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8 14:41
《墨子》，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和代表作，主要记载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思想、言论与活动等。今存五十三篇，分为十五卷。相传为墨子所著，据考证部分为墨子自著，部分则为其弟子及后学在不同时期编而成。
《墨子》内容广博，除了主要宣扬墨家学派包含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明鬼、尚贤、天志、尚同和非命等在内的“十论”主张，更是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和成果之大成，堪称一部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
《墨子》作为墨学的主要载体，也是历代研究墨子及墨家学派的重要史料。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影响广泛。汉代以后，虽然学派衰亡，但其很多成果也被儒家、法家等学派吸收和继承，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逻辑和宗教等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文化的源泉之一。近代以来，因为《墨子》载录了不少与西方相通的思想主张和自然科学知识，墨学成为中原地区接引西方文明成果的桥梁，重新受到重视。此外，《墨子》不仅曾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近代以来还被译介进入欧美，并逐渐掀起墨学研究风潮。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家并称“显学”的重要学派。创始人是墨翟，被尊称为墨子，其学说被称为墨学。墨家学派的出现，首先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平民阶级开始发展壮大和觉醒。其次，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社会意识形态空前解放，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得以自由地争鸣，为平民发声的墨家因此应运而生。此外，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提倡“非攻”、“兼爱”，关注民生的墨家学派得到更多的认可，得以蓬勃发展。
《墨子》一书的作者按传统的说法是墨子本人。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生平由于秦汉以后墨学逐渐衰亡后世无法详知，其姓名、籍贯和生卒年代都有多种说法，这涉及墨家学派的形成和《墨子》的成书。
传统观点认为墨子姓墨，名翟。《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书中，称其为墨子和墨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汉书·艺文志》都称墨翟。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时明确指出：“墨子名翟，姓墨氏。胡铁生。”加以《墨子》一书中墨子亦以翟自称，因此一般认为墨子其姓墨名翟。但也有不同观点，元代伊世珍和清末江瑔认为“墨”不是姓氏而是学派名。钱穆指出“墨”取自古代刑名，有奴役之意。也有观点认为“墨”指黑色或者绳墨，“翟”通夷狄的“狄”等。
墨子的籍贯也有争议。《史记》、《荀子》杨倞注和葛洪《神仙传》等持宋人说；《吕氏春秋》高诱注和《汉书·艺文志》等则载墨子是鲁国人；清人毕沅《墨子注·序》和武亿《授堂文钞·墨子跋》认为他是楚国鲁山县人。清代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一书中经过较为系统地考证，认为墨子当为鲁国人，这也是当今的主流看法。
墨子的生卒年代不详。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经不能确定墨子生活的时代，此后班固、刘向和张衡等都认为是在春秋时期但稍晚于孔子。清代毕提出墨子是战国时人。清代孙诒让经过较详细地考证，认为墨子“当生于周定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活了八、九十岁。今人徐希燕综合各家说法，并结合墨子接触人物的年代，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前后，卒于前389年左右，寿约九十。
墨子的生平同样难以确考，结合《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记载，《墨子》原文和历代考证，一般认为墨子生于鲁国，曾经从事手工业，在鲁国时就学于儒家，之后又吸收了夏商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学说并创立了墨家学派。后来可能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墨子离开鲁国这一儒学中心，到与齐国交接的地区授徒讲学。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墨子可能还曾游历齐、楚、秦、卫等国，并且在宋国短暂出仕，之后长期居于楚国鲁山县，并终老于此。《墨子》一书可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反映了墨家学派的发展。
《墨子》是墨家门徒对墨子言行的辑录，《汉书·艺文志》将《墨子》的作者题为墨子本人，一直到清《四库全书总目》中才有人提出异说：“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近代以后，随着疑古之风的兴起，人们逐步认识到《墨子》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墨家学派集体的成果，其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汉书·艺文志》载《墨子》有七十一篇，后失传。今本《墨子》以明《正统道藏》本为蓝本，存五十三篇，佚十八篇。在佚失的十八篇中，仅有八篇存目，即《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其余十篇中，孙诒让认为《公输》后《备城门》前佚一篇，其他九篇则涉及守城器械和方法，并考证出其中六篇的篇目：《备钩》《备冲》《备》《备空洞》《备辒》和《备轩车》。
今存53篇篇目如下：
与先秦其他子书相比，《墨子》有非常鲜明的著作总集特征。特别是从现存的五十三篇看来，全书可以清晰划分为几个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写作风格、思想内容都有显著的区别。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现存《墨子》五十三篇分为五部分，得到后来很多学者的认同。以下介绍《墨子》各部分的内容，并辨析各部分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
第一组《亲士》到《三辩》七篇。这部分各篇之间体例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关，有些观点与儒家接近，其作者历来存在一定争议。毕沅、张尔田以为是墨子自著，但是汪中、孙诒让、胡适和方授楚等认为篇中内容与墨家思想相悖而接近于儒家，疑为后人伪作。陈柱、张永义等则指认这是墨家后学对墨子思想的记录。邢兆良、秦彦和徐希亮士等进一步指出这七篇反映的是墨子脱离儒家开始初创墨学的早期思想。
第二组《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这一部分完整地反映了墨子“十论”思想体系，是墨家思想的精髓。其中现存除《非儒下》外的二十三篇都有“子墨子曰”字样，因此一般被认为是墨子自著，或者是墨家弟子对墨子讲学的记录。特别是其中“十论”各题都有上中下三篇，但除了文字有所差异外内容基本一致，一般认为这可能是墨家门徒在记录、传抄墨子不同时间的演讲时出现的现象。也有梁启超、邢兆良和张永义等认为这可能是墨家三派之间的差异。比较特殊的是《非儒下》，篇中无“子墨子曰”且有不少与事实不符的攻击孔子私德的内容。一般认为是墨家后学所著，可能反映了儒墨之间的激烈论争。
第三组《经上》到《小取》六篇。这部分记载了墨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特别是讨论了很多自然科学和逻辑学问题。多数学者包括毕沅、梁启超等都认为，“墨经”即《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基本是墨子自著，《大取》、《小取》是墨家后学所著。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汪中、孙诒让等认为六篇都是墨家后学的作品。
第四组《耕柱》到《公输》五篇。这部分主要是墨家门徒对墨子生平言论和事迹的记载。由于文中除了称墨子为“子墨子”外，对禽滑釐、耕柱也分别称“子禽子”、“耕柱子”等，这些篇目被认为可能与他们的弟子有关。
第五组是《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主要记载了墨家的军事思想，以及守城战术和工具等。由于部分篇目中出现墨子之后乃至于汉代的官职和制度，作者存在争议，朱希祖等甚至认为是汉代伪书。徐希燕、李光辉等人经过考辨认为可能是禽滑釐一系弟子所作。
《墨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自《尚贤上》至《非命下》共二十三篇的“十论”中。这十大主张以“兼爱”为核心，虽然各有侧重，但彼此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兼爱”是墨家思想中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也是墨子学说的理论的核心。这一主张要求人与人之间做到“兼相爱，交相利”，“爱人如己”，无区别地爱一切人。墨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主张以孝悌为本，有等差的爱截然不同。墨家认为，如果人与人在相处过程中都能够贯彻兼爱的思想，就能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在这一前提下，“兼爱”进一步成为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爱”，“非攻”就能得以实现；因同时统治者只要能够兼爱天下百姓，也就能推行“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经济思想，政治上也能实现“尚贤”、“尚同”；并用天志说来限制人的浪费；以明鬼为推行兼爱的手段，并打破天命论对于兼爱的阻碍。这种理论具有反抗贵族等级观念的进步意义，但也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非攻”，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伦理内容。墨家顺应时代要求，提出这一反对并制止侵略战争的主张，从而实现社会的和平安定，是墨子提倡“兼爱”的目的和理想。《墨子》一书揭露和谴责掠夺性的战争是“不义”、“不智”且“不利”的行为，会同时伤害被侵略国和发动侵略国家的人民。但与此相对的，《墨子》支持目的是防守诛讨的战争。墨子不仅辨析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样的正义战争是“诛”而非“攻”。并且为了真正应对侵略，墨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提倡积极进行自卫战争。《墨子》一书中不仅记载了墨子救宋国的事迹，还载录了具体的方法，包括各种守城的战法和工具，希望以此进一步实现“非攻”的理想。
“尚”或作“上”，即崇尚；“贤”即贤才，指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官吏的选拔制度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核心活动，“尚贤”体现了墨家唯才是举的主张。墨子将人才视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把崇尚贤者视为“为政之本”。在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下，王公大人无论才能高低都能世代相袭，而普通人即使有德有才也只能世代从事工农业。墨子反对这种制度，主张选拔人才要“不避贫贱”、“不避远”、“不避疏”，要做到“量功而分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墨子的尚贤主张反映了中下层人民和士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在“尚贤”的前提下，墨子主张“尚同”即“下同于上”的的行政管理原则。墨子认为，国家混乱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政治领袖所致。因此他主张“尚同”，即“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希望通过有才有德的上级的高度集权制度，实现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其办法是首先天子、三公、诸侯直至乡长、里长都要是贤者，然后人们按照各级政长的是非由下而上层层上同，做到“尚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墨子主张尚同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以天子为首的全国统一政权。只有这样才能统一思想，终结混乱的时局，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非常重视经济问题的学派。墨子在强调劳动生产重要性并提出促进生产的方法的同时，主要在消费方面提出了节约财用的主张。出于利民的目的，墨子将“节用”作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墨子》中指出，各行各业“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即社会消费应以满足基本生产生存条件为标准。因此墨子对衣、食、住、行、丧葬等各方面的都有具体的规定，并痛斥奢靡浪费的危害。强调丧葬礼节要节俭的“节葬”、反对礼乐活动的“非乐”等思想也由此衍生。墨子认为，“去无用之务”，是“天下之大利”，而儒家的礼乐制度是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墨子的节俭思想不但是当时总体社会物质生产较低的要求，也是墨子对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一种批判，这也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呼声。
“天志”又称“天意”，即上天的意志。在先秦诸子中，墨子与众不同地持有神论的立场：“我有天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墨家主张存在一种有意志和人格的天作为最高的主宰，人们必须服从上天的意志，将其作为人们的最高的行为规范准则。现代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以人格神的存在，规范“兼爱”等政治原则，符合小生产者的心理特征。实际上，墨子是借上天的名义表达自己对治理天下的想法并赋予合法性。以天意为起点，墨子推导出尚同、兼爱、非攻等主张，又通过贯彻天意的圣王进一步推理出尚贤、节用、节葬等的必要性。
“明鬼”是指要明确相信鬼的存在及作用。墨家不仅通过“三表法”从“众之耳目之实”、三代圣王之事、古代典籍等方面论证了鬼的存在，并且指出鬼有明知，能“赏贤罚暴”，尊明鬼神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明鬼下》)。因此，承认鬼神的存在能够有助于天下的治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承认鬼神也是墨子思想中为了宣扬自身主张并实现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
“非命”即反对宿命论。墨子用“三表”法论证了命的不存在。并指出“命”是“昔暴王所作，穷人术(述)之，此皆疑众遲朴也”(《非命下》)。也就是说命是过去残暴的统治者杜撰的以压迫老百姓的工具。针对宿命论使人放弃了主观努力，怠于工作的问题，墨子强调“非命”而“尚力”，宣扬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倡导“强力而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意义重大。墨子的“非命”看似与“天志”“明鬼”有所矛盾，但通过上天和鬼神都是依据人的善恶来行使赏罚的原则，否认了先天确定的“命”，确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宗教世界观思想体系。
《墨子》从《经上》到《小取》六篇又被称为《墨经》，记载了墨家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是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墨家学派建立了自身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并力图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墨家学派的成员多为直接从事社会劳动的底层民众，包括墨子本人也是精于机械制作的能工巧匠。《墨经》中的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可能就是由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平时的劳动实践中积累并总结得来。更重要的是，《墨经》还体现了墨家学派将自然界作为科学活动的对象，并用区别于社会伦理的观点探索现象、发现规律的科学思想。谭戒甫在《墨经分类译注》中将《墨经》的内容大体分出十二种学科门类，可见其内容丰富。《墨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自然科学专著，总结了战国以前数千年中国劳动人民科学智慧与发明创造的成果，代表了先秦时代中国人民在数学、光学、力学、声学和机械等各个学科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墨经》又称为《墨辩》，是中原地区古代最早系统地提出逻辑科学理论的著作，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墨家建立的“墨辩”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逻辑学体系。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强调从实际出发，主要侧重形式逻辑的内容，不仅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还涉及类、故、法三种逻辑推论的基本范畴，以及同一律、无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基本规律等等。墨辩是墨家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发表主张和相互论战的实践中产生的，《墨子》全书也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来阐述和论证墨家政治、伦理思想，因此有鲜明的实用性。墨家的逻辑体系是中原地区古代逻辑科学的代表成果，但从秦汉以后就被长期忽视。近代以来才在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的比较中重新受到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相比春秋战国时期其他的诸子书，堪称一部独一无二的百科全书。书中载录的墨家思想成果十分丰富，涉及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并且在很多方面可谓先秦之巨著。也正因如此，作为墨家创始人的墨子也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同样作为诸子散文，《墨子》不仅相比稍早的《道德经》和《论语》具有更明显的论辩性，相比后来的《孟子》《荀子》也有更为自觉的议论文特征。《墨子》中不仅只是片断的议论，而是通过给出“辩”的定义，提出“三表法”这一判断标准和“辟”“体”“援”“推”四种论辩方法，确立了论说文论证说理的基本理论。《墨子》中还往往运用比喻，引用事例加以实践，提供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论辩案例。《墨子》说理性强，论辩清晰严谨，具有很强的说服性，标志着中原地区议论文体的成熟。
墨家强调“先质而后文”，因此其代表作《墨子》的语言风格相比其他先秦散文显得质朴平实，自然晓畅。《文心雕龙·诸子》中指出其语言“意显而语质”。“意显”即表达上文意显豁；“语质”即文风质朴，不加雕饰。墨家学派反映了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的利益，也需要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因此语言较为通俗明白。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清晰地传播思想，《墨子》还非常注重用词的准确和简练，这与墨家反对繁文节的思想也相统一。
墨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学派，在战国时期声势很大，对当时的儒家和法家等诸子学派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在汉代以后流派逐渐消亡，但其思想的精华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融入了华族的血脉，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某些基本特征墨家思想以著作总集《墨子》为载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科技、逻辑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对儒家学派，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面临着周朝贵族社会制度完全被破坏的新局面。为此孟子与荀子在对儒学的反思和改造中，吸收了墨家学派的部分思想。如在墨子“利于天下百姓”的主张下，孟子发展出贵民、重民思想；受墨子“尚贤”、“非攻”主张的影响，孟子提倡任贤使能与反战。墨子“兴天下之利”思想可能影响了荀子“兼利天下”的主张；墨子“强本而节用”的思想则影响了荀子“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的观念。这些都使墨家思想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仍间接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法家学派，墨子“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推动了法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的形成，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的政治体制。法家和墨家一样，都主张所有人“上同”于君主，并通过一定的赏罚规范使所有权力集于君主一身，以实现专制集权，社会稳定。韩非子反对宗法世袭和任人唯亲，将“能”与“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也与墨家“尚贤”的主张相同。此外，墨家追求实利和“尚力”的思想还促成了法家的强力理论及功利主义，这成为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哲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以经验论来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墨子思想中用来检验认识真理性的“三表法”，具有浓郁的唯物主义色彩，是对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得到了荀子和韩非子等的继承和发展。其与儒、道两家的内在超越路径不同的，阐释人的外在超越的“强力”、“非命”思想，和前者共同构成中原地区传统哲学的超越理论。墨家思想还在先秦道家发展而来的黄老学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后来东汉道教教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经济方面，墨学重视生产，将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并结合“节用”的消费观提出了“富民”和“富国”等经济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和分工学说、人口论、财政观、节用论等M理论和实践有深刻的影响。秦汉以来历代诸如“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固本节用”“轻摇薄赋”“尚功尚利”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都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军事方面，《墨子》虽然非兵书，但其《非攻》和《备城门》以下各篇都是中国早期军事思想的重要成果。墨子不仅主张“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同时还主张为反战而积极备战，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被称为“墨守”，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防御理论的基础，成为后世军事论著论述战争防御原则和战术的源头，在国古代军事思想史、军事史中影响非常深远。
科学技术方面，《墨子》记录了墨家学派在数学、物理学、机械等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成果，代表了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也正因如此，近代西方科学和技术传入中国时，国人也用《墨子》中的科学知识认识西方近代科学，使墨学成为中国接受外来文明成果的中介。
逻辑学方面，《墨子》从《经上》到《小取》六篇又被称为《墨辩》，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地提出逻辑理论的著作。其与名家、儒家的逻辑思想共同构成足以和古希腊逻辑、古印度的因明学并称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传统的中国名辩逻辑。墨家学派的衰弱也导致“墨辩”的中绝，这是导致中华文化较为轻视逻辑和论证的重要原因。
《墨子》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作为朝鲜实学理论奠基人的李珥（1536年—1584年），其作品中就有墨家思想的痕迹。李珥在其《圣学辑要》说：“安民者，为之兴利除害。”“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子·尚同中》)是墨子民生思想的集中体现。此后，墨家思想还影响到了朝鲜时代实学家丁若镛（1762年—1836年）的哲学、科技、军事思想与非儒倾向。今天，有许多韩国学者如李云九、朴文、尹武学等，也都致力于墨学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成就。此外，朴文铉还和李俊宁合作将《墨子》翻译为了韩语，为此后韩国的墨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墨子》在日本室町时代（中国明代）就已经广泛传播，江户时代开始除了各种明刻本《墨子》在日本流行，还出现了宝历七年（1757年）秋山仪校记茅坤本并刊行的《墨子全书》，即宝历本《墨子》。它和松元刊订《墨子》共同成为江户时期墨学研究的重要基础。1835年，清经训堂本《墨子》传入日本。墨学对日本的社会伦理和宗教哲学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随着《墨子》全书的广泛传播并发生影响，日本对《墨子》研究也日渐兴盛，最早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现了专门研究墨学的著作。战后研究墨学的代表人物是渡边卓，他对《墨子》、墨家思想和墨家学派的系统研究，构建了日本墨学研究的基础。
近代以来，《墨子》开始传入西方。185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发表论文《墨翟人格与作品之评介》(Notices of the 字符 and Writings of Meh Tsi)，最先将墨子介绍到西方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为19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的论文推动了西方墨学研究的进程。186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二卷《孟子》中完整节译了《兼爱》(上、中、下)三篇，《墨子》原文开始传入西方。日本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1914年在伦敦出版了《中国早期哲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arly 汉语词类 哲学)，标志着西方开始对《墨子》的研究开始从宗教领域转向哲学视野。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墨子思想开始进入西方百科全书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927年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1883-1966)发表了首部英语墨学研究专著《墨子，一位中国的异端：墨子生平和作品扫描》(Mo Ti， A Chinese Heretic: A Short Sketch of His Life and Works)。自此以后，西方墨学研究快速发展，并成为学院化经典。
墨家在战国后期即开始衰微，秦至西汉中期以后，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一蹶不振。这对《墨子》的流传造成了消极影响，导致《墨子》抄刻版本和治《墨子》的学者都很稀少。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墨子》时著录有十八卷（含目录一卷）七十一篇，到晋朝时已经有所散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本书十五卷，合目录共十六卷，然而唐以前写本的《墨子》已经不存。此后宋元版本也都已经失传，目前发现最早的完整版本为明《正统道藏》本。
明代《正统道藏》本《墨子》，即梵夹本，是正统十年（即公元1445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奉敕编辑刻印，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仍完整保存的《墨子》版本，也是明代后来其他刻本的底本。该本在《道藏》卷四的沛字号，共十五卷，五十三篇。相比南宋《中兴馆阁书目》中所载六十一篇，又少了八篇。并且由于唐朝以后目录卷就已经失传，所以缺失的篇目也难以得知。从本书的避讳情况可推知是据宋本校刻。因其刊刻忠实，较好地保存了原文，成为后世校勘的依据。该本今藏北京市文物局。
陆稳（1517—1589，字汝成，号北川，湖州市人）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据明《正统道藏》本刻印。十五卷，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字。该书题“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吴兴北川陆稳校行”，第八卷末有“嘉靖三十一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版活字”一行。该本原藏聊城杨氏海源阁，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明代藏书家唐尧臣（江西南昌人,字士良）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刊刻。该书十五卷，每页十六行，每行十七字。该书版本来源存在一定争议。据陆稳《新刊墨子叙》可知唐尧臣曾从陆稳处得到《墨子》原本。但由于唐本与陆本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瞿镛、叶德辉等认为唐尧臣刻本源自内府本。但陈恒新经过对校认为唐本与道藏本相同，与陆本即芝城铜活字蓝印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此刻本校刻精工，非常受后世刊刻家重视。后来江藩本、茅坤本都出自唐尧臣本，《四部丛刊》也选用此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题“茅坤校明万历刻本”，万历九年（公元1580年）刻印。六卷，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字。文前不仅有韩愈《读墨子》，还有分别署名茅坤和署名陆弘的两篇序言。茅坤是著名明代“唐宋派”散文家，书前的识语和第一卷开头都点明本书经由茅坤校阅。但据王重民《善本书目提要》考证此本实际是书商翻刻唐尧臣本并伪托茅坤之名而成。今存江西省图书馆和温州市图书馆。另有童思泉涵春楼刊本，今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现存宝历年间（时当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翻刻茅坤本。
注本方面，《墨子》古注如晋朝鲁胜《墨辩注》、乐壹《墨子注》都已经失传。明清以后，学者在校勘整理出更好的《墨子》版本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多种重要注释本。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墨经》的专门注本。
郎兆玉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刊行，十五卷，刊自“江右芝城铜字缮本”即嘉靖壬子铜活字蓝印本。书名题为《郎完白先生重订墨子全集》，卷一题“温陵李贽宏甫撰武林郎兆玉完白父评”。该书编者除了自己的精辟独到的评语，更汇集了包括李贽“手录批校”在内诸多明代学者的《墨子》研究成果，是明代墨学研究中一部很有代表性的批评本。该书还存在一定校勘价值，相比公认校刻精工的唐尧臣本也有显见的优点。今存上海图书馆。
毕沅（1730-1797）字纕，江南镇洋县（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清代著名学者。为《墨子》作校注并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行，共十六卷，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该书是毕沅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与唐尧臣本互校而成。校注时还吸收了当时研究者卢文弨、孙星衍和翁方纲等人的成果。因为毕沅居经训堂，故得名“经训堂本”。《墨子注》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墨子》校本，推动了墨学研究的发展。其缺陷在于毕沅当时所见《墨子》版本较少，因而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存在误改、误释的情况。《墨子注》流传较广，据《山东省志·墨子志》，后世刊刻经训堂本《墨子》达26种。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训堂本《墨子》在国内完整保存了16种刊刻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念孙批校本，今存上海图书馆；黄丕烈批校本，今存山东省图书馆；顾广圻批校本，今存杭州图书馆；孙诒让批校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安，号廎，浙江瑞安人，清代著名的训学家、经学大师。《墨子间诂》书名是对许慎注《淮南王》的《鸿烈间诂》的模仿，其中“间者，发其疑；诂者，正其训释”。《墨子间诂》最初写定于1892至1893年之间，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行初本，即苏州市毛上珍聚珍版木活字本。（今有影印本，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第15册）但此后又经过多次重校，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定本。
该书包括校释《墨子》五十三篇的《间诂》十五卷，另有《目录》和《附录》各一卷，《后语》两卷，总计十九卷。这部书不仅从大体恢复了《墨子》的本来面目，扫除了后人治《墨子》的文字障碍，还广泛搜集和整理了前人校注《墨子》的成果，采用了多种校勘方法，并结合墨家义理，对《墨子》本义的解释颇多新义。除此之外，《墨子间诂》还对墨子生平和墨学传播的有关史料和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墨子间诂》成为当时最完备的《墨子》读本，促成了墨学的复兴。该书有宣统二年（1910）刻本和1940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本均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此外还有1935年世界书局刊《诸子集成》本，1954年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86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等。
张纯一（1871-1955年）字仲如，法号觉义、证理，湖北省汉阳县人。著名学者，对先秦诸子、佛教、基督教均有较深研究。张纯一从1919年开始钻研《墨子》，除了悉心研究孙诒让《墨子间诂》并作笺补以补正缺漏之外，还博采《墨子间诂》出版后当时学者的新成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于1932年出版了上海医学书局初版排印本。此后张纯一又加以增补完善，并于1936年出版了上海世界书局修正版排印本，该版有1988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等。初版和修正版均有1975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墨子集成》影印本。《墨子集解》广泛收集了中国近代《墨子》注解的成果，虽然在校勘方面并不突出，但长于对篇、章、句的解析和对义理的研究，对《墨子》及墨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吴毓江(1898-1977)号墨生，别号墨村，重庆秀山人，著名学者。吴江历经二十年在中日搜集《墨子》版本，最终以毕沅本为底本，广采唐卷子本一种、明本十四种和清本两种，并结合类书和古注加以悉心校勘和研究。最终完成《墨子校注》并于1943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该书还有1975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墨子集成》影印本和1993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等。《墨子校注》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广引善本加以校勘，在若干疑难文字问题上相比毕沅和孙诒让等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将《墨子》注解校释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是当时所据《墨子》版本最多的校注本，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王焕镳(1900-1982)字驾吾，号觉无、因巢，江苏南通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自70年代研习《墨子》，去世前基本完成了对《墨子》的校释工作，后由助手整理发表。王驾吾以《墨子间诂》为底本，广泛选录《墨子间诂》出版近百年来有关《墨子》校释的新成果，并从义理、文字、声韵等多方面进行订正和疏通，进一步恢复了《墨子》的本来面貌，推进了《墨子》的校释工作，从而成为又一部集大成的墨子校注。该书2005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曾择其要出版《《\u003c墨子\u003e校释商兑》和更为通俗的《墨子校释》。
梁启超（1873-1929）字廖士翘，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新会区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20世纪初在《新民丛报》中曾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等文章，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复兴墨学的学者之一，影响很大。《墨经校释》是一部校释《墨经》（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的专著。全书分为十个部分，主要通过西方传入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专门诠释《墨经》四篇。是近代《墨经》较早的校注本，与作者的另一著作《墨子学案》（1921）为姊妹篇，可供互证。该书于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并于1926年和1933年多次再版，1957年台湾中华书局曾发行影印本。收入《饮冰室合集》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另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墨子集成》第19册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墨子大全》第16册影印本。
谭戒甫（1887-1974）原名作民，改名铭，字介夫，又用介甫二字。湖南省湘乡市（今涟源市）人，是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西周金文的专家。谭戒甫自幼研习《墨子》，终生不辍，尤精于《墨经》和《墨辩》，著《墨经易解》和《墨辩发微》、《墨经分类译注》等著述，对《墨经》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墨辩发微》是其代表作，历经多次再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墨辩发微》主要研究《墨子》一书中统称《墨辩》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全书分三编，第一编论证墨辩正名及名墨参同；第二编校释《墨辩》原文；第三编则在考证、校释《墨经》六篇的基础上，探讨《墨经》的辩学和自然科学思想。该书与谭戒甫的另一部著作《形名发微》为姐妹篇。《墨辩发微》成书于1928年，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华书局1964年修订重版。又有《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