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5:19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位于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南都学舍”，是五代十国后晋时的商丘市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赵恒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赵祯景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升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936年—947年）。唐朝覆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当时有商丘市人杨乐于教育，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曾一度关闭。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赵恒因宋太祖赵匡尊号为“应天府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遂将宋朝龙兴之地宋州（今河南商丘）升州为府，称应天府。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邑民富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建立了书院。“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宋会要》里载有100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对书院赐额的这份诏书。从此，应天书院取得了官学地位。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应天府书院与曲阜文宣王庙建立较早，宋人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道、墨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墨子》、《道德经》、《春秋》等，“博涉百家九流之说”。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又升格为南京，为宋朝三京之一。商丘市濒临汴河，交通方便，商旅辐，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当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此时的应天书院又被称为“南京书院”。
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因丧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应天书院。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应天府书院学生王尧臣、赵分别中得状元和探花。范仲淹继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怀，为北宋培养大批人才，如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富弼、孙复、石介等。史载有“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于是，“天下庠序，视此而兴”。
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底，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期间，还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范仲淹在此留有众多遗文，如《上执政书》、《南京书院题名记》、《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唐异诗序》等。其时，书院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於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范仲淹“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肆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学恭谨，以身先之，由此四方从学者辐辏。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梁（今开封市）、西京（今洛阳市）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商丘市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书院实行“三舍法”改革学校制度。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变，金朝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杭州市（今杭州），赵桓时书院遂毁于兵火，久废近250年。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堂和孔子庙，规模大减。
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黄河泛滥，商丘古城淤积地下（今商丘古城南门外湖区），应天书院也随之被埋（今商丘古城南湖）。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知州杨泰有在旧城北筑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继修，始告竣工，归德府迁入新城（今商丘古城），应天书院也随迁往城内（今中山东二街路北的归德府学堂和文庙旧址一带）。现存有明伦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筑。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学堂，是学子应试之地。
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朝巡按御史蔡叆将位于商丘城西北隅建的社学改建，沿用旧名称“应天书院”。
明朝万历七年（公元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归德知府郑三俊建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于归德府学东，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皆为郑氏赏拔。他们颇有范仲淹刚正不阿，崇志向、尚气节的精神，为官多著清声。“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因范仲淹曾掌教商丘市学，后人为纪念其讲学育士之功，故名范文正公讲院。明代中后期睢阳区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已无存。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侯方域撰有《重修书院碑记》。顺治十五年，符应琦重建讲堂，集诸士而课之。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符应琦重修讲堂，集诸士而课之。
康熙帝十三年（公元1674年），知府闵子奇又修书院，请来名师执教，“下帷讲学，有醇儒之风，学者然宗之”。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书院改为郡义学。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举国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京师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1905年8月，范文正公讲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
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市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应天书院在宋代原址附近进行修复，并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旅游工程项目。
2004年2月，应天府书院修复工程开始一期工程建设。重建的应天书院由河南大学设计，按历史文献记载恢复原貌，一期工程投资900多万元，完成了仿古围墙、大门、崇圣殿、道路、门前广场、状元桥以及院内外绿化等工程。总建筑面积4116.8平方米，道路占地2523.4平方米，占地52亩。
2005年底，应天府书院主体工程崇圣殿竣工。
2006年，应天府书院的大门、围墙、道路等工程完成。
2007年10月1日，修复后应天府府书院正式对游客开放。
2009年3月20日，应天府书院迎来千岁华诞。睢阳区为此召开纪念应天府书院御赐匾额1000周年座谈会。
2009年8月，应天府书院二期工程开建，主要是讲堂等复原工程。
2015年3月13日，应天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2016年11月7日，“应天书院研究中心”在商丘师范学院揭牌成立。
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宋朝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赵祯庆历年三年（1043年），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苏湖教法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当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先后有主盟北宋文坛的戚同文、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毕士安、王洙等人，“宋初三先生”之中的孙复、石介二人，“双状元兄弟”宋庠、宋祁，“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皆毕业于应天府书院。撇开论资排辈，单就开学术风气之先及荐拔人才而论，范仲淹的宋学开山地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上执政书》提出“固国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举、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省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宋体达用”。范仲淹说：“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在“经济之才”的总要求下，还要培养专业人才。他亦把“德”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张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讲学，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只给学生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商丘市要求教师作表率，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范仲淹会先作一篇，掌握试题难度和著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由于范仲淹在道德学问上堪为表率，学风甚浓。
应天府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上，其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学始此”之载，“天下庠序（注：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视此而兴”。
有宋一代先后出资予以扶持，赵祯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顺地向上级伸手要待遇。
宋仁宗景二年（公元1035年），官府又拨给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又准许应天书院“置讲授官一员”。这种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书院所不能得到的。
到了元代，大书法家赵孟更是在《义学记》中道：“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至明清时期，应天书院精神在商丘市地区影响依然很大，屡毁屡建。
在书院影响下，商丘人才辈出：如张方平、王尧臣、宋勋（与海瑞齐名）、沈鲤、侯执蒲、侯恪、侯恂、宋权、吕坤、杨东明、宋荦、汤斌、侯方域等一大批在中国历史有影响的人物出现在这里。以至于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省，小小商丘四尚书”之美称。清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进士人数达170多人，占河南省当年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先生为戚翌家祠的撰联赞扬戚同文，一方面表明中山先生对中原传统文化熟知并深受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山先生敬仰应天府书院的精深文化和其对华夏教育事业的贡献，并矢志将其光大。
至近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今云南师范大学）也有碑文：“书院之制,…两宋为盛，应天、嵩阳、岳麓、白鹿遗迹至今犹令人想见当时风流。应天一院，尤为特别。盖应天之建，仰给贤者曹诚所捐，此华夏百姓捐助大学可考之始。”可见应天府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
北宋应天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历来不容轻视。无论《中国书院辞典》、《中国古代书院》、乃至《四库全书》等国家典集及史书记载，都名列前茅。
应天府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为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
应天府书院的完善修建，不仅丰富了商丘古城古文化建筑观光游和学术学习游的内涵，还增强了古城旅游区对中华文化爱好者、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吸引力，对于提升商丘古文化旅游区的品位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