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59
二王三恪[kè]，又称二宾三恪、二代三恪、三恪二王，是中国古代政治礼制。新兴王朝封前代王室后裔爵位，给予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以显示本朝继承前面朝代，具有正统地位。恪，敬义，谓礼之如宾客，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
最早述及“二王”“三恪”的经典《礼记·郊特牲》中记载：“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唐朝学者杜佑《通典》记载：“三恪二王后”，封前二朝代的后代，称为二王后，封前三朝代后裔就称为三恪。
“三恪二王”是宾礼之一，也就是当朝把这些人当客人而不是朝臣。中国古史系统中，舜继尧统，以尧子丹朱为宾，称为虞宾，行不臣之礼。自此之后，有了尧舜“禅让”的记载。至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时期，“禅让”这一政权交接模式，转而变为乱世枭雄和政权觊觎者，为取得天命转移和历运正统而争相利用的政治工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姬发追思先圣王，共封了8个公爵国。唐袭前制，援周武王封虞舜、大禹、商汤之后为二王三恪，这是二王三恪的第一次制度化。武则天时期，改立“二王三恪”。到清代，这一制度逐渐消亡。
1.指两个天子。礼记·曾子问：“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2.指封王爵的二人。清王恪杨继盛祠诗：“疏成十罪定，狱借二王辞。”按：二王，指明仁宗子裕王与景王。
3.同时齐名的王姓二人。如晋朝王戎和王衍。晋书·羊祜[yáng hù]传：“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周代新立，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周封三朝说法有二。一说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左传·晋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閼[yān]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陈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
二王三恪的出现，一方面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王朝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最高统治集团为巩固统治稳定政局，争取前朝统治集团成员合作的一项举措。至五代十国时期，二重三恪逐渐官僚化和平民化，则表示了前朝帝王后裔世袭贵族制的衰亡。
“二王”由“旧君”转化为“新臣”，身份与往日颠倒。但正是因为其之前为“君”的历史，所以对待他们的礼仪不同于一般君臣礼。甚至对于“二王”赐物的官方用语，也要斟酌再三。李世民赠物于公，纠结于“奉”“赐”尊卑，正是由于旧君与新臣的考量。这只是唐初官方对待二王的一个微小细节。在唐朝制定的律令礼仪中，二王的地位和待遇得到明确的申明。
在法律上，“二王”为国宾，属于八议的范畴，地位极高，《唐律疏议》云：“八曰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在礼仪中，“二王”为不臣之礼，自行正朔，班位、等级在诸王、三公之上。诸如明堂祭典、冬至日祭祀圆丘、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春分朝日于东郊，夏至祭地等等，“二王三恪”均需参加。在《姓氏录》中，酅公、介公独以爵位等级，名列第一等氏族。
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又称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为了表明一个朝代的合法性，会尊崇以前的朝代，对前朝进行分封。
《尧典》记载“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尧舜禹时期，虞舜以尧的儿子丹朱为宾，称为虞宾；大禹封丹朱于唐，封舜子商均于虞。皆不用臣礼，而用宾礼。
商汤灭夏朝以后，分封夏朝的后代于杞国，又分封虞舜的后代虞遂于陈国。虞、夏两代的后裔作为宾客而不视为商朝的严格意义上的臣子。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姬发追思先圣王，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商代后裔宋国。周朝封了8个公爵，上述6国全部是公爵国。公爵是最高爵位，公爵是王室的客人，可以组建“三师”军队，有较大的独立性。
周朝在灭商之前的身份就是商朝的臣属，而且武王伐纣后，殷人依然有强大的势力，出于对殷人势力的限制和一定程度的承认，以及合法性的塑造，不仅保留了殷人的部分领域，还分封了之前的许多先圣王的后裔，这是二王三恪的第一次制度化。
建隆元年，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以奉同嗣，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嘉祐四年，赵祯封柴守礼的侄孙、柴荣的侄子柴咏为崇义公，政和八年，宋徽宗又封周恭帝后裔为宣义郎，与崇义公为国二恪。绍兴五年，命柴咏的曾孙柴叔夏袭封崇义公。淳祐九年，以柴彦颖袭封崇义公，又封隋、唐、五代十国后裔与吴越、南平、蜀汉等诸国子孙为官，负责宗庙祭祀。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封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là]为崇礼侯。
元鼎四年，刘彻封周朝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位比列侯，封邑三千户。刘奭封姬嘉之孙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位次于诸侯王;刘骜初元五年时进位为周承休公，刘衎元始四年改封为郑公。绥[suí]和元年，汉成帝封孔子十四世嫡长孙孔吉为殷绍嘉侯，一月后进位为殷绍嘉公，汉平帝元始四年改封为宋公。
始建国元年，王莽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昊后;王莽之孙功隆公王千，奉帝喾[dì kù]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zhuān xū]后;刘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夏后辽西地区姒[sì]丰，封为章功侯，亦为恪。
秦始皇用法家治国，没有使用二王三恪制度，二代就灭亡了。汉朝恢复这一制度，刘彻封周代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刘奭加封周承休侯，刘骜加封为周承休公，后改封卫公。汉成帝封孔子十四世嫡长孙孔吉为殷绍嘉侯，刘衎改封为宋公，以继承商朝。东汉
建武二年，刘秀封孔安为殷绍嘉公，姬武为周承休公。建武十三年，改封孔安、姬武为宋公、卫公，改新郪县[qī xiàn]、观县为宋国、卫国。封国各置相一人，掌县令之职。宋国隶属于豫州汝南郡，故城县在今太和县西北、茨河南岸。卫国隶属于州东郡，故城在今河南省清丰县南。
黄初元年，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国，食邑一万户，立都城于浊鹿(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东北)，不称臣，受诏不拜，可以天子仪仗祭祀宗庙，仍行汉朝正朔。山阳国置相一人，掌县令之职。山阳国隶属于司隶南阳市，故城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南。山阳国内有浊鹿城、雍城、蔡城。刘协死后传孙刘康，刘康传刘瑾，刘瑾传刘秋，至永嘉之乱而灭。咸熙元年，封蜀汉后主刘禅为刘禅，传至永嘉之乱而灭。安乐国置相一人，掌县令之职。安乐国隶属于幽州渔阳郡，故城在今北京市顺义区西北。
始元年，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封国置相(289年改称内史)一人，掌太守之职。汉献帝后裔仍依魏朝袭封山阳公。晋以山阳公、陈留王为二王后，通卫公为三恪。宋公已出三恪，降封为宋侯。
永初元年，宋武帝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立都城于秣陵[mò líng]。后刘裕夷杀晋朝宗室，改封司马元瑜为零陵王，传国至齐梁禅代之际。封国置内史一人，掌太守之职。宋以陈留王、零陵王为二王后。
元元年，齐高帝封宋顺帝为汝阴王，迁居丹阳。刘准后被劫杀，立刘胤[yìn]为刘准后嗣，袭汝阴王之位，传国至梁陈禅代之际。封国置内史一人，掌太守之职。齐以零陵王、汝阴王为二王后。
天监元年，萧衍封齐和帝为巴陵王，迁居姑熟。后派郑伯禽弑杀萧宝融，另立萧宝义为巴陵王，传国至陈末。封国置内史一人，掌知府之职。梁以汝阴王、巴陵王为二王后。
永定元年，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后杀萧方智，改封萧季卿袭江阴王，传国至陈末。封国置内史一人，掌太守之职。陈以巴陵王、江阴王为二王后。
元年(557年)，宇文觉宇文觉封拓跋廓为宋公，后弑杀之。二年(558年)，宇文毓封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
封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五千户，后杀宇文阐，改以宇文洛袭爵位。隋以韩国公、介国公为二王后。
唐武德元年，奉杨侑[yòu]为酅(xī)国公，行隋正朔，车骑服色，一依旧章，以北周后裔介国公，共为二王后。
武周天授元年，以周代、汉朝后裔为二王后，封舜、禹、汤后裔为三恪。武周圣历二年，改以隋朝、唐朝后裔为二王后。 神龙元年，李显废武周二王三恪，复以北周、隋朝后裔为二王后。 天宝七载五月，李隆基以北魏后裔元伯明为韩国公、北周后为宇文阐、隋朝后为酅国公;天宝九载九月，又改以商朝、周朝、汉朝为三恪。十二载五月又改回北魏、北周、隋三朝。
后梁开平元年，朱温封李柷为济阴王，一年后将其毒死。开平二年，封唐宗室鸿胪卿李为莱国公，与隋朝后裔酅国公杨仁矩为二王后，通北周宇文姓子孙介国公为三恪。后唐自命继唐，从唐二王三恪之继。后晋天福二年，封后唐许王李从益为郇[xún]国公，与隋朝后裔酅国公杨延寿为二王后，通北周后裔介国公宇文颉[jié]为三恪。后汉以唐、后晋为二王后，通隋为三恪。因国短暂，颁旨而未实施。郭威广顺元年，以后晋、后汉为二王后，通唐为三恪。
建隆元年，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以奉同嗣，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嘉祐四年，赵祯封柴守礼的侄孙、柴荣的侄子柴咏为崇义公，政和八年，宋徽宗又封周恭帝后裔为宣义郎，与崇义公为国二恪。绍兴五年，命柴咏的曾孙柴叔夏袭封崇义公。淳佑九年，以柴彦颖袭封崇义公，又封隋、唐、五代十国后裔与吴越、荆南、蜀汉等诸国子孙为官，负责宗庙祭祀。
天会三年，完颜晟封耶律延禧为海滨王、宋徽宗为昏德公赵桓重昏侯。后来完颜亶在皇统元年二月改封辽天祚帝为豫王、宋徽宗为天水郡王、宋钦宗为天水郡公，与齐刘豫合称三恪。宋以后的封爵，元、明、清封给前朝后裔的爵位，不立为恪。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yíng]国公”，使居于大都、元上都遗址。后徙乌思藏萨迦寺(今西藏萨迦县)为僧，死于张掖市(甘肃张掖)。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封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杜佑曾以周分封前代帝胄[zhòu]为例，解释“二王三恪”的含义：“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恪，敬也，义取王之所敬，并二王后为三国。其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不过，即便杜佑如此解释，“二王三恪”还是“经无正文”。并且，殷周之际政权更替实属“革命”，周武王分封前代帝胄，并不具备禅让政权的特质。周封“二王三恪”，应是后世儒者崇周而强加比附的结果。“二王三恪”的设立标准，究竟是“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为三恪”，还是“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为三恪”，抑或是“二王之后为一恪，妻之父母为二恪，夷狄之君为三恪”，凡以上三种模式，杜佑认为当以“二王之前，但立一代”之模式为正，即所谓“今据二代之后，即谓之二王，三代之后，即为之三恪”。
然而，自曹魏以来，前两种模式均被后世帝王所践行，并没有固定恪守其中的哪一种模式。而且，在具体的政治礼仪实践中，“二王三恪”多指前朝帝胄国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符号。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太过纠缠于“二”或“三”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入魏晋以后，“禅让”成为政权更替的主流模式，各禅让政权往往通过设立“二王三恪”的名号，来对待和处置前朝末帝。从刘协禅位于曹丕，被封为山阳公国开始，至晋朝封曹魏末帝为陈留王，东晋继西晋之封；刘宋封东晋末帝为零陵王，南齐封刘宋末帝为汝阴王，南梁封萧齐末帝为巴陵王，陈封萧梁末帝为江阴王等等。禅让政权对前朝末帝的处置，无不假之以“二王三恪”之名号。
北齐、北周皆立“二王三恪”，各自认为乃承袭北魏而来，藉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其实，历代禅让政权为尊崇前代帝王而立之以“二王三恪”，待之以国宾，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历史的“表相”，其历史的“本相”乃在说明其是否承袭前朝历运，是否承认前朝政权的合法性，进而认为本朝的天命国祚是否由前朝演进而来。这是新生禅让政权塑造正统来源与标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点上，唐朝的“二王三恪”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正统历运问题，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唐朝政治演进中，对东汉末以来乱世政权的看法以及南北朝岛夷、索虏的争论，均有清晰的投影。
“二王三恪”作为尊崇前朝帝王或者帝胄的礼制规范，原本是在模仿中国古史传说中，舜尊设尧子丹朱为“虞宾”的故事。因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十国政权的交接更替号称“禅让”，与尧舜禅让有着内在比附性。当代政权设立此前王朝的末帝或者帝胄为“二王三恪”，就意味着承认其正统合法性，从而认定自己的五德历运乃由此而衍生。因此，“二王三恪”的设立，关乎当代王朝是否承认前代政权的合法性，也关乎其历运正朔是否承袭前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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