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57
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最宽泛的意义上是指所有追随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其中对柏拉图哲学本身有所损益或改动的哲学思想也都在这一范畴。
一般而言，直到公元一世纪，人们才开始认为柏拉图作品本身建立了一个融贯而本质上正确的哲学体系。公元2世纪开始，很多利奥六世开始通过系统解读柏拉图作品，来倡导一种独特的哲学流派和体系，并以“柏拉图主义者”自居。但就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追随者的范围上来讲，柏拉图主义实际上在柏拉图本人去世之后就开始产生了。
在学界将柏拉图主义哲学史的划分为六期，在公元前348-前268年，为老学园或早期学园期；公元前268-前50年为新学园或怀疑派学园期；公元前50-公元70年为变动中的后学园期；公元70-230年为中期或早期柏拉图主义时期；公元230-300年为新柏拉图主义时期或普罗提诺及其之后的柏拉图主义；公元前300-600年为晚期新柏拉图主义或后期柏拉图主义时期。并在中世纪和近现代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柏拉图主义有力地影响了许多领域，其影响力持续了2000余年。特别是在基督教、数学、宇宙论和认识论以及伦理学和政治学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评价柏拉图主义时，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同时他还认为基督教把柏拉图主义变得更为精巧和不可捉摸。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年或427年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所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是要让他成为一位政治领袖。然而，苏格拉底死后，他决定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哲学。柏拉图在雅典创建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所大学，名为“学园（the Acedemy）”，柏拉图创立学园之后一直在学园授课、指导以及撰写哲学作品。900年后，柏拉图学园这个机构依然运作着，其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成为了柏拉图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也是柏拉图主义产生及发展的关键。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利奥六世之一，他的理论涉及自然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他师从苏格拉底，同时深受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和数学主义的影响。
“柏拉图主义”最宽泛的意义上是指所有追随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其中对柏拉图哲学本身有所损益或改动的哲学思想也都在这一范畴。一般而言，直到公元一世纪，人们才开始认为柏拉图作品本身建立了一个融贯而本质上正确的哲学体系。公元2世纪开始，很多利奥六世开始通过系统解读柏拉图作品，来倡导一种独特的哲学流派和体系。。学者梁中和认为从理论形式和方法上讲，柏拉图主义者有三点共识：第一、柏拉图的对话和其他作品，如书信，提出了一组内在一致的思想教条；第二、柏拉图的作品展示了一个哲学体系；第三、在大多数议题上，亚里士多德对其观点的理解和发展是最可靠的，柏亚思想以和谐为主。
柏拉图哲学中的基础理论，包括理念论、回忆说、通种论、理想国。
理念论：理念是灵魂所见的东西，关于普遍本质的一般定义称为“理念”。理念是心灵或理智的对象，是具有“一”的统一性和“存在”的实在性的观念，即普遍的概念、共相或形式。柏拉图把理念扩大到世界的一切方面；将理念实体化和客观化，形成个别事物与普遍概念的二元分离。
回忆说：回忆是认识理念的途径。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就获得了关于各种理念的知识。进入肉体后因为受肉体的蒙蔽而暂时忘记了关于理念的知识，需要通过“学习”重新获得知识，“学习”就是回忆，感觉经验是刺激人回忆的媒介（诱导），回忆的是对理念的回忆。
通种论：孤立的一个理念是没有意义的，任何理念都是和与它相对立的理念一起结合在一个更高的理念（通种）之下的。因而整个理念世界就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在不同层次上对立统一的严密逻辑体系了。
理想国：柏拉图在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了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理想国”学说，试图将哲学家与统治者融为一体，建立一种“哲学王”的理想国度。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善”的理念所统辖的秩序井然的体系，那么掌握了“善”的知识的人（哲学家）也应当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的主宰。
柏拉图对终极实在的讨论奠定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的基石，他也是第一个对知识论问题进行全面探究的人。例如在理念论中，柏拉图认为关于普遍本质的一般定义称为“理念”，理念是心灵或理智的对象，是具有“一”的统一性和“存在”的实在性的观念，即普遍的概念、共相或形式，从而将理念实体化和客观化，形成个别事物与普遍概念的二元分离。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主义者的普遍共识为我们必须相信抽象对象，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数字和共相等事物存在，并且这些事物唯一站得住脚的观点是它们是抽象对象。
从理论内部讲，按照现代著名柏拉图主义研究专家格尔森的看法，柏拉图主义者基本认同六个理论原则：宇宙有一个协调或系统的统一体；这一系统的统一体是一个可解释的等级；神圣者制定了一个不可化约的解释范畴（本体论与神学不可分）；这是一个灵魂学意义上的规定（宇宙本身是一个活体，灵魂是生命的原理）；人类属于这个系统的等级，个人的幸福在于企及等级中遗失的位置；认识的次序包含在形而上学次序中。
文艺复兴之后，为了同经院哲学的统治和亚里士多德教条主义的影响相抗争，以便获得科学研究的合法权利，科学家们吸取并发挥了柏拉图学派的一些合理观点，形成了近代的数学柏拉图主义。在1934年，数学家贝尔奈斯（Paul Bernays）在“论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演讲中首次使用了“数学柏拉图主义”一词。
就柏拉图的相来说，许多数学家都把自己的任务看作努力发现关于独立自存的数学实在的真理。其主要内容为：上帝是用数学方案构造宇宙的，因此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就是对上帝智慧的证明；数学对象是具有客观性的理念实体，需要通过理性的心智活动去认识，且认识不应受直观感觉的约束；数学观念是先验的或天赋的观念，因此心智与理念世界之间存在着“先定和谐”的关系；数学仅仅研究具有确定性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事物。
柏拉图有大量对俄耳甫斯教义的转述、借用和评论。其思想与俄耳甫斯教义有关，而且这种影响也传递给了柏拉图主义者们。新柏拉图主义者叙利亚努斯、赫米阿斯、普罗克洛、达玛士基乌斯、奥林匹奥多罗斯等，都在俄耳甫斯的神谱叙事中看到他们自己思想体系的缩影。同时俄耳普斯关于祈祷、复活、癫狂等思想在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著作中也时常见到。
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关系更为复杂，两者也存在相辅相成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说是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哲学和神学思考。而柏拉图主义对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可以体现在《毕达哥拉斯传》等著作中，可以说，毕达哥拉斯主义是经由柏拉图主义者之手才最终成型的。
柏拉图于公元前385年左右，在雅典西北郊原祭祀古代英雄阿卡德米的运动场上建立了宗教学术团体或学校，它教授数学、天文学、乐理和哲学等相关内容。柏拉图的直接继承者们，在研究哲学的同时，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形成学园派。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以后，继承他担任学园领导人的有：斯珀西波斯、塞诺克拉底、波勒漠、克拉特斯和阿尔凯西劳。其中斯彪西波（Speusippus，公元前347年一公元前339年担任学园领导）和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公元前339年一公元前314年担任学园领导）的哲学思想因为更贴近柏拉图本人而应被称为“老学园派”。除此之外老学园派还包括波勒蒙、菲利普斯、赫拉克利德斯、克冉托尔、欧多库斯等。
斯彪西波和塞诺克拉底的共同理论特征是：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万物本原的理论，改造柏拉图的理念论。这阶段也被称为独断论时期。斯珀西波斯按照严格的数学形式建构本体论和知识论，他们一方面保持知识系统及其一致性，论述知识所具有的一致形式；另一方面则形成后来新柏拉图主义所采用的一元多层的本体观念。塞诺克拉底综合柏拉图的思想，削弱柏拉图前后期的差别，把柏拉图对话的种种思想纳入统一的体系。依照斯彪西波的等级制本体论，诺塞克拉底认为本体论的秩序分别是：理念、数、几何学对象、天体（宇宙灵魂）和可感的月下世界。
中期学园和新学园的变迁呈现出一派曲折复杂的景象。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创立了吕克昂学园，表现出与柏拉图学园不同的发展倾向，成为另一学术中心。而紧随其后产生的希腊化时期三大流派的兴起，更是压过了学园派的风头。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阿尔凯西劳、拉居德斯、卡尔涅亚得、克里托马库斯等 。
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约前315一前241）是中期学园的奠基人，他的哲学以怀疑论的面貌出现。他把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推到极端“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知道或不知道”。他还通过对斯多阿学派的“理解论”的批评，否认了任何知识的可能性，认为“要是理解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万物也就是不可理解的”，促使学园派向怀疑论发展。从他那里开始，怀疑主义因素滋长起来。
新学园的奠基人卡尔涅亚得（Carneades，前214一前129），他进一步论证了温和的怀疑论，提出了可能性理论。他承认人的知觉中有不同等级的清晰性，其中某种知觉能够给人带来确信。自此学园派走向怀疑主义强调对判断的悬疑，强调或然性，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因此，对中期学园和新学园的研究又常被纳人对晚期希腊哲学怀疑主义的研究之中。
在公元2世纪，柏拉图哲学中的某些因素进一步得到柏拉图主义者的阐释，发展出所谓中期柏拉图主义。中期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有斐洛·尤迪厄斯、普鲁塔克、阿尔比努斯、阿尔基努斯以及阿普列乌斯等。
中期柏拉图主义包括从马库斯·西塞罗时代阿施卡隆的安条库斯在学苑中恢复教义学时期，一直到普罗提诺（205-270年）重振柏拉图哲学为止所发生的一切。中期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影响基督教思想的柏拉图主义形式（更早的形式曾经影响过菲洛）。这种影响从公元2世纪以来就十分明显。中期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的观点上差别很大。与职业哲学家所教授的严肃哲学一起，还混杂着大量大众化的或通俗的柏拉图主义的东西。
对中期柏拉图主义者而言，柏拉图所谓的善是一种至高的实在，其存在超越了人类的思维。人类可以领会善的实质，但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严谨的理性思考和深刻而透彻的冥思来探索善为何物。对善的理解有助于人类了解物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善给宇宙带来秩序、推动着宇宙的持续演进。中期柏拉图主义者把善称作theos。该词还可被翻译为“神”，而柏拉图的理型被这些哲学家视为神的思想（自此以后，善以大写字母开头，表示它被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
新柏拉图主义，也称宗教性的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所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它的基本倾向虽可划入柏拉图主义的阵营，但也具有明显“新”的特点，这就是思想来源上的折中主义、本体论上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和伦理观上的人神合一。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提诺、波斐利、扬布里柯以及叙利亚努斯等。
3世纪是罗马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人们渴望的不再仅仅是希腊人美好生活的愿景，而是一种根本上宗教性质的救赎观念，而基督教时代也作为了希腊思想的最后阶段。新柏拉图主义从早先的哲学体系中吸收了所有非物质主义的宗教学说，它既混入了神学 ，又是柏拉图内传学说失传 不得已用了亚里士多德内传学说 所以是一种杂的新学说 ，也具有教义性。它融合吸收了传统的希腊哲学、犹太神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折中性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利奥六世为普罗提诺，他重新阐释了柏拉图思想，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主义，他的理论中包含了：哲学思想（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宗教思想，主要来自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普罗提诺认为世界的最高点为“早乙女太一”，“太一”是无限的、绝对先验的，凌驾在所有“多”之上，是不可限制的，是无法描述的，因此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进行描述（即它不是“多”，不是“特殊”，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等）。
普罗提诺去世之后，新柏拉图主义运动持续了超过三个半世纪。普罗提诺对基督教所言较少，虽然他对伪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多有批评，后者认为柏拉图对终极实在的把握是不完善的，不过他的门徒波菲利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显然都反对基督教。虽然如此，新柏拉图主义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依然充满了吸引力，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形态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到了中世纪，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约翰·斯科图斯·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公元9世纪），他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还将希腊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他谙熟大部分重要的拉图作品，并试图将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引入同时代的基督教思想中。继爱留根纳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杰出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发展了如今归类为带有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早期中世纪哲学。
12世纪中期开始，柏拉图主义哲学和神秘主义仍然在方济会和一些其他社会背景中普遍保持其影响力。直到15世纪，柏拉图主义哲学才在西方世界重新跃居重要地位。文艺复兴的到来唤醒了人们对古代哲学新一轮的兴趣，以及对柏拉图全部作品的重新发现一一由佛罗伦萨的学者和神秘主义者马斯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一1499年）首次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一引起了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广泛流行。
以菲奇诺为核心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是15世纪最重要的柏拉图主义学派，菲奇诺曾任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校长，他翻译和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版的柏拉图全集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全集，还出版了柏拉图主要对话的注释。他认为柏拉图哲学比亚里士多德哲学更适合基督教神学，力图恢复柏拉图主义在古代为基督教效劳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大多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的经典又开始重新流行起来，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当时大部分主要的神秘主义作品起到了主导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数学真理观与基督教思想融合并取得了统治地位，认为雅威依照数学设计了宇宙。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不断增强，他们坚信“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勒内·笛卡尔甚至认为全部物理学都可以归结为几何学。后来伽利略·伽利莱、笛卡儿和艾萨克·牛顿等科学家在宇宙论的基础上发展成机械数学的宇宙论。
从15世纪90年代后开始，柏拉图主义复兴浪潮从意大利向北欧的国家传播。在17世纪柏拉图主义经历了最后一场重要复苏，在17世纪中期六位英国哲学家组成的团体占据一席之地，并同托马斯·霍布斯与笛卡尔展开争论。他们中摩尔（HenrMore，1614一1687年）是剑桥基督学院的大学生，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1617-1688年）在这里做了三十年的院长。他们都崇拜柏拉图、普诺提诺以及在早期基督教教父中的他们的追随者。因此，这个团体通常被称为“剑桥柏拉图主义者”。
当时，英格兰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将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唯物主义哲学流派的武器。莫尔作为此运动的领军人物，与一些其他的哲学家一起奋力捍卫精神现实主义，并努力确保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至少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可行选项。
18世纪早期，剑桥大学柏拉图主义者的复兴运动逐渐消失，其中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1758-1835年）是当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是一位英国柏拉图主义者，他将所有尚存的柏拉图著作从古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然而，他的译作以及理论在同时代的神秘学界很难有受众。在神秘学领域，对柏拉图主义哲学同样普遍的忽视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末以来，哲学和思想界掀起了批判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潮流，虽然主要针对其代表的形而上学传统，但伴随着数学、物理等科学发展，也波及宇宙论、认识论、伦理学 （价值论）、政治哲学等诸多方面。在1934年，“数学柏拉图主义”被数学家贝尔奈斯（Paul Bernays）在“论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演讲中首次使用，也使得柏拉图主义在数学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
斯彪西波（Speusippus，Σπεύσιππος，前408-前339/8年）是柏拉图姐妹柏多奈（Potone）和埃乌胡麦东（Eurymedon）的儿子，大约生于前408年左右，是柏拉图学园的重要成员。在柏拉图死后，斯彪西波继承了学园的领导权，执掌8年。他著有多本著作，有反对享乐主义的《阿里斯底波》，论述一般论题的《论财富》、《论快乐》、《论正义》、《论哲学》、《论友谊》、《论诸神》、《论数学家》等；也有影响了后来的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和赫拉克利德斯（Heraklides）的《论灵魂》。
斯珀西波斯从晚期柏拉图学说中发展出了第一原理（或本原）（arche）的学说，即“一与多”的学说。关于认识论，斯彪西波认为因为有些事物是感性知觉的，而有些是理智的，属于那些理智的规范就是认知理性（epistemonikos logos），而那些感性事物的规范则是认知的感性知觉。斯彪西波的快乐观主张幸福是所有人的自然冲动，追求幸福是人本性中最完美的能力，而德性是追求幸福的产物，但是大多数人只会堕于愚蠢的快感，唯有智慧者能追求真正的幸福，即心灵的宁静（aokhlesia）。
阿凯西劳斯（Arcesilaus of Pitane，Ἀρκεσίλαος，前316/5-前241/0年）是继克拉特斯之后第五位执掌学园的人。据说，“中期学园就是从他开始的。他是由于相反理论的相互否定而悬置判断的第一人。他也是第一个就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个修改了由柏拉图传下来的理论，并通过提问与回答使其更像辩论术的人。
阿尔凯西劳贯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怀疑因素，同时又接受当时怀疑论派的代表毕洛的影响，使整个柏拉图学园朝怀疑主义方向发展，主张悬搁判断，将所有问题悬之高阁，存而不论。他的怀疑主义主张，主要是通过对斯多葛主义的批评加以提出和论证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或“犹太人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或Philo of Judaeus，Φίλων，ידידיה הכהן）是整个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相关著作可分为：问答类（例如《创世记问答》等）、寓意解经类（例如《论特殊的律法》等）以及解释类（例如《论约瑟》等）。斐洛没有中期柏拉图主义方面的师承，但是影响了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比如克莱门特（Clement）、基督徒俄里根等。
斐洛·尤迪厄斯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利西波斯、欧多鲁斯等人的影响，将哲学三分：“逻辑一伦理一物理”，他说，“理智还是哲学之父，哲学是人类最大的幸事，它的各部分都用来为人类造福，逻辑部分提供绝对正确的语言，伦理部分提供德性上的改善，物理部分提供关于天和宇宙的知识。”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年）出生在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希腊凯洛内阿（Chaironeia）镇，博学擅文，以创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纬线 Lives）闻名于世，堪称古希腊文化的最后传人。他在哲学方面受到了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漫步学派和斯多葛主义的诸多影响。
普鲁塔克在哲学上自认为是柏拉图主义者，其来源于阿斯克降的安提库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多鲁斯（Eudorus ofAlexandria），它采用了“折中主义”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假设，在他的伦理学和逻辑学中，普鲁塔克倾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在物理学的某此方面，他受益于斯多亚主义，其还有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
普罗提诺（Plotinus，Πλωτῖνος，205-269/270年）。公元232-242年，他就读于亚里山大里亚，先是拜著名的哲学家们为师，后来投到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阿摩尼乌斯（Ammonius Saccas）门下，由此投身于其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公元254年，普罗提诺50岁时把他给学生做的演讲和传授的课程记录下来，写成了54个专题作品，包括部分谈话形式的作品。他晚年的弟子波斐利编辑整理后，把这些专题文章分成六卷出版，每卷由九章组成，普洛提诺的著作全集因此得名《九章集》，就是因为每卷有九章。
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受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容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斯多亚、诺斯替等）、毕达哥拉斯主义、漫步学派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其哲学思想可分为六部分，分别为1.道德问题；2.自然哲学；3.天体宇宙；4.灵魂；5.理智（超越的和灵魂中的）；6.太一。
奥古斯丁（354一430年），中世纪主教、神学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先后在北非和罗马学过古典拉丁文修辞，并且在罗马成了修辞学教授。后遇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安布罗斯的教海使得奥古斯丁放弃了他早期尊奉的摩尼教教义通过拉丁文译著研习新柏拉图哲学，进而于386 年皈依基督教。
奥古斯丁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他利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来系统论述基督教教义，建立了统治西方几百年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他在基督教一神论的名义下，克服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对立，主张雅威作为全智全能的本体，是从“虚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他以“三位一体说”的神秘主义代替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的神秘主义，清除了其中的泛神论因素。
奥古斯丁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对自然原素的追问并不能产生确定的只是，基督教只须承认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上帝的仁慈而受造的就足够了。奥古斯丁也发展了柏拉图的“光照说”，他认为恩典和真理是源自于上帝、见之于我们心灵的理性的东西。灵魂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在被造的心灵中已经潜在的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引入一些柏拉图的理念论），但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通过感觉刺激，而是依靠上帝的光照才能唤起对真理的认识。只有在虔诚的信仰中，上帝的光照才会显得透明明亮，而神圣的真理也只有在灵魂摆脱肉体之后才能最终被认识。
柏拉图主义有力地影响了许多领域，其影响力持续了2000年，其中包括异教徒、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无宗教信仰的思想家。它还为西方神秘学传统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哲学基础，在柏拉图时代之后的2000多年，绝大多数的学术魔法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柏拉图宇宙观为基础。
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巨大，是基督教信仰哲学化的最初形态。但这种哲学化的信仰表达，并不是基督教的本质，而是在希腊的特殊文化形态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信仰模式。它所依据的是希腊式的问题和希腊式的思考方式。
斐洛·尤迪厄斯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在很早便开始尝试把希腊哲学与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早期基督教既然带有浓重的狂信特点，所以它在吸纳希腊哲学时也较侧重于柏拉图主义这样的带有更多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因此、早期的教父哲学往往是以柏拉图主又作为理论基础的，只不过是把柏拉图主义向着更加神秘的方向推进。
基督教设置了此岸和彼岸、现世和来世的对立，这与柏拉图主义是相对应的。为此，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尼采认为，基督教把柏拉图主义变得更为精巧和不可捉摸。“真实的世界现在无法达到，但许诺给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许诺给忏悔的罪人”）。（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精致、更困难、更难以理解一一它变成了女人，它变成了基督教式的......）”柏拉图主义发展到基督教阶段，真实的世界存在于彼岸，处在现世之外，是人类的一个理想，是对人将来的许诺。
柏拉图的《蒂迈欧》以及柏拉图主义者们繁多的注疏，影响了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观。近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确起源于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新检讨，伽利略·伽利莱主要针对的是漫步学派，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辛普里丘对其《物理学》的评注。伽利略已经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验基础之必要的肯认，只是如何就感觉观察进行思考有疑义，他通过新物理学和来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数学方法，为哥白尼日心说提出辩护，并为此受到宗教审判，终身监禁，因为基督教教会采用的是柏拉图主义和漫步学派共同坚持的地球中心说。
受到数学中的反柏拉图主义影响，认识论领域也有相关的批判，比如著名哲学家黑尔曾经著专文论述，他介绍说：“出于完全是数学哲学以外的原因，一些现代认识论哲学家提倡一种因果认识论，根据这种理论，如果X要知道P，那么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是，在X相信P与使这种信念为真的事实（事实P）之间应该有一种合适的因果关系。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这似乎会造成一种结果，即对关于数学命题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产生一种潜在的致命的反对意见。因为根据柏拉图主义关于数学命题的真值条件的解释，真数学命题借以为真的事态实际上涉及抽象对象（数、集合、等等）的性质一一这些对象处于时空之外，因此不可能与我们的数学信念有一种合适的因果联系。由此似乎得出，如果认识确实服从于因果制约，那么柏拉图主义就使数学认识成为不可能的一数学事实就其本性而言在因果方面是中性的，因而一定是不可认识的。柏拉图主义的反对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我们确实有数学认识，那么关于数学命题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一定是不正确的。
受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以来的政治现实主义倾向的崛起的影响，还包括新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思想的出现，都对传统的柏拉图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有广泛批判。德国利奥六世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还提出了“价值柏拉图主义”，该理论为解决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概念与理念杂合不分的混沌状态引发的问题，他立基于价值柏拉图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又摆向价值自然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显示了其价值论乃至整个价值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困境及摆脱困境的理论努力。
在政治哲学领域，多米尼克·奥弥拉（Dominic J. O'Meara）的《柏拉图式政制》梳理了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古典柏拉图主义政制思想的观点、发展脉络和后世影响。政治哲学领域对柏拉图主义政治哲学中伤最严重的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将柏拉图视为集权主义的鼻祖，引发了古希腊学界的很多批评，英美柏拉图研究主流代表沃拉斯托斯（G.Vlastos）则想要应对这样的指责，进而将苏格拉底、柏拉图解释为民主之友，可是未免矫枉过正。在“民主和集权”的话语框架下，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的历史关键期（20世纪60-70年代），这样的争议都太多地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但客观上推动了古典学界重新关注古代政治制度，这类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同样得了很多重要的新成果。同样在六七十年代，还有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学派，他们继承了大陆现代哲学传统和犹太思想，另辟蹊径，想要在现代回复苏格拉底政治哲学问题，即“什么是好的生活?”严格来讲，这种努力不是古典柏拉图主义式的，而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现代改造，回应的也是现代性社会和历史问题。
在数学柏拉图主义中，数学分为代数和几何学两部分，研究数字比例，和谐的比例存在于音乐和声学之中，代数是关于和声学的知识，研究事物的结构，和谐的结构存在于天体之间，而几何学是关于天文学的知识。柏拉图几何学对建筑的影响可分三个阶段：新柏拉图主义对拜占庭式建筑的影响，加洛林王朝建立的七科教育中的四科（代数、几何学、天文学、和声学）对哥特式家族的影响，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复兴对巴洛克建筑的影响。
在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时期中，人们以佛罗伦萨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为榜样，时尚元素在人们之中盛行，同时一场源于佛罗伦萨，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相联系的哲学运动，对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在中原地区也有关于柏拉图主义对中国学问之影响的研究，比如有人从正名思想的柏拉图主义解读，来看柏拉图主义对解释中国哲学问题的局限性，韩潮反省陈寅恪和贺麟的“纲常理念说”，讨论了陈寅恪和贺麟对儒家纲纪学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提出了不同于余英时的关于陈寅恪与儒家伦理之间关系的解读，指出余英时没有正确理解陈寅恪借助柏拉图主义所表明的在儒家纲纪学说上的立场，还分析了陈寅恪和贺麟的“纲常理念说”，判别了二者的异同，并梳理了贺麟对儒家“三纲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的思路，指出其阐释的得失。
古希腊哲学家克莱门特在评价柏拉图主义时，他一方面承认在柏拉图主义中包含有真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真理性的因素要么源自雅威所感动的摩西，要么源自上帝及其逻各斯的直接感动。
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同时他还认为基督教把柏拉图主义变得更为精巧和不可捉摸。
伊曼努尔·康德在研究形而上学时分别对伊壁鸠鲁派和柏拉图主义进行了评价，对于伊壁鸠鲁派，虽然他不赞成，但是他认为里头有值得吸取的地方；对于柏拉图主义，虽然他出身于理性派出身于柏拉图传统、理性传统，但是他认为柏拉图主义有待改进，有一些毛病有待克服。真正的未来形而上学必须在这两派之间保持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