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5 12:18
娄塘镇，地处嘉定区西北部。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距今逾600年。镇内留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江南地方传统民宅群落，蜿蜒的街巷与纵横的水系相互交织，形成了“娄塘街，条条歪，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之独特建筑格局。
明永乐（1403~1426年）年间，里人王璇创市；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娄塘乡；民国3年(1914年)称第十八乡；民国19年改称娄塘镇；民国27年复称第十八乡；民国35年再为娄塘镇；1949年为区；1956年撤区为乡；1958年成立娄塘人民公社；1983年改为乡；1986年撤乡建镇；2002年和朱桥镇合并成为新的娄塘镇，2003年撤镇并入嘉定工业区北区。
清《娄塘志》载：镇因依娄塘河而得名。娄塘河──西起吴塘，往东流经葛隆、朱家桥、娄塘等地，与盐铁塘、横沥、新泾相交后，在华亭镇汇入蒲华塘，长28公里。在娄塘河西北方向，有条同方向的黄河称为浏河镇，古称娄江──出太湖，穿苏州娄门而东，一路迤逦百余里，由刘家港（今太仓浏河）入海（长江）。太仓市上溯至太湖胥口为娄江，自太仓以下称浏河。
公元前221年，秦置郡县，这里属会稽郡（郡治吴县）县（公元前207年，西汉改疁县为娄县）。娄县驻地昆山市，吴县以东地区都属娄县范围。
据史料载：娄塘河曾经是娄江的支流，汇入娄江（浏河）后出海。因此娄塘的名称由来可以追溯至远古的娄江，或娄县的管辖。
娄塘镇位于上海市嘉定城北8公里处，距离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东邻唐行镇和徐行镇，南与嘉定镇、西与朱桥镇为邻，北与江苏省太仓市相望。娄陆公路、嘉唐公路、宝钱公路过境。主要河流有横沥镇、娄塘河等。公交线路有嘉陆线、嘉唐华线、嘉定8路、沪唐专线。
娄塘地方特产有嘉定白蒜、嘉定白蚕豆、食用菌、葡萄、草莓、竹器、黄草编织等。
嘉定白蒜
大蒜原名“葫”，百合科草本植物，原产中亚，张骞出使西域得大蒜归种之。在我国栽培已有2000多年历史，嘉定白蒜的种植也有70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娄塘一带已有成片种植并外销南洋各地。嘉定白蒜是娄塘一带农民历时近百年在沙质土上精心培育而成的优良品种：蒜型园整、个头肥大、瓣形粗壮、色白味辣、肉质脆嫩且耐久贮藏。成熟时，须根自然脱落，因此有“老脱须”的别名。娄塘的农家往往将收获的大蒜捆扎成把，悬于屋檐之下，自然风干。千家万户屋前屋后，白蒜累累，成为奇观。
嘉定白蒜不仅有极大的食用价值，而且有杀菌、治病、健身等药用功效。早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葫蒜，其气熏烈，能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辟邪恶，消痛肿，化症秋肉食，此其功也。”因此深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据测定，嘉定白蒜内含60多种有益物质，已被国外许多国家作为贵重药品、滋补饮料、保健食品以及美容化妆品的制作原料。
嘉定白蒜既可生食，也可熟食。生食香辣可口、开胃提神。大蒜头用盐渍之称为“神仙大蒜”，以醋浸之称为“醋大蒜”。如在肉食中加入少量蒜末有去腥增香的作用。此外，嘉定白蒜还能加工成速冻蒜苗、蒜片、蒜粉、蒜泥、脱水大蒜等。近年来还开发了大蒜冰淇淋、大蒜酒等饮品。
嘉定白蚕豆
嘉定白蚕豆，白皮、白肉、白眼、号称“三白”，此外，还有瓣大、形扁、皮薄嫩等特点。新鲜的嘉定白蚕豆，一煮即酥、吃口香糯、营养丰富。
由于嘉定区白蚕豆对于土质的特殊要求，该品种只适合栽种在嘉定东北部地区，而娄塘是嘉定白蚕豆主要种植地之一。优质的白蚕豆一旦移栽他乡，就会退化成青梅的寻常蚕豆。
上海城隍庙有特产上海五香豆，颗粒硕大，味美香甜，咬嚼软糯，回味无穷。其正统原料就是嘉定白蚕豆。对城隍庙五香豆的赞赏，就是对嘉定白蚕豆的最好评价。
娄塘街，条条歪，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
到过娄塘的人都会知道，所谓“娄塘街条条歪”并不是讹传。娄塘19条依河而筑的街没有一条是笔直的。这是因为它是昔日社会经济自然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反映。在古代，娄塘的房屋沿河而建，是与以水路交通运输为主的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的。它既可方便商品流通，又可节约运输成本，还可为各家各户外出和生活用水提供方便。而横沥河与娄塘河两条主河道过镇时，河道自身就是交叉弯曲的，镇上的街要适应河道的弯曲，必然方向难以正直，“娄塘街条条歪”，越是年代久远的街，越是会保留着它弯曲的形态。而这正表现出娄塘古镇街道“条条歪”的历史渊源。
至于“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的说法，源自一个传说：据说以前来娄塘的人回去都说，娄塘的井好多啊，仔细数数，有十八口呢！其实，他们看到的都是同一口井，这口井位于西大街和北大街交汇处的瞿家弄口，俗称“大井塘”。但是由于娄塘的每条街都是歪的，而且街道格局形似棋盘，街街相通。因此，初来娄塘的人不识路，绕来绕去，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难怪会把一口井当成十八口井了。
传说归传说，这句话里的“天井堂”实际上指的是民宅中的天井。虽然娄塘街七曲八弯是由于河流关系造成的，但娄塘的街巷并不像江南水乡的许多集镇那样都是依河而建的，许多人家离河是有一定距离的，到河埠头用水就比较不方便了。于是挖井取水成了建房造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构成了广泛地分布于全镇各个民宅的井系。一般这些井都会打在天井中，由家族的各房共用。而且许多老宅的井都会有上百年的历史，用“十七八个天井堂”就是形容多的意思。
一、大井塘的古井
娄塘古镇有近20条街，只有在瞿家弄北端与小北街（今改称大北街）和官街（今改称西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口古井。该井建于明末清初，即17世纪40-50年代。井的直径约70公分，四周用青砖砌成，深达数米，在井的上方有整块麻石凿成的井圈，井圈底座呈正方形，离四边一定距离、以正方形中心点为圆心由大逐渐收缩呈馒头状，高约60公分，中间开有一个能放下水桶的井口，这样的井圈，为处于人流如梭的集市最繁华之地的来往行人和小孩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数百年来从未发生过有人跌落井中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口古井的水，清澈如镜，深不可测，口感良好。虽然水位时有高低涨落，但从未断过水源。因此，古井都以大井塘称之，形容它的量之大、水之清、味之纯、形之美、饮之喜。数百年来这口古井已成了娄塘古镇的公用水源，除了“品泉楼”常年作为泡茶的饮用水以外，还任由附近居民取水使用，还供附近商店和集市时来往行人饮水之用等。这口古井长年累月地为娄塘镇的居民和来往赶集的人默默地服务，虽然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但娄塘古镇的人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情将它牢记在心中。
以大井塘为名的古井，是娄塘古镇街上唯一的一口井。当它与“娄塘街，条条歪”，以及街道条条相似又相通的街道特色融合在一起之时，却产生了奇妙的效应。据说初来乍到的游人都说娄塘镇的街上有好多井，共有18口之多！这些就构成了大井塘古井的故事。
二、民宅的井
娄塘古镇上的民宅，由于前辈们注重饮用水的传统，形成了挖井是建房造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传统性特点，由此也构成了广泛地分布于全镇各个民宅的井系。以我在娄塘镇上的老家而言，就有3口井之多。其中一口井是在娄塘建镇时期的老房子内，该井离大井塘的古井约50米，井的直径比古井小，井圈则是用整块大理石凿成的，呈六角形，专供我们陈家欣甫、璋甫、英甫、锦甫等四房共用。该井建造的年代与大井塘古井差不多，距今也有600多年历史，可算是民宅的古井了！它经过数百年无数次的使用，井圈与吊绳之间经过长年累月的摩擦，井口已经磨得极其光滑，而且还勒出了许多凹槽，这就是民宅古井的历史见证。其他两口则分布于宣家后门（今劳动街）新房子的前厅天井和书房的小天井里。前者除了我家自用外，还无代价地供家庭无井的邻居使用。这几乎是娄塘古镇有井户与无井户之间的惯例，是邻里间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的承传，使民宅的井文化在长期培育中得到升华。后者因所处位置比较隐蔽，是一口不经常使用的备用井。我家主要用于夏天冰西瓜，只要将西瓜放入网线袋内，用一根绳子扎牢，并使绳子延伸到井外，让西瓜浮于井面，放置半天拉上来即可吃到冰冷适度的西瓜了。正因为这口井不经常使用，井壁四周长出青苔，乃至蜗牛沿壁爬行等，正应了“流水不腐，户枢不”的自然规律，此井的水出现不纯，每年需要在黄霉天前后在井中放入生石灰，以清洁井水。又如住在小北街的唐梅仁（我外公）家，也有3口井；住在张家浜的潘家大户，有四口井；住在篾作弄的张田华（是农户）家，有1口井，等等。本人虽然不可能列出全镇民宅古井的数量，但估计一定会达到3位数。当今的有关部门可以对此做一番调查，以利于发扬传统的井文化。现在娄塘镇新盖的房屋已经用上了自来水，对古民宅的井更加需要加强保护，才能将古镇的井文化发扬光大。
三、井文化的开发
我在8岁以前，家长怕我用吊桶吊水，水没吊上来，人反被水拉下井去，危险性太大而不允许。到了9岁，我帮着继祖母提水，才有了学习吊水的机会。见我继祖母吊水，只要将水桶放下井去，手上左右晃两下，向下一沉，一桶水就满了，左右手再交替拉着吊绳往上提，满满的一桶水就吊上来了。我也学着继祖母的方法，放下井去的吊水桶在手上晃来晃去不知多少回，水桶里就是进不了多少水，弄了好长时间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正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知道吊水要掌握晃、沉、拉的角度、时间和力量的配合，掌握不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打上半桶水。我想：如果让来娄塘的旅游者在古井尝试一下吊水的乐趣，并用自己吊上来的井水洗上一把脸，漱一次口，体会一下冬暖夏凉井水特有的风味，使大家在快乐中接受古镇的井文化，何乐而不为呐！
我自小生于娄塘，并在娄塘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今天来回顾“食娄塘”，其现实意义在于发掘它在“食”方面的文化内涵。从历史角度来看，“食娄塘”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是：
一、社会性“食娄塘”
所谓社会性“食娄塘”，是指当时流行于娄塘古镇的社会饮食文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娄塘古镇流行的是孵茶馆及其相辅相成的茶文化，进酒店喝酒及其形成互补的酒文化，每日一集及其形成的相应集市商业文化等，其中当时流行的各类特色小吃，更为四面八方赶集来的新老客户增添了新的吸引力，从而构成了娄塘古镇社会性的饮食文化。前三者本人已在《娄塘古镇的集市文化》一文中作过阐述，在此仅补充一点娄塘古镇当时的一些特色小吃。
如开在宣街后门（现为劳动街26号对门）的糕饼店，以右边为作坊，当场在操作台上制作各式糕点，其中尤以杏仁酥的杏仁味香且浓，甜度适中，入口即化而广受欢迎。而小北街的蒋福泰、双福兴等糕饼店则都是前店后作坊，花色品种众多，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他们店制作的寸金糖（以白糖、金桔末为内芯，中间层为饴糖，外裹芝麻，约一寸长的芝麻糖），制作工艺高明，成品真是又甜、又香、又脆、又不沾牙，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消闲食品。还有许多特色食品，如“鸡蛋糕”，它是放在一只由7个约6厘米直径的小圆形组合而成的铁模子里做的，原料除了经过发酵的、加入少量鸡蛋的面粉以外，还有白糖拌过的生猪油、红绿丝、赤豆细沙、西瓜子仁等，现做现卖。店主先在7个小圆模子中抹上一点油，然而轮流加入一层鸡蛋面粉，置于炭炉上烘，面粉略干时，再在上面加上豆沙、猪油，之后上面复上一层鸡蛋面粉，最后洒上白糖拌的红绿丝和西瓜子仁，用一块同样大小的铁板盖住，在炭炉上翻一个身，继续在炉子上烘，等到其中的面粉香气四溢，即再翻转到原位，打开铁盖，7只色彩鲜艳、视觉丰富、香气扑鼻的“槽子糕”一只一只地用铁针挑出来，就出售给等候的顾客了。完成一炉约要10分钟，用两套模子轮流操作，要吃这样一只“鸡蛋糕”，排队等待5-6分钟才可以享到口福。其他如“油炸桧”，也与众不同，其独到之处是色泽金黄，长约30厘米，粗约5厘米，立起不弯，香脆爽口。如将油条折断成三四节，从木桶中取出蒸熟的糯米摊到湿布上，撒上少许白糖，再将折断的油条放在糯米上用力合拢包裹成团，就叫糯米包油条，如再要上一碗豆腐花，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沿街叫卖的油煎臭豆腐、绉纱鲜肉小馄饨、熏“癞头”（即熏癞哈蟆）等的货郎担。正是举不胜举。虽然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说明当时娄塘古镇社会性饮食文化的盛行。
二、家庭性“食娄塘”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此，家庭性的“食娄塘”必然是构成社会性“食娄塘”的基础。在20世纪40年代的娄塘，虽然社会性饮食十分发达，但动辄上馆子办酒请客的却并不多。这个怪现象的产生，乃是古镇有着深厚的注重家庭饮食文化的牢固基础。无论是殷实富裕家庭还是一般家庭，在过年过节都由当家主妇操办酒席。一是图个团圆吉利；二是能够节约开支；三是注重家庭饮食的文化传统。如唐荣兴南北货店过年请客或破五节开门做生意请财神酒，从我记事起就由当家大媳妇曹怀珍操办，一个大家庭人员再加上近亲、店里的伙计等动辄就是五六桌，无论是“六六顺”——六拚盆、六热炒、六大碗，还是“发发发”——八冷盆、八热炒、八大碗，还是十全十美，无论是冷盆、热炒、点心、汤煲，色香味俱全，绝对可与当今一些名店大师烧出来的菜相媲美。我的母亲唐文圭是唐荣兴南北货店老板唐梅仁的大女儿，自小在家耳闻目睹，嫁到我家成为当家主妇后，无论是过年过节，四五桌酒席也是自己动手，手艺绝不亚于我大舅母曹怀珍。虽然40年前我在杭州市建立了自己的家，至今已有了第三代。但我家每次过年仍然保持着娄塘老家的家庭饮食文化传统，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并由我这个家庭主男操持，配菜、炒菜都注重色香味，并带有家乡的口味，年年如此。现附上2002年2月10日小年夜家宴菜单（四拚冷盆：香油海蜇、白切羊肉、五香酱鸭、鲜汁酥鱼、漕汁卤蛋、烧烤鸡肫、糯米香藕、农家豆腐。十热炒：红烧头尾、木耳蹄筋、咖喱鸡块、油爆春笋、青椒目鱼、蛋丁海参、酱爆牛蛙、冬菇冬笋、火腿虾仁、荤素菜心。点心：八宝饭、什景蜜饯荸荠水果羹等），以读者。正是这种传统的家庭饮食文化，使“食娄塘”的文化内涵在外地也得到承传。
三、风俗性“食娄塘”
风俗性“食娄塘”是指由社会风俗习惯形成的饮食文化。如农历正月初一二三的春节、正月半的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祭祖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送灶神节和除夕接灶君节等传统习俗。剔除其中的迷信成分，则贯穿着丰富的饮食文化。我家正月初一吃糊涂面（是将青菜、糯米小汤圆、油豆腐以及过年的剩菜等放在一锅煮的面条），一年开始就糊涂一次。当家人在初一二三要带了礼品到至亲家拜年，同时待在家的主妇则要拿出果盒（内装糖果、糕点、干果、水果等食品）来接待拜年的至亲，这是一个相互拜年，互送礼品，互祝一年平安、恭喜发财的节日。我们小时候过年是快乐的日子，年初一向长辈行礼说声新年好，就可拿到压岁钱，还可拿大把大把的糖、花生、瓜子、蜜枣等零食，吃个不停，所谓饱新年，大概就是如此吧！正月半的元宵节，则是家家户户做汤团，吃汤团（有豆沙、全肉、菜肉等为馅的汤团，也有如玻璃弹子那样大小用来煮洪洞醪糟的汤圆，还有如珍珠大小的珍珠桂花小汤圆。邻居之间还互送汤团，共庆节日。清明节和中元节一样，则是祭祖宗的节日。一般均备好酒菜和糕点，既作扫墓祭品，又邀请至亲来家吃饭，谓之“吃清明”或吃祭饭。端午节又叫端阳节，俗称端五。家家都裹粽子，吃粽子。粽子内有的包入大枣、肉、豆沙等，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则裹入高梁、麦片等。此外，还有吃“三黄”的习俗，即吃咸蛋黄、黄鱼和饮雄黄酒等。中秋节除了家家吃月饼(吃的都是当地糕饼店做的苏式月饼)外，也有许多人家全家团聚一起吃夜饭过中秋节。重阳节，则是吃重阳糕的节日。我家在重阳节前几天就要淘好糯米和米，将这些糯米和粳米按比例均匀混合后放在匾里，摊开凉燥，然而集中起来，置于杵磨旁，由一个人一手把向，另一只手连续将一把米、一把米地抓置于石磨进口里，另一个或两个人牵磨，使石磨连续旋转，才能将米磨成粉。到重阳节前一天，将磨好的粉加上白糖或者红糖拌匀，就可放在蒸笼里蒸，蒸熟即是可口的重阳糕了。考究的人家还在伦教糕的中层放上一层或两层糖拌过的生猪油，即制成猪油白糖糕；若在红糖糕中层放上一层或两层糖拌过的赤豆，或将赤豆混入红糖拌匀的米粉中则制成了赤豆糕。我家不仅重阳节蒸糕，在农历12月23日前也要蒸糕，说是年年升高（蒸糕）。农历12月23日是送灶神节，灶君是供在两眼灶或三眼灶烟囱旁的小小灶君宫里，这天的傍晚，要点上香烛，供上糕点，最后请灶君下来，放进纸桥中，还送纸元宝，放在一堆芝麻杆上，点火焚烧前还要请灶君上天多说我家好话，保佑我家岁岁平安。这是向灶君行贿的一种民间形式。到除夕前1、2天，还要买一个新的纸灶君，置于原位，同样点上香烛，供上糕点、酒菜，名谓“接灶君”。接了灶君后才可以全家或再请至亲一起吃年夜饭了。这些习俗所形成的的饮食文化，成了“食娄塘”文化内涵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集市文化本应是专家学者探讨的话题。本文作者仅想通过自身的经历阐述一些认识。
关于上海嘉定的娄塘古镇，从我小时记事起，该镇每日从天蒙蒙亮开始，四面八方的人向镇上汇集，八点钟左右则形成高峰，人流集中地始于瞿家弄口的大井塘、经小北街、到大北街，这一路段的人流比肩继踵，就是以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直至九十点钟才陆续离散。而在高峰期间，正好是我上小学之时，从宣街后门(今劳动街)家里出发，经小北街才能到娄塘小学(今嘉定区娄塘中学)去上学，必须靠大人花九牛二虎之力地护送，才能挤过人如潮涌的小北街，当时集市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另据嘉定区娄塘镇修志领导小组编写的《娄塘镇志》记载：娄塘的集市自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年)已经形成，其“一日一集”能够维持数百年长盛不衰，以茶、酒、商为内涵的集市文化对娄塘古镇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茶馆与茶文化
娄塘古镇是疁北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中心，茶馆与茶文化的发展迎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附近周边地区辐射、汇合的需要。在1940年时，我记得镇上的茶馆就有10多家之多。除品泉楼和会仙园两处比较有名气外，在官街(今西大街)城隍庙的东辕门和西辕门内原属城隍庙的东西厢房就各有1家茶馆，在宣后门街有王兆吉、长脚夫妇开的、都是3、4开间门面的茶馆，前者还兼营水烟、旱烟、糖果、糕点，以及盆浴等，以吸引茶客。其他则分布在小北街、大北街、小东街等处。茶馆的生意从天蒙蒙亮开始，直到9、10点钟，每日茶客云集，谈天说地，传播着各式各样的信息——从世界新闻、全国和地方要闻、当地传闻、民间迭闻、乃至婚丧喜庆、生儿育女、夫妻打架、婆媳争吵等等，茶馆为发展茶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由论谈天地，反之茶文化也促进了茶馆业的发展，促进了集市文化的发展。
二、酒店与酒文化
酒店与酒文化和茶馆与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点均是以相互传播和交流信息为其文化内涵，它们间的差别仅在于酒店以酒为载体，茶馆则以茶为载体而已。
宣后门街徐阿岳开的四开间门面的酒店，除供应糟烧、陈酒和土白酒等外,还提供受顾客欢迎的多样化的、价廉物美的下酒小吃,如水煮落花生、花生仁、炒螺丝、茴香豆等等，与对门的长脚夫妇开的茶馆一样，天天顾客盈门，十多张桌子仍应接不暇。顾客酒兴上来，谈兴更足，较之茶馆有过之而无不及。该酒店从天亮开始营业，直至午时才落市。小北街的万国庄酒店除了供应各式酒菜外，还供应阳春面，以此来吸引顾客。在大北街的万国庄老店，更以糟缸制品如糟猪肚、糟猪肠、糟猪肺、糟猪心、糟猪头等特色菜置于门口，糟香四溢，顿时将人们的味觉细胞调动起来，顾客纷至沓来，既可外卖，也可入内饮酒品尝。冬至以后更以供应肥羊大面著称，入座者边饮酒、边品面，高谈阔论，尽兴发挥，将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扩散汇集，使集市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商店与商业文化
据民国《嘉定县续志》记载，清代末年，镇上市街南北长0.75公里，东西长1公里余。有大小商店一百几十家，尤以提供各类食品的店最多，故有“食娄塘”之称。在我少年时期,商店自宣街后门,转北至瞿家弄大井塘,再转东进入小北街、大北街等街道的商业最为繁盛。
除了上述的茶馆和酒店以外，还有以经营山珍海味(包括香菇、真菌、木耳、扁尖、海参、鱼翅、虾米等)；南北干货(包括龙眼、荔枝、核桃、君迁子、大枣、西瓜子、干果、黄花菜等)；生活食用必需品(包括油、盐、酱油、醋、红糖、白糖，味之素、白酒、黄酒、粉丝、香烟、旱烟、水烟等)；以及各种颜色的纸张、对联、香烛、灶上用的大铁锅，乃至豆饼、菜仔饼等农用肥料等商品的南货店。其中最有名气的有：宣后门街的陈公茂源、大井塘的陈复兴、小北街的唐荣兴西号、唐万兴西号（或叫唐万兴）、大北街的唐荣兴东号、唐万兴东号（或叫老万兴）等三开间门面、雇有数名店员的老店。这些店以经营品种多，服务对象广，讲究诚信，以“货真价实、老少无欺”为内涵的商业文化使其延续发展了近百年。这些店的伙计要有出手快、包装快、报价快，称的货物份量要准，包扎要牢又要好（无论是三角包、四角包、八角包还是蜡烛包都要做到落地不散、不变样）的做生意本领，才能在集市高潮中多做生意，做好生意。而唐荣兴的老板唐文坛更写得一手好字，在店内即时泼墨为顾客拟写对联，成为娄塘集市中的另一景色；此外，唐荣兴的唐老太太和小老板唐文更有一手捏臼的绝活，他们免费为脱臼者捏臼，更吸引了大众的围观，不仅使唐荣兴的商业信誉大增，更使集市文化渗透并宣扬了乐于助人的人文精神。
《嘉定县志》载：娄塘镇:明永乐年间，里人王璇创市。明末，土纺土织遍及家家户户，所产斜纹棉布，纹路清晰，各地客商争相采购，装载船只，动以百计，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清末，市街南北长0.75公里，东西长1公里余。大小商店百数十家，以中段大北街、小北街、品泉里等处最为繁盛。每日集市一次，贸易物主要为棉花、纱布、杂粮。清末，镇内有商铺29个行业，249家，其中尤以饭馆、茶楼、点心铺最多，民俗音乐“食娄塘”即此写照。解放时，全镇有座商264家，从业人员694名，摊贩276家。
2005年，娄塘镇被上海市规划局列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嘉唐公路以南，南至娄塘河；北临嘉唐公路、坝桥；西靠洋泥泾，占地面积43公顷的保护区内留存有娄塘纪念坊、天主堂、印家住宅、春蔼堂等历史建筑，其中天主堂已被国家文物局列为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之一。
娄塘镇的街巷名──清《娄塘志》载：东大街、小东街、东街、南街、西大街、北街、小北街、北弄、中大街、中市街、宣家后门、瞿家弄、毛家弄、支家弄、邢家弄、李家弄、汤家弄、篾作弄、大（太）施弄、山居桥弄、小娘弄、窑湾里、遂宁坊、进塘里、大街和官街等26条大小街道。其中以方向命名的有10条，以姓氏命名的有7条，以不同特色命名的有9条。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名中，许多沿用至今，反映了娄塘古镇街巷之古。
娄塘纪念坊娄塘小东街。
民国21年（1932年）3月3日，日军占领娄塘，小东街70余家民居十毁其九。同年5月，日军撤退，居民陆续回归，苦无栖身之所。新加坡侨胞为此捐巨款重建，居民才复得其所。是年秋，李馥、张公权、朱吟江、胡筠庄、黄炎培、朱恺俦等发起筹款在此地建造纪念坊，沈恩孚题额。背面镌有杨卫玉识、潘昌豫书的短文，记述建造纪念坊的缘由。坊高6.10米，宽8.5米，1985年修。
牌坊文：“一年三月，日寇陷嘉邑，娄塘首当其冲，东里舍悉遭焚毁，乡民流亡。越二月，寇退。谋所以安，辑者苦无。幸承新嘉坡吧生柔佛三埠锡胞组织之筹振祖国难民会捐钱款，为建新屋，乡民始得复其居所。高谊仁风，滋可感已！是役洽。捐款者为李君酿荪、张君公权、朱君吟江、胡君筠庄、黄君任之（即黄炎培）、朱君恺俦。规划建筑者为胡君筠秋、蒉君延芳、金君巨山，鄙人亦与蔫。邑人杨伟玉谨识、潘昌豫谨书”。
天主堂娄塘人民街141～158号。
娄塘天主堂，又名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1990年批准恢复宗教活动。圣伯多禄者，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这座教堂就是以其名字命名，因而一进门就是他的塑像。这座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教堂，其顶和屋檐融合了中原地区民间传统建筑风格，尤其是十字架下方的尖顶上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十分特别。嘉定有个别称为“教化嘉定”，指的是早年的嘉定传教之风比较兴盛。被称为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的吴历，早在18世纪就到娄塘一带传教。当地的渔民也有奉信天主教的，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因此，负责嘉定地区布道的神父便会用嘉定方言来布道。天主堂已被国家文物局列为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之一。
印家住宅娄塘南新街169号。
印家住宅是近代中国出版业著名实业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及其主要股东的印有模于民国初年建造的私人住宅，具有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解放后作为娄塘镇政府办公地，2008年由嘉定区政府拨款修缮，现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春蔼堂娄塘大北街82号。
敦谊堂娄塘路626弄11号。
润德堂娄塘大东街118～122号。
陈氏（公茂）住宅娄塘大北街129弄2～10号。
陆姓住宅娄塘中大街140弄2号。
王氏住宅—1娄塘篾竹弄29号。
中光中学旧址娄塘路780号。
印有模
印有模（1863～1915）字锡璋，娄塘镇人。少时随父在上海日新盛布号习商。清光绪九年（1883）在上海、娄塘等地开办纱厂、农场。后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从事印刷业。光绪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扩大规模，印有模出巨资，成为该馆的主要股东。光绪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党合资经营，扩充设备，培训工人，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印刷所。期间，与蔡元培、张元济等密切合作，自编、自译、自印和自行发行各种图书。
民国元年（1912），在考察国外电报业后，萌发创立汉语电报编码系统的设想。于是招集人才，耗资数万，费时三年，以语词之相互关联为条件，编成10余万言的电报编码书，为国内电讯界普遍采用。民国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遭人暗杀，董事会一致推举印有模继任。他就任后，招募人才，大量编译西学著作，并创办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向全国发行图书。民国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辞源》出版，印有模为该书发行人。是年，积劳成疾，去日本治病，11月16日客逝异国，终年52岁。
印有模为近代中国从事出版事业的著名实业家，被商务同仁誉为：“有魄力、有远见、有调度、有经营能力”的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