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6:38
渤海国（698年—926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以靺鞨族为主体的政权，其范围相当于今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渤海国源于靺鞨族的粟末靺鞨部，隋朝时期处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后转投隋朝。唐朝建立后向唐进贡并受唐朝的统一管理。天顺圣皇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在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作为粟末靺鞨的首领建立震国。后来在唐朝的承认下定国号为渤海国。大荣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所以渤海国从政治、官职、文化各个方面都效仿唐朝建立，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大祚荣逝世，其子大武艺继位，并于次年私改年号为仁安，大武艺通过对东北地区诸夷、黑水靺鞨的征战，扩大了渤海国的疆域。大兴元年（公元737年）大武艺去世，其子大钦茂继位，大钦茂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巩固了渤海国的对内统治和对外强大地位。随着经济、军事等制度的一系列完善，国力逐渐增强。大钦茂去世后，渤海国陷入动荡阶段，国主更替频繁，直到建兴元年（819年），渤海国第十代君主大仁秀继位，运用儒家思想治国，裁定官制，确立行政区划，使得渤海国进入中兴阶段。建兴十三年（公元830年），大仁秀逝世，其孙大彝震继位，通过改革军事增强了渤海国的军事力量，以文治国，注重选拔生徒赴唐学习。其后经过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渤海国统治后期，统治者安于现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造成渤海国国力日渐衰弱，最终，曾在东北地区享有盛誉的渤海国，经历了15代国王和229年的历史后，于天显元年（926年）被辽朝灭亡。
渤海国在政治上渤海国借鉴、效仿唐王朝，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专制体制，通过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的行政机构有效地统治了全国，加强了对各部以及百姓的控制。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文化上学习并传播盛唐文化，同时吸收高句丽和日本等多种类型的文化。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并封住在营州的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和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取“许”“震”二字。如“震”出易卦为地处东方、威震四方之意，但“许”无解。“震”在《旧唐书》中本即作“振”，“振”与方位也无关。学者刘振华从音韵角度分析许”声母X，受韵头i的影响，舌位前移高化，同“肃”的声母S接近起来，二字读来音近。“震”与“慎”同韵，声母tc与z都是舌面前音(旧称齿音)。在唐朝与“肃”同音的“宿”字(息逐切)，均读为cy。在唐代“肃慎”也是靺鞨的一种别称。刘振华推测“许国公”与“震国公”是“肃国公”和“慎国公”。
金毓黻称：“元年，即唐武后圣历元年也，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震作振)，仍称靺鞨，是为建国之始。”大祚荣建震国，自号震国王，表明接受唐朝对其父乞乞仲象震国公的封爵，就是接受唐朝之王命与管辖。学者张碧波认为振与震同音异记，但缺少渤海靺鞨早期与李唐王朝内在的历史联系，降低了振国为国号的文化内涵，故称震国。
郑玄注《荀子》“死则天下哭”中“天下”是“普天之下”并“外及四海”，在意念上有由中央延及四方的意思。“四海”，孔颖达在《尚书·大禹谟》“大禹敷于四海”句下注疏：“举其远地，故以内外言之”，在意念上偏重于荒远之地。孔子的弟子卜商在《论语·颜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即把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称为“四海”。
唐时认为“勿吉与靺鞨音相近”。学者赵评春总结不同时代成书的文献，大多将肃慎一挹娄一勿吉一靺鞨一渤海等不同时代的名称，认为是一个部族的沿续。汉高诱注：“渤海，大海也。”渤海一名，在汉唐时泛指东部大海。唐朝以扩大疆域的目的册封粟末部为藩属，将大氏封为郡王，那靺鞨的东滨大海，也可以被名之为渤海。所以渤海国号的名源，是因东滨大海而被命名的。
金毓黻从音韵学角度分析：“若以声音学考之，渤与靺为同部字，海与鞨为同声字，唐人或以靺鞨二字音近于渤海，遂以大祚荣封之”，“靺鞨二字大氏觉其非雅词，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学者马一虹认为在震(振)政权建立过程中，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与高句丽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新唐书·渤海传》和《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大祚荣政权是据高句丽故地而建，且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在于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成为渤海国之后，大祚荣的政权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唐朝统治秩序构成威胁。
渤海国是以靺（mo）鞨（he）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靺鞨族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杨坚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对高句丽发起进攻，同一时间，受高句丽统治的粟末靺鞨也发动了反抗高句丽的统治，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粟末靺鞨借此投奔隋朝，学习了解了隋朝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粟末靺鞨当时的首领突地稽投奔隋朝，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并随着朝廷四处征战，战功显著。到了唐朝武德初年（公元618年），粟末靺鞨遣使朝贡，皇帝专设燕州安置其部落，就此开始受朝廷的统一管理。同年，皇帝设置慎州安置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
而在《魏书》上则记载称靺鞨族早期为秽之地，秽貊也称豆莫娄国，距离勿吉国北面一千里，距离洛国有六千里远。北面是失韦国，在东面是海洋，相距约两千里。这个国家的土地肥沃，适合种植五谷，语言同库莫奚、辽朝、失韦国相似。
李治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王朝灭亡，粟末靺鞨直接归属到唐朝的统一封建制度的管理下，居于众多民族汇集的地区——营州“北控沙漠，南屏燕，山川雄固，回环千里”。但正因为民族众多，在武则天万岁通天愿元年（公元696年），地方官的暴力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激化，内附唐朝的部分契丹人受到营州都督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契丹饥不加赈济，视酋长如奴仆”，契丹和各族人民在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占据营州，自号无上可汗，粟末靺鞨人在动乱之际冲出营州奔向靺鞨故地。武则天对营州之乱进行武力镇压，对粟末靺鞨采取封爵招安，封首领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但乞乞仲象拒绝了，朝廷认为靺鞨族不接受朝廷统治是要叛变，武则天又命令玉卫大将军李楷固等进讨，击斩乞四比羽，穷追乞乞仲象一支，乞乞仲象在被唐兵追击中死去。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九月，乞乞仲象其子大祚荣即位首领，率粟末靺鞨继续东逃，武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大祚荣联合高丽击溃武周军。大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突厥入侵，唐暂时无暇顾及粟末靺鞨。大祚荣率众人东奔至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的城山子山城遗址）休养生息，建立政权，自号震国王，仍称“靺鞨”，并与突厥交好。
渤海国在大祚荣的统治下逐渐达到了规模“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的程度，通过召引和征服，不断收服当地部族，渤海高王祚荣十六年（公元713年），大祚荣多次派使者入唐朝拜请求开通贸易来往、佛事相关活动，使得李隆基在同年派崔忻以敕持节宣劳靺鞨使的名义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遣使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返唐途中途径都里镇（今旅顺口）附近马石山（今黄金山）凿井刻石留记。
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大祚荣病故，由嫡长子大武艺继位。并于次年私改年号为仁安。渤海武王仁安元年（公元720年），唐玄宗派人吊祭，并册封大武艺沿袭父亲爵位，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正式成为渤海王位继承人，唐朝想借实力强大的黑水靺鞨牵制渤海的扩张，渤海武王仁安八年（公元727年）武艺对属下称，黑水部途经渤海境内，与唐朝暗通，很可能和唐朝军队互相密谋，使渤海腹背受敌。以此为由征伐黑水靺鞨。渤海仁安八年（公元727年）大武艺派遣弟弟大门艺讨伐黑水靺鞨，遭到反对，大门艺认为黑水靺鞨受唐朝庇护，一旦攻击，便是对唐朝背信弃义。而且唐朝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如果攻打就是自取灭亡。大武艺决定夺取大门艺的军权，最后兄弟俩的矛盾上升到王位争夺的问题上。大门艺避免被兄所杀，决定归唐。
但后来在对黑水靺鞨的征讨中，一部分部族已倾向于渤海，更多在渤海的征讨中迫于武力威慑向渤海称臣，黑水靺鞨没有机会再向唐朝进谏，渤海占有了“肃慎故地”。渤海武王仁安九年（公元728年），大武艺向日本派出使节，但中途遇袭，只有八人抵达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礼待，后来就有了多次来往，并一起对付新罗。随着渤海国势力日益强大、渤海国对唐政策改变，渤海武王仁安十四年（公元733年）大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唐登州，杀刺史韦俊，渤海与唐朝的矛盾爆发。渤海武王仁安十六年（公元735年），契丹被唐打败，黑水靺鞨与室韦援唐，渤海国四面受敌。于是，大武艺派使臣向唐呈送“请罪表”，至此，双方关系缓和。
渤海文王大兴元年（公元737年）大武艺去世，第三代国王大钦茂继位，因大武艺在位时期，战事较多，国力有所损耗。大钦茂便首推以文治国的国策，积极吸收唐朝典章制度，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效仿唐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一台七寺等制度；并派大量留学生前往唐朝学习政治文化、参与科举考试等。渤海文王大兴二年（公元738年）六月二十七日，“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儒家典籍，天宝以共主的姿态加强了对渤海的控制，公元755年，大钦茂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迁都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临死前又迁都东京（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李豫宝应元年、渤海大兴二十六年（公元762年）唐诏以渤海为国，晋封大钦茂为国王、加检校太尉。渤海国逐渐成为以唐为中心的王国，并将与日韩的政治经济往来定位为友邦间的通好关系的举措。大钦茂大力发展经济，巩固了渤海国的对内统治和对外强大地位，拉开了渤海国“海东盛国”的发展序幕。
渤海文王大兴五十七年（公元793年），大钦茂去世。第四代废王大元义在位不足一年被杀，便有大钦茂嫡长子大宏临之子大华玙继位，改号“中兴”。大华玙为防御新罗，将渤海国从东京龙原府迁至上京龙原府，后在年末去世。第六代康王大嵩璘继位，改元“正历”，当时局势动荡，采用灵活措施稳定政局，得到了唐朝的多次嘉奖。同年，定王大元瑜继位，改元“永德”，执政三年；渤海定王永德五年（公元812年）第八代僖王大言义继位，改元“朱雀”，但学者魏国忠认为大言义非法夺取政权，先后13次向唐朝派使臣希望唐朝承认其正统地位。渤海简王太始二年，大明忠继位，改年“太始”，在位一年就去世。
渤海宣王建兴元年（公元818年），大仁秀继位，改元“中兴”。大仁秀用儒家思想治国，完善了官职，精简文官官职，《类聚国史》评价大仁秀“信义成性，礼义立身”。大仁秀在位期间，多次派使臣朝拜唐，将大公则、大多赢、大定顺等留备宿卫，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隶属关系，并与周边邻国保持了稳定的和平状态。大仁秀使新罗南退三百里，打败黑水靺鞨，吞并越喜，确认五京制，加强府州制管理。并与日本进行友好的贸易往来。渤海宣王建兴十三年（公元830年），大仁秀去世，死后被谥为“袭王”。
大仁秀孙大彝震继位于公元830年，改元咸和年，渤海大彝震咸和二年（公元831年），唐遣使册封大彝震为“以权知渤海国务大彝震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彝震即位后重视军事机构的建置，仿唐建立了渤海国禁军，渤海大彝震咸和三年（公元832年）渤海设立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大彝震的军事改革增强了渤海国的军事力量；大彝震以文治国，注重选拔生徒赴唐学习。大彝震咸和四年（公元833年），“遣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高)宝英，请赴上都学习，先遣学生三人学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并且多次对唐朝贡，且有七次是渤海王室子弟担任使臣。唐文宗开元五年（公元840年），给大彝震敕书中，有一句名言“夙夜一心”高度概括了当时渤海与唐之间的关系。
大彝震于857年去世，大虔晃在继位之前已经垄断了中台和政堂省的事务，成为除了国王之外唯一掌握政权的人。李忱大中十一年(大虔晃元年，公元857年)大虔晃即位、李漼咸通十二年(大玄锡元年，公元871年)大玄锡即位，经过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仍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形势，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乾宁二年（公元892年）第十四代王大玮继位，渤海大玮瑎十四年、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末王大諲（yin）（zhuan）即位。渤海国此时国力衰落，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争权夺利，国内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复杂化。渤海国内部王位争夺从宣王大仁秀时代开始。宣王作为旁系登上大统，这引发了来自大祚荣嫡系分支的不满。而当时大彝震还未退位，大虔晃的掌权引发新一轮旁系和嫡系的权力争斗。
大諲撰元年（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原出现五代十国，形成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由于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契丹族最南部发生了生产关系的变更，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
神册初年（公元916年），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建国之后不断地向外扩张掠夺，渤海西邻契丹，渤海的靠山唐朝中央政府灭亡，又因极力效仿唐朝大兴土木、营造城池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耗费，加重了百姓负担；渤海国后期的统治者不再关心朝政，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此后，渤海国役属下的少数民族反抗渤海与他国联合或通贡，大諲撰十二年(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朔方鹘岩城帅尹来附。沈勇善韬钤，弓裔末，避祸走入北边，有众二千余人，居鹘岩城，召黑水蕃，侵害边郡。至是，闻王遣使诏谕，遂来降”。大諲撰十四年(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渤海赴日裴颋（ting）使团中4名成员“遁留”日本不归 。至五代十国后唐同光二年(渤海大諲撰十八年，公元924年)九月，黑水靺鞨又直接通贡于后唐，第二年五月，“黑水胡独鹿、女真等使朝贡[于后唐]。”
同年，耶律阿保机大举进攻征伐吐谷浑、党项族，趁着胜利的机会，东伐渤海。渤海大諲撰十九年（后唐同光三年、辽朝天赞四年，公元925年）辽太祖全力向渤海发动进攻，出征规模庞大，队伍壮观；除了派遣契丹主力军，还调动了回鹘、新罗区、吐蕃、党项、室韦、沙陀等少数民族的兵力，一同参与征讨。同时，渤海大将申德等五百人、礼部侍卿大和钧、大钧老、司政大元均、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率民一百户投奔高丽。渤海左首卫小将冒豆腐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领一千户也投奔高丽。潜逃人员几乎都是在渤海国朝中官位显赫的重臣，叛逃行为更使得渤海国的中央统治机构难以运行。
渤海大諲撰二十年（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契丹军经过了连续3天的激战，最终攻占了渤海国的重要城市扶余城（今吉林省发安县城），并将城内的守将诛杀。正月，大諲撰降辽，渤海灭亡。渤海国各地的安边镇、颉、南海、定理等府以及诸道节度使和刺史，都接受了耶律阿保机的降顺诏令。阿保机对他们表示慰劳和宽容。然而，在后唐天成元年（渤海大諲撰二十年，926年），渤海的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再次发动了反对辽朝统治的叛乱，但渤海国的力量已经不再强大，很快被契丹大将安端镇压。同年五月，南海和定理两府再次爆发叛乱，契丹大元帅尧骨率军平定叛乱。到秋季七月，铁州刺史原渤海大臣卫钧发动了新一轮的叛乱，但契丹军队最终攻克了铁州。渤海国故地的长岭府坚持了最长时间的反抗，从渤海王大諲撰投降的同月（三月）开始反抗契丹，直到八月份，契丹将领康默记等占领了长岭府，结束了渤海国的存在。渤海国曾在东北地区享有盛誉，但在经历了15代国王和229年的历史后，于926年被辽朝灭亡。
公元926年3月6日，契丹灭渤海后，其辖境人于契丹版籍。为治理这片广大地区，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同年4月4日，决定“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与之同时，他又册封自己的长子--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以主之”。因为东丹政权是契丹统治者根据契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而建立，并以契丹国的“太子”充当国王，故实则为契丹国的附庸政权，每年要向契丹国“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东丹国延续了渤海国遣使日本的对外交往，东丹甘露五年(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东丹国派使者再度出访日本。裴璆称东丹国使来丹，天皇遣使问曰：“本是渤海，何称东丹国使乎?”等对曰：“渤海为辽朝破灭，改名东丹，臣等今降为东丹之臣”。
契丹人兵临城下之际，仅上京一地就有300多文武官员出降，至于渤海国内的“背真向伪，弃善从恶。不救先主于涂炭之间，猥新王于兵戈之际”，纷纷“遁留”日本不归”“降为东丹之臣”的官吏不计其数。契丹征服者虽摧毁了渤海的城池、镇压了多起反抗事件，并掠走了几乎整个王族成员以及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但是还有上百万的渤海遗民，广大遗民接二连三的大规模反抗，已迫使留驻的契丹军队和契丹统治集团大伤脑筋。为了避免进一步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患”，右次相耶律羽之建议迁徙渤海遗民于“梁水”（今辽河流域），既可以就近对渤海遗民进行直接有效地管辖和控制，又能够挑选可用的人士以治渤海遗民。在东丹南迁之际，渤海遗民大部分被迁走或逃散。如上京龙泉府所属诸州县人户，从牡丹江市流域迁至今沈阳市地区；中京显德府各州县人户，从今海兰河流域迁到今北镇市，熊岳一带；东京龙原府诸州县的从今珲春境内迁至今凤城市等地；南京南海府各州县的人们迁至今海城市等地；东平府各州县的迁至今新民市一带，铁利、定理府等民众大体迁于今沈阳地区等等。
关于渤海国建国初期的疆域《旧唐书》中记载“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区相接，越喜靺鞨，东北地区至黑水靺鞨…”。《新唐书》中有一个大致的概括：“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学者魏国忠、方学凤认为大武艺、大钦茂时期向西南占领辽河以东的辽东半岛地区，大仁秀继位后积极开拓疆土，朴时亨认为疆域包括辽河上游延安的公主岭市及松花江支流伊通河一带，朝鲜学者朴时亨和张国钟都主张渤海国在全盛时期东北已达到黑龙江省下游，占领了南北黑水靺鞨，到达鄂霍次克海。
渤海国建国初期，没有明确的国家行政区划，“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
文王大钦茂时（公元737-793年），随着疆域的拓大和仿唐制度，对地方上的行政区划和具体建置显然进行了整顿和加强，仿照当时中原地方的行政体制而建置了一系列新的州(郡)县，并出现了“五京悉备”的局面。到了大彝震时期“十有二世至彝震，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设置了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十五府（龙泉府、显德府、龙泉府、南海府、鸭绿府、长岭府、扶余府、定理府、安边府等）、六十二州（龙州、湖州、渤州、卢州、显州、铁州、汤州、荣州、兴州等）及上百个县的行政建置，是渤海全盛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
渤海国五京中的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中京（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古城）、东京（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都作过京都，其中上京相当于首都。大祚荣建国一直到大钦茂继位前，都住在上京。大钦茂即位后，公元755年，从“旧国”迁出。《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天宝末，钦茂徒上京，直旧国三百里…贞元时东南徒东京。钦茂死......子华巧为王，复还上京。”大钦茂从“旧国”迁出后，首先建都于显州，显州即中京显德府治所在地。金毓黻称“钦茂徒都上京之前，曾暂都于中京。”大钦茂迁都上京后，又于唐德宗贞元（785年正月805年八月）时，迁到栅城，设东京龙原府，以为京都。贞元十年 (公元794年) 大钦茂死，“ 子华玛为王，复还上京。”以后不复迁都。
渤海国政治制度借鉴、效仿唐王朝，是因为当时渤海国在唐王朝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并且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对于渤海国的发展具有支配作用。学者魏国忠、朱国忱认为渤海国隶属于唐朝的藩属政权，渤海是以王权为核心的专制体制。
《新唐书》记载，渤海国王要接受唐朝的册封才可以拥有权力，颁发命令时称“教”，臣子称呼国王为“圣王”或“基下”，百姓称呼国王为“可毒夫”；渤海国继承制度也是嫡长子继承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渤海中央行政机构仿照唐朝制度，设置了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的官僚体制，三省分别是政堂省、宣诏省和中台省：政堂省负责执行渤海国王的政令，是渤海最高行政机关；政堂省下设左右司，左右司政分管左右六部：忠、仁、义和智、礼、信。宣诏省是渤海国王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长官称为左相；中台省负责替国王草拟政令、审议决策，最高长官为右相。相当于唐王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一台指中正台，是渤海国的监察机构，掌管刑罚典章，长官称为大中正；七寺分别是宗属寺、殿中寺、太常寺、司藏寺、司宾寺、大农寺、司膳寺、兵器寺，相当于唐朝的九寺；一院指文籍院，是渤海国最高的中央教育机构；一监指胄（zhou）子监，仿唐朝国子监；一局为巷伯局，仿唐朝内侍省，巷伯设立证明渤海国有了强大的服侍机构，后宫服侍人员以宦官为主。渤海国通过这些行政机构有效地统治了全国，加强了对各部以及百姓的控制。
渤海国仿照唐朝道、府、州、县设置了府—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长官分别为都督—刺史—县丞；与府同一级别的还有京，分别是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古城）、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北道镜城）和西京鸭府（今临江市附近）。
渤海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制国家，文王大钦茂即位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渤海国泰民安、百业振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专门设立大农寺和司藏寺，掌管土地人口、钱粮积累、经商贸易等。在文王之后，王位更替频繁“文王之，国内有难”，政局动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宣王即位后，渤海经济再次发展，铁制农具逐渐普及。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渤海时期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生长条件下有不同作物，在干旱地区有粟（谷子）、麦、（ji）（糜子），在上京遗址发现的水渠学者魏国忠、朱国忱推测渤海已经掌握了水利、灌溉技术，会在江河两岸经营水田、种植水稻。
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渤海的手工业生产也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新唐书》中记载“显州之布”就是中京显德府一带生产的麻织品。渤海的炼铁也很发达，铁州、广州都有铁矿发现，渤海境内涌现大批冶铁匠人，学者董万仑认为此后的渤海时期冶铁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后世也发现了很多渤海窑址，陶器种类较多，有陶钢、陶碗、三脚器等，质地硬，造型美观。
渤海多处于山林之地。北部靺鞨曾主要从事畜牧、渔猎业，在南北朝时期，靺鞨的前身勿吉人从事养马业。考古人员在渤海遗址中发现了网坠，可见渤海人已经开始从事捕捞工作。《册府元龟》中记载渤海国也有了一定规模的造船业，在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都有了较大的港口，向唐朝进贡的贡品也有海豹皮等物品。
渤海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以非等价交换、政治色彩浓厚、具有需求形式的“朝贡贸易”为主；国内流通领域由于没有自己的货币，又未能借助唐币进行交换，基本上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渤海国后期政治较为稳定，与周边地区开展多次贸易活动，从中原进口丝帛、绢、漆器等，输入畜牧、狩猎品等，直至渤海国灭亡后，渤海遗民还和契丹人带着牲畜至南唐交易。渤海国与唐朝的贸易形式有两种：一是进贡，换回唐朝的回赐；二是双方直接进行贸易，渤海国输出畜牧品、玛瑙杯等，待会绢帛、金银器等。渤海与日本的贸易也很频繁，渤海呈进礼物带回回赠，或是携带珍货到市场，再买回日本土特产。
渤海国军事仿照唐制设立十兵制和府兵制。《新唐书》记载渤海国武官职位包括左右猛贲（ben）、熊卫、（pi）卫，并设大将军和将军各一人。在大武艺时期，渤海国相继设置十卫和折冲府。到了渤海后期，军队数量逐渐增大，人数由大武艺时的十万人增加值数十万人之多。史料记载“男子骁勇，多智谋，胜过其他别国的战士，有‘三人渤海当一虎’这样的说法”，说明军队战斗力极强。
渤海建国初期，就已经拥有“胜兵”数万人，作为常备军队。用来防备唐军的征讨和稳固刚刚建立的政权、抵御邻近部落的征服、吞并。
唐朝时期的军事制度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这是从西魏宇文泰创立的二十四军起源的，府兵制在隋朝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在唐朝初期，府兵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领府兵的机构是十二卫，包括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金吾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骁骑。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开始整顿和强化府兵制，将军府更名为折冲府。所有折冲府归属于十六卫和东宫六率，并根据人数的多少分为三个等级。每个折冲府都有折冲都尉作为主官，左右果毅都尉作为副职，还有别将、长史、兵曹参军等属官。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后，渤海与唐朝之间就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渤海统治者以“府兵”取代此前的“胜兵”体制。如《册府元龟》：“开元九年，渤海郡靺鞨大首领……俱来朝，并拜折冲，放还蕃；开元十年，渤海遣使其大臣味勃计来朝并献鹰，授大将军，赐锦袍、金鱼袋；十二年，渤海靺鞨遣其臣贺祚庆来贺正……进阶游击将军；十三年，渤海首领德……来朝，并受果毅，放还蕃。”
渤海有常设的军事组织，从《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黑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十卫制，从十卫的名称来看，是模仿缩编唐十六卫制而成。
《旧唐书·文宗纪》下记载：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内养王崇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学者禹硕基推测渤海在原来十卫制的基础上已经组建了“神策军”“左右三军”等常备军队。学者徐佳禧也认为“左、右神策军”显仿效于唐朝的“左、右神策军”之制。而“左、右三军”的建制，则仿效了唐朝的“北衙六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及“左、右神武军”之制。渤海神策军在诸军中的地位与唐朝一样，是中央的主力部队，负责卫戍京城、宿卫王宫，以及扈从和警卫国王于各地。到渤海晚期，军事机构与编制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军事组织——“天门军”，1960年在上京遗址皇城西南角发现的一方边长为5.3X5.3厘米的篆书“天门军之印”即提供了这方面的物证。
渤海国有着灿烂的文化，渤海国建立者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刻苦学习并传播盛唐文化，同时吸收高句丽和日本等多种类型的文化。
隋朝时，在营州一带的靺鞨人与汉人的杂居过程中，“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趋于汉化，在上层人士及子弟中，也有人接受了儒学的教育。史载“俗爱书籍，至于衙门厮养(贫苦)之家，各于街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很多居住在高丽故地的靺鞨上层人也接受儒学教育。
大钦茂尤其重视引进中原文化和制度，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完善渤海国的政治制度，仿照唐朝设置了中台省、宣诏省、政堂省三省和忠、仁、义、智、礼、信六部，并且六部的名称直接用儒家的“五常”来命名。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儒家典籍，并且以《唐礼》为准绳。
渤海国自建国后就和大唐、日本多次往来，吸收先进文化，从而成为东北地区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渤海建国初期便派遣官员、学生至唐朝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带了大批中国典籍归国。还在上京都城设立文籍院，设胄子监教授《尚书》《诗经》《史记》等。
渤海人普遍使用汉字，又独创了一些汉字。渤海人写的诗歌、文章都用汉字书写。宁安上京龙泉府遗址，春八连城东京龙原府遗址， 以及和龙西古城中京显德府遗址，都相继发现渤海的带字瓦。这些带字瓦上的文字，多为汉字，但在渤海遗址中出土的瓦片上也有独创文字。日本学者对于这些文字进行研究“渤海创制的文字，类似日本的万叶假名”。
渤海人使用汉字，也娴习书法。学者李殿福，孙玉良认为贞惠、贞孝公主基碑碑文，字体端正，隽永耐赏，是渤海书法艺术的珍品。“舍凡甘四”“会邦于广”的陶博吾，刀法流利，说明不仅上层贵族阶级有书法之好，就是制瓦烧砖的工人，也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史载李晔时，渤海人高元固入唐参加宾员式，取道福建省拜会归隐莆田延寿溪的诗人徐备，元固曾对徐说，渤海得公诗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徐货有诗相赠元固。用金色书以为屏，可见渤海人们有欣赏书法艺术之风尚。
渤海的文赋受中原骈文影响很大，具有较高的水平。主要有书牒、表文和碑文。书牒大部分是渤海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以及中台省致本太的“牒”。表文主要是渤海王上唐王的“贺正表”，贞惠公主基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皆为骈文体，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音律，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唐诗人温庭筠的《送渤海王子归国》云“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在中华。”证明渤海的诗歌成就也较高，可惜渤海诗人的诗句在中原没有保存下来。渤海使臣往聘日本，在雅会宴之中，皆以能赋善诗为日人所推重。其中裴才子，诗才敏捷，出口成章，被日本文章博士菅原道真誉为“七步之才”。
渤海的音乐受唐朝的影响很大。乐器有签筷、琵琶、笛、笙、箭、鼓、拍板等。乐曲有大褐、新乌苏、古乌苏、退走秃、进走秃、贵德、昆入仙等。渤海使臣到日本带去乐队，在日本官廷演奏很受欢迎，日本特派内雄等人到渤海学习渤海音声。自是渤海乐遂传于日本。渤海的舞蹈，多为大型集体舞。据说，“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善舞者数辈前引，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日踏锤。”
渤海音乐舞蹈在中国早已失传。近年发现的贞孝公主基壁画上，画有三位乐伎，每人各持一件乐器，其形状大体可分出系琵琶、签德及拍板，反映出贵族社会对音乐舞蹈的喜爱。
渤海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受唐影响很大。1980 年在吉林省的和龙市发掘的贞孝公主基中，首次发现渤海壁画。整幅壁画共画有各类人物十二人，其画法“系用铁线描,先以墨线画出轮廓，然后涂染朱、红、猪青、绿、黑、白等色颜料，最后用墨笔构勒完成。线条流畅，色彩明丽，形象生动，富有立体感。”壁画中的人物丰颊肥体，衣饰细部描绘精炼，具有唐朝绘画的鲜明风格。
上京龙泉府是仿唐长安城格式建筑起来的。敦化六顶山贞惠公主基的石狮，以及宁安市渤海镇上京龙泉府遗址的石刻狮子头，艺术水平都很高，都具有唐代风格。上京龙泉府遗址，还保存一个完整的石灯幢，也具有唐代艺术风格。
渤海国在建立初，由很多民族构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又兼并了许多民族。《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高丽残稍归之。”还记载了：“万岁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意思是说渤海国初建时的民族构成是：粟末靺鞨(即乞乞仲象部)，靺鞨乞四比羽部和高丽余种(又称高丽逋残)。
《旧唐书》指出大祚荣是渤海靺鞨，《新唐书》记载为粟末靺鞨，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学者禹硕基认为粟末靺鞨应该是构成渤海建国初的第一个民族共同体。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乞四比羽应是靺鞨种的另一族—白山靺鞨。学者禹硕基认为高句丽余种明显是指和高句丽人同种的遗留者，高丽逋残从其所来地区包括辽东地区看来，还有可能是原来被高句丽族统治的高句丽国内的汉族，即高句丽族人和华人。《旧唐书》提到“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学者禹硕基认为这里的靺鞨是另外的靺鞨部落，从地域上看是肃慎族。
渤海初期由粟末靺鞨人、高句丽人、汉人、肃慎人五个民族构成。渤海中期，疆域有所扩大，并入了扶余故地、沃沮故地、秽貊故地、率宾故地。这时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又增加了扶余人、沃沮人、秽貊人、率宾人。渤海后期，并入了挹娄故地、铁利故地、拂涅故地、越喜故地。最后又北役黑水、西占辽东。这样就又增加了六个民族，即挹娄人、铁利人、拂涅人、越喜人、黑水人和辽东的汉人。
学者沙弗库诺夫认为渤海人中存在三种宗教意识形态：佛教、景教、萨满教。渤海贵族即原有的粟末靺鞨人，曾在归附于高句丽时期就跟随高句丽贵族信奉佛教，渤海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周边地区浓重的佛教氛围推崇心灵上的慰藉。渤海政权受唐的册封后，盛唐尚佛的氛围很快进入到渤海国民的生活中。其次，高句丽被唐灭亡以后，粟末靺鞨的一部分及部分高句丽人被徙居营州一带。受唐朝的民族政策的影响，遭受到汉人的剥削与高压。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营州亦为佛教兴盛之地加上原有的信奉佛教的思想基础，佛教在他们的思想及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萨满”这个词由通古斯语Saman发源而来，有兴奋、狂舞的意思。也被解释成“智者”“通晓一切的人”的意思。萨满教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为理论核心，认为世间分为“三界”，上界为神所居的天堂，中界为人间，下界为鬼魔所居的地狱。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人们无法主宰和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就把这些变化归结于神的意志。认为万物变化都由神来决定，产生了对火神、风神等神的信仰。萨满教在社会文化水平不高的部族和民族中广泛流行的原始宗教的晚期形式。
到了渤海后期，其境内曾移居过很多回鹘人(也就是现西亚一带的先民)，多居住在今俄罗斯沿海州，所以，学者王旭、杨雨舒认为当时西亚一带的景教是完全有可能传入此地，由于教众较多，居住比较集中，景教也会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
学者王旭、杨雨舒认为渤海国除以上三种之外还有道教。建国之初，渤海同唐朝的关系密切，而当时的皇室成员崇奉道教:李渊崇信道教并尊奉老子为祖先，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定《老子道德经》为科举科目；李世民、武则天时期进一步确立了道教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武则天改朝后，自称弥勒佛转轮圣主，同时迁都洛阳市，定其为神都，而且改年号为“长寿”“神功”“久视”等，对道教表现出关心。因此，进一步为道教在渤海国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渤海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因此，渤海国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在五京因和唐朝、日本、回鹊等周邻的交往。居住在城市内的上层贵族大多数接受来自中原地区的宗教信仰，其中以佛教最为突出，受到统治者重视程度最高:由于道教教义内容比较深奥复杂、炼丹修仙，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所以在下层中的影响比较有限；作为渤海传统的本土宗教萨满教，虽然受到佛教的冲击，但仍然在渤海国中为相当一部分人所信奉。
由于渤海境内气候寒冷，所以渤海先世所居住的方式和中原地区截然不同，《旧唐书·传》中称：“无屋宇，并依山水绝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住宅中有厕所，位于居室中间，人们围绕着它居住，这种“房屋”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地窖子”，属半地穴式的建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由穴居地下转变为在地面上建房，渤海的王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之中。“渤海上京龙泉府早期城址就是仿照唐朝洛阳城建成的”而一般贵族官员和上层居民也都有阔气的庭院和住房，住房都是砖瓦石料结构的建筑。
渤海国的居住情况存在不均衡现象。王室贵族和上层居民拥有较好的居住环境，而边远地区的居民则多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中。早期的渤海国住址规模较小，考古学家在东宁市团结遗址发现了一处渤海时期的平民村落遗址。这些平民的居住地是竖直的长方形半地穴，大小约为15-20平方米，内部设有火炕。总体来看，规模较小。而渤海国后期的上京龙原府规模较大，布局较为整齐。整个城市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个层次。郭城的周长约为36里，共有10座城门。
渤海建国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纺织业的水平有所提高，已能生产粗布、细布和丝织品，还从唐朝和日本进口大量的高级丝织品，逐渐接近于中原内地人们的服饰。渤海上层社会的服饰更是有了明显的变化，王族和上层贵族们穿的是绸裹缎，有些贵族虽然仍然穿这精心加工制作的毛皮服饰。《新唐书·渤海传》明确记载了渤海国的章服制度“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由此可见，渤海国对官服的穿着也有了严格的规定。
渤海时期的妇女地位比较高，渤海上层妇女多穿着精美的衣服，配戴贵重的首饰，而且注重化妆，施粉、点唇、梳髻不可缺少，贞孝公主墓的出土文物就有很多金银铜质钗、耳环、菱花铜镜等，公主墓志中也有“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形”“动响环佩”等词语，这说明当时女子盛装于渤海是很常见。
在渤海人的婚姻中，妇女处于重要地位。“则渐更故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亡后二百余年犹然。”渤海国时期普遍实行了“抢婚”，即“佯战婚”(又称“劫夺婚”)。学者侯艳芳认为“抢婚”也只是象征性的“抢”，只是完成男女婚姻的一种形式，要以男女双方两情相悦为前提。
渤海人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渤海妇女“不容侧室”，《隋书·靺鞨传》中就有记载：“…其妻外淫，有人告其夫，其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学者侯艳芳认定此时的一夫一妻制是比较牢固的。据渤海墓葬的考古，夫妻合葬者都是一男一女，并没有一男多女的情况。
渤海的墓葬分为土、有、墓室三种类型。在渤海建国初期，大多保留了渤海先民们的葬俗，其中土圹墓和有椁墓比较盛行。随着渤海与唐的交流的增多，渤海的上层社会开始效仿唐朝的丧葬习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属贞孝公主墓，墓室修于地下，“以青砖砌筑，由前室、甬道、主室组成，呈长方形，叠涩起订，用青砖修塔式建筑与墓上。——这种墓室结构和唐代中原的中小型墓葬十分接近”，而墓室壁画的风格“宛如唐代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壁画人物的再现。从服饰、画风上看都是唐代把世界的风格”，但下层的民众仍然保留渤海前期的一些丧葬习俗。
渤海国初期的人口组成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大祚荣于“圣历中立……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学者徐佳禧估计在十三四万至十四五万户左右，假如以每户5口计之，则当时人口至少也在七十万口以上。《新五代史·渤海条》曾谓：“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高丽图经》也称：“祚荣立，因有其众四十万”，而《五代会要·渤海条》又称:“胜兵丁户四十余万”。由于这里所说的“四十万”指的是40万“众”，而“众”在这里只指部众而言，并不包括他们的妻儿老小在内。如果全都计算上，估计在七八十万之间。
渤海武王仁安十一年(公元728年)，大武艺派其弟大门艺和任雅发兵攻打黑水靺鞨。大门艺劝谏大武艺不要出兵对武王说：“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今我众比高丽三分之一…不可。”学者王旭分析出渤海国人口在武王时期是高丽的三分之一。高句丽同期有697000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约有350万人，可以算出大武艺时期的人口约有116万。
宣王大仁秀在位期间，积极整顿内政、恢复秩序，使渤海的疆域扩大到地方五千里的规模。其后，又经过大彝震、虔晃、玄锡、玮瑎诸王经营，社会长时间安定，经济与文化持续发展，人口自然有了更大的增长。《辽史·兵卫志上》载：“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而如今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后，“兵”已膨胀到数十万之多，学者徐佳禧以最保守的估计推测，可能已达到三百万口左右。学者王旭考证，渤海国全盛时期，仅上京城就有15万至20万人口”。那么加上其他地区的人口，此时渤海总人数应该接近三百万。
大祚荣率队“东奔”的居民构成，以粟末靺鞨人和“素附于高丽”的白山靺鞨及其他部落靺鞨人为主，占比最多的是在隋朝初年粟末靺鞨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中选择离开故土，陆续“内附”或“内属”于营州一带的人，继而高句丽灭亡后在营州一带流散的人群。还有少量汉人、契丹、奚人等。
大武艺时期，兼并了“东北诸夷”，包括渤海王国以东、以北的靺鞨诸部，以及达末娄、乌罗护及室韦诸部在内。在统一兼并的过程中，渤海国原有的青壮年人口因为征战而有所流失，但因为其纳入了所吞并地区的人口；渤海主体民族聚居区长期保持稳定，所以自然基数并没有减少，农业发展，经济回暖，人口自然繁衍，从而使渤海国的人口总数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据《高丽史》记载，辽天赞四年（公元925年）9月，相继有500人和100户来投。3个月后，又有1000户来投。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契丹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随被迁到辽东地区。在这次规模较大的迁徙中，渤海国五京十五府的居民多数去了外地，仅有2万户10万渤海人留居。据王承礼《渤海简史》统计，“迁徙到辽东、辽西和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渤海族人口有94000余户、人口47余万，越江逃入高丽的有数万户、10余万，而留居原地的只有20000余户。
渤海国建立不久，唐朝遣使册封，建立册封关系。自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以后。每当渤海王卒，新王嗣立，唐朝遗使吊祭并册立新王这种册封体制一直贯穿于整个渤海历史之中。渤海为了表示对唐朝的臣属和忠诚，遣使朝贡。渤海是隶属于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但渤海也是一个国家，是唐朝的一个藩属国。渤海国王可自立年号，大武艺继位后“私改年曰仁安”，但唐朝对渤海王自立年号未加否定，仍对武艺进行册封；渤海有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统治机构。渤海国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揽军政一切大权，是专制君主；渤海国有军队和完备的军事机构；渤海国实行律令制，在中央设有最高执法机关礼部；渤海国有对外交往自主权。
大武艺攻打登州失利， 新罗加入对渤海的威胁加大，便派遣使者去日本，渤日外交关系建立。唐朝安史之乱爆发，日本派小野田守访问渤海国，了解“安史之乱”的情况；通报日本圣武天皇驾崩；与渤海国加强军事联盟，共同对付新罗。两国外交迅速加强，交往的范围也从单纯的政治需要扩大到经济贸易的往来交换。贸易形式由官方贸易扩大到民间的私方直接贸易。但由于日本是以丝绵为原料的手工织品和原料作为交易的主题，兼有宫廷贵族所需的奢侈品，造成贸易逆差，日本大臣上书日本天皇，称渤海客徒“实是商旅，不是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要对渤海国使者严加禁止。当时日本国内经济衰落、灾害频繁，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与渤海国的外交。两国的外交形式进入文化交流。
渤海和日本的共同愿望是实行睦邻友好。日本担心被新罗东渡骚扰，便于渤海结交；而渤海为对抗新罗北侵也与日本“亲仁结缘、永敦邻好”。
大武艺时期，想要攻打唐朝，新罗领唐命，派渤海旧将金允中、金允文等四将军率兵攻渤海南部，室韦、黑水发兵五千驰援，正面有盖福顺和大门艺的阻击，渤海在多方的攻击之下退兵。唐朝为了利用新罗牵制渤海，在新罗出兵前，唐玄宗承诺“奇功若有所成，重赏更何所爱”，由此，新罗更加积极，构成渤海南边的威胁，增加了新罗与渤海间的矛盾。
渤海与日本交好，新罗便加强了北防，安史之乱后，渤海与日本谋划进攻新罗，新罗迫不得已做积极防御“筑五谷、（bu）岩、汉城、障塞、池城、德谷等六成，各置知府”。后来新罗内部混乱、百济高丽分立的局面，没有与渤海化敌为友的想法。趁着辽朝强大渤海逐渐衰亡之际，吞并了渤海以北地区。
渤海历史上，武则天在营州之乱时派李楷固追击当时为粟末靺鞨的首领，但李楷固降服粟末靺鞨失败不敢回唐复命，便归附突厥，而渤海国当时的首领被斩，李楷固后来成为契丹降将，契丹和渤海便于此种结仇怨。
713 年，唐朝册封震国王大祚荣为“渤海王”渤海成为唐帝国中的国中之国。715年，契丹联盟长失活亦率契丹族归附唐朝，渤海和契丹均成为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对唐王朝乃至对突厥地方民族政权，极力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大武艺甚至在722年遣使突厥，请“吐屯”，从而争取到突厥、契丹对渤海统一靺鞨诸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了中立。渤海和契丹友好相处。
762 年，李豫下诏以渤海为国，将渤海郡王大钦茂进封为国王。与唐朝中央政权保持友好的渤海。同依附于回纥汗国的前契丹国家间的关系，在政治上逐渐疏远。
大祚荣建立震国之初与突厥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形成联合阵线来抵御唐朝的军事进攻。震国成为突厥的属国。在8世纪初，突厥的国力逐渐衰落。唐朝从李显时期开始采取了“招慰”政策对待震国。到了李隆基时期，唐朝于713年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将渤海国纳入唐帝国的属国体系。渤海国与突厥的关系逐渐疏远。719年，大武艺继任渤海国郡王后，对黑水靺鞨发动攻击，发生了“大门艺事件”。732年，大武艺派遣渤海军队进攻唐朝中原地区，加强了同突厥的联系。但此时突厥内乱不断，渤海与唐廷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因此，734年突厥要求渤海出兵联合攻打辽朝和奚时，遭到了大武艺的拒绝。渤海国扣留了突厥使臣，正式断绝了和突厥的关系，并遣使到长安上表。744年，突厥军队被唐军击败。745年，后突厥汗国被回纥汗国灭亡。突厥族大部分依附于回纥。一部分突厥族迁至中亚地区，一部分突厥族南迁，归属唐朝。
室韦在突厥统治下，室、突两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室韦从707年依附唐朝并请求唐朝协助讨伐突厥。大祚荣接受唐廷的册封后，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大武艺要攻击黑水靺鞨时，与室韦处于对立、战争状态。755年，室韦随安禄山叛唐，室韦就同渤海国处于敌对状态。但没有相关史料记载，所以两国关系是一种防御性的敌对关系。
九世纪中叶，回纥汗国政权灭亡。室韦从回纥的属部又变为唐帝国的地方民族政权。由于唐朝的衰落，渤海国趁此扩大疆域，也兼并了室韦的某些部分，例如史书有记载的“达姑部”，说“达姑”是“靺鞨别部”，“达姑”即室韦的“达部”。九世纪末，渤海国衰落，契丹强大，成为室韦的主要危险，因此此时的渤海与室韦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友好的关系。
渤海建立初期，渤海与黑水靺鞨的关系受到突厥和唐朝的制约，双方相安无事。大武艺继位后，渤海国目标是统一靺鞨各部，打算黑水靺鞨，但当时黑水靺鞨武力高于渤海。722年，黑水靺鞨成为唐朝的一个属州，黑水靺鞨酋长在政治地位上已于渤海郡王平等。728年，唐朝赐予黑水府都督姓李氏，渤海国王认为会使本国腹背受敌，便执意发动了进攻黑水靺鞨的战争，大武艺要将黑水靺鞨纳入渤海国版图。最终渤海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使得双方关系由和平变为战争。大钦茂时期，渤海国使臣多次同黑水靺鞨使臣一起朝唐或贺正，渤海国同黑水靺鞨的关系保持了正常化。渤海国末期，南系黑水靺鞨铁利等部陆续摆脱了渤海国的控制。十世纪初，黑水靺鞨本部又恢复了赴中原王朝朝贡的活动。
渤海国民族起源在各界的认知不同，朝鲜半岛的学者多次撰文，认为新罗与渤海国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因为两国之间有多个驿站，可能是“同种”；朝鲜、韩国关于渤海国民族的构成，主流观点认为：渤海史高句丽族建立的国家，认为高句丽的遗民是渤海建国的主体，因为《旧唐书》中称“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而朝鲜、韩国现存的官撰史书《三国史记》提到渤海是“渤海靺鞨”“靺鞨”，称高句丽为“其地堕入渤海靺鞨，新罗亦得其南境”。
日本关于新罗、渤海的记载，在水户藩主川光所做的《大日本史》中，认为渤海国主要起源是粟末靺鞨，受高句丽统治，高句丽覆灭后，高句丽的遗民、靺鞨族和其他民族建立了渤海国。日本正史《续日本纪》中记载“大武艺…复高丽之旧居”，据此，学者认为渤海就是高丽的后代。《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遗人迸入渤海。”提及高句丽有关系的部族中，并没有提到粟末靺鞨。所以根据大多史料认为渤海国是靺鞨部建立的独立政权国家。而日本对于“别种”的理解认为不是大祚荣的自称，也不能作为渤海国与高句丽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的证明。日本学者石井正敏对渤海与日本交流的高丽国进行研究，认为渤海国并非高句丽的继承国。
1968年，俄罗斯考古学家沙弗库诺夫在《渤海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中讲述了渤海的见过过程、文化及行政等方面，作者认为渤海国由靺鞨族构成，深受中原王朝影响，文化方面大量吸收中亚文明。但他不同意渤海在唐的统治下的地方政权，也不同意渤海归属韩国。
中国史学界多认同“靺鞨说”看法，在中国古代典籍《旧唐书》中，“高丽别种”容易被理解为高丽遗民；而《新唐书》中是大祚荣将靺鞨的国号改为“渤海”。唐朝官方文献《唐六典》中称：“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在此20年后渤海被册封，所以推测史料具有可信度。《续日本纪》中提到日本派使臣出使“靺鞨国”，1666年“多贺城石碑”描述此番行程从日本多贺城行走3000多里到达渤海国都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 ，所以推断“靺鞨国”就是渤海国。
中原地区近、现代学者从渤海或高句丽风俗对比研究入手，分析渤海族源。韩国学者韩圭哲认为大祚荣的种族为高句丽，大祚荣父子的族姓“大”通高句丽古象形文字。但此观点很快就遭到俄罗斯学者和我国学者魏国忠的辩驳。对于《旧唐书》中的“别种”，我国学者周一良作《论宇文周之种族》论中将别种译为别部。张博泉也支持此观点，即“别种”“别族”中“别”是“另”的意思。刘庆先生发表文章指出“别种”以母族同源，不能仅以“别种”作为辨别民族源流的标志。史料《通典》中也记载，高句丽灭亡后，国土归靺鞨所有，“高氏君长”不再出现。所以，近现代中国学者认为渤海国与高句丽不同于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最早提出“渤海族”一说的是近代渤海史研究者金毓黻曾在论著中用过“渤海民族”。崔绍熹也使用渤海族 认为“大祚荣建国的过程，就是渤海国初步形成的过程”。近几年结合众多考古发现和多番学术讨论，渤海国历史还是存在重大争议。
渤海国被誉为“海东盛国”，史学界几乎人尽皆知，但是关于“海东盛国”何时形成的问题，研究渤海国的学者们因所据史料不同而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初期说
初期说即渤海国初期“海东盛国”形成。张国钟认为:初王大祚荣执政时期已经发展为“海东盛国”。还有人认为在武王大武艺统治时期(718年-737年)“海东盛国”形成。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祚荣死，谥为高王。世子(武王)袭立，(唐)明皇，(李隆基)典册袭王，私改年号，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在大祚荣、大武艺时期，渤海国才立国39年，不但渤海国上层统治机构没有建全，而且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区划还没有完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没有达到繁荣发展程度，所以不可能成为“海东盛国”。
二、大仁秀时代说
学者中明，姜华昌所著《渤海国历史与文化》认为渤海国到了大仁秀统治时期形成了“海东盛国”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当时，渤海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且行政区划已经基本完善，比大武艺时期的渤海强盛了许多，但是由于大仁秀的扩大领土，用兵开大境宇“南定新罗，北略海北诸部”，消耗了渤海国大量的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此时的渤海国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加强经济建设。
三、大虔晃时代说
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等人认为:《新唐书·渤海传》“谓至咸通(李漼之年号，860-874年)时为海东盛国”。这一时期正是渤海国王大虔晃在位之时。学者綦中明，姜华昌所著《渤海国历史与文化》认为《新唐书·渤海传》的记载并没有叙述渤海国在大虔晃时进入海东盛国之辞。《新唐书·渤海传》是这样记载的:“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这段叙述根本没有提到海东盛国的称谓之事。其二，下一段落里是这样记载的:“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大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这段叙述是说由于渤海国先王们--大祚荣、大武艺，尤其是大钦茂等王不断派遣留学生赴唐朝学习古今制度，才使海东盛国逐渐成，这里强调的是海东盛国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海东盛国”形成于大虔晃时期也不能确认。
四、大玄锡时代说
学者李殿福、孙玉良在其《渤海国》说:“渤海国到第十三代王大玄锡时，渤海被誉为海东盛国，成为唐朝封建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将渤海形成“海东盛国”时间拖后30多年，临近渤海国灭亡只有50多年，学者綦中明，姜华昌所著《渤海国历史与文化》认为渤海国王大玄锡时期“海东盛国”形成也不正确。
五、大彝震时代说
渤海国王大彝震统治时期“海东盛国”形成。据《辽史》记载:“至彝震，潜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辽东盛国即海东盛国。大彝震统治时期，海东盛国形成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经过了宣王大仁秀的开拓疆土，达到地方五千里。又经过宣王对渤海国的治理，在国势中兴的基础之上，到大彝震统治时期进行改革经略，使渤海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即海东盛国时期，所以学者綦中明，姜华昌认为此说颇有道理。
参考资料
渤海国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俗称“三灵屯”，三陵坟是墓顶盖石暴露在地表之上的渤海国大型石室墓。当年日本占领东北地区时期曾对三陵坟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发掘，上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对三陵坟进行过勘探并简单清理，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陵坟进行系统发掘。2003年7月24日黑龙江牡丹江市渤海国遗址已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请，负责保护、研究和展示渤海上京遗址及其出土文物。
2019年10月31日，敦化市渤海博物馆举行揭牌仪式，渤海博物馆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渤海国从兴起、建国、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过程。馆内现有馆藏文物500余件，从艺术、民俗、宗教、历史文化等全方位展现渤海，种类包括木雕、石雕、石器、陶瓷、青铜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