所以人们又将“牢守”称为“墨守”。后来，“守”字开始多用于守旧一意，墨守成规也就成了贬义词，形容思想比较保守，守着旧的方法不愿意改变。
耕柱为墨子的学生，他经常受到墨子的责骂。于是他便问墨子为什么经常责骂他，是不是因为他确实不如别的学生。墨子便反问耕柱，当他上太行山时，他选择用良马拉车还是用老牛拉车。耕柱回答当然会用良马，因为良马足以承担重任，值得托付。墨子便告诉他，他之所经常责骂耕柱，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耕柱能够担负重任，值得墨子的一再教导与匡正。从此，耕柱更加刻苦，力求上进，不再需要墨子的督促了。
墨子见人染丝时，感叹道，白色的丝放入青色染料中便会变成青色，放入黄色染料中便会变成黄色。染料变了，丝色也随之而变。比喻做人与染丝一样，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和外力的影响。
中国墨子学会成立于1992年10月，是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该学会是由山东大学和滕州市联合发起，由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墨学研究学者以及支持墨学事业发展的人士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学会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教育部，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为学会秘书处。中国墨子学会分别于2012年、2021年国家民政部组织的评估中，被评定为AAA级。
中国墨子学会兴建了墨子纪念馆，先后召开了一届国内、十三届国际墨子鲁班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八届墨子文化节、两届墨子小孔成像国际摄影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墨子大全》《王玉玺八体书古今名人评墨子》《墨子名言》《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等300余部、共计约6000万字的墨子研究论著及系列通俗读物；曾举办墨子鲁班文化专题讲座，并分别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山东卫视播出，协调央视国际频道制作播出了《千年墨学中断之谜》。
墨子纪念馆，也称墨子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城区荆河西畔。它建于1994年，占地面积1.02万平方木，其中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传统四合院布局，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四合院组成。东院环廊有书法家马永云雕刻的《墨子》全文小楷书法石刻，北大厅题名“墨子圣迹堂”由书法家李铎题写，内有大型壁画《墨子胜迹图》，墨堂主要介绍墨子故里考论、墨子研究成果和墨子思想体系，汇文堂藏有学者、书画大师等知名人士的书画700余幅，院内矗立墨子讲学石雕胸像，图书楼为墨学研究资料中心。西院有百余块名人书法碑刻，墨子科技堂展览了墨子在科技、军事方面的成就。
为纪念墨子在早期物理光学方面以及逻辑学方面的成就，中国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命名为“墨子号”，这是已故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钱临照的提议。这颗卫星作为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卫星之一，将在国际首次开展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空间尺度的量子隐形传态等多项实验。该卫星于2016年8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月18日正式开展科学实验。2018年12月17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完成的洲际量子密钥分发研究成果，还被列入美国物理学会2018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进展，它还被美国科学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