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5 17:18
普通话（英语：Mandarin，Putonghua），是现代标准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是指“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古代没有“普通话”的概念，但汉语共同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西周时期在周王室中心和周围形成共同语“官话”，主要是以中原地区河南省一带的方言为基础，之后随着六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发展，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语言长久保持共同语的地位，北宋时期叫做“中原雅音”，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归纳的语音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普通话，是近代普通话形成的原始基础。明清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叫做“官话”，直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建议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后著名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中定义普通话为“各省通行之话”。民国时期政府曾经推行国语运动，1953年春新中国政府派出语言专家前往滦平县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镇三地进行语音采集。1955年10月，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明确规定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同时普通话用拉丁字母来拼读。20世纪50年代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直到90年代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政府规定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有21个辅音声母，39个韵母，同时存在变调、轻声、儿化、语气词“啊”变调等音变现象，其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并吸收其他方言中有用的成分汇集而成。截止到2020年，中国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
“普通话”名称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来的，朱文熊在他1906年所创作的《江苏新字母》中把“普通话”分成汉语的三类之一，并且说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由于起初是在官场上使用，因而被民众称为“官话”，随着这种“官话”的广泛传播，全国各地的人操着带有地方口音的“官话”，人们称这着话为“蓝青官话”（“蓝青”比喻不纯粹），民国初年“蓝青官话”又被叫做国语。1931年，瞿秋白反对使用“国语”一词而对“普通话”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成为有严格定义的学术名词，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普通话采用北京语音系统，但不包括北京话中的土音、土语成分和不必要的轻声、儿化音现象；“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指普通话以通行于广大北方方言区的词语为词汇规范的标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指普通话以现代经典作家的白话文著作为书面语应用的典范，其中“典范”是指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白话文”是指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是指排除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并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普通话，而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的概念，却有汉语共同语的存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中心附近形成以中原地区河南省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官话”，该名称首次出现于春秋时期的《论语·述而》中。直到秦汉三国时代，河南宛、洛一带的中原汉语共同语继续发挥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语共同语向北方和东南辐射扩散，但北方割据政权的许多士人、包括拓跋宏等人仍崇尚洛阳市的正音，而南梁诸代则多以金陵（南京话）为共同语，金陵语音在洛阳正音的基础上略有改变。隋朝统一之后以洛阳话为代表的正语、正音仍然流行，唐朝社会安定且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洛阳作为“神都”“东都”的政治地位重要，洛阳的语音仍被人们视作共同语的标准音。
汉语共同语在宋元时代取得空前进展，北宋时期洛阳一带的语言仍然居于共同语的地位，由于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省汴梁市）在地理位置和语言上和洛阳相近，因而洛阳、开封一带的语音继续作为标准音，一般称之为“中原雅音”或“中原地区音”。宋室建炎南渡之后，中原正音即洛阳市共同语随宋室南迁至临安区一带，同时也传入北方并被金朝人所熟悉和效仿，南渡士人的文章一般都会使用中原正音的语句词汇，金朝文化仿效汉族，诗文仍用唐宋以中原雅音作词协律的旧制。到元代由于共同语广泛传播，甚至出现“四海同音”的现象，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发展到元代已经大体定型，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普通话，是近代普通话形成的原始基础。整个宋元辽金时代研究共同语语音的著作包括金朝韩道昭的《五音集韵》、五代十国毋昭裔的《尔雅音图》音柱、南宋孙弈的《九经直音》《示儿编》、丁度等人的《集韵》以及相传为司马光所作的《切韵指掌图》等。元末明初（十四世纪）的北京口语音开始替代洛阳市音，成为汉族共同语的标准音，现代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此时也奠定基础。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实现汉语音韵的拨乱反正和重塑汉语的正统地位，于洪武八年（1375年）命大臣乐韶凤等人刊定汉语音韵并编成《洪武正韵》，将之作为最具权威的官修韵书。乐韶凤等人编撰韵书的“标准音”是此前一直占据共同语地位的“中原雅音”，但朱元璋对《洪武正韵》并不满意，于是他命朝臣汪广洋等人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进行增补，后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更名为《洪武通韵》。直到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汉语共同语的称呼演变为“官话”。清代前期，汉语共同语“官话”即中原雅音广泛流行，官话区的范围逐渐扩大至东北地区、西南乃至江淮流域一带，“四海同音”的现象越来越显著，但此时共同语语音仍以河洛一带语音为正音。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为规范乡音和方便体察民情，下旨在福建省、广东省两省开展推广官话的正音运动，但由于地方习俗等原因而收效甚微，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废止在“岁科两考”中考察官话，雍乾两朝此举对推广汉语共同语发挥积极作用。清代中叶以后北京音的地位逐渐凸显，而且北京音的语音和中原雅音或中原地区音相当接近，北京话逐渐代替中原河南话的地位而升为共同语标准音。
清末的知识分子为救国图强而关注到语言文字的普及和统一，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清末切音运动的开端，他主张把南京官话作为“各省之正音”，但河北人王照等人认为北京官话使用地区幅员辽阔，而主张正音应以北京官话为标准，劳乃宣也认可北京官话为标准，但主张先学方言拼音而后统一国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致信并建议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张百熙学习日本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瑾留学日本时曾在“演说联系会”组织中提到普通话，之后王照于次年在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以推广官话字母，同年劳乃宣在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支持下，于南京成立“简字半日 学堂”，几年时间官话字母推广至13个省。之后研究切音字的著名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中将汉语分成“国文”（文言文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并定义普通话为“各省通行之话”。宣统元年（1909年），江谦在清政府资政院会议上正式提出把“官话”改为“国语”，于是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年6月）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中的“国语”代替“官话”名称，并于同年的8月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辞典等。
1912年年底，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并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并负责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之后蔡元培建立“国语研究会”并督促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此外“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中提出改编小学课本。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陈独秀、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林语堂等留学生提出“彻底改造”旧文化的口号，他们尝试废除汉字并改用世界通用语，并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中发表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最终引发“国语罗马字运动”，其中陈独秀主张以罗马字拼写汉文、胡适主张以罗马字拼写白话文。在国语的语音方面，1920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议，会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张士一所做的文章《国语统一问题》受到普遍响应，张士一提出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同年1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吴稚晖、黎锦熙等人前往南京与张士一等人会面，商议国音的标准问题，由此引发国语读音的“京国之争”，但双方最终未能说服对方，后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国音字典》中依然采用之前审定的“国音”，并在训令中解释说北京的“一隅之土音”不能定为国音。
“京国之争”的同一年，民国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学统一使用国语（白话），此为中国学校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后又发布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至此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相互结合，推动言文一致的普通话逐步形成。1926年，黎锦熙在“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中宣布国语运动的方针为“两纲四目”，两纲即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四目指的是为全民族精神团结、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全民众文化的发展、各专家创造之增进。此时“国语罗马字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引起社会的震动，学者们经过多次商议、讨论和制定方案，最终于1928年9月26日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194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各省政府并附发《注音符号发音表》 和《国音字母拼音练习表》，要求转发各学校采用以辅助学生识字。1944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国语运动宣传周，并要求实行国字读音标准化并统一全国读音、在全国推行国语并作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推行注音国字和注音符号、研究国语教学法以增进教育效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普及文化教育，并推行文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运动，之后《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由于明朝初年滦平县地区人口迁至塞外，致使其原始口音和历史杂音消失尽，同时该地区本身也是清政府在京城之外的另一个从事政治活动中心，客观上促进本地热河官话的形成和推广，也使得平一带出现语音纯正、普通话整体水平较高的独特现象，滦平话的语音特征是音准分明、字正腔圆且没有北京土话中的儿化音和省字，于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制定中原地区通用语言规范，于1953年春派出语言专家前往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镇三地进行语音采集。1955年10月，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并制定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时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等现代汉语用字规范，明确规定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普通话审音工作的开始，次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丁西林、丁声树、高明凯、陆志伟、 陆宗达、罗常培、欧阳予倩、齐越、老舍（老舍）、魏建功、吴文棋、吴晓玲、徐世荣、周有光、周祖漠等15位专家开始对异读词的审音工作。1956年4月27日，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普通话审音原则草案》，确定异读词审音工作的步骤并制定“分批审查、分期发表”的工作方法，而审音的标准是词语符合语音发展规律、音义结合且语音规范与词汇规范相结合。从1957年10月至1962年12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先后在《中国语文》期刊上公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三编以及地名审音表，共收异读词1835条，此外该委员会还根据各方对之前发表的一编、二编提出的意见，修订一编、二编中的内容。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批准正式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并要求继续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该方案中的字母表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拼写汉语的全部拼音字母。1963年1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公布《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内容包括常用异读词的审音和有异读现象的地名的审音，并于同年10月由文字改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大众出版物、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所使用的教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广播电视中播音员等都以总表初稿为依据进行读音修正。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此外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
世界范围内大约有9.55亿人使用普通话，主要地区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在中国境内，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此外，普通话也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说普通话运动”，将普通话置于传统白话之上；马来西亚普通话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通用语言。
从语言的系属来看，中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缅甸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现代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因此普通话属于汉藏语系。
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普通话有21个辅音声母，辅音最大的特点是气流在口腔要受到不同部位、不同方式的阻碍，以此形成不同的辅音。按发音部位分类，辅音声母可以分为七个部位：
按发音方法分类分为五类：
此外辅音还有清音、浊音的区别，浊音振动声带，清音不振动声带。普通话有4个浊辅音声母，即 m、n、l、r，其余辅音声母都是清音。
普通话有39个韵母，按结构可以分成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三种。单韵母指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复韵母指两个或三个元音构成的韵母；鼻韵母指元音和鼻辅音构成的韵母。中国传统音韵学按起始元音的发音将韵母分成四类，即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简称四呼。开口呼指不是i、u、ü和不以i、u、ü起头的韵母；齐齿呼指i和以i起头的韵母；合口呼指u和以u起头的韵母；撮口呼指ü和以ü起头的韵母。单韵母也叫单元音韵母，它的发音特点是舌位不移动，口形不变动；复韵母是由两个或三个元音复合而成的韵母，可分为前响复韵母、后响复韵母、中响复韵母，复韵母各元音响度不同，其中有一个主要元音声音最响亮、清晰的，是韵母的主干韵腹；韵腹前的元音叫韵头，韵腹后面的元音叫韵尾。韵头发音轻短，表示复韵母发音的起点，韵尾音值含混，表示复韵母滑动的方向；鼻韵母是由一个或两个元音后面带上鼻辅音构成的韵母。
普通话的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的，而普通话音节结构方式有七种——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成分俱齐如乡xiang；具备声母、韵头、韵腹、声调的如家jia；具备声母、韵腹、韵尾、声调的如早zao；具备声母、韵腹、声调的如ru；具备韵头、韵腹、声调的如月yue；具备韵腹、韵尾、声调的如藕ou；具备韵腹、声调的如二er。其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辅音在音节中一般是作为声母出现，音节中元音占优势，可以有三个元音并列等。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定，汉语音节的拼写规则包括u上两点的省略、隔音符号（’）的使用、韵母 iou、uei、uen的省写等，u、ue、uon、un同j、q、x相拼时，需要省略u上的两个点，比如jue（决）、que（缺）；而u和u行韵母同n、I相拼时，u上的两点不能省略，比如nü（女）、lü（绿）。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上有400多个音节，其中370多个音节有辅音声母，声母可以看作是标明音节界限的标志；20多个是以 i、u开头的零声母音节，用y、w作音节标志，比如“衣物”拼作yi wu；十多个以a、o、e开头的零声母音节，在词语拼写时容易混淆音节界限，必须借助隔音符号（’），例如“档案”应拼作dang’an，“西欧”应拼作xi’ou。
普通话里有上声的变调、“一”“七”“八”“不”的变调等，其中“七”“八”已趋向于不变调，因而“一”“不”的变调相对重要。“一”的本调是阴平，但在阴平、阳平、去声的前面念去声（四声），比如一天、一般、一生等，其次“一”在去声前面念阳平（二声），比如一定、一切、一路等；“不”的本调是去声，在阴平、阳平、上声前面念去声，但在去声前变阳平，比如不但、不是、不会等。此外“一”在重叠式动词之间时、“不”夹在动词和形容词之间或夹在动补之间时，都念轻声，比如说一说、走一走、打不开等。
轻声指的是普通话中部分音节在词句中失去原有声调而变得轻短模糊，轻声音节一般短于正常重读音节的长度，而且它改变原有的调值后无固定调值，其调值要根据前面音节的调值来确定。轻声在阴平、阳平、去声的后面，其调形是短促的低降调，调值为31，比如跟头、狮子、刀子、山上等；轻声在上声后面，它的调形是短促的半高平调，调值为44，比如码头、管子、老实、暖和等。普通话里轻声音节可以区别词义或词性，比如读轻声的东西（dong xi）泛指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地下（di xia）表示地面上的意思。此外意义虚一些的语素或部分表语法意义的虚词读轻声，而一半以上的轻声是由于在口语中极频繁地使用而读作轻声。
普通话中的儿化音属于卷舌韵，自成音节并不拼任何辅音声母，经常作为名词或数量词的后缀。儿化韵的拼写法是在原韵母的后边加上一个表示卷舌动作的符号“r”，儿化音在表达词语的语法意义上作用繁多，且具备积极的修辞色彩，包括区别词性、词义、同音词和表达示喜爱温婉的感情色彩、细小轻微的性状，比如盖（动词）/盖儿（名词）、开伙（办伙食）/开火儿（交战）、鲜花儿和大婶儿等。韵母儿化后读音会发生变化，具体根据韵母的韵腹和韵尾而定，韵母为a、o、e、u 的音节，儿化后主要元音基本不变，后面直接加上表示卷舌动作的r； 韵母-i儿化后失去原韵母加er； 以i或n为韵尾的韵母，儿化后丢掉韵尾，主要元音后面加r；普通话39个韵母中除er、e（上面有倒三角）两个韵母外，其余37个韵母都可以儿化。
“啊”作为语气词经常用在句尾，它的音变是一种增音现象（包括同化增音和异化增音），比如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a、o、e、i等的读作ya，汉字可写作“呀”；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u（包括ao、iao）的读作wa，汉字可写作“哇”；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n的读作na，汉字可写作“哪”；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ng的读作nga，汉字可写作“啊”。
普通话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并吸收其他方言中有用的成分汇集而成，在继承古代汉语部分词汇的基础上又不断增加新词语，同时也吸收一些外族语言的词语。有些方言中的日常用语如果使用频繁，一般就会被普通话吸收，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广州市从英语音译“出租车”为“的士”，因此“乘出租车”叫“搭的”等，但是有些方言词跟普通话意思相近，普通话则不会将其收入，如粤语中的“家私”和普通话“家具”完全一样。
在普通话的双宾语句里，表人的宾语在前，表物的宾语在后，比如“我给他一枝笔”；普通话状语在动词的前面，比如“你先走，我等一会儿走”；普通话里量词“个”用得比较多，能够用“个”做量词的包括人、杯子、盘子、碟子、鸡蛋、馒头，量词“只（zhi）”用得也比较多，能用“只”做量词的包括鸡、鸭、鹅、猫、狗等。
1956年，普通话被定名后不久，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创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至1980年的24年间国家共举办11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为全国培养推普教学和工作骨干、方言调查专业人才1754名。1980年，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更名为中央普通话进修班，从1980年至今中央普通话进修班共举办35期、中央推广普通话专（兼）职干部训练班举办9期，为全国培养普通话教学骨干近2000名、推普专（兼）职干部391名。
1982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在第十九条中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确定了普通话的法定地位。从此，推广普通话，推行简化汉字，走上了法制建设道路。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世纪内努力做到：第一，各级各类学校使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第二，各级各类机关进行工作时一般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成为工作语言；第三，广播（县以上）、电影、电视、话剧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成为宣传语言；第四，不同方言区的人在公共场合的交往基本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交际语言。
20世纪90年代初，推广普通话的方针由20世纪50年代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1994年，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成立，中央普通话进修班被设为测试中心的教务处，至今组织举办68期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考核班，培养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6202名，指导各省级普通话培训测试机构培养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5.2万余名。1997年12月，全国语言工作会议提出了跨世纪的推广普通话工作目标：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行业的工作人员，其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的要求；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国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必要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
2000年，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并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组建设立普通话培训处。同年10月31日，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2003年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第16号令，公布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该教育部令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的、程序、范围等，并自2003年6月15日起施行。2011年10月28日，国家为促进普通话的推广工作，而在北京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并通过《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章程》和启动“普通话语音规范网”。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政府规定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23年9月11日至17日举办第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9月13日，以“推广普通话，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在青海西宁开幕，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在开幕式现场上发布第七期“中华经典资源库”项目成果，开展推普“智能+”展示体验活动。
2010年10月至2001年1月，由语委办和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组织和承担，河北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区）分别成立相应的机构调查普通话的普及情况，三个地区完整回收共2430户的问卷，入户调查6928人，调查结果显示河北、江苏、广西“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相较于2000年分别增长20.72%、15.14%、30.36%，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以普通话为主体、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共同构成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语言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大的汉语方言区，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的交际模式已成为社会语言生活的主流。截止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为80.72%，“三区三州”普通话普及率为6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